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 | 当代诗坛的两个“斯基”

文 | 洪子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俄苏文艺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包括电影、戏剧、绘画、音乐，也包括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文学样式。就诗歌来说，“十七年”中翻译出版了不少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舍甫琴科的作品，特别是普希金的各种诗集中译有二十余种。苏联时期的诗人，苏尔科夫、特瓦尔多夫斯基、施企巴乔夫、武尔贡等也有不少译介；而最为读者和诗人熟知的则是两个“斯基”：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和伊萨科夫斯基（1900—1973）。后者的名声、文学史地位虽远不如前者，但读过他的诗，听过他的诗谱写的歌曲的也不少。他们对这个时期中国当代诗歌的观念和诗体形式，都曾经产生重要的影响。

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1900—1973）生于俄国的斯摩棱斯克。192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沿着时代的阶梯》，此后陆续有《麦秸中的电线》《外省》《离去之诗》《种田能手》等诗集出版。对中国读者而言，恐怕大多数都不知道这些诗集，记住的只是他的个别诗作的名字：《红莓花儿开》《喀秋莎》《有谁知道他》《灯光》……中国对他的诗的译介，可以追索到40年代：1944年《新华日报》刊登的戈宝权译的《伊萨科夫斯基诗抄》①。《诗创造》1948年的“诗论专号”（第12辑）上，也有戈宝权译的伊萨科夫斯基自传和高尔基论这位诗人的文章②。

▲ 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1900-1973）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2月，《人民日报》刊登苏联评论家巴甫洛维支的文章推荐这位诗人的创作。文章中说，“在苏联国土上，诗人的歌无远弗届，甚至随红军，胜利地跨越了国境”；“诗人的诗，有许多都变成民歌，同时它们的基础和灵感的来源也就是民间歌谣”。文章拿他和叶赛宁比较，认为伊萨科夫斯基早期的诗具有叶赛宁的风韵：“穿过牧场和沟壑流着琥珀色的恬静的溪流，斑驳的阳光在那里闪烁，杨柳也投影在里头”（伊萨柯夫斯基）；“琥珀色的云织成的锦带，在森林上空飘起；睡意朦胧的日午的静寂里，松树在窃窃私语”（叶赛宁）。但巴甫洛维支认为它们其实是不同的，“在叶诗中，修道院和教堂的尖塔是景色中必备的风物，还有‘草樱把它们的香气送过草原’……而在伊诗中：一片微笑的光，点亮了乡村学校的窗；一只乌鸦昂然地走过池塘，仿照着拖拉机司机的模样”③。

50年代初，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是中国作协培养青年作家，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写作能力的机构。在为学员编印的教学资料中，伊萨科夫斯基的有两种，一是《伊萨科夫斯基的作品选》，黄药眠、蓝曼译，手刻油印本，文学讲习所自印于1952年，收入诗《谁知道她》（后译《有谁知道他》）、《卡秋莎》（后译《喀秋莎》）、《候鸟飞走了》、《在故乡》等三十余首。二是手刻油印的《关于伊萨科夫斯基的生平及其著作的资料》，自印于1954年，有他的自传，和苏联诗人苏尔科夫等的评论文章。可以看到讲习所对伊萨科夫斯基的重视，将他列入青年作家创作的学习、参照对象。

1952年，中译的《伊萨科夫斯基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他的诗选，文学理论家黄药眠翻译。《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也陆续刊载文章介绍他的创作。诗之外，50年代初还出版了他谈论诗歌创作的理论书籍。《论诗的秘密》是“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的一种（第一辑之十），出版于1952年④。收入《论诗的“秘密”——答复来信》和《谈民间歌谣——致李季信》两文。李季是解放区运用民间诗歌资源取得成就的诗人，他以“怎样利用和提炼传统的民间形式”的问题求教于同样从民间诗歌获取营养的伊萨科夫斯基，伊氏的回复写于1951年12月2日。第二本是《谈诗的技巧》，孙玮译⑤，收入《谈苏联的歌曲》《谈诗的“秘密”》《怎样写歌》《谈诗的构思，诗的思想性》《给初学写诗的人的信》等多篇文章。这两本书都有很大的印数，《论诗的“秘密”》1952到1954年累计印刷三万册，而《谈诗的技巧》1955年4月到1959年5月8次印刷达十四万册，可见它们在诗歌爱好者中受欢迎程度。

▲ 伊萨科夫斯基《论诗的秘密》

磊然译，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

1954年，诗人袁水拍在《人民日报》撰文《怎样写诗——介绍伊萨科夫斯基著〈谈诗的技巧〉》⑥推荐这本书。袁水拍认为，它对于诗歌习作者有类乎“教科书”式的价值。他说，许多向报刊投寄诗稿的作者，都对编辑部空洞、一般化的退稿信不满，在这个情况下，他推荐读《谈诗的技巧》这本书，说“作者是中国读者所熟悉和喜爱的苏联诗人”，从他那里我们能“学习一些关于诗歌创作的必要知识”。

伊萨科夫斯基的诗在50年代的中国流行，除了诗本身的特质，重要原因还因为他的不少诗被谱写成歌曲（有的诗就是当歌词写的），而且还是电影的插曲。将他的许多诗谱为歌曲的有苏联著名作曲家勃朗介尔（1903—1990，《喀秋莎》谱曲）、米·杜纳耶夫斯基（1900—1955，《红莓花儿开》《从前是这样》谱曲）、弗·查哈罗夫（1901—1956，《有谁知道他》《啊，我的雾》《在那辽阔的田野里》《告别》谱曲）。这些歌曲，有的是影片《库班的哥萨克》《幸福的生活》《收获》的插曲——影片大多不再被记忆，但歌曲似乎还活在经历那个时代的一些人心中。

伊萨科夫斯基的诗，与当代一种被称为“生活诗”（或“生活抒情诗”）的体式的确立有一定关系，至少是为这一体式的流行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

自50年代初开始，诗歌界在规划未来的诗歌写作方向的时候，就要求诗和其他叙事形式一样，要表现、歌颂新的生活，新的世界，这推动了“叙事”因素在抒情诗中的地位。1950年，袁水拍在一次笔谈中说到，“我们赞成诗歌主要是抒情的这种说法。此外，所谓诗歌中要有人，有事，也是重要的见解。民歌虽则短到只有两句，也还是大多数有人、有事的”⑦，这是当时诗歌界许多人认可的观点。1956年，他在《诗选 （1953、9—1955、12）》⑧的“序言”中再次提出，要重视诗歌中传来“城市、农村、工厂、矿山、边疆、海滨各个建设和战斗岗位发出来的声音”。对表现生活情景重视，在当代不仅出现叙事诗写作的热潮，而且催生、繁荣了后来被诗论家称为“生活诗”的短诗体式⑨。抒情诗中有着某些叙事因素，写了具体的人、事件，或生活场景。

这个时期被举荐的伊萨柯夫斯基（还有苏尔科夫）的创作和理论，正为这一诗歌主张提供可供实际运作的实例。上面提到的苏联评论家巴甫洛维支文章中，引述了伊萨科夫斯基1931年的诗集序言的话，说“我努力提高并传播革命带给乡村的新的一切，而不牺牲我的艺术”，这种目标要求新的艺术方法：除了诗的音乐性、歌唱性，“要使一首诗能够被人理解，被人把握得住，它就必须说出一个故事来。也许那是最简单的、最明显的故事，但一定得有一个”。袁水拍在推荐伊萨科夫斯基《谈诗的技巧》的文章中，也将这一点特别予以强调：

一种带有“人物”、“情节”的抒情短诗，将事象提炼使之单纯化，具有明朗、歌唱性风格，这种伊萨科夫斯基式的体式在当代前三十年的诗歌创作中蔚为壮观。只要浏览这个时期闻捷、李季、公刘、白桦、李瑛、顾工、雁翼、未央、沙白等人的诗，就能了解这一点。对于这一诗体的确立，伊萨科夫斯基的确助了一臂之力。无怪乎何其芳在评论闻捷的《天上牧歌》的时候，在肯定他的成就的同时，也说《吐鲁番情歌》在写法上，“和伊萨科夫斯基写青年男女们的爱情的短诗有些相似”了⑩。

比起伊萨科夫斯基来，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诗坛的地位当然重要得多。中国报刊最早介绍这位诗人，是1921年《东方杂志》第18卷第11号上化鲁（胡愈之）的《俄国的自由诗》，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被中国左翼文学界奉为革命诗歌/诗人的榜样。郭沫若1945年应邀访苏期间，特地参观马雅可夫斯基纪念馆，题诗说中国人“早就知道你的名字”，赞美他是“进攻阶级的伟大儿子”，“你的声音/好像风暴/飞过了中央亚细亚，/任何的/山岳、沙漠、海洋/都阻挡不了你！”⑪不过，虽然名声显赫，但“现代”时期他的作品中译专集，其实只有《呐喊》⑫和《我自己》⑬两部。他的诗的中译出版热潮，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

从1949年到1960年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人民文学》《译文》（《世界文学》）、《文艺学习》等报刊，刊登了大量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和评论这位诗人的文章。1953年7月纪念马雅可夫斯基诞生六十周年，各地除召开纪念会、讨论会之外，撰写纪念文章的作家、诗人达20余位，连《新体育》杂志也刊发《马雅可夫斯基关于体育的诗》。何其芳在纪念文章里说，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早就对中国的年轻的革命诗歌发生了显著的影响。我们爱好过多种多样的诗歌，但在现代的诗人中，最能激动我们的不是别人，正是马雅可夫斯基” ⑭。他被中国当代诗人称为“亲爱的同志和导师”，他的诗是“插在路上的箭头和旗帜”。50年代初到60年代前半期，以及“文革”后的70年代末，报刊发表的中国作家、学者评论这位诗人的文章总数有近三百篇，翻译的外国作家、学者（主要是苏联）的评论近百篇。文章之外，不少中国诗人还写了“献诗”；撰文作诗者几乎涵盖当年著名诗人、翻译家——郭沫若、戈宝权、胡风、萧三、艾青、巴人、曹靖华、刘白羽、严辰、徐迟、田间、张铁弦、万湜思、赵瑞蕻、鲁藜、夏衍、林林、蔡其矫、何其芳、袁水拍、力扬、孙犁、余振、刘绶松、方纪、臧克家、靳以、安旗、李季、严辰、李瑛、程光锐、陈守成、岳凤麟、赵朴初、林陵、金近、圣野、陈山、邹荻帆、汪飞白、戈壁舟、李学鰲、韩笑、王亚平……没有任何一位外国诗人能获得如此殊荣，这真的可以使用“蔚为奇观”这个成语了。

就作品的中译出版而言，从1950年到1966年，中译马雅可夫斯基诗集不下三十五六种。除选集外，还有《一亿五千万》《好》《列宁》等长诗单行本，和《给青年》《给孩子的诗》等专题诗集。其中，出版频率最高的是《好》和《列宁》两部长诗的单行本，《好》有余振、飞白等译的五种，《列宁》有赵瑞蕻、余振、黎新、飞白等译的十种⑮。《列宁》（余振译）1953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到1955年4月不到两年间，重印八次达七万六千册⑯。在这期间，人文社开始筹划多卷本的选集的出版。据当年参加者说，“这一计划的规模之大，除苏联本国以外，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⑰。从1957年出版第一卷到1961年出版第五卷。五卷本的选集是当年的一项重要“工程”⑱，采取集体合作的方式，参加的译者达二三十人，包括萧三、戈宝权、余振、张铁弦、丘琴、朱维之、庄寿慈、王智量、乌兰汗、任溶溶、卢永、岳凤麟、魏荒弩等，也有当年北京大学俄语系学生参加。这个多达两千五百余页的五卷选本，“虽然已经初具规模，但就整体而言则略嫌粗糙”，1980年决定修订再版，改出四卷集，“并请余振领衔主编。这次的修改校订，所根据的俄文全集是1955年版，这是苏联过去出版的全集中版本最完善的一种。这次除对其中选题有所删汰外，并对所有译文重新详加校订”⑲。

马雅可夫斯基生前在苏联就声名大噪，在文学界和公众中都有很大影响。但对他的评价也存在许多争议，而他的性格、作品，也有多面的复杂、丰富性⑳。列宁在世的时候，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并无好感，而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布哈林的报告中，并未特别重视马雅可夫斯基，他推举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称他为“文学巨匠”。

▲ 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

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1931年，也就是诗人自杀后的第二年，担任过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做了《革新家马雅可夫斯基》㉑的演讲，谈到他性格和创作的复杂性，他结束自己生命的原因。他说，金属的马雅可夫斯基之外还存在一个他的影子，他的“同貌人”；他的“反照出整个世界的金属铠甲里面跳动着的那颗心不仅热烈，不仅温柔，而且也脆弱容易受伤”；而金属的马雅可夫斯基其实“很害怕这个同貌人”，“害怕这个柔和的、极其亲切的、非常富于同情心，以至近乎病态的马雅可夫斯基” ㉒：他极力设法摒弃它，但是没能做到；这个“同貌人”是他的“加害者”：它“咬掉了他身上的肉，咬成了一个个大窟窿”，而金属的马雅可夫斯基“不愿满身窟窿地在海洋上航行，——倒不如趁年富力强的时刻结束生命”。同时代人的茨维塔耶娃也讨论过这一性格、处境的冲突：作为“人”和作为“诗人”之间的“分裂”。“作为人的马雅可夫斯基，连续十二年一直在扼杀潜在于自身、作为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第十三个年头诗人站起来杀死了那个人。他的自杀连续了十二年，仿佛发生了两次自杀，在这种情况下，两次——都不是自杀，因为，头一次——是功勋，第二次——是节日。”马雅可夫斯基“像人一样活着，像诗人一样死去”㉓。

不过，这个复杂、多个相貌的马雅可夫斯基，显然不适合充当无产阶级革命诗人的精神领袖，作为一个榜样、典范，需要进行某些改造、净化。这一过程发生于1935年，斯大林做出“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的批示之后，《真理报》《文学报》就掀起了宣扬、也规范马雅可夫斯基形象的热潮。苏联中央执委会（1922年到1938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立刻决议出版马雅可夫斯基十二卷全集㉔，随后，在原先诗人寓所建立纪念馆，将莫斯科凯旋广场更名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原先将马雅可夫斯基当作无产阶级“同路人”，质疑他的诗歌观念和写作方法的苏联作协负责人法捷耶夫，检讨了在评价上的“失误”，并在1940年4月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做报告，坚定阐述他曾批评的对象的“巨人的脚步和洪亮的声音”，颂扬他的“伟大的，日益增长的力量” ㉕。在苏联，围绕马雅可夫斯基的不同声音消失了。他获得了生前意想不到的荣耀——这荣耀部分是他应得的，但也给他带来损害和悲哀（假如他还能够感知）。埃尔莎·特丽沃蕾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是个有着“异乎寻常的生命弹力”的人，他不会“固定在一个‘运动’之中” ㉖。但“榜样”就意味着被简化、修剪，按照秩序重新排列，将他固定在一个位置上。他因此失去“生命力的弹性”。帕斯捷尔纳克说这是“第二次死亡”。 

中国文学界，尤其是当代文学界和读者，了解、接受的是经由苏联“固定”、作为“样板”的马雅可夫斯基。“无论是诗还是歌，都是炸弹和旗帜”是他唯一的诗学观念，也成为中国当代诗人对他的全部认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配合政治运动，及时回应国内外重大事件，歌颂新的社会制度和领袖，没有被任何“个人主义”沾染的马雅可夫斯基，一个将一切献给无产阶级事业，进击的、处理宏大题材、热衷于历史概括、“如同燃烧的火焰”的公民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

从题材、视角、诗歌语言等方面看，20世纪50—70年代大部分大陆诗歌都可以称为“政治诗”。但是，作为一种诗歌“体式”（或特定诗型）的“政治抒情诗”㉗，却是在50年代末得以确立，并在60年代达到全盛的状态。作为体式的“政治抒情诗”的涌现，与当代主导性诗歌观念，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泛政治化趋向相关。它的艺术渊源，来自新诗中具有浪漫风格的，崇尚力、宏伟一脉的自由诗，包括30年代“左联”诗歌，和抗战时期的鼓动性作品，而西方浪漫派诗歌的影响也是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当代“政治抒情诗”的确立，应该与马雅可夫斯基的艺术遗产的接受有最直接的关联。只要看50年代前期的那些具有典型形态的作品，如石方禹的《和平最强音》（1950）㉘、这首长达近千行的长诗，在体式上完全是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模仿。此后，1955年郭小川以《致青年公民》为总题的组诗（包括《致青年公民》《向困难进军》《投入火热的斗争》《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贺敬之的一千六百多行的《放声歌唱》（1956），和他1959年的《十月颂歌》等，都明显看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思想艺术“痕迹”。到60年代，大部分知名诗人都参与到“政治抒情诗”的写作之中，如闻捷、李瑛、严阵、阮章竞、张志民、韩笑、沙白等，马雅可夫斯基是他们借鉴的重要对象。“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战歌”㉙，郭小川、张永枚等这个时期的作品，集体写作的《理想之歌》㉚……以及“新时期”贺敬之、张学梦、叶文福、骆耕野、曲有源、熊召政等的创作——所有这些艺术成就高低互见的作品，都不同程度享用着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遗产”。

这一诗歌“遗产”的要点是：

写作主体的“阶级代言人”身份意识，“直接参加到事变中去”，贴近“时代”的主题，“和自己的阶级在一切战线上一齐行动”的姿态；

“社会订货”的取材方式，与政治事件和现实问题关联的直接性；

“像炸弹、像火焰、像洪水，像钢铁般的”诗歌音调；

观念演绎、展开的结构方式；和支持观念的“公共性”象征意象“体系”；

……

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的热潮是在“当代”的五六十年代。“文革”结束之后，诗歌界试图重新召唤他的重临，1980年4月，全国苏联文学研究会等在武汉召开马雅可夫斯基讨论会，有作家、诗人和苏联诗歌研究者、翻译家徐迟、曾卓、骆文、刘湛秋、戈宝权、陈冰夷、余振、高莽（乌兰汗）、汪飞白、丘琴、汤毓强、岳凤麟、王智量、熊召政等近百人参加。会议重申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激活这一无产阶级诗歌资源的生命力，继续承接“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传统”，让他的诗继续“鼓舞我们前进”㉛。

▲王恩宇、韩明《理想之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

但是，“召回”的这一热望难以阻挡他在读者和诗歌界的淡出。在一个对“革命”反思，以至以“告别”逐渐成为主流思潮的时代，马雅可夫斯基这一命运几乎是必然的。在苏联，对他的评价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中国也是如此。从诗歌史和读者的角度说，则是禁锢解除之后终于获悉，20世纪的俄罗斯诗歌，马雅可夫斯基并非唯一，而且也不一定就是“最高”的；同时代人还有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当然，评价上的这一变化，也是“偶像化”留下的后遗症。有论者抱怨，1993年马雅可夫斯基一百周年诞辰在苏联的纪念活动，规模不大，显得冷清，没有往常纪念会少先队列队鼓乐献花，报刊也没有了大量颂扬文章……这与前几年马雅可夫斯基的同时代人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等的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的热闹景象形成强烈的对照。这在中国情况也相似。对文学史经常发生的这类现象，有学者引用英国作家卡内蒂的话来解释：“只看见过一次的东西不曾存在，天天看见的东西不再存在。” ㉜马雅可夫斯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则“天天看见”，而阿赫玛托娃们已经被冤枉、埋没了半个多世纪。

但马雅可夫斯基毕竟是20世纪重要、甚或是伟大的诗人，他并未真的消失、死亡，大抵是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位置：显赫的地位不再复现，不再不可“侵犯”，对他提出异议也不再是“犯罪”。他的诗集在中国仍在出版，已经不是那么频繁；纪念活动、研讨会也召开，不会有很隆重的规模；不断有评论、研究文章发表，评价显然大不如以前。也有诗人继续从他那里获取关注世界重大事变的力量，从他那里获取诗歌革新的探索的活力。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中期成果，项目批准号：17JJD750002）

本期编辑 | 李晓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