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网络读书会 | 福柯与桑塔格

福柯论疾控：权力的“网格”

福柯毕生关注非正常群体，如《诊所的诞生》中的病人，《疯癫与文明》 中的疯子，《规训与惩罚》中的罪犯和《性史》中的群体，以此揭示知识和权力的互动如何塑造了现代主体——也正是我们自己。在1975这一年的法兰西学院系列讲座中，福柯用短短6页的篇幅，勾勒出欧洲历史上治理疫病的两大模式的转换：从中世纪对麻风病的“驱逐”模式逐渐转变为近代对鼠疫的“规训”模式。

麻风病模式始于中世纪，结束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对麻风病的治理分为三个部分：区隔（洁净的健康人和不洁净的麻风病人）；驱逐（将患者彻底赶出社区之外，以“净化”社会）；剥夺社会权利。在驱逐模式下，社会并不对患者实行管控，而是直接驱逐，任其自生自灭。

自中世纪末期至18世纪，新兴的鼠疫防控模式，逐渐代替了麻风病模式。鼠疫模式的标志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网格”（法文为quadrillage,本义为经纬线）。疾控的权力体系通过“地区”、“街区”、“街道”直至家家户户的“窗口”，逐级深入地进行“排查”（surveillance），形成“一座权力的大金字塔”：

每天，街道巡视员必须从每个人家门口经过，他们会停下来叫人的名字。每个人都有一个指定的必须现身的窗户，当人点名时，他必须在这个窗户出现，当然，如果他不出现，这说明他在床上；如果他在床上，说明他病了；如果他病了，那他就是危险的，因此必须介入。

这里的街道巡视员，就类似我们今天入户排查的社区网格员，而一扇扇“窗口”便构成了权力的“网眼”。通过如此的金字塔式控制体系，权力不再将患者一脚踢开，而是对全部人口实行“细致而持续的观察”，进而是严密的监视和管控，这也正是福柯所说的“积极”的权力技术（positive technologies of power）。鼠疫模式替换了麻风病模式，实际上是积极的权力运作方式替换了消极的权力运作方式，权力被运用到了极致。

联系这次疫情来看，出现了两种权力模式并行的状况。

第一，封城禁行、设卡断路、禁止外来租户乃至一线医护人员进入小区，这是“驱逐”模式。在福柯看来，驱逐模式的重要标志是歧视，麻风病人不仅受到道德谴责（当时认为麻风病是神对罪人的惩罚），而且丧失了法律和政治权利，一旦被“确诊”为麻风病遭驱逐，便等同于法律身份的死亡，社会可以将患者的私人财产作为“遗产”处置。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类似的对疫区的歧视，例如未经确诊甚至毫无症状的返程业主和租户无法进入小区，意味着原先法律保障的所有或使用权被临时剥夺。

第二，对人群进行网格化管理，观察、排查、分类，再根据这些信息对不同的患者进行管控、隔离、治疗，从而对人进行一步步的改造，这不是将患者从社会中剔除，而是将他们改造成一个全新的，符合医学“健康”标准的主体。这是“规训”模式。除了入户排查、发放小区通行证、定期检测体温等传统管控手段外，我们特别讨论了新型的监控方式，如一些地方通过手机定位监控人员近期行踪，了解其与疫区的接触史，并据此实施管控。这些方式，是规训机制和新技术结合的产物。

我们想象中的瘟疫，往往是社会解体，天下大乱，一切按下“暂停键”的权力真空状态。但在这个故事的结尾，福柯特别提醒我们：恰恰相反，瘟疫往往意味着权力的空前扩张和管控方式的转型。例如，英国城市住宅的富人区和贫民区的分化，正是在1832年霍乱流行后开始形成的。福柯眼中的“非正常人群”并非只是少数边缘群体（疯子、囚犯、患者、儿童），对权力运行而言，任何人都是潜在的“非正常”群体，并需要在特定的阶段和场合接受“训诫”。今天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的数码和互联网技术（如人脸识别）如何成为权力的“毛细血管”，以至我们的一个表情、一次通话、一声咳嗽都在机器的注视之下。

桑塔格论疾病：能量的隐喻

和福柯相比，桑塔格的著作《疾病的隐喻》是在广义上讨论疾病的社会象征意义。桑塔格的核心观点是，疾病本来只是一种客观的生理现象，但却被人们赋予了丰富的社会意义，这就是“疾病的隐喻”。疾病被赋予隐喻的同时，也逐渐变成了某种意义的代名词，对疾病的恐惧被移情到其他社会现象上。在法语中，会用“麻风病似的”来形容一面爬满青苔的石墙。疾病被形容词化了。

我们阅读的第八章包括了四个关于疾病的隐喻：疾病是天谴，疾病是能量，疾病是军事行动，疾病是环境问题（Punitive，Energetic，Military，Environmental）。其中我们重点讨论的是疾病的“能量隐喻”。在这一部分，桑塔格分别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视角来对照肺结核和癌症各自携带的隐喻。从心理学角度，这两种疾病高度符号化，象征着复杂的情绪力量对比。肺结核是一种雅致的疾病，患者显得敏感，忧伤，浪漫，柔弱，是活力过度消耗的疾病，而癌症冷酷无情、侵略性强、畸形生长、疯狂扩散，是能量增长失控的疾病。在这一意义上，桑塔格认为肺结核成了颇具“罗曼蒂克”气质的文艺病。肺结核的病理特征是发热、面红、体弱，展现压抑的欲望，呈现了一种病态美。林黛玉就是浪漫化的结核病形象。桑塔格认为肺结核是肉体的消耗和精神的升华，促进了敏感、忧伤等诗性气质。因此，肺结核既是灾难也是文雅的象征（an emblem of refinement）。年轻一代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死于肺结核，而拜伦生前则希望自己死于此病。

从经济学角度来阐述，桑塔格认为肺结核和癌症分别象征着早期资本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的“症状”。早期资本主义处于原始积累阶段，核心诉求是新教式的“节俭”，合理利用有限经济资源实现发展，因此尤为反对肺结核式的能量“内耗”。就像存款一样，若不精打细算，迟早会被消耗殆尽。而发达资本主义需要增加投资、刺激消费（destructive overproduction），人们担心能量过剩而无法得到适当释放，而癌症式的异常生长恰恰成了压抑能量，无法正常消费的象征。

如果说肺结核是回归真我，癌症则是非我的入侵。结核病是温和而文艺的，而癌症则被视为野蛮的入侵者，好比“外星人”或“变种人”，颇具科幻小说气质。因此，无论是在癌症的描述还是治疗上，都具有强烈的军事隐喻。癌细胞是在“侵略”和“殖民”，人类需要“杀死”癌细胞，“攻克”癌症，采用极端的放射疗法和化学疗法。这样的军事隐喻事实上已经成了防疫的主流语言，和福柯所说的军事化管制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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