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熙青 | 当代网络同人写作中的革命叙事——以《伪装者》和《悲惨世界》同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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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网络同人写作中的革命叙事——以《伪装者》和《悲惨世界》同人为例

文 | 郑熙青

同人写作，即在已经成型的文学或影视作品（通常指虚构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基础上，借用原文本已有的人物形象、人物关系、基本故事情节和世界观设定所作的二次创作，是当今网络写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写作较多以人物为中心出发点，呈现为一种关于亲密关系和爱情的想象。[1]同人作者作为原作的爱好者，倾向于把原作的故事视作完整的逻辑严密的世界，因而通常特别注重叙事的上下连贯和因果联系，分析人物行为背后受到的影响和动机。这就使得同人写作常常会进入原作中被忽略的情节空隙，或者在文本的缺陷和疏漏中，发掘人物和情节的可能性。同时，同人写作是一种非商业、非职业的写作。因为同人写作在版权意义上很容易落入侵权的领域，所以原则上同人写作必须远离营利，也就不能正式出版。如此一来，同人写作在如今全球全方位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影响下，是一种罕见的不以、也不能以营利为目的的写作。作为以社区为分享流通范围的小众写作，同人写作便可能偏离最流行的大众想象，进行较为自我的文学和思想探讨，突破通常网络商业写作中常见的题材和写作模式。

本文选择与以中国的抗日战争为背景的谍战电视连续剧《伪装者》和法国文豪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两部作品相关的同人写作，讨论其中体现出来的当代年轻人对革命时代的叙述和想象，以及当代社会和文化对革命想象的影响和塑造。两部原作除都提到革命之外，在时代、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文学写作水平上几乎毫无相似之处，甚至两部原作中的革命都不是同一场，也不是同一种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然而，当下围绕这两部作品写作的同人作品，较为罕见地出现了对革命和共产主义严肃思考的尝试，并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共鸣。它们都出现在全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下，都重新开启反对资本主义商品逻辑包罗一切的思考，对革命进行探讨。无论这样的写作最终结果如何，都是一种可贵的另类想象。虽然两部原作的时代和地域背景并不相同，但基于两者的同人写作都植根于当下的文化政治土壤，因此不管是在中文还是英文的写作中，都呈现出不少相似点，具体体现在革命在场却有时会意义悬置，革命与爱欲的缠绕和性别议题的不断进入。在这里，“革命”呈现和爱情微妙的同构和矛盾的关系，明显体现了当代社会思潮的变迁。

在同人写作中，对情感和亲密关系的描写和叙述往往会极大地盖过对其他叙事因素的关注。然而革命者自带的青年人之间的同志情谊、热血和激情又自然会吸引读者关注，会让他们努力将“革命”变得丰富厚重起来，填补上越来越多的历史背景和意义，成为故事中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和情感承载点。虽然当代流行写作里受人喜爱的人物中很容易出现革命者，但其革命者身份和事业却往往因为创作者或主流受众对具体的历史情境不够熟悉而进入程式化的想象和刻板描写。特别是打破阶级不平等和反对帝国主义相关的议题，在后冷战时代，全球范围内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不再具备天然合法性的时候，如何表现和表达这些经典问题，会是极大的挑战。

依照国内外学者多次的研究和调查可以知道，同人写作的作者和读者大多数都是女性，因此同人写作在各语言文化中都很早就和性别政治相关的讨论多少有联系。[2]如此一来，同人写作一旦牵涉革命想象，就很容易将当代在发达国家占据核心议题的风起云涌的平权政治和平权运动直接代入其中。由于文化领域的权力并不平衡，因而发达国家的文化有向文化权力低地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顺流而下的趋势，这就令西方发达国家关注的重点文化问题随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讨论，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原先革命语境中的阶级话语和民族独立话语。然而，这两种革命话语和革命行为并不是互斥的，相反，性别革命在很长时间内和左派话语，尤其是共产主义革命话语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更需要了解和询问的是，这两者是如何微妙地在后冷战时代或交织并行，或互相排斥，互相支撑或者争夺合法性和话语权的。这些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便忠实地反映在大量想象革命时代的流行文学和媒体文本，以及基于这些流行文本的同人写作中。

限于篇幅和文本的多样性，本文将着重用《伪装者》的同人为例，解释网络同人的作者如何利用原作中的叙事空隙探讨并未在原文情节中起到核心作用的革命叙事，如何在当下想象和体认革命；而用《悲惨世界》的同人为例，解释后革命状态下粉丝对革命意义的暧昧价值判断，以及爱欲和性别议题是如何进入这种叙事的。

从相通的生命体验进入革命的历史想象

2015年首播的谍战电视剧《伪装者》，讲述了1939年发生在上海的涉及日本侵略军、汪伪政府、国民党军统和地下共产党员的谍战故事。2008年《潜伏》引发了国内谍战剧的风潮之后，越来越多的虚构叙事开始想象和探讨民国时代地下党的经历，《伪装者》并不是其中制作质量最高的，也未必是受众最广的，却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国产电视剧。虽然这部电视剧情节离奇，人物塑造偏刻板，但它意外地通过触发粉丝自身的生命体验，变形为一种特殊渠道，让粉丝想象、了解并体验早期中国共产党员在信仰上的选择。《伪装者》同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一些作者独辟蹊径地选择了共产主义革命这一话题加以阐释，虽然无法重现历史语境，在很多话题如阶级话语上也无法深刻体认，但仍然可能以其他方式令当代读者对共产主义革命产生共情。

《伪装者》剧照：明楼和明诚兄弟

《伪装者》的主角明台是上海富商家庭受宠的幼弟，在经历地下抗日斗争和家国巨变之后，蜕变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然而最受观众和同人作者关注的是明台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兄明楼和明诚。这两个人在电视剧情节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身经百战的成熟特工。出生于上海富商家庭的明楼之前在法国留学，虽然明面上因接受了汪伪政府的职位而回到上海，但其实同时既是国民党军统特工，又是中共南方局的卧底间谍。而明诚是明楼从家里佣人家中救出的受虐待的养子，被明家收为养弟，后也到法国留学，同样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明楼各个明面暗面身份中的得力助手。因为这两个极具个人风度和魅力的人物在原作中出现大片履历空白，所以很多同人写作会主动进入这片空白，想象两人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以及他们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如何选择了卧底这个高风险工作的心路历程。

《伪装者》原作的剧情中并没有明确地说明“共产主义”信仰的含义，而是通过抗日战争时期人物在国共两党的信仰之间做出抉择的情节来体现，例如，故事的主角明台起先受训成为军统的特工，但在发现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情绪，这才在身边共产党人的影响下选择共产主义道路。而作为明台的引路者，明楼和明诚在成长的过程中又面临着怎样的选择？他们是如何选择、如何权衡的？电视剧完全没有处理这一段人物成长期的心理历程，却使同人写作者找到一个可能的切入点，让她们在这里塞上一个原作故事中并不存在的楔子，以同人的逻辑展开故事。她们在研究原作人物的基础上提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抛弃了国民党的理想而选择共产主义？电视剧的故事背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所以如果人物只是出于抵抗外来侵略、寻求民族独立的目的选择共产党而非国民党，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因此，很多作者都将他们做出信仰选择的日子放在20世纪20年代，并进一步从明家兄弟的背景探究中国共产党发展早期，一些出身知识分子和富裕家庭的中国共产党员选择共产主义的动机、心态，以及做了这样的选择之后人际关系的状态和变化等等。明楼和明诚在欧洲的留学经历是《伪装者》文本中的重要情节因素，但在原作情感和叙事的逻辑链中并没有起到关键作用。“留学”更多作为一个符号，令人物显得更加洋派潇洒，也令他们在伪政府身居高位顺理成章。然而，同样有留学经历的同人写作者和粉丝却因为类似的经验而受到触动、感同身受，以欧洲为纽带，将欧洲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历史，尤其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引入视野，完全凭空构造出《伪装者》原作本身有条件构造却放弃不顾的一条特殊历史线索。这种构造使得原文本中轻描淡写、未曾实体化表达的共产主义理想得以具象化。颇有一些同人写作者煞费苦心地将中国现当代历史，尤其是中共建党后的历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编入明楼和明诚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履历之中，几乎将同人小说写成历史教科书。例如chloec的《许多年》中，便着力将当时尚且年轻的明楼和明诚写入二三十年代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学习小组等活动。虽然多少会有巧合太多、人物知识结构与年代不符等一些历史小说写作中的常见问题，但是这样的写作实际上正是从历史教科书中打捞出共产主义革命历史，并为读者喜爱的人物赋予活力与想象空间的写作。这种从对人物的喜爱生长出来的对于真实和历史知识的欲望，最终也会推动读者对历史的认知和共情。[3]

然而，新自由主义逻辑支配的世界并不能保证这些同人作者对最早根植于十九世纪产业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有深刻而切身的体认，将当今国际社会文化语境中大行其道的民族主义话语替换为阶级话语时，往往充满了不确定和犹疑。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在192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就对如何融入无产阶级革命，怎样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出身和情调，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有着一以贯之的焦虑。这种不断地在无产阶级写作中寻找知识分子言说的视角和合法性的实践在“文革”之后便中断了，类似的焦虑感在冷战结束、阶级话语不再受强调的当下早已无迹可寻。在当今的网络写作中，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对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解处于一种近乎故意的缺位状态，一掷千金任意妄为的“霸道总裁”成为某种流行的理想男性，或曰理想爱情对象的标准。即使在网络文学写作中有对于“天下”和“私情”之间关系的探讨，也多落脚于前现代帝王将相的想象，少有现实社会关涉，或者即便有，也往往建立在认同统治者的基础上。[4]

这种普遍的认同模式导致很多同人写作者在讨论革命历史话题时经常将“潜伏着的精英”和“被拯救的无知无识的大众”对立起来，着力刻画前者受到后者的冤枉，并强调前者作为“英雄/救世主”被坦然遗忘的悲情感。楼诚作者（也就是专门想象和写作明楼和明诚之间同性爱情故事的作者）为了刻画二人的伟岸英雄形象，也多有写到二人在多次政治运动中遭到不公待遇，甚至含冤而死的情节。需要了解的是明楼其人在历史上有原型，是日占上海时期同时在日伪政府、中统、军统、青红帮和共产党地下党有身份的五面间谍袁殊，他因为和潘汉年的关系，在反右运动中入狱，直到“文革”结束方才出狱。这样的历史事实自然会影响同人作者对人物命运和前途的解读。然而在同人写作中，令人不适的并不是依照原型人物的命运，将故事推向必然的黑暗结局的叙事惯性和惰性，而是其中包含着的道德高下区分，对“被冤枉侮辱的救世主”和“愚昧的群众”之间二元对立的构造，以及将这种道德区分和阶层区分关联起来的叙事模式。

这样的倾向在有意识地加入其他人物的写作之后会有很大的改善。在同人写作中，仍有很多作者或开掘原文本中的底层民众形象，或塑造鲜活的原创民众人物，这些带着善意和感情创作出来的人民大众形象，既呈现出当下的“底层关怀”，也回应着共和国前三十年的“阶级意识”。她们对早期共产党员身份和信念的体认，以及全民抗日时同仇敌忾的精神的认知，都让她们不能像《伪装者》的原作一样，把眼光和笔墨全部倾注在豪富之家的间谍身上。例如笔名为mockmockmock的同人作者，在名为《如此夜》的同人写作中，不仅写到了抗战时期身处敌营的明楼和明诚面临的巨大心理压力和危险，同时，小说中颇有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写出了抗战时期日占区生活的困顿以及普通民众的苦难。[5]例如，作者写明诚在流落上海的犹太摊贩处买菜，写到物资紧缺，物价飞涨，更写到底层的小孩合伙偷窃明诚买的菜和他的钱包，被失主赶上后非常熟练地躺倒在地准备挨打，间接地点明了当时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苦难的底层不只包含中国人，还有许多侨居上海的外国人，这就使得底层的苦难状况呈现出了国际化的特征，由此令读者感受到抗日战争时期反法西斯主义阶级联合和国际联合的合理性与迫切性。从这个意义上，不少楼诚同人作者都成功地在原作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叠加了一层对苦难大众持同情态度的阶级立场，并在这个层面上合法化了楼诚两个角色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认同。例如隔山灯火的《严霜不杀》[6]和何惜一行书的《故人长绝》[7]中，都有精彩的原创次要人物出现。这些人物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在丰富了故事的同时，也为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铺下了鲜明亮眼有层次的背景，将原作中虚无缥缈、沦为口号的家国之爱落到了具体细节之中。主角在这些同人小说中便不再是孤军奋战、与外界所有人隔离、被误解和敌视的少数精英分子，而是和其他阶层的人一样的抗日军民。不同于前面叙述中精英和愚顽的氓众之间刻意黑白分明的区分，这样的写作突出了革命和战争大背景下的群体，而不只是个人的力量。

《伪装者》同人小说，隔山灯火的《严霜不杀》

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同人写作的作者倾向于发掘原作中“革命”这一往往并未得到彻底阐述的主题，在此基础上想象阐发，但是同人写作归根结底是为了描写人物和人物关系，而且往往是爱情关系。正如在《伪装者》的同人中，写作者往往会集中关注明楼和明诚之间的同性爱情关系。因此，这也就引向了非常传统而经典的“革命”和“恋爱”之间关系的想象。而大多数受人盛赞的同人写作中，“恋爱”永远是凌驾于“革命”之上的。在一些文本中，革命甚至必须用恋爱隐喻性地表达出来。与之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虽然社会思潮出现了多次转变，但在整体激进化的背景下，革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往往需要在贬抑或是彻底压制恋爱的合法性之后才能获得。20世纪30年代“革命加恋爱”类型的写作中，纠缠于爱情选择和苦恼中的个体在情节最后以“革命”为出路，否认恋爱有升华的崇高性，而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叙事中，恋爱更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并在“文革”样板戏等文本中进一步极端化，塑造没有任何情欲的高大英雄形象。相较而言，同人写作中有着将情欲引入原先没有爱情叙事之处的相反趋势，这种写作惯例和倾向清晰地显现了时代文化风潮的变迁。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来，正如王斑在《青春之歌》和《聂耳》等电影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中的革命叙事和情欲叙事本质上有着相同的推动力。[8]在革命普遍退场的当今社会文化中，这种从20世纪早期就出现的情节模式内部，革命与爱情之间的隐喻和耦合关系反而显得格外清晰。在前提是爱情的叙事中，作为“浪漫”的另一重来源的革命主要叙事功用是张扬人物的形象崇高性，而非体现其内在逻辑和包含的情感。“革命”所指代的符号意义在整体叙事逻辑中被架空了，得到不遗余力颂扬和表现的，是以“革命”为目标的个体，而非“革命”本身。从这个角度说来，“革命”是叙事中一个占据重要位置的模块，这个模块和“恋爱”平行并置，有时互相交错，最终共同指向的是人物的浪漫崇高形象。同人写作中“恋爱”往往是切实可感的，但革命是否能在这种叙事逻辑和套路中获得新生和恰当的表达，更看作者本人的写作水平和文化体认是否可以将这个模块充实和延伸下去。

符号化的革命如何被浪漫化和他者化

如果将观察的视角投向全球其他文化和语言，可以发现当今流行文化中普遍有类似对革命的暧昧想象，基于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的网络同人创作便是其中一例。《悲惨世界》这样一部经典的19世纪长篇小说能够在当代流行文化领域内占一席之地，显然是拜其影视与音乐剧改编所赐。然而，在粉丝的接受中，《悲惨世界》的同人写作群体有一个极为明显的倾向，即更加关注改编版本中出场时间不长的配角，这些通常无法占据中心位置的人物群体，就是以“ABC之友”为名的巴黎年轻学生组成的秘密激进政治社团[9]。这些年轻人最终在1832年针对七月王朝的一次小规模起义中，全部为理想献出了生命。雨果描写的这些人物活泼生动，各有各的性格魅力。虽然他们都是进步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但政治立场并不一致，其中最为激进和纯粹的革命者是小团体的领袖安灼拉，其他人的政治立场或更趋温和，或暧昧不明。雨果本人的政治观点，以及他在1848年革命中的尴尬立场[10]，都让他不能毫无保留地赞美暴力革命，而《悲惨世界》涉及各个社会阶层的故事最终突兀地跳过了1832年革命的后续和结尾，急匆匆地在并不纯粹的青年革命者马吕斯和他保王党的外祖父之间，以及马吕斯和冉阿让之间达成了和解和妥协，故事收束在源自宗教的悲悯和救赎中。这个推崇进步，但也力主和解的故事，在多次的改编和重新写作中却能随改编者的主观意愿重新解读。同人写作更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脱离雨果的意图，通过想象这些人物本身，将人物的潜力释放出来，并以此表达和当下的时代、社会有着更深关涉的故事。

大量有关ABC人物和关系的想象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原著中最浓墨重彩写到的，是激进学生群体的领袖安灼拉和边缘人物格朗泰尔之间的关系。《悲惨世界》原著中，安灼拉是一个激进而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因此瞧不起格朗泰尔这样沉湎于悲观和阴暗的人，格朗泰尔犹疑、犬儒、愤世嫉俗，习惯沉溺于酒精之中，他对这个激进政治团体若即若离的认同不如说是只针对安灼拉人格的认同和企望。但最终，丑角一样的格朗泰尔，因为酒醉而错过了街垒上一整场血腥的战斗，却在领袖安灼拉只身一人面对国民卫队的枪口时从酒醉中醒转，毅然上前与安灼拉携手一道面对枪口。虽然安灼拉这个人物相当受欢迎，很多同人画手也喜欢以他为主题创作绘画作品，尤其是他壮烈牺牲的决然姿态，但当下对《悲惨世界》，对ABC之友有好感的粉丝中，更多也会站在格朗泰尔这样的边缘人角度，而非真心实意地相信革命颠覆性改变力量的ABC核心成员那边。《悲惨世界》中另一个人气很高，也让当代读者愿意代入的人物是爱潘妮。她女扮男装随着心中暗恋的马吕斯来到街垒上，为革命做出贡献，但归根结底却是在为心中的爱人奉献，最后甚至为了救他而死。格朗泰尔和爱潘妮是新浪微博关于“在《悲惨世界》中你最愿意成为谁？”的一个调查中，回应者最常提到的两个名字。[11]他们的相似点在于，他们都死于革命中的街垒，却都是为了街垒上的他人，而非自己的梦想而牺牲。在这样的逻辑中，革命与爱欲互相交缠，却容易辨认清楚，而且爱欲明确放置于革命本身的逻辑和诉求之上。换句话说，在如此情境和认同方式中，“革命”并非不重要，因为粉丝所爱的人物若无对革命的热情和投入，便丧失了魅力，然而现在的粉丝对革命往往并没有单纯的信任和无保留的热爱，更不愿化身为奋不顾身献身的志士。所以，粉丝更容易认同于仰望者和崇拜者的角色，作为旁观者欣赏有能力、信任某个理念和信仰，并为之付出一切的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安灼拉和格朗泰尔之间情感的同人作品，有时会退缩到简单的年轻貌美、看似冷漠的领导者和他的崇拜者之间的互动故事，与这个领导者的信仰和从事的“革命”具体为何并没有很大的关联。当然，因为真正有能力、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写作者毕竟是少数，将人物关系简化分类后按照套路写作也是同人创作中常有的现象，由此，“革命”这样和人物关系发展没有紧密逻辑联系的情节元素就会更加悬置，成为纯粹的功能性结构，在人物性格和行为表达逻辑中隐形。

《悲惨世界》（汤姆·霍珀导演，2012）电影海报

《悲惨世界》在当今流行文化界的地位，与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改编的音乐剧有很大的关联。这部音乐剧1980年在巴黎首演即引发轰动，1985年改编成英语之后，成为伦敦西区音乐剧的代表和典范之作。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音乐剧，尤其是影响力更大的英语版音乐剧，在改编的过程中既强化了社会革命在作品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将其视作已经完成历史，切断了其与当下时代的关联。英语版本的剧末合唱歌词甚至直接引用《圣经》的语句，使革命脱离了世俗语境，带上了基督教式的救赎意味。音乐剧中最广为传唱的歌曲《人民之歌》，以其进行曲般的昂扬曲调，近乎《国际歌》式的激烈反抗社会不公和压迫的歌词内容，不断在近年来国际上的一些反抗活动中出现。然而，对“王权”的反抗和对“共和”的向往，在当今西方世界中已经不再和现实有直接指涉关系。对早已过去的君主制残暴压迫的反叛和革命，以及对19世纪“悲惨世界”中社会不公的表达，也已变成了可以站在远处观看的奇观，为表达抽象的青春热血激情和朋友之间的惺惺相惜提供一个背景，不需要强调其反抗的逻辑及其与当下全球政治的关联。由于全世界范围内民主共和的全面胜利，王权的倒台已经是既成事实，这样的革命叙事在很多场合下都可以视作为现有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和历史的合法性背书。

同人画手 dome 创作的《悲惨世界》1968 AU同人画，学生占领索邦大学后在广场上弹钢琴

然而，另一方面，因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在整个19世纪有层出不穷的革命和战争，导致读者（以及改编者）常常混淆各次革命之间的区别，误用各次革命中的口号、关键词和标志性符号。例如，大量的观众和读者都不了解三色旗在七月王朝之后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意义，所以有人在描画《悲惨世界》中的街垒场景时依然用三色旗，常常引起法国粉丝的抱怨。然而，正如大卫·贝娄斯指出的那样，这种误用也将19世纪和20世纪漫长的革命历史的诉求合在一起，形成抽象的对进步的赞许和颂扬，并进一步顺畅地带入后世对进步的想象。[12]有趣的是，在《悲惨世界》的同人写作中有不少AU写作。AU，即Alternate Universe，意为平行宇宙，是同人圈的重要术语，即将原作中的人物和人物关系搬到另一个非原作的世界体系之中，想象他们在其他环境下的生活和互动关系。例如，《悲惨世界》的AU写作中一个常见的设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德之间的战斗，这些青年或者在二战刚开始的时候殊死保卫自己的城市和国家，或作为法国地下游击队，在战争即将结束时积极参与解放巴黎。因为巴黎和大学生的背景，1968年的五月风暴也是可能的重新写作背景。这些AU让《悲惨世界》中的激进学生在后世的写作中成了从19世纪到现在许多反抗和理想的化身，不断地在同人作者的笔下复现。但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怎样的反抗和理想，怎样的历史话语才会进入当代粉丝的同人想象？因为同人写作本来就建立在对人物的认同和喜爱之上，所以将人物放在哪一个历史场景中，放在哪一个立场上，也就直接表明了同人写作者心中的正误之分，以及理想的投射又在何处。

不少西方的同人写作者在将这些人物放在现当代的背景之下时，会顺畅地套入时下的LGBTQ（这个词汇指的是性少数人群，五个字母分别指代女同性恋Lesbian，男同性恋Gay，双性恋Bisexual，跨性别者Transexual，以及各种未被前四者囊括的性少数、边缘人群和边缘行为等Queer）相关的公民权利活动语境，甚少有人还会以传统左派的方式，想象在当代背景下不强调现成身份政治的限制，追求人人平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会是如何场景。在《悲惨世界》当代AU背景的英语同人写作中，也会有相当多的粉丝把原作中的人物，例如公白飞，设定为非洲裔。这一方面是将ABC设定于当下背景时在法国现有种族构成的条件下形成的自然联想假设，另一方面则将当下的种族歧视和斗争语境也代入了《悲惨世界》的话语中。贝娄斯转述一个对《悲惨世界》的英文同人写作熟悉的人的话时，说：“《悲惨世界》的一篇虚构性同人写作，表现的只有肢体健全的异性白人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的话，现在基本可以在批评者那里当成是反动政治行为了。”[13]也就是说，借《悲惨世界》中的进步学生为由头，以英语为主的西方世界同人写作中进一步将身边政治领域中的议题带入了雨果开启的进步主义的话语框架中，将雨果的人物安置进了当代西方（但最主要还是美国）的政治生态中，直接处理身份政治、边缘人群权益等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原作意义上的暴力“革命”行为多少被心照不宣地绕了过去，平行世界的写作中，对暴力革命，对进步力量和建制之间尖锐冲突的想象都安放在了遥远的过去或者反乌托邦的将来。若是设定在当代的西方，则弃绝暴力的可能性和合法性，革命就让位给了和平的信件抗争、游行和其他抗议行为。总体上，当代的“革命”想象已经被完全他者化，不再成为“进步”的必然，尤其不再成为从现有资本主义建制中获得进步的选项。

互相缠绕的革命想象与性别平权议题

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并退潮之后，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想象也渐渐离开了普通大众的视线和话题。民权运动在全世界各地不断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将“革命”推向了新的方向。正如前文所述，同人写作是一种写作者和阅读者绝大多数都是女性的社群性写作，同时，同性关系和恋情的想象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性别视角一直天然地存在于同人写作及其社群的关注视野中。虽然共产主义革命低潮之后在整个社会进步话语中失语，只能在性别政治上寻找对人类进步的讨论是不争的事实，但同人写作中对女性权益的声张和对非主流性向人群权益的关注，更与这类写作的传统紧密相连。所以同人写作中将革命话语转化为性别视角的进步主义诉求某种意义上是顺理成章的。这种性别视角不能保证同人写作必然有进步性诉求，但是这样天然的性别体认在进入进步性的讨论中时会有震撼人心的切身感和发自内心的力量。

《悲惨世界》英语同人，Ellie Valsin的《Virago》

在基于《悲惨世界》的人物写作的英语同人作品中，Ellie Valsin的Virago是一篇极为有趣的范例。[14]它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将性别解放的诉求和当时基于共和理念的推翻王权的诉求结合了起来。《悲惨世界》中，狂热激进、气质容貌又宛若天神降临的领袖安灼拉，在这个转化型写作文本中被假设成一个美貌的乡间小贵族家庭的女子，受到共和国理念的感召，充分发挥天赋的领袖能力，成为共和国激烈的斗士和共和理念的捍卫者，为了心中理想不惜暴力革命。但为了能够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这个气质中性的年轻女性女扮男装，以男性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这个故事详细地叙述了安灼拉假扮男性进行政治活动中遇到的种种喜怒哀乐，以及她和她最好的朋友和灵魂伴侣，来自法国山区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医学生公白飞之间的感情发展。于是，革命经由发展、高涨、短暂的失败、平稳、危机到最终走向牺牲的过程，以及安灼拉和公白飞二人由同性友人到异性友人、到情侣、到结婚生子的感情发展这两条情节线索齐头并进，互有映衬。整个故事最华彩的段落是1830年七月革命这个段落。在这短短的三天革命中，安灼拉公开以革命领袖身份站上街垒，直接领导战斗，参与了革命中最激烈的几场战斗之一。然而，这场伤亡惨烈的斗争，最终只迎来了另一个王朝，即资产阶级的七月王朝的建立，没有返回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共和主义。就在这样的革命低潮期，一场规模不大的街垒暴动于1832年打响后又迅速走向失败，这就是《悲惨世界》原著中最壮烈而充满悲剧色彩的战斗场景。

这部同人是第一人称叙事，从安灼拉的视角写作她在19世纪巴黎公共和私人空间中的言行感想。小说忠实地遵照了原作中近乎不近人情，对私人情感漠然相对，却对革命和祖国有着激烈和超越认同的人物形象。所以小说中大篇幅地讲述她的共和理念，讲述她平日里的政治讲演和各种激进政治活动（如和其他激进共和团体的交流、联合和矛盾，写作和印刷宣传文章、参与斗争等等）。然而，整部小说中最尖锐和直接的矛盾冲突，则与文中安灼拉女性身份和革命领袖身份之间的矛盾相关。和大多数她的政治活动不同，这种矛盾无需故事中人物理念的中介，是用简单直接的事实再现而非话语复述表现的。她不假扮成男人，则无法自由参与任何公共生活，包括上大学，包括参与演说、集会，更不用提直接站上街垒，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参加战斗了。虽然写作中大量地写到政治事件、革命活动，但女性身份所带来的不同社会期待和生活细节却时不时地跳出来打断或者打乱其以男性革命领袖从事的公共活动。

小说中，安灼拉对街垒中参加战斗的一个女性洗衣工说，她不愿意以女性身份示人，是因为她不愿意被其他人视作“勇敢伟大的女人”，而只愿意被视作“伟大的人”。她在政治生涯中并没有特意关注性别问题，她反对当时的婚姻制度，但她美好而模糊的未来乌托邦中并没有特意指出男女平等的必要性。性别层面的问题并不是理念上讨论的重点，而是他们为了日常生活必须处理的烦心事务。安灼拉和公白飞的数次关系推进，也和政治身份与性别的矛盾冲突直接相关。反对婚姻制度的安灼拉，却为了自由地参加革命活动主动和公白飞结婚，抢在安灼拉的贵族父亲控制她的人身自由之前，把她作为女性的归属权从父亲那里转移到丈夫手中。一个和她在革命道路上志同道合的丈夫，不过是让她能够以自由之身从事革命活动的权宜之计。与原著相似，这篇同人小说中的公白飞更加具有人情味和人本主义思想，他多少相信浪漫爱情，而安灼拉对爱情和家庭的认知已经完全被她对共和理念的献身覆盖了，甚至爱情的优先级都首先排给共和国而不是她的爱人。安灼拉本人并没有超越时代地以女性身份反抗性别不公，甚至没有以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身份强调性别上的体验和诉求，却时时以亲身体验直接带出那个时代的不公。

同人写作中的“性转”设定并不罕见，很多同人作者会把喜爱的人物转写成另一个性别，但通常这种性别的改变是为了方便（异性恋）爱情和怀孕生子的叙事，然而Virago这篇小说，则在此基础之上，以切身的真实感，强烈地唤起了读者对于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受到的不公待遇的感受。其中的一些不公之处甚至从故事背景的1830年左右一直延续到了几十年前。例如，小说中不断或明或暗地写到女性避孕措施和避孕意识的缺乏，在这篇小说的叙事中，这导致安灼拉意外怀孕生下了孩子，而年轻的父母则不得不将孩子放在公白飞的老家，回到巴黎继续革命。计划生育手段和教育缺乏的情况在法国延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而且甚至到今天，在一些国家依然是常事。这就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文本断裂：文中的安灼拉是一个醉心革命和社会变革的人，并且因为她对革命忠贞不渝的向往和坚决斗争，获得了同时代革命者的认同和爱戴，但她认同的理念和社会现实，在文本中表现得较为抽象，并没有切身的体验。作者甚少写到当时贫穷的受苦的民众，也就没有对革命必要性的直接表现，而小说中唯一的工人角色弗以伊则是在安灼拉的性别问题上最不通情达理的一个。相对的是，文中更让人有直接感受的，是她作为女性，必须时时面对被当作“第二性”的苦恼，这种苦恼体现出了平等和解放的急迫性与必要性，但她作为女性的身份，自始至终也只有她最亲密和信任的友人了解。如此，性别平等便成了与共和主义革命并行不悖，互相增强合法性，同时更加急迫却也更须隐藏的革命性诉求。Virago这样的历史改写便同时构成了一种对革命历史的致敬和颠覆，将以往边缘化的性别视角引入了革命历史，很好地体现了同人小说创作作为性别观念实验场的功能。

结语

无论是《伪装者》还是《悲惨世界》，同人写作中的粉丝都将想象世界的时间点提到了革命尚在发展进行中的年代。《悲惨世界》中的ABC之友对平等自由的想象和不懈追求在时间上甚至比由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共产主义革命更早。他们在街垒上扬起红旗时，红旗还并未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这红旗代表的是宽泛的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在漫长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革命、战争和对立之后，在冷战中苏联代表的共产主义阵营宣告失败之后，如何面对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和激进革命传统的遗产，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天然合理的应对方式和角度，在苏联和东欧尤其会引发完全剥离政治符号和意识形态色彩的私人怀旧。而这种时候在流行文学和文化领域之内生发出来的对革命历史和感情的另类想象，再次将革命与爱情这两个文学史上的重要主题连在了一起，然而这种主题上单纯的联结只能保证将这两个主题的表象和基本的“浪漫”感受重叠起来，并不能保证复现历史上革命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心理。但让革命叙事重新进入流行文化的视野，可以让读者再次探讨和解读革命、信仰等问题的意义；同人叙事中最常见的性别视角也被带入了讨论之中，使得对革命的探讨获得了与当下社会密切相关的另一重维度。

同人小说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小众性和非营利性，因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无视市场的需求，但另方面，同人小说的写作又深刻地扎根于原作中，更是依赖当代社会文化大环境中的思想主流。在这样特殊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历史叙事，既是努力对历史的复现和想象，也是对当代社会的巧妙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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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人小说的基础在于对人物关系的想象，这从同人小说的标签多为（主要）人物关系一点上便可以看出来。参见Woledge, Elizabeth, “Intimatopia: Genre Intersections between Slash and the Mainstream”, Fan Fiction and Fan 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Eds., Karen Hellekson and Kristina Busse, Jefferson, NC and London: McFarland &Company, Inc., 2006, pp.97-114.

[2] 可参见Camille Bacon-Smith, Enterprising Women: Television Fandom and the Creation of Popular Myth,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1.

[3] 小说原发于Lofter，原文已删除，但在百度贴吧有转载。参见主题帖“[楼诚-文] 许多年（转载）”，百度楼诚吧，2016 年4月22日。

[4] 可参考戴锦华：《后革命的幽灵》，乐黛云、[法]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第38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

[5] mockmockmock：《如此夜》，连载于Lofter。

[6] 隔山灯火：《严霜不杀》，连载于Lofter。

[7] 何惜一行书：《故人长绝》，连载于Lofter。

[8] 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 以现在英文最大最主流的同人小说档案网站AO3（Archive of Our Own，意为“我们自己的档案馆”）为例，2019年4月19日查询的《悲惨世界》同人小说总数接近20,000篇，其中以“ABC之友”的领袖安灼拉为主要人物的同人小说超过12,000篇，占全部同人小说的60%以上。

[10] 雨果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被选入临时议会，曾经亲自参与镇压1848年6月的街垒起义。这段经历对他有强烈的情感和观念冲击，对他日后的政治立场也有深刻的影响。

[11] 原调查微博由名为“音乐剧bot”的账号发起，因为调查过程中出现争议性表述，后该微博被发布者删除。

[12]David Bellos, The Novel of the Century: the Extraordinary Adventure of Les Misérabl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7, p.247.

[13]David Bellos, The Novel of the Century: the Extraordinary Adventure of Les Misérabl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7,p.253。

[14] Ellie Valsin, Virago, Amazon Digital Services LLC, 2015, Ebook.

本文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六期。感谢公号“文艺理论与批评”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文章立场不代表本公告立场。

本期编辑 | 廖曦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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