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 | 看见这些年轻人

教师视角的聚焦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2005年开始直至今天的漫长时光，一直在广州的一所普通高校当老师。职业的便利，总让我设想，我的外甥、侄子、堂弟，那些80后、90后、00后的亲人，如果没有遭遇留守儿童或者外出打工的经历，如果考上了大学，将会面临怎样的生存和命运？生活是否会呈现出另一种可能？

二十四年前，我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按今天的划分，也算是二本院校的毕业生。在对学生群体命运审视过程中，因为起点的相似，我显然更多凸显了自己的“学生身份”。而事实上，我拥有着教师视角，我所有的观察，更多来自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对学生群体的审视。我以教师的身份，在中国高校市场化实践二十年后，以“从教日常”为观照对象，渴望对普通二本院校学生的生存图景，进行个人化的表达和呈现。在这一漫长、复杂、看似平和实则惊心动魄的过程中，我作为高等教育市场化铺开前的最后一批见证者、亲历者，在这一呈现中，因为各类杂糅经验的冲撞，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参差、对照的个人视角。尽管因为对象的限定，在不少生命故事的展开中，我不得不承认逐渐分化的趋势与命运，已经铁一般地砸中了一个群体，但正是个体丰富的突围，让我意识到教育的功能正是为了反抗这种铁定，并打开、提供新的命运方式。

有时想想，十四年的从教生涯，竟然和几千个学生共处同一时空，并见证了无数年轻生命的蜕变，一种职业的敬畏感，无论如何都难以抑制。扪心自问，在混乱、忙碌的五千多个乱麻日子中，除了必须应对的、因体制身份所带来的种种职业碎片，诸如看得见的教学评价、检查评估、论文数据、项目等级、职称晋升等所产生的悲欢离合，在我真实的生命中，删除掉各类垃圾文件，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附着？我惊讶地发现，一切表象的、数据化的、能兑换为现实利益并能进入评价体系的，这所有被装饰得闪闪发亮、冠冕堂皇的一切，竟然都是我毫不犹豫、迫不及待清除于生命内存的东西；真正充盈我内心的，能让我产生职业尊严和留恋的，竟然是课堂上曾陪伴我的几千个学生。

他们的气息，他们的犹疑，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困惑，他们的天真，他们的前途，在时光的悄然流转中，都化作我对生命、对社会、对自己工作意义思考的真实依凭。在知识无法祛除我内心困惑时，这些丰富的个体，以他们独有的坦诚和单纯，唤醒了我对世界更为宽广的观照，打开了我生命的另外维度，召唤我内心活力的一点点聚集，并让我切身感受到教师职业的庄重与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成长的同时，时光也在悄然丈量我人生的蜕变，他们的长大，也让我在变幻的岁月中，窥视到自己逝去的青春。在近几十年剧烈的社会转型中，我的大学时光，和他们的大学时光，构成了不同时代的生命切片，这种强烈对比中所夹杂的不同代际对国家、集体、社会、价值观、生命去向等层面的认知差异，让我内心震撼和感慨不已。在我的大学时代，我从不曾想象今天时代的样貌，同样，坐在我讲台下的80后、90后、00后，在市场化转型单向度的社会语境中，自然也无法想象，他们眼前的老师，有过怎样的青春。这种彼此的遮蔽和隔膜，构成了我教学日常中，最为基本、真实的时代剪影，在我五千多个从教日夜中，从第一天看到那些青春的面孔开始，我和这个群体，就产生了真切的生命关联，这是我最为厚重、确切的日常生存。

我将目光更多对准广东学生，这固然和我所在的高校是一所地方院校有关，也和我作为一个内地人，来到广东生活后，所经历的异质性生活经验有关，更和广东的复杂维度还有我先在的南方想象的落差有关。2006年5月17日，周三，课表上，排着我给计算机系学生的“大学语文”，根据教学进度，当天安排的是作文课。因为是少有的大台风，学生在二栋简陋的教室，都能感受到大风在龙洞山脉中的肆虐和威力，我将原本准备好的作文题，临时改为《风》，让学生现场完成。作业收上来后，一个名叫邓桦真的女孩所写的内容，让我久久难以平静，从她简短的叙述中，我还原了一个家庭的基本脉络：多子女、半年没拿到生活费、家庭月收入不足一千，但因为父母年龄不到四十五岁，导致作为子女的桦真，助学贷款被拒。事实上，相比我后来了解的更多学生，桦真的处境实在不算极端，但她所描述的状况和无奈，还是让入职不久的我极为震撼，以至在一种不安和难以放下的焦虑中，当天就通过校内邮箱，向全校的老师为她发起了募捐。

多年来，浸淫广东经济发达和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目睹珠三角火热的经济势头，我对南方的理解和想象，始终停留在发达、开放的单一向度，偶然的《风》，让我第一次纠偏了对南方的印象，并通过多年的持续观察，印证了纠偏的必要。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我的班上，仅仅通过一次课堂作业，就能窥视到比我年轻很多的学生群体，竟然还有不少依旧处于一种前现代的、吃饱穿暖层面的现实困境中。因为顾及学生的自尊，我没有打听这个女孩的更多消息，毕业多年，也不知道她身处何处。

但她的作业，她的《风》，却让我从此对流水线般的课堂，多了一份驻留的聚焦，并清醒地意识到，在就业数据的光鲜中，不少学生的暗处挣扎无从统计。在晦暗、逼仄的龙洞出租屋中，无数年轻人的身影，在天河区出彩的天际线下，铭记了时代的另一种真实。相比我有过留守经历的亲人而言，我的学生和他们的唯一差异，就是负载在文凭上的那一丝并不确定的期待。在走近更多学生隐秘的心灵皱褶后，我意识到对于青年群体的关注，是我职业范围内无法回避的事情。我不否认，在写作过程中，因为不同时代对照所产生的反差，以及诸多个案中一次次确认，学生命运和背后家庭之间牢固的正向关系，我内心陷入了茫然失措的晦暗，在进入他们背后更为真实细致的生存肌理，目睹他们日渐逼仄的上升空间，以及种种难以突围的艰难挣扎生存场景后，我内心确实有着难以排解的压抑和沉郁。

这种压抑和沉郁，更直接的冲击，来自作为从教者，我亲眼目睹，全社会最应具有活力的青年群体，却日渐丧失了来自生命本能的反抗性。我惊奇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个体回退到更为封闭的世界，在网络的掩饰下，在“丧”“佛系”“小确幸”等流行词汇的包装下，彻底放弃了对现实的抵抗和思考。不少学生认定今天的便捷和丰富理所当然，今天的失衡和坚硬也理所当然，他们不怀疑高房价的合理性，难以感知各类存在的差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手机、网络、信用卡的时代，也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没有房贷、教育成本低廉的时代。他们甚至很少反思，在大学毕业的起跑线上，同样年轻的躯体，去向为何千差万别？他们认定个人奋斗，自动剥离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不相信抗争的力量，在原子化、碎片化的具体语境中，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被轻易转移到了个体的机遇、命运和努力程度上。个体层面学生与命运的抗争，和整体层面学生无法与命运的抗争，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作为见证者和施教者，我想知道他们丧失抗争性的秘密。我不否认，对于年轻群体而言，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精神历程，这一切竟然都在无声无息中完成，在市场化、成功学、工具理性明码标价的惯性中完成。我想知道，在现代性进程中，年轻人，尤其是底层年轻人，事实上成为这一进程的直接后果。成为市场化、工具化的直接承载者后，这种后果和当下教育目标及现代化进程，到底呈现出怎样隐秘的关系？我想知道，当一个具有精英观念的老师和毫无精英理念的学生群体相遇，当一个残存理想主义的中年教师和一群持有现实立场的年轻群体相遇，他们中间是否存在互相看见和唤醒的可能？

在应试教育的巨大笼罩下，个人成功几乎是唯一的牵引目标，小升初、初升高、考名校、上培训班、上大学、找工作，在一系列严密的规定动作中，他们被删削掉个性、血性、活力，以标准答案为突破口，就这样一步步来到大学的课堂，并在不知不觉中养成温良、沉默的性子，沦为面目模糊的一群人。而我，不过和他们一样，成为高校就业指挥棒下的一个程序、环节，成为某个数据的生产者和催生剂。二本院校学生群体整体出路的逼仄，显然是一个严峻而让人不安的问题。

教育的两个维度

我得承认，通过对学生命运的梳理，我并未从个案的聚焦和群体的数据统计中，获得圆满答案。在主流话语中，青春被包装为最美丽的图景，但我所感知到的年轻生命，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背后布景的黯淡，其生命的可能，也越来越呈现出斑驳而黯淡的底色。我猛然发现，多年来，我竟然持有这样一种真实的心境：我不羡慕年轻人，不羡慕比我拥有更多青春的学生。当我意识到自己这种非常态的心境后，内心弥漫一阵恐慌。

回望十几年从教经历，我一直面临两个真实的叙事维度：其一，是对应试教育的审视。在当下盲目的教育程序中，直面遭遇应试教育的孩子，到底该怎样叙述他们的真实面目，抗争性的丧失，只是我从直观层面获得的感知。对不少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而言，让孩子考上大学，是他们教育的终极目标。这其中暗含的前提，对大学和大学毕业前景的正向关系进行了确认，在应试的帽子下，他们竭泽而渔、透支榨取式地将孩子送往大学门槛，随后便在门槛外面集体撤退，开始对下一批快递产品的锻造。而我像一个站在门槛内的收货者，完成应试教育最后工序的签收，拿到手的，实际上是一批形状规整的半成品。

在了解到所教的学生，至少有百分之六十来自重点高中，百分之七十都是超过一本线，才得以拥有机会来到我的课堂后，我对学生资质的怀疑和成见，悄然消解。在我看来，他们和重点大学的孩子相比，只不过多了一次考试的失利。让我惊讶的是，这些在高中以前，都被打上“优秀”标签的孩子，在大学的课堂，举止如此规整，面目却如此模糊。我在诸多的公共课堂中，忍不住一次次发问：“为什么读书？”“什么是知识？”“什么东西最重要？”与其说是对自身的清理和审视，不如说是唤醒年轻群体，正视个人内心声音的开始。对我而言，所有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到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他们压抑自己，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中，早已难以认清真实的个体，难以看清真实的自我，一种深深的茫然，不经意中总会笼罩我的课堂。

是的，应试教育迷雾笼罩下的真实境况，关于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未得到清理。从教育目标而言，将学生培养成为成功的人还是完善的人，大多高校没有多少差别。面对年轻个体的精神成长，近二三十年的高等教育，对“人”这个词，采取了不约而同的回避，密集的知识灌输，成为教育活动的常态，并以剥夺社会教育、生活教育为代价，从而使得学生的成长，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同质化倾向，并直接导致学生的认知局限。

多年来，根据自己对学生的观察，我一直深信，针对漫长中学阶段和现实、真实生命体验相脱节的应试教育，如何引导学生在课堂、知识和生命体验之间建立可靠的关联，激发他们的人文思考习惯，应当是大学阶段不能回避的基本责任。我在课堂上的有限实践，不过是面临这种困境时个人层面施行的细枝末节的修复、努力。在无法通过教育让底层孩子更好抵达上升通道的现实处境中，让他们精神深处多一点对社会的自觉认知，成为我的卑微心愿。

我还得承认，从教经历中，我内心最大的困惑，是不知给学生提供怎样的价值观念。产生这种困惑的因由，和我即将提到的第二个维度有关：教育市场化的后果。在教育的目标被成功学劫持后，价值观的传达，成为高校教师面临的最大挑战，其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高校对就业的空前重视和关注。有一次开会，我甚至听到学者戴锦华提到，连北大校方都关注就业，大大增加了专业硕士的比例——作为风向标的北大尚且如此，就更不用提我所在的高校。事实也是如此，为了就业，学校的一切活动，几乎都会无条件让步。国内一些偏远地区的高校，提升就业率的绝招是考研，从一入学就鼓励学生参与另一场竞争，背后的真相，正来自考研被计算为看得见的就业率。我所知道的一些高校，为了不影响就业率，明里暗里都对老师强调放松对学生的考核，以便学生顺利拿到学位。有些家长因为子女成绩不合格拿不到学位，会以就业为借口，公然到学校闹事，逼迫学校妥协。

在市场、就业、家长、学校、学生等组成的庞大系统中，所有的棋子都能和就业产生直接的关系，不能任人摆布，唯独教师这个棋子，可以任人摆布。学校通过职称、聘用、考核等管理教师；学生拥有的杀手锏是学生评教，也能逼迫教师为提高分数，做出妥协，暗中放水；部分家长因为孩子的核心利益受到损害，更是以维权的名义，要挟学校，其所蕴含的商业、服务关系得以赤裸裸呈现，而学校往往会迫于家长的压力，对教师提出要求。这所有的要素，教师成为最被动的一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去抗衡、争取，而最终的严重后果，却实实在在地落到了学生头上。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和逻辑是，决定学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正来自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来自他们经营的每一个课堂。“就业主导”对教育生态的扭曲，直接将教师逼到了最边缘的地位，一个安全感匮乏、精神压抑的群体，又如何有心思和能力去培养学生群体？很多原本热情澎湃的老师，经过几年的折腾，也逐渐丧失了耐心和力量，只得将注意力转向个人的小天地，将更多精力转移到与考核周旋，以获得更多的名号，确保自己的饭碗万古长青。说到底，教师的边缘化，最后的代价，还是隐秘地转移到了学生头上。

在对学生毕业境况的追踪中，负载在就业层面的个人命运走向，到底和大学教育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是我多年来追问最多的问题。我想知道，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原生家庭，以及个人实际能力，在就业质量中，到底占据了怎样具体的权重？如果其权重越来越被个人实际能力以外的因素左右，那么，对大学教育的审视，尤其是对彻底市场化后大学教育的审视，将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无论我是否愿意接受，一个事实是，学生的去向，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已越来越显示出和背后家庭的正向关系。我想起2006年第一次当班主任，和062111班初次见面的情景，想起新生报到现场忙忙碌碌的家庭和暗处茫然失措的孩子，我明显感到，分化的加剧，社会即将到来的裂变，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就已显露端倪。庆幸的是，从整体而言，062111班学生，在经济状况良好、房价尚能忍受的大形势下，大部分在社会留下的夹缝中，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并或多或少拥有一些小确幸，而仅仅九年后，待我接手1516045班，他们所面对的可能和命运，就已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底色。

教育产业化遮蔽了高等教育放弃为社会筛选人才的事实，用人单位无法通过高校输出的人力资源，获得清晰地辨别，为了降低选人的行政成本，只能加入盲目追求名校学历的军备竞赛，并导致学历歧视、应试教育进一步加剧。在一种貌似热闹、合理，实则荒谬的教育GDP大比拼中，越来越多的底层青年深陷学历的恶性竞争，无法通过教育突围自身的困境，承受着付出与收获的不成比例的后果。

换言之，应试教育无法松动的现实，固然与教育目标的模糊有关，但教育目标的模糊之所以能一直横行，说到底还是来自教育市场化的掩护，“就业主导”不过一种表象的症候，成功学的登陆成为必然。是的，现实就是这样，与就业深入人心相对应的，是现实中畅通无阻的、包装在成功学背后的个人奋斗的价值观，它鼓吹个体努力，鼓吹机遇、运气，将年轻人的未来，简单和个体偶然的命运对接，故意遮蔽群体和现实、时代之间的深刻关联。尽管阶层日益固化，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话题，但年轻人对阶层固化的接受，还是让我惊诧不已。我不知道，在撕裂的社会语境中，教育在弥合两者缝隙时，到底该有什么作为？青年人的命运，是否只能任由原生家庭所处的位置，以及并不完善的市场主宰？除了生产一个就业的工具，塑造一个内心拥有坚定价值观的人，是否也是高等教育的应有之义？在世界早已被工具理性冲得颜面尽失的时代，人类最隐秘的期待、最后的尊严，是否能够在教育的审视中，得以重拾？

说到底，教育的问题，和任何时代的基本命题一样，面临的核心都是青年。面对眼前越来越迷茫、无所适从的年轻人，我不过依凭最粗粝、原始的材料，诸如学生的作业、试卷、日常对话，获得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呈现，也以此勾勒更为完整的普通高校学生的生存图景，并以此为载体，表达自己对教育的一些直观印象和基本思考，表达对一个群体的关注和描述。

但，仅仅通过文字，对一个群体的描述是否可能？

隐匿的群体

相比我能够说出的名字，我内心还有一个庞大的隐匿群体，他们像幕后者，安静地站在我记忆的深处，或消失、或疏远、或拒绝。我想起英语系一个在广东工业大学门口，被公交车夹死的女孩，在听到这个惨痛的消息后，我正在菜市场心急火燎地为对付儿子的咳嗽，挑选第二天的汤料。我清晰记得，大学语文课程才刚刚开始，她只听了我几次课，记得她总是喜欢坐在前排，笑眯眯的样子，显示出广东女孩特有的安静和柔美，而名单上她留下的稚嫩笔迹，竟然成为我和她今生唯一的真实关联。让我难受的，还有一个跳楼轻生的男孩，前一天我还在课堂上，冠冕堂皇地和他们讨论人生的意义，第二天，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年轻生命的离去。这种种偶然的生命遭遇，总是将我拖入彻底的无力，感受到教育的虚空，并时刻警醒自己，面对眼前的年轻群体，我还有太多的不解、未知。

我还得接受，在和学生交往的过程中，比之多数孩子毕业以后面对我的坦然，也有不少孩子选择疏离。这种疏离，反而让我意识到他们的大学时代，他们和我课堂的偶遇，更像一场无法言说的幻觉。我得承认，很多鲜活的个体，无论我如何努力，终究无法走进他们的内心。我理解他们对我的拒绝、疏离，理解年轻个体面临现实挑战后，他们面对的真实处境。真正的黑洞，真正的贫穷，真正的无助、迷惘，我依然无法看清，他们也不愿意让我看到。我不能否认，在我从教的五千多个日子中，他们始终是我生命中最为牵念的影子，是我内心无法填充的黑洞。

让我利用最后的机会，记下几张难以释怀的面孔。

第一个要提到的是江小荣，2016年毕业的一个女孩。一次上讨论课，主题是与萧红有关的电影《黄金时代》。课堂气氛不错，因为事先分了小组，成员轮流发言。轮到小荣时，她稍稍迟疑了一下，在观望中大胆地走上了讲台，扎着马尾，架一副眼镜，穿着并不时髦的淡灰色运动装，非常平实的模样，带着农村孩子特有的淳朴气质。她一上台，就很认真地说了一句：“反正我感谢这个时代，让我能够进入大学读书。”在随后的发言中，她讲起自小口吃，持续了十几年，遭受了很多歧视，经过痛苦磨练，终于能够将话讲清。她还讲起自己的生活境况，一进大学就在外面打工，完全不依赖家人的支持。我注意到课堂下面，很多女孩子的泪水在打转，教室寂静无声，尽管她语调平缓，并不流利，但我能明显感到，她积蓄了很多勇气，才得以坦然走向前台。让我惊讶的是，她将个人的成长坦然与时代进行对接，“反正我感谢这个时代”所隐含的倔强和乐观，让我隐隐约约感受到某种危机。

一年以后，我观察到这个女孩越来越沉默，脸上再也看不到课堂上曾绽放的笑容，她拒绝和人说话，甚至同一宿舍的人都不怎么交往。几次课后，我找她交流，她都默默无语，不愿多言。更令我惊讶的是，难度不大的文学史期末考试，竟然只考了十几分，毕业论文期间，无论怎样和她联系，都得不到任何回音，询问宿舍的同伴，也没人知道她太多确切的消息。她还在我的朋友圈，但从不发声，任何话题，都无法激起她分享的冲动，考试、毕业论文、拿学位、找工作，这所有对一个本科生而言极为重要的事件，仿佛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我隐隐的不安终于变为现实，这种底层家庭出生的孩子，一旦从考取大学的喜悦中醒悟过来，回到真实的世界，如何直面现状，便成为她们成长过程中，最难调试的一环。

第二个要提到的是赖俊宇，他是2008级的学生。俊宇引起我的注意，来自辅导员对他缺课的反馈。因为给他上专业课，我得以有更多机会和他交往，他极具文学才华，无论写作还是理解能力，都要高出班上同学太多。他迷恋音乐，听过的碟多达千张（我由此断定他的家境不错），他讨厌无效的课堂，更多时候，窝在宿舍读书、听音乐。2012年3月29日，临近毕业，他找到我，和我聊起了喜欢的作家村上春树，他告诉我，村上春树拯救了很多创作者，别人是用思维推动文字，他则用文字推动思维，在创作以前，一切都处于一种未知状态。在俊宇看来，用文字推动思维，比用思维推动文字，要轻松很多。他还和我聊到对音乐的感受，他听过的专辑、他喜欢的音乐人，我闻所未闻，我很惊讶他在我面前的状态，和辅导员描述的状态完全不同。我理解他在一所金融氛围浓厚、管理极为死板的大学的拘束，理解自由和人文，对于他的重要。作为学生，他能怎么办呢？他反抗的方式，只能是逃课。作为老师，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提醒他，面对现实，必须有限地妥协，拿到学位，才能为以后的自由提供前提。

我清楚记得，整个大四，他找我聊得最多的话题，涉及宗教和灵魂。他清亮、透明的眼睛，透着智慧和执拗，他没有临近毕业的慌乱和不安，我每次都想通过聊天，知道他成长的一些背景，但每次都找不到任何契机，聊一些现实的话题。他真正热爱文学和音乐，对形而上的东西充满激情，这种执拗的偏向，让他在大学的评价体系中，无法跟上流水线般的课堂和管理。我不知道他离校时，是否拿到了学位，更不知他毕业以后去向何方，我只知道，在离开校园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再也没有契机见面。但我见证了他大学时光的心灵挣扎，见证了他丰富的心灵和难得的才华，在咋咋呼呼的大学氛围中，一个男孩，如此寂寥，而又无人理解。

第三个要提到的是天成。我始终记得她的名字，但在大量的公共课学生中，我回忆不起她来自哪个系，读的什么专业，出生于什么地方。在几乎两年的时间里，她会弄清我每个学期的课表，在我上课的前一天，都会用同一条短信，约我下课和她见面：“老师，我是天成，你还记得我吗？”每隔两周，我们会在学校七栋附近的面包房坐二十分钟，她会坦然接受我用校园卡给她买面包、买冰棒，甚至叉烧和鸡腿。她很爱笑，牙齿特别白，夏天，她会建议吃雪糕，冬天，则会建议吃热狗，她叽叽喳喳地和我说话，我则安心地等待四点四十五分准时发出的校车。这片刻的时光，无论对我、还是对她，都是一种没有任何负累的放松。她零零散散给我讲过很多家里的事，我知道她兄妹多，父母一直在东莞打工，念大学前，她留守在老家，很少和家人见面。她没有任何底层留守孩子的压抑和沉重，快乐的脸庞，单纯的笑容，洁白的牙齿，永远一副没有烦恼的模样。今天，我忽然想到，在如此频繁的邀约中，她一定有什么更为重要的事情和我说，而我当时简单地以为，她仅仅是习惯了下课后与我在面包房彩色的餐桌前坐一坐。尽管我的电话从未改变，但她毕业后，再也没有和我有过任何联系，我的手机短信中，再也没有收到那句出现了无数次的话：“老师，我是天成，你还记得我吗？”

时隔多年，我突然想到，无论是江小荣、赖俊宇还是天成，在所教过的学生中，我们其实都曾拥有大量的相处机会。在少有的专业课中，我教了江小荣整整一年，和赖俊宇经常聊天，和天成时时在面包房见面，但毕业像一道神秘的隐身术，一旦时间的关口启动，他们便在我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也许就在龙洞，也许就在我的身边。

只不过，毕业以后的境况，让他们再也产生不了找我说话的愿望。

对一个群体的描述是否可能？我再一次追问自己。

那就让我回到龙洞，再一次去回溯那些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