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历史是福柯进行哲学研究与探索的疆域，而哲学促使他深刻反思历史主义的迷误。通观其一生的重要著述，福柯几乎将他的考古学与历史、话语并置起来，他通过考古学的描述撕裂了历史光怪陆离的表象，呈现出错综复杂的话语实践。《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是一部未被任何理论扰乱的、活生生的疯狂史，探讨了西方社会从中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有关疯狂话语的断裂时刻，以便确立“一种沉默的考古学”；《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旨在描述现代医学诞生的历史，探讨了1790至1815年间医学话语的变化，以便确立“一种医学凝视的考古学”；《词与物》（1966）旨在描述一种思想形式得以产生的历史，探讨了西方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知识型（épistémè）之间的断裂与非连续性，以便确立人文科学考古学；《规训与惩罚》（1975）旨在描述监狱诞生的历史，探讨了权力、知识、话语与真理的隐秘关系，以便确立权力谱系学；《性史》第一卷《知识意志》（1976）旨在描述西方有关性的历史，探讨了性的权力-知识机制与性话语的生产机制，以便确立“一种有关精神分析的考古学”。这些著作皆立足于丰富的原始文献，融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于一体，文采斐然，创见迭出，足见福柯深厚的哲学素养和史学素养。唯有《知识考古学》（1969）例外，它是“有关话语的话语”，犹如思想的空中楼阁一般探讨了巴洛克风格式的话语理论，它是对观念史进行反思、构建考古学理论的方法论专著。在福柯看来，历史为考古学提供了最佳的实践场域，我们从中可以洞察知识与话语的演变过程，考古学则为历史提供了有效的解释框架，我们从中洞察到历史的断裂与不连续。

这种对断裂与非连续性的探索性研究一直贯穿着《古典时代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不断地拓展和深化福柯的历史研究与哲学反思，最终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建构了一种基于话语实践-知识（savoir）-科学、而非基于意识-知识（connaissance）-科学的考古学。《古典时代疯狂史》是福柯最早以疯狂为研究对象，探讨断裂与非连续性的重要著作之一，主要研究西方世界自中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的“关于疯狂的话语”，探讨了疯狂话语因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和经济变革而发生的改变，由此导致对待疯子的态度与处置也会发生改变。疯狂在中世纪末期被视作某种神圣的东西，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又被视作一种特殊的冷嘲热讽式的理性，疯子被认为一种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智慧，是“聪明的傻子”，他们乘坐着朝圣的愚人船去寻找理性和知识，但他们并未遭到其他人的鄙视，也未完全被社会所排斥；疯狂话语在十六世纪末发生剧变，疯狂被视作一种病态，以致出现了古典时期的“大禁闭”，疯子应该与普通人隔离，应该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于是沉闷的精神病院取代了朝圣的愚人船，成为监禁疯子以及犯人和穷人的场所；疯狂在十九世纪被皮内尔、图克等精神病理学家视作一种生理疾病，疯子不应被视作社会异类而遭受监禁与虐待，理应受到人道主义的特殊治疗，由此理性之于疯狂的独白“打断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对话”，非理性的生命力量只能在荷尔德林、尼采、阿尔托等人的作品中一闪而过；及至二十世纪，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模糊了精神健全与精神错乱之间的界限，亦即模糊了理性与疯狂之间的界限，以倾听的方式寻找精神失常的潜在病因。总之，福柯以其优美的文笔向我们描述了西方社会不同时期对待疯狂与疯子的不同态度与处置方式：文艺复兴时期“聪明的傻子”、古典时期的身体监禁、十九世纪的疾病治疗、二十世纪的精神分析，传统史学往往会在不同时期之间建构起一种起承转合的连续性，貌似找到逻辑上的必然性或因果关系。福柯却不以为然，他指出不同时期的疯狂话语各自独立，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不同时期的疯狂话语并未导致所谓的医学进步，启蒙运动所谓的进步神话和解放神话在福柯看来简直是痴人说梦、自说自话，人根本没有摆脱被支配、被奴役的困境，而且社会则愈加以潜移默化的、难以察觉的方式操纵与控制着人。福柯笔下的疯狂史有悖于传统史学的历史观，充斥着断裂与不连续，显示出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如果说福柯尚未有意识地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探讨断裂与非连续性，还多少保留着传统史学的研究路数，那么他在《词与物》则自觉地分析、研究不同知识型之间的断裂，开始深入地探讨非连续性主题。《词与物》旨在揭示“知识的匿名的非连续性”，揭示西方知识型演变中出现的两次重要断裂，一次是在十七世纪中叶开创了古典时代的知识型，一次是在十九世纪初标志着现代性开启的知识型。福柯所谓的知识型是西方文化特定时期的思想框架，是支撑各个知识领域的概念基础，“是指能够在既定时代把那些产生知识论形态、科学，可能还产生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连接起来的关系集合”（[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三联书店，2021年，226页，下引该书仅标页码），西方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有其相应的知识型。与《古典时代疯狂史》的分期大体相当，福柯在《词与物》中也区分了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古典时代知识型、现代知识型：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基于相似性原则，致力于“异中求同”，被福柯描绘为“世界的散文”；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末的古典时代知识型基于再现原则，致力于“相异”与“分类”，分析与比较取代阐释与相似；十九世纪的现代知识型基于“人”的形象，强调“有机体”观念与“时间”观念，注重分析人的有限性，阐释生命、劳动与语言如何限定“人”，并以生物学取代博物学，以语文学取代普通语法学，以政治经济学取代财富分析，这一切最终都被赋予了历史的深度，打上了历史的烙印。福柯从知识型的起承转合中洞察到，知识型之间存在着断裂与非连续性：第一次断裂意味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终结与古典时代的开启，词与物从同一走向差异，《堂吉诃德》标志着从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向古典时代知识型的转变；第二次断裂意味着古典时代的终结与现代的开端，促使“人”的诞生，萨德的作品标志着从古典时代知识型向现代知识型的转变。虽然福柯没有明确阐述现代知识型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知识型，但我们从《词与物》及其相关文献中亦可推测出第三次断裂，即现代的终结与后现代的开启，尼采与马拉美的作品标志着从现代知识型向“后现代知识型”的转变。总之，福柯的考古学就是发现这些断裂与非连续性，确定这些断裂之间所累积起来的遗迹，描述知识型得以可能的历史条件。

《知识考古学》一开篇就慷慨赞扬了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尝试证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观念与巴什拉的“知识论断裂”的哲学思考并不相悖，尝试在断裂与非连续性的主题上将两者融合为一体，构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史学理论。一方面福柯当时洞察到以年鉴学派、英国历史学家为代表的新史学，要终止萨特等人信奉的历史的哲学神话——连续性、人类自由的有效行使、个体自由与社会规定性相结合；另一方面他借鉴了巴什拉、康吉莱姆、阿尔都塞等人的科学史研究，致力于考察历史分析中的断裂和非连续性，思考断裂、界限、割裂、突变、转换等不同的非连续性概念。为此福柯认为文献应该被重新质疑，重新审视文献之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昔日历史学将过去的遗迹（monument）转化为文献（document），导致考古学趋向于历史学；如今考古学应该对遗迹进行内在描述，使历史学趋向于考古学，由此导致断裂、差异、非连续性的增加，以及对起源、连续性和总体化的深刻质疑。在福柯看来，非连续性充满了悖论，它既是研究的结果，又是研究的工具：它在传统史学中是为了事件的连续性而被扭曲、简化和消除的东西，是历史学家为了消除时间混乱而留下的印记；在新史学中则是历史学家有意识的操作，是历史学家描述的结果，是历史学家不断详细阐述的概念。最终，非连续性从传统史学的阻碍变成了新史学的实践，融入了历史学家的话语，成为新史学的基本特点之一。

与此同时，福柯质疑且批判了与起源、连续性一脉相承的总体化观念，“在观念史、思想史和科学史中，同一种突变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它分解了由意识的进步或理性的目的论或人类思想的演变构成的长系列；它对聚合与完成这类主题重新提出质疑，它对总体化的可能性产生怀疑”（第9页）。福柯早在《词与物》中就批评了康德的总体化的人类学中心主义（anthropologisme）和萨特的历史总体化观念，并在《福柯答复萨特》的访谈中指出，“从黑格尔到萨特的哲学基本上还是一种总体化的事业，即使不是关于世界、知识的总体化，那至少也是关于人类经验的总体化”（Michel Foucault, Foucault respond à Sartre, in.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75, Gallimard, 2001, p. 693），而且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他想杀死哲学意义上的历史（一种宏大广阔的连续性），杀死历史的哲学神话，即萨特所谓的“谋杀了历史”，但他无意杀死“一般历史”。随后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做了进一步分析，区分了“总体历史”（histoire globale）与“一般历史”（histoire générale），批判西方历史哲学从黑格尔到萨特的总体化趋向。“总体历史”以原则、意指、精神、世界观、总体形式为中心，促使产生因果关系网络，确定同质关系的系统，致使历史本身被时期或阶段等重要单位联系起来，试图呈现传统史学所谓的时代面貌；“一般历史”（新史学）对“总体历史”提出质疑，促使系列、分割、极限、落差、差距、时序的特殊性、残留的独特形式、关系的可能类型问题化，探讨什么样的系列、什么样的“系列之系列”被建构起来，展现着一种异质多样的、消解主体的、去中心的弥散空间。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不断强化“总体历史”的研究，强调连续历史与原初主体，“反对一切去中心化，从而挽救主体的至高权力，挽救人类学和人本主义的孪生形态”（15页），为此它不得不歪曲马克思的学说，使马克思成为一位探索总体性的历史学家，不得不以先验哲学的术语解释尼采，将尼采的谱系学降至起源研究的层面。因而，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导言中“开篇明义”，他拒绝历史的结构主义分析，重新质疑目的论与总体化，确定一种不受任何人类学中心主义束缚的分析方法，从而为考古学的出场扫清理论上的障碍。

萨特（左）、福柯（右）与德勒兹（后），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