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 | 智利新歌：不会沉默的人民之声

歌手的牺牲

1973年，智利人民团结阵线走到了执政的第三个年头。9月11日的早晨看似平静。歌手维克多·哈拉（Víctor Jara）正准备前往国立理工大学——在这所大学中，他曾经结交了许多热情、反叛的年轻人。在他的帮助下，这些年轻人后来组建了两支著名的乐队——印地-伊利马尼（Inti-Illimani，ayamara方言“山上的太阳”之意）和基拉帕云（Quilapayún，意为“三撇胡子”）,这两支乐队都曾以阐释过“拉美国际歌”《团结的人民永不被击溃》（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闻名，而维克多·哈拉与他们一起，都是智利新歌运动（Nueva canción）的旗手。

维克多·哈拉

维克多·哈拉但这一天他并不是要去国立理工大学拜访旧友。原定这一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将参加在国立理工大学举办的“反法西斯内战恐怖主义”展览开幕式。时局并不稳定。这个历史上第一个民选社会主义政党的总统将宣布一项决定：举行公民投票解决国内危机。而维克多将要在群众大会上演唱。临行前，维克多打开了收音机，听到的却是阿连德总统向智利人民发出的告别演说：

"这肯定是我最后一次向你们讲话的机会。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只能对劳动者们说：我不辞职。（处在历史的转折时刻，）我将以我的生命来回报人民的忠诚。我要告诉你们，我坚信，我们在智利人民心中播下的种子值得成千上万智利人自豪，它绝不会死灭。（他们现在有力量，他们会压倒我们，但是）罪行和武力都无法阻止社会的进程。历史是我们的，创造历史的是人民......"

开幕式不可能进行了。而维克多对妻子说：“你知道，我无论如何要去。”阿连德作为总统直到最后一刻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而作为歌手的维克多，他的岗位在舞台上、在听众之间。

他再也没有回来。

35岁的维克多·哈拉，两个女儿的父亲、贫民的儿子、智共党员、智利大学戏剧学院的教师和导演、维奥莱塔·帕拉口中“智利首屈一指的民谣歌手”、万众瞩目的歌星、商业电台的宠儿，死于军警之手。

他的手指被敲碎、双手被折断，身中四十四弹，身上有不计其数的伤痕。在他被折磨致死的智利国家体育场中，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曾经为他的《向农夫的祈祷词》（Plegaria a un labrador）鼓掌欢呼。正是凭借这一首战斗性极强的歌曲，他获得了第一届智利新歌节的一等奖。也正是在体育场周边的贫民区，15岁便丧母的维克多度过了他艰难的少年时代。

维克多可能对自己的命运早有预感。日趋紧张的国内形势下，作为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者和“人民歌手”，他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甚至疑问于自己是否能活过40岁，活到社会主义的建立。维克多牺牲前不久曾在许多歌曲中透露“至死都将继续歌唱”的词句，如在《人民之风》（Viento del pueblo）中，他就曾写下“直到死亡将我带走”，后来因显得太过悲观而改掉了歌词。这些歌曲中最有代表性是《自白》（Manifiesto），许多人认为，这首歌就是维克多的遗言。

我不为歌唱而歌唱，

亦不为天生一副好嗓。

我歌唱因为那吉他，

也有理性与热肠。

……

在一切结束时，

一切又将开始。

勇敢的歌，

将永远是新歌。

——维克多·哈拉《自白》

不止一位新歌歌手曾经有过类似的表达。维奥莱塔·帕拉基拉帕云曾经翻唱过“乌拉圭人民歌曲”（Canto popular uruguayo）歌手Daniel Viglietti的歌曲《为了它们歌唱》（Por ellos canto），歌唱是为了生活中的斗争、为了贫困人们的呼喊、为了灵魂的充实、为了反抗权力的恐怖、为了沉默的言语，也为了爱：

终点并不意味着结束，

起点也尚未开始。

我永远活在路上，

这样去爱、去斗争、去思考。

正如维克多的妻子若安（Joan Jara）为他写的传记标题，他戛然而止的一生是一首未唱完的歌（英语版标题：An Unfinished Song），这首歌被外力生生截断（西语版标题：Un canto truncado）。维克多殒身后，“智利新歌”也成为了军政府的眼中钉，成为了“危险的颠覆性音乐”，印第安乐器也成为了“颠覆性乐器”。维克多和其他新歌运动歌手的音乐被严禁播放，进步唱片社遭到查封，一切能被找到的音乐资料都被烧毁。而歌手们也遭到拘捕、拷打、流放、杀戮。然而，生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新歌的消逝，生于拉美大地的新歌并未因此死灭，反而有无数人继续走在这条路上。在智利国内，新歌成为了反抗军政府的精神力量，他们的歌曲被民众冒着生命危险反复吟唱；在拉美大陆，新歌成为连结西语世界左翼艺术家的纽带，前辈的抗争激励着下一代音乐人的创作和奋斗；在全世界，《感谢生活》（Gracias a la vida）《在和平中生活的权利》（El derecho de vivir en paz）《团结的人民永不被击溃》等歌曲成为了超越语言隔阂的传唱之作。

拉美新歌：

被血泪浇灌的土壤生出的音乐

新歌，何以成其“新”？

它何以有如此的能量：令压迫者厌恶惧怕，令歌手为其慷慨悲歌、不惜献出生命？

这里的“新”指的并不是歌手们新创作的歌曲，而是一个崭新的文化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复兴民谣”，它关注更多的是音乐背后的人——资本主义和殖民体系下的“边缘人”。

此时，音乐的重要之处不在于旋律、细节，而在于阐释它的歌手，在于歌曲所产生的表达、交流、联结各个群体的作用。新歌本身就产生于左翼艺术家之间“音乐合作社”式的交流与联系。“新歌运动“在一个个进步民谣歌手小圈子的聚会中慢慢萌芽、壮大。

虽然新歌歌手大部分是智利共产党的成员或支持者，这一文艺运动也并非政党领导下的体制化的运动，它没有层级结构、宣言纲领。它来源于人们的劳动生活和不懈反抗，来源于在忧伤和苦痛中生发的乐观，来源于无数艺术家与工农的血脉联系。这些声音汇聚成了拉美的时代之声。

比奥莱塔·帕拉（Violeta Parra）就是这样一位出身农村的歌手，智利底层人民的“歌魂“。她从未获得接受正规音乐教育的机会，也不识五线谱，但她的双脚踏遍了智利的乡村——只携带着记录簿、铅笔和一把吉他，卖唱搭车、粗茶淡饭。数十年之中，她收集整理了三千多首民歌。人们评论说，她的工作抵得上一整个人类学考察队的工作量。同时她还把民间音乐形式和社会政治题材、为社会鼓与呼的责任感结合起来，她歌唱因支持罢工被捕入狱的工人、歌唱童工悲惨的生活、赞颂学生运动中勇敢的青年知识分子。粗粝不加矫饰的声音、情深意切的歌词、农民装束和不加梳理的黑色长发，这些都是她区别于主流歌手的特别之处。她影响了包括维克多·哈拉的诸多歌手后辈。维奥莱塔坚韧的一生激励和启发了下一代艺术家的创作。她的《感谢生活》（Gracias a la vida）曾令无数听者动容，而她的《学生万岁》（Que vivan los estudiantes）也成为了同时期拉美大陆学生运动的标志性歌曲。

比奥莱塔·帕拉

维克多·哈拉是比奥莱塔音乐精神的践行者。结识比奥莱塔可以说是维克多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新歌运动中的重要节点。与比奥莱塔的彻夜长谈使维克多将对音乐的热爱更多地融入社会责任感的践行，对于维克多来说，民谣音乐也从爱好变成了使命。他也和比奥莱塔一样，出身贫寒，熟悉田间劳动和农民生活。他常常身着农民常穿的民族服装：蓬乔（poncho），走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为劳动者们和孩子们演唱。在出任圣地亚哥郊区一个民谣音乐学院的领导时，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接触到周边农村的农民歌手，维克多鼓励学生们周末去乡村记录本地民间歌曲。在他的指导下，学生们并不是像学者习惯的那样带上调查问卷完成学术任务，维克多认为这样的学术体系反而会阻碍真正的交流。维克多习惯去先去培养信任和友谊，带上一瓶酒、一把吉他，进行真实生活经验的分享。这时，知识分子或艺术家并不是对底层民众进行“教育”或“灌输”，而是从平等的交流中发掘出生活哺育的多姿多彩的情感、体会人们的喜怒哀乐，启发人们进行表达。

智利新歌不是同质化的音乐表达，不是根据既有理念进行创作的命题作文，而是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坚韧的智利民众深沉的情感不能被教条所概括，歌手们相信，“生活”才是一所最好的音乐学校。艺术家们也切实践行着“走向人民”的承诺——随着新歌运动的发展和国家层面左翼力量的不断壮大，进步歌手社群“帕拉兄妹之家”（peña de los Parras）开始逐渐走出知识分子精英小圈子交流的局限，成为了新歌运动的重要据点，与工人、学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扎根社区开办工作坊，启发人们创作诗歌、作曲、制作工艺品，并进行有关于自己生活境况的讨论。正如维克多妻子若安为他写的传记中所提到的：“新歌运动并不属于歌手们，因为人民已经学会了歌唱。”也正如比奥莱塔那首著名的《感谢生活》中的歌词：“众人的歌便是我自己的歌。”（el canto de todos es mi propio canto, “the song of all is my own song”）

在平等的交流气氛之中，维克多总是能与人们交流生活中切实存在的问题，让人们产生发自内心的回应。他创作过许许多多反映劳动者生活的歌曲——讲述织毛毯妇女的《安赫丽塔·乌埃努曼》（Ángelita Huenumán），讲述劳动者的艰辛与乐观的《犁》（El arado）,讲述要在寒冷中劳作抽烟取暖的劳动者的《香烟》（El cigarrito）。成为大学职工并没有阻碍他与民众的联系。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一首歌就是第一届智利新歌节的获奖歌曲《向农夫的祈祷词》。

拉美的人民是虔信的人民。在相信着“上帝站在穷人一边”的马克思主义天主教徒眼中，天主教不仅仅提供彼岸的慰藉，更是指引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进行反抗压迫的现实斗争——这就是生于拉丁美洲基层教会的“解放神学”。在这些基层教会中，神父由推举产生，人们自由地解读讨论圣经，将圣经作为反抗现实压迫秩序的依据和工具。维克多的歌曲就化用了《天主经》的形式，将对上帝的祈祷化作对劳动者团结的呼吁，让劳动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当一首歌曲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而作，那么它就是政治性歌曲。”

维克多·哈拉曾经有许多选择。自小勤奋努力的他，有机会成为一个著名导演，成为表演教授，成为歌星，成为中产阶级。但他选择了更艰险的一条路：用音乐回报底层、用音乐反抗强权。

许多拉美歌手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如果歌手沉默》（Si se calla el cantor），可以当作他们对于自己使命的誓言：

如果歌手沉默，生命也会沉默，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首歌。如果歌手沉默，希望、光芒和快乐将在恐惧中灭亡。。
……
歌手不要沉默，因为懦弱的沉默袒护着压迫人的邪恶。歌手从来都不会屈从，他们面对罪行从不会沉默。
当歌手开始呼号，举起所有的旗帜吧。在夜晚，一千把吉他将使这首不朽的歌泣血，直到永远。

智利新歌本身就成长于种种矛盾之中。它不仅仅是相对于主流统治阶级的声音存在的“被压迫者”之声，也是成长于不断变化发展的阶级斗争的形势的“反抗”之声。正是不断变幻的政治冲突和分化影响了“新歌”作为一种独立的音乐流派的定义。拉美所承受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仅来自于经济、政治层面，还反映在大众文化层面。新歌运动本身就起始于对美国文化工业侵略的反叛。在文化工业的影响下，西方的商业歌曲也充塞了智利的音乐界，许多智利歌手为了市场将自己的西班牙语名字修改得更加“美国化”。与此同时，被称为新民俗（neofolklore）歌曲的民谣音乐也发展起来，本该反映人们生活的民谣也成为了廉价的消费品，智利农村被塑造成田园诗般的世外桃源，人民的生活被感性地理想化了，只剩下了对祖国、故乡、爱情的赞颂。而新民俗歌曲的演唱者也向上层阶级靠拢——需要身着晚礼服、发型整洁、打扮考究。这对于出身贫民的质朴歌手们来说，这样的环境十分压抑拘谨。维克多曾说：“文化入侵像一棵参天大树，阻碍了我们看到自己的太阳、天空和星星。我们为了重见天日而斗争，必须要将这棵大树连根拔起。”

为了远离这种精致而谄媚的文艺气氛，也为了给志同道合的艺术家朋友建立一个自由交流的空间，一些艺术家纷纷组织起了小圈子（peña），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帕拉兄妹之家”，即比奥莱塔的一双儿女：安赫尔和伊莎贝尔所主持创立的。

“帕拉兄妹之家”不仅仅是一个崭新的歌曲运动的据点，还是拥有左翼观点的人们交流的空间，因有各种各样的“革命者”而著名——从马克思主义者到左翼天主教徒、从工会成员到进步学生。在简陋的长凳上和烟雾缭绕的环境下，人们彻夜交谈、演奏、唱歌，小小的陋居常常人满为患。随着拉美其他国家军事独裁的发展，帕拉兄妹之家还成为了巴西、乌拉圭、阿根廷流亡歌手们的庇护所。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具有强烈的人民立场、底层色彩的音乐，不可能不和大众政治发生紧密的联系。随着六十年代末社会形势的变化，这个艺术家小圈子不仅成为连结智利乃至整个拉美大陆进步歌手的纽带，也与社会运动融合在一起。

首当其冲的便是维克多的歌曲《Movil oil special》被广泛地运用于智利68年争取大学改革的街头运动之中。维克多很高兴自己的歌曲成为了日常生活斗争中的一部分，甚至在街垒现场录制了这首歌曲，音乐背景中便有催泪弹爆炸的声音。而随着运动之后大学改革的推进、院系组织的调整，学生和工会运动的联系也日趋增强，维克多可以不必去他所厌恶的媒体上演唱，而是能够更多地接触到他所想要去接触的工农群体。越来越多的工会组织邀请维克多去演唱。智利的工会活动有着激励艺术创作的传统，在工会的文艺活动中，工人戏剧、诗朗诵和政治会议上的歌曲都发展起来了，这在大多数工人还是文盲的环境下显得十分难得。而维克多去演唱有时是为了支持罢工活动，有时仅仅是因为工人们热爱他的音乐。维克多也越来越意识到音乐作为抗争的武器这一作用。他说：“一个艺术家，如果他是真正的创造者，那么他就像游击队员一样危险，因为他具有极强的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而后，维克多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抗争活动之中。1969年3月9日，智利延基韦省（Llanquihué）蒙特港（Puerto Montt）防暴警察用暴力方式清理了占地运动贫民在空地上建造的破屋，造成了七人死亡，七十多人受伤，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儿因为吸入催泪烟雾而死。圣地亚哥因此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警察间的冲突。维克多创作了《蒙特港之问》（Preguntas por puerto Montt），在歌曲中直呼内政部长和省长的名字质问他们：“您应该回应，佩雷斯·苏可里奇先生（Pérez Zujovic），为什么面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要用机枪来回答他们。佩雷斯·苏可里奇先生，您把您的良知放进棺材埋了起来。南方的所有雨水，也无法洗清你双手沾的鲜血。”维克多的妻子还记得他演唱这首歌的摸样：他紧绷着分开的双腿、热血在他周身和吉他上流动，仿佛他的生命就依赖于歌唱。因为这首极具战斗性的歌曲，他被上流社会的人威胁攻击。

维克多创作过许多控诉强权暴力的歌曲，新歌也常常使用在抗议场合之中，但它并不自我定位为“抗议歌曲”。维克多对“抗议歌曲”保持着清醒而冷静的认识，他明白文化工业是如何收编“抗议歌曲”的——“首先，将抗议歌曲纳入批量生产和商业渠道。然后，树立抗议歌曲偶像，借助于这些偶像麻痹青年的天然反抗性。这些偶像将像其他商业歌星一样遭受昙花一现的命运。所以与其说我们是抗议歌手，不如说我们是革命的歌手。”

"如果在音乐创作的背后没有一个革命的人，那就不会有什么革命歌曲。我所说的革命不是指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标语口号或革命幼稚病；我指的是在我们人民的感情表达中，那部分最高贵、最朴素、最深沉、最真挚的东西。"

作为智利共产党和人民阵线的支持者，维克多也为社会主义鼓与呼，参与创作了《我们必胜》（Venceremos）这一人民阵线竞选歌曲。在1970年人民阵线当选之后，进步知识分子们满怀希望与热忱去探索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维克多曾写道："我真想变成10个人来做10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尝试通过和平道路创立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全世界都在期待着我们。"面对自然灾害与复杂的国内形势导致的生产、交通问题，维克多和大学师生常常参与义务劳动——救灾、抢收、搬运、下矿井，他还是用他那明朗、热情的微笑鼓励着每一位为新社会付出劳动的同志。投身于建设的生活也是充满创作灵感的生活。在救灾之中维克多夫妇曾收留过一个幼童卢钦，维克多便以他为题创作了《卢钦》（Luchín），歌唱城市贫民区儿童的生活。在他留存于世不多的视频资料中，就有演唱这首歌的录像。他解释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时说到，我们的国家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儿童，而以后，他们将成为工厂劳动者，成为工厂的主人翁。为了赞美人们义务劳动建设新世界的热情，他曾经创作过《志愿多美好》（Que lindo ser voluntario）这一首歌曲：“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去志愿劳动。修建社区公园，建桥架屋铺路。继续向着我们的目标，前进。”

我们是五千个人，
在这座城市的这一小块地方。
在整个国家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城市里，
仅仅在这里
就有一万只手，
它们曾播下种子，
它们曾让工厂运行。
当我不得不诉说恐怖时，
歌啊，你让我唱得多么艰难！

继续在路上开辟你命运的航迹吧，
没人能夺走你播种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