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安｜为纪念夏尔·波德莱尔诞生二百周年而作

波德莱尔翻译爱伦·坡，就像他自己进行创作一样，全神贯注，殚精竭虑，精益求精。他长期郁结在胸中的愤懑，他的孤独感，他对另一个世界的憧憬和追求，都在爱伦·坡的哀婉凄清、神秘莫测的诗中，在后者惊悚恐怖、阴郁离奇的小说中，在其骇世惊俗、辛辣尖锐的文章中，以及他为爱伦·坡写的评论文章中得到了尽情的宣泄。

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因《恶之花》得享大名，广受尊崇，如日中天。二〇二一年是他诞辰二百周年。

一个作家在本国默默无闻，有一天在外国由于某种原因突然红了，他在本国也因此声誉鹊起，或者一个作家在本国远不如在外国那样有名，这样的例子在文学史上有很多，埃德加·爱伦·坡就是如此——他在美国籍籍无名，却在法国大红大紫。夸张一点说，爱伦·坡的《怪异故事集》在当时的法国人手一册。他在法国走红，全赖一人的推介之功，这个人就是夏尔·波德莱尔。通过波德莱尔以及后来的马拉美、瓦莱里等人的努力，爱伦·坡成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享誉欧洲、二十世纪享誉美国的一位大作家。波德莱尔不仅是一位连接古今的诗人、文学批评家和艺术批评家，还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独具慧眼的翻译家。只是今天，他翻译家的名声不甚彰显，被诗人和批评家的声名掩盖了。

波德莱尔与爱伦·坡

     爱伦·坡的名字在法国第一次被提及，是在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三日和四日的《天天日报》上，他的小说《威廉·威尔逊》被改编发表了，改编者是居斯塔夫·布吕奈。一八四五年十一月，《英国杂志》上发表了阿梅德·皮肖翻译的爱伦·坡的小说《金甲虫》。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日在《和平的民主》报上刊登了一位叫做伊莎贝尔·莫尼埃的女士翻译的《金甲虫》《黑猫》和《莫格街谋杀案》等短篇小说。一个偶然的机会，波德莱尔读到了《黑猫》等小说，他既惊讶又激动。他惊讶，因为他感觉到小说呈现出一种恐怖又清冷的意境；他激动，因为他发现在大西洋彼岸有一位和他一样的人，“额头上弯曲的皱纹里用神秘的字样写着‘厄运’这个词”。他们两个都处在一个以金钱为主宰的社会中而不得其所，波德莱尔在坡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思想和诗情，甚至语言。这一年他二十六岁。他在一八六〇年二月十八日给阿尔芒·弗莱斯的信中深情地回忆了他与爱伦·坡似乎神交已久的过程：“我可以向您指出某些更奇特、几乎难以置信的东西：一八四六年或一八四七年，我读过爱伦·坡作品的一些片段；我感到了一种奇特的震撼；［……］请相信我，我想过的诗和小说——都还处在模糊、混乱、结构不清的状态——他都组合起来，臻于完善。”波德莱尔到处搜罗爱伦·坡的作品，甚至向伦敦方面寻求他的全集，向居住在巴黎的英国人、美国人打听他的情况。他的朋友阿瑟里诺回忆道：“他向每一个碰到的人，不管在什么地方，路上，咖啡馆里，印刷厂里，早晨，晚上，他都会问：您认识爱伦·坡吗？［……］如果有人说既不知道他这个人，也不知道他的作品，或向他提供假消息，我不止一次见证过他的愤怒。人们怎么能不知道小小的坡、他的生活和作品呢？”波德莱尔在世的时候，就有他翻译的五卷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出版。可以说，在《恶之花》受到法律的追究之前，波德莱尔这个名字主要是由于翻译而为人所知的。

左为《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

右为《黑猫》

由于波德莱尔的翻译和介绍，爱伦·坡的名声在法国乃至欧洲不胫而走，但是在美国要得到同胞的承认，坡还要等待些时日：美国一部最终确立爱伦·坡地位的著作是一八八〇年出版的，距离他去世已经三十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英美人嘲笑法国人，说他们不该将爱伦·坡看成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不该向他讨教诗歌的纯粹性，等等。亨利·詹姆斯说：“喜欢坡，是一种发育不全的趣味的标志。”奥尔德斯·赫胥黎说：“我们说英文，没有距离地研究坡，我们在同一种语言中长大……波德莱尔、马拉美和瓦莱里错了，坡不是我们伟大的诗人。”然而，昂利·拜尔【昂利·莫里斯·拜尔（1901—1988），波德莱尔研究专家，美国耶鲁大学校级荣休教授】却说，像埃德蒙·威尔逊【埃·威尔逊（1895—1972），美国著名评论家和作家，曾任美国《名利场》和《新共和》杂志编辑、《纽约客》评论主笔】、麦考尔姆·考利【麦·考利（1898—1989），美国作家，编辑，历史学家，诗人，文学批评家】等大批评家都承认，爱伦·坡距离某些热情的法国人的看法并不遥远，“波德莱尔在这里是否又做了预言家呢？”长期以来，爱伦·坡被他的同胞看成是一个不入流的浪漫派诗人，一个庸俗的小说家，经过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的磨洗，如今坡在美国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被当成是一位大诗人、大小说家和大批评家。可以说，波德莱尔、马拉美和瓦莱里等“热情的法国人”的开创之功是不容否认的。

波德莱尔翻译爱伦·坡，就像他自己进行创作一样，全神贯注，殚精竭虑，精益求精。他长期郁结在胸中的愤懑，他的孤独感，他对另一个世界的憧憬和追求，都在爱伦·坡的哀婉凄清、神秘莫测的诗中，在后者惊悚恐怖、阴郁离奇的小说中，在其骇世惊俗、辛辣尖锐的文章中，以及他为爱伦·坡写的评论文章中得到了尽情的宣泄。他们是同病相怜的弟兄，有着同样的悲惨和不被理解的一生，同样的饱受世人嘲讽的痛苦，同样的顾影自怜的高傲；他们厌弃的是同一个世界，他们梦幻的是同一个天堂。波德莱尔把自己当成了爱伦·坡，把他的话拿来当成了自己的话。与其说波德莱尔受了爱伦·坡的影响，不如说他与爱伦·坡不谋而合，一见之下，立即心领神会，契合无间。实际上，波德莱尔与爱伦·坡接触的时候，他的文学和艺术观念已经基本形成，他不过是从坡那里获得了有力的支持而愈加坚定罢了。

法国尼斯大学教授马塞尔·A.吕弗在《恶的精神与波德莱尔美学》中说：“如果人们考察全部的事实，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波德莱尔的诗没有受惠于埃德加·爱伦·坡，但是他的美学观念受到了他的一些影响。”在波德莱尔对爱伦·坡产生极大兴趣的时候，正是《恶之花》准备开放的时候，其中“大部分诗篇已经写就，看来是不会受到坡的影响的，但是就波德莱尔的美学观念来说，就不同了。这种影响主要在于诗的创作中要有有意识和预先考虑的东西，它所针对的是灵感的过度运用”。在波德莱尔接触到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他正在现实主义、良知派、为艺术而艺术、傅立叶派或社会主义派、德·迈斯特或拉莫耐的基督教主义等各色思潮之间徘徊并最终选择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的现代派，可以说，他的美学观念在那时就基本上已经成熟定型了。因此，马塞尔·A.吕弗又说：“波德莱尔怀着热情澎湃的兴趣阅读和翻译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尽管如此，如果他未曾认识这位难兄难弟，他的作品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总之，最为通达的看法似乎是，爱伦·坡的美学观念进一步证实了波德尔莱尔的美学观念，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这一点在波德莱尔写的两篇有关爱伦·坡的评论中很容易看得出来，这两篇评论，一篇是发表于一八五六年的《埃德加·爱伦·坡的生平及其作品》，一篇是《再论埃德加·爱伦·坡》。这两篇文章一篇重在生平，一篇重在作品，都写得回肠荡气，鞭辟入里，令人有“浮一大白”之感。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大概形成于一八五一年十二月路易·波拿巴政变前后，《一八四六年的沙龙》（1846年作为单行本出版）、《论彼埃尔·杜邦》（1851年）、《正派的戏剧和小说》（1851年）、《论一八五五年世界博览会美术部分》（1855年）、《论几位外国漫画家》（1857年）、《论泰奥菲尔·戈蒂耶》（1859年）、《一八五九年的沙龙》（1859年）等等，这几篇文章皆可视为他的“巅峰之作”，它们画出了一条由彷徨到坚定的曲线，而其坚定的形成不可没有他在翻译爱伦·坡的作品过程中的思考、切磋甚至博弈。

在《埃德加·爱伦·坡的生平及其作品》中，波德莱尔写道：“使他赢得有思想的人的欣赏的，并不是那些使他成名的表面的奇迹，而是他对美的爱，对美的和谐条件的认识；是他的深刻而悲哀的诗，精雕细刻，透明，规则如水晶的首饰；是他的令人赞叹的风格，纯粹而怪诞，紧凑如盔甲的锁扣，自得而细密，最细微的意图都有助于轻轻地把读者推向预期的目标；尤其是这种完全特殊的天才，这种使他能够用一种完美的、动人的、可怕的方式描绘和解释道德之例外的独一无二的气质。”爱伦·坡对于美的爱，对于诗的规则和结构的遵守，对于风格的细密而紧凑的追求，对于想象力的深刻的认识，波德莱尔都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体会，从而达到一种相互印证、相互启发、相互支持的交融，的确是一对惺惺惜惺惺的难兄难弟！

左为《乌鸦》法语译本

右为《厄舍府崩塌记》法语译本

“什么叫诗？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同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让节奏和韵脚符合人对单调、匀称、惊奇等永恒的需要，让风格适应主题，灵感的虚荣和危险，等等。”这是波德莱尔为《恶之花》草拟的序言中的话，加上应和论和想象论，可以被视为他的完整的美学原则了。上述的几点，波德莱尔都在论述爱伦·坡的文章中谈到了。他很少使用直接或间接引语，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他说的很大一部分是爱伦·坡的观点和自己的思考的结合。总之，“审美快感状态，艺术品中直觉的想象力所起的首要的作用，音乐的突出的作用，长诗的荒谬性，反对理性的、特别是道德的说教，神秘的、美的和有节奏的创造力，批评家波德莱尔都尾随遥远的同道，表示信奉这一切”。

波德莱尔翻译埃德加·爱伦·坡无疑是成功的，法国文学批评家恩斯特·塞耶尔说：“他的翻译质量很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一本论述波德莱尔的天才的著作中说：“据最有资格的那些人说，这部翻译乃是一部杰作，忠实，穿透力强，风格贴切。”

他的同时代人的评价不必说了，后来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爱伦·坡的作品时，所用的版本仍然是一九三四年的版本。波德莱尔的译笔，虽然已经过去了一百六十多年了，看来还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关于翻译的方法，他在一八四八年发表的《介绍〈催眠启示录〉》中说：“人们将要读到的埃德加·爱伦·坡的这些作品有时推理极为精细，有时则晦暗难明，时而又特别大胆。必须跟他一致，东西是什么样儿就照什么样儿消化。必须努力地逐字逐句跟上文本。我若不解述作者而是忠实于他的字句，某些东西就会变得特别的晦涩。我宁愿写出一种艰涩、有时是怪异的法文，完全真实地展示出埃德加·爱伦·坡的哲学。”“必须跟他一致”“逐字逐句跟上文本”“宁愿写出一种艰涩、有时是怪异的法文”等等，这样的说法明显地表明了他的译法。法郎士说，法兰西语言的特点是“明晰，明晰，明晰”，而波德莱尔为了追求“东西是什么样儿就照什么样儿消化”，居然牺牲法语的“明晰”而满足于译文的“晦涩”，这不是自觉地采用直译法吗？果然，四年之后的一八五二年，他赞赏爱伦·坡最初的译者，在《介绍〈贝蕾妮丝〉》中说：“到目前为止坡先生为人所知的只有《金甲虫》《黑猫》和《莫格街凶杀案》，由伊莎贝尔·莫尼埃夫人用极好的直译法译出……”波德莱尔同样用“极好的直译法”奉献了爱伦·坡的翻译文本。

就翻译而言，译者和翻译对象之间，由于性情和才能的相似而达到完美的一致，是最为理想的状况，波德莱尔与爱伦·坡提供了文学史和翻译史上译者与翻译对象之关系的十分罕见的例证。他们一个是幼年失去父亲，一个是幼年失去双亲；一个创作了《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美学珍玩》等一系列划时代的作品，一个是《乌鸦》《盖莉亚》《一封遗失的信》《怪异故事集》《创作哲学》等杰作的作者；一个在第二帝国郁郁不得志，一个在只知道赚钱的美国惶惶如漏网之鱼；一个汲汲于“发掘恶中之美”，一个“从一个贪婪的、渴望物质的世界的内部冲杀出来，跳进了梦幻”；一个死于一八六六年四十五岁上，一个死于一八四九年四十岁上……共同的命运使他们一见如故，辽阔的大西洋阻断不了波德莱尔对爱伦·坡的赞赏以及他们精神上的交流。波德莱尔的翻译是充满激情的翻译，翻译史上不多见。

更为深刻的理由是，思想上的同情和理解成就了两个灵魂的交融。波德莱尔敏锐地看到，爱伦·坡“从不上当受骗”，一是他指出了“人的天生的凶恶”，“即人的原始邪恶”；二是他不相信所谓的进步：“为了不因舍弃和衰落而感到痛苦，文明人杜撰了有关进步的哲学”，而他则“倾泻了他对民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轻蔑和厌恶”；三是他在民主大泛滥的时候曾经写道，“除了服从之外，人民与法律没什么干系”，“群氓的鼻子是想象，人们总可以轻易地被牵着鼻子走”，等等。爱伦·坡在美国这样一个“实用观念先于和支配一切的国家里”处处碰壁，“他生来就是一个亚里士多德派，这位弗吉尼亚人，这位南方人，这位误入荒唐世界的拜伦……”总之，“富兰克林是银行道德的发明者，物质世界的英雄。崇拜美国已成为一种时髦的激情，一位大主教甚至说，上帝很快就将召唤我们这大西洋彼岸的理想了，在这种时候，应该不断地让目光注视着那些野蛮的奇迹”。

爱伦·坡与波德莱尔漫画

什么是“野蛮的奇迹”？这奇迹就是：“美国对于坡来说不过是一座巨大的监狱，作为诗人或作为酒徒，他的内心活动只不过是为摆脱这种敌对气氛的影响而进行的不间断的努力罢了。在民主社会中舆论的专制是无情的专制，不要向它乞求仁慈，不要向它乞求宽容……”总之，“在那里，时间和金钱的价值是如此之大！物质的活动被夸大到举国为之疯魔的程度，在思想中为非人间的东西只留下很小的地盘”。波德莱尔注视着这个“野蛮的奇迹”，终于发现了爱伦·坡，发现了他“相信梦幻是唯一的真实”，发现了“他对民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轻蔑与厌恶”。一百七十年过去了，美国“这个国家是什么！是一群乱糟糟的卖者和买者，是个无以名之的东西，是个没有脑袋的怪物，是个被放逐到大洋那边的流放犯，这个国家是一个大酒馆，顾客川流不息，在油腻的桌子上，伴着粗俗的嘈杂声谈生意……”夏尔·波德莱尔没有踏上美国的土地，但是他对埃德加·爱伦·坡的认识不幸而言中了。

然而，最大的“奇迹”是埃德加·爱伦·坡这位“文学英雄”诞生了，夏尔·波德莱尔就是这位“文学英雄”的助产士。

本期编辑|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