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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目标的功利概念，和作为社会规范的中庸平等，两者紧密结合组成了欧洲习惯所称的“美国精神”。当人们思考这两种个人行为和社会运转的动机，并且跟与之对立的概念作对比，头脑中必然会不断出现强大、丰富的民主制度的画面，在北方炫示着繁荣和力量，宛如耀眼的证据，证明其体制和理念之正确。如果说英国是“实用主义”之道，那么美国就是道成肉身，而这个词的福音因为物质奇迹的胜利而传遍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西语美洲已经不完全是异教徒之地，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对我们进行了一种伦理上的征服，对她伟大力量的崇拜正大踏步地侵入我们领导阶层的灵魂深处，而普通大众也许尤甚，更容易被成功的魅力迷倒。从崇拜极容易演化为效仿，心理学上看，崇拜和信仰已经是消极的效仿，白芝浩就说，我们的精神本性趋于模仿，因为灵魂深处愿意信。日常的感觉和经验也可以建立这种简单的联系，人总是效仿他们相信优于自己且具有威望的人。由此，一个略去征服战争自发去拉丁化、效颦美国的美洲形象，开始漂浮在许多真心为我们未来着想的国人的梦想上，亦步亦趋带来极大的满足，在此基础上再作些创新和改革。我们当中也有一批美国崇拜者。不论从理智还是情感上，我们都有必要提醒其局限性。

说局限性并不是绝对的否定。我十分理解从强大者的例子里可以获取启发、光明和教导，不可否认，聪明地把目光放到外部、能反映有益和有用之物，是一件特别高效的事，对尚在建立和塑造国家的群体尤为重要。我也明白人们希望通过坚持不懈的教育，校正所处社会的某些特征，以满足文明的新需求、生活的新机遇，借助革新的影响力来平衡遗产和习俗，但我看不到成功，无论转变本民族“人格”气质的企图（牺牲他们精神上不可取代的独特性，用一种外来的模式强加认同），还是以为人为、即兴的模仿就能成功的天真信念，都将是枉然。把一个社会中自然自发的东西强行移植到另一个没有天赋或历史根基的社会，这种做法就像米什莱所说，是试图将一个死去的东西轻易加入一个活的机体中。在社会性上，如同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一样，未经考量的模仿只会扭曲模型的线条。有些人以为精确复制了体制、机制、习惯的外部形式，就从根本上复制了另一个人群的特征、精神活力，从而获得了他们成功和繁荣的秘诀，这让人想起那些天真的学徒，以为掌握了师傅的手艺，实际上只会复制风格的形式、创作的流程。

在这种无用的努力当中，还有一种说不出的不体面。有权有势的阶层、胜利者、幸运儿热切的效仿，还可以看作是政治上的势利，而那些没有得到天分和运气垂青的人，精力被残酷地消耗在对社会上层任性易变的徒劳效仿中，就叫作奴性的屈服，将永远沦为萨克雷的嘲讽对象。小心维护内在独立——人格的独立，原则的独立——是自尊的最主要形式。在伦理学著作中，经常讨论西塞罗的一个道德规范，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热心维护和保持自己的个性（区分我们、决定我们的任何一点），只要不违背善、尊重自然的原始动力（或者说自然把世界的秩序与和谐建立在个性天赋的不同分配上）。我想，把这一原则集体应用到人类社会的“性格”上会更显著。也许你们听说过，当今社会，无论一个多么独特、多么清晰的印迹都不必强求完整和永久流传。我们民族性格里缺的，也许就是对“性格”的明确界定。在这种缺乏区分、自觉的情况下，我们拉丁系美洲人有一份种族遗产、有伟大的民族传统需要保存，这是将我们和史书中的不朽篇章联系起来的神圣纽带，把未来的延续寄托在了我们身上。世界主义——为了自身成长而不可抗拒的需求——并不排斥对过去的忠诚，也不排斥民族精英决定性的前驱，把构成未来美洲人的各种元素熔铸一身。

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历史上伟大的革新、伟大的时代、人类发展进程中最光辉丰饶的时期，几乎总是两股不同的、并存的势力角逐的结果，通过对立的协调，保持生的兴趣和刺激，否则便会在绝对统一的平静中耗尽消亡。也就是说，雅典和斯巴达这两极之间有一道轴，环绕它旋转的是人类最天然、文明程度最高的特质。现在美洲需要保持其构成中独特的双重性，让同时从两极放飞两只雄鹰、让它们同时抵达统治疆界的神话变成历史中的现实。这种天分上的、竞争性的区别并不排斥、反而容纳，甚至在许多方面有利于团结统一。如果我们现在能预见到这种更高级的和谐成为遥远未来的模式，那就像塔尔德1所说，不应该出于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单边的效仿，而是双方相互影响、双方优点糅合的结果。

有些人把那种文明尊为唯一且绝对的模式；在对它理智的研究中，要制止把它奉为圭臬的狂热，还有一个比“放弃自身独特性让人愤怒不适”更有力的理由，这就跟我对你们说这番话有直接联系了，咱们来仔细推敲下模仿的内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