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生 | 文化与社会：英国经验与当下中国

刘复生

教授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2010年8月，中国文化论坛与北大批评理论中心合办“第四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甘阳花了一天的时间细细解读了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演讲稿整理成文，足足七八万字，收入文集《文明 国家 大学》。问题来了，甘阳为什么如此重视这部文化研究的著作？

《文化与社会》重新受到甘阳的关注，是因为在他看来，近代英国社会的文化传统所试图回应的社会问题，正是中国新世纪以来所遭遇的问题。甘阳为什么那么重视威廉斯所讨论的英国经验？因为在甘阳看来，近代英国所遭遇的社会问题和政治挑战和中国当下非常相似。甘阳毫不隐讳这一点，他说：“威廉斯的这本书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特别重要，特别是第一编‘十九世纪的英国传统’，如果把英国背景拿掉，用来描述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完全是可以对证的，1980年以后的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只有1780年左右的英国可以相比。”〔甘阳《文明 国家 大学》〕

十八世纪以来的英国，遭遇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冲击，显现了充分工业化所引起的社会后果。旧有的共同体生活趋于瓦解，这导致了文化的反应，而且，这种文化还试图重新弥和社会分裂。这形成了所谓的近代以来的文化传统。它带有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保护运动性质，同时又呈现出维护秩序，重建权威的保守色彩，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所要讨论的正是文化与社会的这种关系。

近代以来的英国社会问题和中国近三十年以来所遭遇到的历史问题颇为相似，因而英国文化传统或英国经验为中国的某些思想家提供了灵感。从九十年代末以来，思想界从对德国近代经验的重视，慢慢过渡到重提英国的近代经验。二者共同代表了对中国“崛起”的思考。前者在崛起时代的德国身上看到了对自身文化意志的肯定，充分认识到文化主体性在大国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性；后者则在“崛起”后的英国身上感受到“崛起”的社会后果，试图用文化重新修复社会。因而，甘阳他们九十年代末关注的是写作《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韦伯，以及批判德国市侩文化的尼采，而新世纪以来则通过施特劳斯和施米特引路，最后过渡到了关注马修·阿诺德、罗斯金和莫里斯。

从九十年代末以来的历史来看，中国思想界一直在为崛起的中国寻找它的世界历史镜像，以建立可供参照的经验坐标。九十年代末的主题，是破除西方现代普世主义文化价值，以落后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身份，沿着现代化大国崛起之路，快速赶超，因此，文化主体性问题获得了极端的重要意义，它既是崛起的手段和前提，又是崛起的目标和归宿。这种文化政治诉求把德国经验带入了视野，德国在十九世纪的落后状况，以及在文化上寻求自我的强烈的冲动，那种注定要担当大国命运的使命感，都和崛起前夜的中国思想界的自我认知极为相像。于是，思想界重新发现了韦伯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他对政治民族的的论断，他对承担世界史命运的政治阶级的呼唤，都激起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的强烈共鸣。甘阳的名文《走向“政治民族”》讨论的就是韦伯。〔甘阳《走向“政治民族”》，《读书》2003年4期。文章标注写作时间为1996年2月。〕另外，文化界还发现了另一个尼采，这一时期被重新关注的著作是《不合时宜的观察》，他为当时崛起中的德国进行的文化价值确认，它对有教养的市侩的尖锐批评，连同韦伯的诸神之争问题，把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冲突带入了思想空间。〔见张旭东《尼采与文化政治》，《读书》2002年4期及《韦伯与文化政治》，《读书》2003年5期。〕有意思的是，中国思想界颇感兴趣的尼采的词汇，“有教养的市侩”，cultivated philistine，其实就是有文化的非利士人，它正是阿诺德的重点批评对象，而他也是《文化与社会》重点讨论的人物。

于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重又进入了知识界的视野。

威廉斯为什么要讨论1780-1950年代这个时段？这是个什么时代？1780年以后发生了什么？霍姆斯邦在《革命的年代》中曾说，18世纪80年代英国迎来了“工业革命的爆发”，之所以说它是一场革命，是因为它似乎从天而降，剧烈地改变了人类生活。从此，工业文明全面冲击社会，共同体生活趋于瓦解。

威廉斯分为三段来讨论，第一段1790—1870年，第二段1870—1914年，第三段，1914—1950年，它们选取了重要的历史节点作为分期标志，第一段对应的是法国大革命，经由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运动；第二段是巴黎公社到一战；第三段是一战到二战结束。这段历史贯穿了从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继尔扩张到全球的过程，野蛮的资本主义对本土社会造成巨大冲击，把中世纪社会文化共同体彻底打破。尽管传统社群建立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之上，但毕竟还笼罩在一层有机社会的温温脉脉的宗法关系面纱之下。对于英国来说，这也是千年之变，社会解体造成了剧烈的阶级冲突，它在文化上表现为旧有文化权威的丧失，这也就是阿诺德所说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虽然文化问题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表征，但在一般人的感受中，却仿佛是文化与道德秩序的丧失导致了政治的危机和社会的动荡。因而，就产生了通过修复文化秩序来重建社会秩序的文化运动。

社会政治的危机自然会产生对它的文化抗议。在威廉斯看来，这正是近代英国文化主义的兴起的历史根源，它的目标就是反抗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的侵蚀。浪漫主义对乡土有机社会的想象，直至“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劳伦斯对性本能和生命力的赞美都和保护社会的保守主义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

大体上看，近代英国文化传统试图应对三个历史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工业文明，也就是野蛮的粗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观。英国文化主义一开始针对的是工业资本主义，主题是批判机械文明和工具性思维，威廉斯在第一阶段重点分析的卡莱尔和阿诺德就是早期代表。这也是近代以来的核心思想主题。

第二个挑战是大众文化。工业发展带来了另一个社会后果，那就是现代民主和劳工阶级的兴起，以及新型的大众文化的崛起，它们极大地挑战了贵族精英文化的权威地位。威廉斯认为这个转折期大概在十八世纪前期到1870年的“教育法案”或“初等教育法”〔Education Act〕颁布这段时间，“确切地说从1870年间到1940年间，随着中产阶级的发展和繁荣，出现了新一批的中产阶级读者群。其直接后果是一个庸俗的现象——小说出现。”〔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贵族对中产阶级的文化主导权的斗争。而此后伴随着工人阶级的崛起和逐渐获得现代民主权力，这一局面变得更为严峻。这就是阿诺德所说的“文化的无政府状态”的具体所指。

第三个挑战是“内外之别”。关于这一点，威廉斯并没有明确指出来，但却是这段历史和英国文化传统暗含着的，其中隐藏了西方近代文明论的内容，大体上对应着文化帝国主义和东方学的一套近代知识体系。近代英国的共同体文化观念，也包含了宗主国本土文明与所谓野蛮的外部殖民地的区分，这有点类似于贵族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阶级分野。民主时代的社会政治扩容，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也对应着殖民帝国在文化版图上的延展。

面对新的时代挑战，英国的政治精英，要通过一系列的新手段重新树立文化权威，它既要回应工业时代对社会共同体的冲击，又要以高雅文化压制所谓低俗的中产阶级文化尤其是工人阶级大众文化，将它纳入到所谓共同文化的秩序里来，还要在不断扩大的帝国结构中克服他者的异质性因素，在精神现象学的意义上确立文化自我。这还包括二战前后面对列强纷争的欧洲格局，如何应对挑战，保全所谓文化共同体的核心价值的问题。当然，对于这一点，威廉斯后来也承认，自己写作《文化与社会》时缺乏批判性的反省，对共同文化的同情，使他陷入了批判对象的思维，没有看到把共同体文化局限在英国经验内部来讨论，具有天然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上的狭隘性。〔威廉斯《政治与文学》〕

总的来说，文化主义应对的都是坚硬的内外政治问题，英国精英阶层试图建立文化权威，终结文化的无政府状态，在文化领域确立等级秩序，用文化的手段恢复社会秩序。简而言之，他们试图用文化的手段化解现实政治危机。

这种思路很合乎当下中国的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口味。

在英国的这批思想家中，甘阳最关注的应该是阿诺德，他对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做了重点分析，而这部著作在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中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可见，甘阳赞赏《文化与社会》是有选择的，基本上是靠威廉斯引起自己的话头。总的来说，甘阳在透过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解读英国近代文化传统的时候，强化了威廉斯的保守主义的一面，按甘阳自己的说法，“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威廉斯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70年代后他似乎也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文明 国家 大学》〕

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立论前提是英国在1860年代末之前的三十年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但是，对于自由党所标榜的持续繁荣，阿诺德却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它只有富强没有文明。这种状况全都是由英国的中产阶级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和中立国家政策所导致的。“概览伟大的自由党三十年来所成就的功业，可看出他们的职责包括——如我在别的场合已总结过的——鼓吹自由贸易、议会改革、取消教堂税、主张自愿捐助宗教和教育、国家不干涉雇佣和被雇佣者之间的事情，以及准予娶亡妻的姐妹为妻。”〔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简而言之，在经济上实行自行放任政策，国家成为中性国家或市场的守夜人，从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中抽身而出，尤其是不再介入文化价值的引导和道德标准的塑造。共同体失去了文化灵魂，人们成为经济动物。阿诺德所称的“伟大的自由党三十年来所成就的功业”，当然是讥讽的说法，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放任主义一手“缔造”了社会文化的混乱或“无政府状态”。

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阿诺德对当时英国各阶级进行了分析，结论是，都不行。老贵族，闭目塞听，盛气凌人，喜欢用暴力压制下层，这违反了理智，破坏了共同体文化；中产阶级〔指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志大才疏，不知节制，缺乏“理智光照”，关键时刻囿于自由主义小良心缺少政治决断力；劳工阶级能力充沛，但简单粗暴，未经驯化，难于控制。所以，三者皆不能提供“文化所要求的那种权威”，在文化类型上，贵族、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别对应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都是“没文化”的人。那么，重整文化秩序的重任有谁来承担呢？阿诺德只能构想出一个超越了阶级归属的，由分散的“最优秀”个人组成的文化人群体。在集体的意义上，他们代表了文化。他们不参与政治，但提供了文化权威。

甘阳在2009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也是三十年〕，发表了类似阿诺德的一段话，口气简直如出一辙：“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成就的巨大是无与伦比的。不管它有多少问题，总体人口脱贫致富的速度，可能是人类史上所没有的。但是另一方面，这样一个现代化可以叫做‘单一的现代化’，这个三十年，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基本上只有经济一个层面，就了除了挣钱，我们所有人的关心只有经济，没有别的话语。如果只关心经济，谈的只是挣钱，这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社会。即使经济发展非常之好，它并不能被人所敬重。”〔甘阳2009年4月1日在凤凰卫视的演讲，整理稿《从富强走向文雅》收入《文明 国家 大学》〕

甘阳和阿诺德都认识到一个重大问题，必须要为这个被金钱关系所瓦解的社会寻找共同价值，在利益诉求各异，乱哄哄的民主时代，迫切需要重新建立规范世道人心的文化权威。只有这样，才能终结“无政府状态”，使社会秩序走向正轨，并引领人性走向健全。这种文化权威当然要依托历史传统，对于阿诺德来说是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见《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第四章《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对于甘阳来说，自然是儒家政教传统。

单靠自由市场不行，必须引入强有力的国家干预，这有助于确立文化权威。但是，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甘阳对国家力量是非常警惕的，国家力量如果离开了政治哲人的辅佐，很容易失去德性，堕落为不受控制的暴政。如果说阿诺德呼唤的开明君主是要带领人民走向高贵文化所承诺的人性的“美好与光明”，甘阳呼唤的执掌国家权柄的政治英雄则是政教合一的哲人王。但是，保守主义者最担心的还是“群氓的多数暴政”，阿诺德思考政治的直接背景是1848年，而甘阳的心理阴影显然来自六十年代。简而言之，在文化的无政府状态中，的确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整顿纲纪，但它必须具有文化德性。于是，甘阳对卡莱尔如此高度肯定，就不难理解了，“威廉斯最后又为卡莱尔做了辩护。卡莱尔认为这个社会非常混乱，需要强有力的权威来统治社会，但是，他最后强调的仍然还是文化的权威，也就是‘文人英雄’的概念，这也就是《英雄与英雄崇拜》非常有名的第五章的内容：最根本的英雄是文人英雄，因为他们才能树立最终的标准，其他政治的、工业的，财团的英雄最后都应该向文人英雄低头。这也是威廉斯所特别强调的，即使在这本卡莱尔最糟糕的书里，他仍然没有放弃文化的概念。这就是卡莱尔。他的语言和我们现在的社会应对性非常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描述的就是我们中国的现在。”〔《文明 国家 大学》〕

对于阿诺德的判断，甘阳隐微地表示了赞同。所不同的是，阿诺德认为超越阶级局限的文化人不能直接介入现实政治，他们只管提供文化权威，而甘阳或许认为，“文化人”最好做哲人王或立法者，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担纲文明责任。在讨论卡莱尔的时候，甘阳以赞赏的口吻解读威廉斯的观点，他说：“如果你不接受有智慧的、更高教育的人的治理，那么你的其他所有的权利都有可能会丧失，一旦让一帮暴民选了一帮愚蠢的人来治理，把社会搞得一塌糊涂，到时候所有其他权利都会丧失。这是在19世纪里面不断出现，不断强调的一个问题。”“中心的问题是，卡莱尔一方面反对放任主义，同时也反对激进主义革命。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的英国传统。”〔《文明 国家 大学》〕有了文化权威，才能建立“共同文化”，即文化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共同文化消弥了阶级性，威廉斯所谓文化正是共同文化，“文化不仅仅是智性和想象力的作品，从根本上说文化还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文化与社会》〕它所对应的正是一个生活世界的共同体，这种文化肯定表现为共同的文化遗产和文明传统。这也正是阿诺德所指的引领人们走向“光明与美”的文化，也是英国的保守主义文化传统要建立的文化秩序的基础。它也是英国的劳工学院要传播给工人阶级的文化内容。甘阳特意指出，《文化与社会》正是为工人夜校而写的“成人教育”的教材。而英国的成人教育，完全不同于美国式的“职业教育”，它教授的是无实用价值的“自由教育”内容，而且由劳工教育委员会负责，由英国教育部直接拨款支持。对于这种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英国式的“先进经验”，甘阳评价说：“如何把大规模的劳工阶级整合到社会体制之中，这可以说是英国特有的一个阶级调和的手段，是比较成功的。而反观中国有一两亿的农民工，谈三农问题我们会遭遇教育问题。而我们能否假定，他们天生不喜欢人文教育？劳工是否只要面包教育？这些都是英国30、40年代出现的问题，劳工不仅要知识，更要超越性的知识。这些都有一个实践的过程，并且在所有国家都不是大问题，但在中国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超越西方文化左派》，《文明 国家 大学》〕

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教育当然是全覆盖的。甘阳强调指出，“希望大家把阿诺德这一章读一读，这是一个重点。中心问题是如果不以文化来整合社会，特别是同时教育上层阶级、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那么这个社会将走向无政府。当然，这个无政府不是我们理解的无政府，‘archy’在希腊语中是基石、原则的意思，‘anarchy’就是没有任何基石，所有东西都会分崩离析：上层阶级如何，资产阶级如何，工人阶级如何，哪个阶级足以担当英国的文化领导？这是《文化与无政府》的重点所在。”〔《文明 国家 大学》〕

这或许也就是甘阳极力推行“通识教育”的深层原因，而这又不可避免地牵连到大学改革。甘阳的文集命名为《文明 国家 大学》，有深意在焉。

和英国近代文化传统一样，中国的文化主义者所构想的“共同文化”或文化共同体，也是外部压力的产物。新世纪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激化了民族国家间的生存竞争，大国霸凌，弱肉强食，春秋无义战。“文明的冲突”论卷土重来，全球出现右翼化思潮。在新的战国时代，民族国家重又恢复了利维坦的双重职能，对内保证秩序，对外捍卫生存边界。于是，民族国家各自强调文化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对于中国来说，外部挑战更为严峻，大国崛起一方面为雪洗百年耻辱，重建大国的文明自信提供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初步崛起之后面临的大国围堵却加重了集体焦虑，强化了内部认同和自我与外部他者的区分。这是文明论和保守主义的共同文化论在新世纪兴起的背景。

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左右，“崛起”似乎已成事实，时代命题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保守主义的兴起，所要回应的已经是“崛起”所带来的内部社会危机和外部挑战，于是，迫切需要引入文化来强化社会共同体。英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显现出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

这是甘阳关注十八世纪以来英国文化传统的原因。但是，有意思的是，甘阳并没有直接评论英国经验，而是透过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这层中介对它进行了观察和评析。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甘阳利用威廉斯的眼光观察英国经验，暗含了某种隐微的表达。他是想带出英国文化主义传统的双重面向，保守主义的面相和社会主义的面相。这也是具有保守主义特征的中国的施特劳斯学派的双重性质。它同时具有革命性和保守性两种基因，因此区别于原教旨的儒家主义者和右翼保守主义。

正如甘阳所说的，文化研究名著《文化与社会》的地位一直很尴尬，从来左右不讨好。这或许也正是甘阳的自我定位。在左右之间，甘阳等人的姿态一直是很尴尬的，近乎“横站”的左右提防，他们一方面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左派那一套已经不好使了，但却对中国革命持肯定态度，因为它保存了中国文明和政教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对食古不化的原教旨保守主义不屑一顾，他们显然有更为高迈的历史眼光和深广的文明视野，貌似向后看，实则向前走，是比革命还要革命的。

用文化的办法解决现代性的政治危机，这种办法有效，但也有限。从现实效果上看，似乎英国经验是成功的，但是，别忘了，十八世纪以来的英国国内危机的解决，真正的关键因素还在于殖民扩张和外部的供养，包括对下层人口的海外移民，这或许才是真正的英国经验的真谛。离开了这个背景，英国的共同文化或社会共同体是难以支撑下去的。单靠文化主义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或许，文化主义所要建立的共同体价值或共同文化要强调的正是这种内外之别，对于十八世纪以来的文化主义者来说，已经存在着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不同的生活世界和文化共同体，必然存在着永恒的冲突。

其实，这个问题，1990年代末甘阳等人重新阐释韦伯的时候，已经隐约带出来了。甘阳编选韦伯文选时，以《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作为书名，显然是有用意的。正是在这篇演讲稿中，韦伯强调了不同种族和生存共同体之间的残酷斗争，韦伯说：“单是人口问题这无法让人轻松的严重压力就已足以使我们无法成为幸福主义者，无法想象和平和幸福会在未来的育儿所等待我们，无法相信在这尘世生活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酷斗争以外还会赢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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