蒋晖|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展开的历史前提、普遍形式和基本问题

一.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展开的两个历史前提

南非女作家贝茜·黑德和儿子在寓所门口。逃离种族隔离制度后，她定居在博茨瓦纳的索络维村，在这里从事农村合作社实验，并写下了自己大部分传世之作

《非洲文学：批评与理论选本》是非洲文学研究历年成果的第一次遴选和结集，收录了2007 年之前重要的理论和批评文章

二.二律背反是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的普遍形式

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的形式是——也只能是——二律背反。二律背反是一切有关非洲文学问题陈述的根本形式，认清这个问题，是关键和重要的。

何为二律背反？即一个陈述同时是真也同时是伪，或者，正反命题的陈述可以同时为真。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的陈述必然以二律背反的形式出现和存在，是指中国在非洲文学研究中提出的一套新的见解是真陈述，但这并不能证明，与中国观点不同的陈述就是假陈述。同样，西方的研究可以坚持自己的判断为真，但即使是真，也不能成为中国研究为假的证明。一言以蔽之，从很长一段时间看，中国将按中国的方式研究，西方按西方的方式研究，两种研究结果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那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将以排他性的方式各自为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非洲文学本身的二律背反特征以及中西思维方式的对立造成的。

（一）性质的二律背反表述。非洲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用什么语言书写的“非洲”文学是“非洲文学”？两个相反的主张——用欧洲殖民语言书写的不能是非洲文学和可以是非洲文学——争执了近六十年，结果呢？这两个判断都作为真判断存在于非洲文学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否定欧洲语言书写的那部分作品，那么世人所知的非洲文学几乎就不存在了，所以，“非洲文学”的判断，主要是建立在使用欧洲语言书写的这部分作品上的。然而，这样的“非洲文学”对大多数底层非洲民众来说，又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大多数并不能或很好地阅读英文、法文、葡语等前殖民国文字。于是，研究者只能采取一个笼统和折衷的方法，即认为本土语和欧语作品都是非洲文学。

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主流是主张非洲文学的主体是欧语作品，这也是后殖民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但这种研究，如果打个比喻的话，就是以欧洲语言为上帝的教徒之间的不同教派和教义之争。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认为欧洲语言才是圣经文本，因此一直承担着布语言之道的传教使命。而呼吁放弃殖民国语言而发展民族语言写作的非洲作家亦不乏其人，他们的观点是西方语言根本无法表达本土文化的内涵和人民的情感，除非民众皆将自己异化为西化的知识精英。这种争论持续了数十年而无最终的仲裁。语言问题不仅是文学的首要问题，也是民族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便会影响许多文化政策的制定：从小学到高中使用什么语言传授知识？用多大力度扶持本土文学作品的出版？在南非，高失学率的一个原因是，孩子对上学不感兴趣，因为学校使用的英语对于他们日常生活经验来说，太过隔膜。英语的实用价值毋庸置疑，但能给非洲孩子以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吗？

面对非洲文学的最根本的语言问题以及上述相反的主张，中国无论采取哪一种观点，都只能在二律背反的结构中作出陈述。今日非洲社会普遍被语言的二律背反律所控制着，它是一切其他问题的基础：如何传统？如何现代？非洲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可以由西化精英领导？民族主义者采取何种语言政策？泛非主义者又会采取何种语言政策？如何理解今日非洲前法属和葡属殖民地的国家纷纷开始采取英语为其国语11？

二律背反的研究和判断存在的本质在于对于非洲发展道路，我们和西方可能有十分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最终是需要由非洲人靠自己的实践来解答的。有无上帝的争论只有当上帝出现那天才可以彻底平息。这个上帝就是非洲的政治主体。

在非洲政治主体和政治意识形成之前，中国和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里的任何论断都很难作为真理的形式出现，而只能是存在于自我否定的形式之中。这就是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的基本存在形式。

（二）范式的二律悖反。中国思维长于归纳，西人长于推理，一个用归纳法，一个用演绎法，两种方法谁也无法取代谁，而会共存，形成方法论上的二律背反。归纳的方法导致中国学者偏好治史，所以非洲文学项目动不动便以“史传”形式立项和申请。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很早就抛弃了“文学史”的做法，而采用了以问题作导向，以理论来统摄材料的研究方式。中西之学差别之大可以从下面一个例子看出。我国一个著名学者在德国演讲，在回答对西方民主的看法时，他说他去过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看了许多民主形式，他问在座的德国学者，有谁能举出民主帮助西方之外的国家获得巨大发展的例子？当然很难举出。然而，这位学者的归纳法说服得了他的西方听众吗？很难。因为西方讨论一个东西好坏主要不是从经验出发归纳结论，相反，是从理念出发。如果不能在理念上证明民主的不好，就是全世界的民主模式都失败了，西方也会依然相信民主。

西方的演绎法导致西方是从理论出发来研究经验的，是以观念统摄现象的。这造成了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只不过是西方社会内部发展出来的理念的延伸。中国的归纳法导致中国可以摆脱西方的理论进行独立自主的研究，这将是对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的一大贡献。然而，依靠经验建立起来的概念一定缺乏逻辑的自足性，这样，这些概念依然不足以使中国的研究从归纳法转至演绎法。而只要在观念上达不到独立于经验的自洽，这些研究也不足以让西方接受。于是，只能是你研究你的，我研究我的。我不能以你的观念证明我的研究，你也不能以我的经验证明你的观念。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必然长期接受这种方法的二律背反。

康德的二律背反在福柯那里被重新表述为范式转型。中国对于非洲文学的介入既是对非洲进步的不同道路的表述，也是在知识论意义上所做的研究范式的转型。

非洲学者本身的方法是什么？归纳的还是演绎的？他们进步的道路在何方？他们似乎特别地困惑和迷茫。

三.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的八个基本问题

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在现阶段虽然起点低、底子薄，欲赶上西方研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然而，这不是我们对西方亦步亦趋的理由。现在国内非洲文学研究者大多套用西方的研究模式，使用西方的理论，以回答西方设定的非洲文学问题为基本研究方法，这样并不能真正对非洲文学研究作出贡献。非洲文学研究需要新鲜的话语、独特的历史经验、别开生面的问题意识以及解决问题的视角。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不求亦步亦趋，唯求面目一新。

如何做到面目一新？唯一的方法就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经验以及研究中汲取营养，以自身经验为出发点，与西方之外的文学现代性经验进行广泛的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的普遍知识。非洲文学的性质必须放在这个知识谱系中进行研究和说明。非洲文学在生产方面深深依附于西方的文化生产机制，但在精神方面却充满了反抗，因此，它与西方现代文学具有体制同源性，与中国和第三世界现代文学具有政治同源性。揭示这个政治同源性，是中国非洲文学知识形成的基础。

不管是研究何种具体的题目，采用传统的文学研究还是广义的文化研究，是研究殖民时期、民族主义时期、后殖民时期还是全球化时期的非洲文学，以下八个基本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也是形成中国的新颖和独特的非洲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和方法。

（一）政治主体性问题。作为一个长期被殖民，亟待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大陆，不可能像西方谈论自身那样，只谈论法和民主。在非洲，欧洲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和民族国家并未充分形成。有健全的法制和民主制度而不能令非洲国家取得进步的例子比比皆是。能不能大力弘扬民族语言？本土精英能否和民众结合？经济体系能否摆脱对于国际资本体系的依赖而形成适合非洲发展的经济模式？这些都要靠政治意志来推进以形成最终的解决方案。因此，作为政治主体含义的非洲是研究非洲文学第一个要处理的问题。非洲的历史任务就是非洲文学的历史任务，将两者脱离开，即将政治和艺术分开，谈论非洲文学，等于宣布拒绝处理非洲文学中最核心的政治主体问题。过去六十年的非洲文学的根本动力是去殖民，而未来的非洲人民所拥有的、能给他们带来真正光荣的、为他们生活方式进行辩护的非洲文学也必然是从这种去殖民的历史写作中生成的文学。今日非洲文学乃是主体自觉的文学，但同时也是碎片化主体的自觉的文学。如何充分解释这种“碎片化的自觉”，是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课题。

（二）中国现代文学经验的适用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不是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演绎的结果，而是自我存在的证明。它最充沛的力量不是来自抽象的、具有最高权威性的观念和法的威严，而是来自一个民族主体复杂而丰富的政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中国和现代非洲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许，是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而不是西方的方法，更适合研究非洲文学。我们因此有必要讨论中国以反帝反封建为目的的现代文学经验在非洲的适用性问题，即中国经验的普遍性价值。这种讨论至少应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在第三世界语境下，文学的人民性问题（文艺大众化、知识分子与人民的结合、文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民族形式等一系列以人民的名义重新界定文学的主体的历史运动）的首要性；第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概念——启蒙与革命——对于研究非洲现代文学史的可能性以及以此重新构建第三世界文学运动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三，社会与国家、政治与文化的高度一致性——而非采取西方的对立模式——对于非洲去殖民运动的作用和以此作为历史条件产生新的具有主体性的非洲文学的意义。

（三）题材问题。1980年代之后，题材研究法一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被诟病，1985年方法论的爆发就是企图从西方引入更为科学的方法论来改造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但从今天看来，或许题材研究仍是一种非常适合中国文学特性的研究方法。所谓题材研究法，就是根据社会问题来研究文学，这种研究法对于为人生以及与现实关系密切的文学活动非常合适。非洲文学关注非洲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具有很深的问题小说情结，为我们认识非洲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西方的研究从来没有按照题材的方式来做，但我们可以，因为这颇符合后发现代性国家文学生产的特征，即文学首先是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国外非洲文学的研究没有这种题材分类法，因此，他们的研究不是彰显而是削弱了非洲文学和社会变革的关系。重建题材分类法并以此开展研究是生成文学中的社会知识的第一步。“非洲社会问题小说”谱系可主要围绕如下尖锐的非洲社会问题展开：“部落”、“土地”、“身份”、“城乡对立”、“信仰/迷信”、“语言”、“政党”、“父权”、“性别”、“阶级”、“教育”、“伦理”、“社会改造”，等等，这些是今日非洲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每一个社会问题都有大量的作品来反映，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些问题整理出在非洲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代表性作品，以期建成非洲社会问题小说档案库。

当然，文学从来不是简单和可靠的关于社会的第一手材料，非洲社会问题小说在事实层面并无特殊价值可言，因此，我们无法采取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处理这些作品，我们只能借鉴这些方法，而将研究立足于人文科学学科规范之中。这意味着，第一，这类作品的再知识化是在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的层面上来处理的，即每部作品都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条件和阶段下特定人群对特定问题的总体理解；第二，这类作品的再知识化是在文学思潮中把握的，即每部作品都反映了艺术观念斗争的某种特定的美学史。题材研究可以完成三个目标：第一，通过“非洲社会问题小说”的研究建立一幅非洲现代性问题的普遍图景；第二，勾勒现代非洲文学的生产体制和去殖民化的道路；第三，文本内部的政治、审美和伦理经验。

（四）文学思潮问题。非洲文学要在文学思潮中加以把握。所谓的文学思潮，就是思想运动，而每个作家都处于这个或那个思想运动之中，并受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思潮史的研究就是将作品放在非洲思想史的脉络中加以理解，是和思想史的互读。非洲的思想运动具有自己的特点，它往往是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泛非主义是其最主要的一个特征。这源于非洲的最重要的作家在民族解放之前主要留学于欧美，并在那里开始最初的寻根运动；在国家独立后又因为逃避本国的独裁统治而流亡国外；在1990年代之后，非洲重要的作家又基本居住在欧美，这样的情况决定了非洲的文学思潮几乎很难以民族国家命名，如很少听说“南非文学思潮”，反之，它经常以黑人整体的名义来命名，比如以“泛非主义”、“非洲主义”或者以“黑色太平洋主义”、“黑人知识分子”等来命名。黑人思想运动的起源往往不局限非洲本土。当然，立足本土的思想运动也有不少。所有的非洲社会问题在文学中的表达都和这些背后的思想运动密切相关。西化的不落地的精英思想和本土纠缠难解的现实问题，构成了非洲文学独特的表现和接受方式12。

（五）文学形式问题。文学形式研究是内部研究，它的对象是审美经验的积累、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何谓非洲审美经验？这个问题尚无经典研究问世。而在非洲审美特质明晰之前，非洲文学经典化的工作已经被西方完成。因此，非洲文学经典的制定并没有清晰的审美原则做基础。这当然是未来去殖民化工作的一部分。非洲文学的传统形式的转型是通过跨语际实践来完成的，即口语因素被转化进欧语书写的非洲文学中，同时，也转化进本土语言书面形式化的非洲现代文学中。这种转变的过程是什么？非洲文学的音乐性和美学原则是什么？各种传统文类是如何被打破，继而做相互的基因嫁接的？这些问题都尚未得到理论的说明。13

（六）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批评问题。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者必须努力和全面地学习西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对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发展的历史阶段、基本问题、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变迁、史料的搜集和整理、非洲文学档案学、西方策划的主要非洲文学研究会议等做出系统的研究。

（七）非洲文学生产体制问题。这个问题在本文第一部分做了较为充分的讨论。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非洲的报刊、各种艺术节需要纳入体制研究的范畴。

（八）文学史问题。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总是以史开始，殊不知，文学史是应该最后做的工作。如何写作非洲文学史？什么是“史”？什么是国别史、区域史、种族文学史？在没有研究清楚非洲的基本社会问题前，如何处理文学的题材？又如何写史？在不能对推动非洲文学发展的动力的内因（形式因）和外因（社会因）做出说明时，如何写史？在未对文学生产的体制了解之前，如何写史？在未对非洲的语言政策作出评价时，如何写史？是写本土语言文学史，还是“英语语系”、“法语语系”、“葡语语系”的文学史？在未对非洲的思想运动作出把握时，又如何写史？因此，史是非洲文学研究的最高级工作。因为能说清楚历史，便是说清楚未来的第一步。西方放弃非洲文学史的书写，就是本着历史终结的想法14。但如果历史尚未终结，那么一切革命的因素只能来源于政治意志。写史意味着对将来能改变非洲的政治意志不懈的寻找。

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应该使这些问题呈现在被西方主导的非洲文学研究中，以引起更广泛的讨论。

放弃鹰的行动模式，行动起来，找到自己的狩猎方法，捕捉自己的猎物，是我们非洲文学研究自在的开始。

作为猎人，中国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让统治这个王国的狮子不再那么自信，使得非洲文学回到自己断裂之根——现代性的殖民性前提——重新出发。

作为猎人，他不应该像盘旋于高空的鹰，而应该在第一时间来到狩猎现场，在新的非洲作品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开始投身于评论撰写的工作。中国学者应该以评论的方式介入非洲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在作品意义生产的第一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猎人，中国研究者要呼唤其他猎人的到来。所谓呼唤其他猎人的到来，就是呼唤这种主体性的人的到来：非洲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和人民大众的团结。

一切二律背反都将因非洲文化主权的牢固确立而烟消云散。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南非左翼文学期刊《搭车者》的生成、演变和历史作用研究”[编号：18YJA752006]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