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 | 秦兆阳在1956

洪子诚，广东揭阳人。2002年退休之前曾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中国新诗与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出版有《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我的阅读史》《材料与注释》等著作。

文学期刊在20世纪中国“文学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重要文学刊物的策划人和编辑的功绩，在文学研究中尚未得到很好开展。秦兆阳在20世纪50和80年代，曾先后主持当代重要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当代》的编务，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主要讲述他在1956年“双百方针”鼓舞下，提出、推行《人民文学》改进革新计划取得的成绩和在复杂政治、文学情势下遭遇挫折而失败的“故事”。试图将当代文学期刊与现代，以至19世纪俄国《祖国纪事》《现代人》等杂志的优秀传统相衔接，是他这期间提出的值得重视的办刊理念。

图左为秦兆阳 ，图右为《编辑大家秦兆阳》

秦兆阳（1916－1994），湖北黄冈人。著有《农村散记》《在田野上，前进！》《大地》等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写有影响极大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但是他在当代文学中最大的贡献，是文学期刊编辑。在1950年代和1980年代，他先后主持重要刊物《人民文学》和《当代》的编务。他自己也说，如果要在他的名字之前加上头衔，他最愿意的是“编辑”。因此，在他离世之后，他的纪念文集取名《编辑大家秦兆阳》[1]。

1956年他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这个阶段，是他编辑生涯最重要、最有创造力，但也是让他紧接着毁誉更替，厄运缠身的时期。尽管在当代，他的声名远不如那些显赫的文学官员和作家，但是我们在回顾当代文学错综复杂的历史时不应该忘记他。下面的文字，主要记述1956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有它们的“余波”，因此记述也会延伸到1957、1958年。

1955年秋末的一天，刘白羽——他当时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约秦兆阳谈话，说“《人民文学》这两年办得没有生气……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改进。因此想把你调到《人民文学》去当副主编”，并说，“这是作协党组的决定。至于今后的工作，主要是加强群众性、战斗性……”党组和刘白羽选择秦兆阳，一是他来自解放区，1938年就赴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另外是他有长期的编辑工作经验，也从事小说写作。他1940年代先后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黎明报》《前线报》《华北文艺》等报刊工作，特别是《人民文学》1949年创刊到1952年，他担任该刊的小说组组长。对于这一工作调动，作家康濯说，“如果你真的干起来，可能会犯错误的”。深谙世情也善变而多次逃离险境的康濯，既了解秦兆阳的执着，似乎也发觉他与刘白羽的“加强群众性、战斗性”之间存在的裂痕。但是这个暗示未能得到秦兆阳的重视。他接受了这一委任，很快就把家搬进了北京东单附近的小羊宜宾胡同3号——《人民文学》当年的所在地。这一年他39岁。[2]

图为秦兆阳1939年在延安的木刻《秧歌舞》，北京中间美术馆卢迎华提供。原件存于澳大利亚堪培拉国家美术馆。感谢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授权使用。

1956年《人民文学》的主编是严文井，但据说严文井这段时间“情绪低落”，实际编务便落到秦兆阳身上。[3]受这一年中共中央“双百方针”的提出和施行的鼓舞，上任伊始，秦兆阳雄心勃勃，草拟了共18条的“《人民文学》改进计划要点”。这份计划后来受到逐条征引的批驳，我们因此得以获知它的全貌。限于篇幅，择其要者罗列于下：

1.在文艺思想上，以现实主义为宗旨；但在发表作品上应注意兼收其他流派有现实性和积极意义的好的作品。

2.以提高质量，树立刊物的独特风格，为今后改进的中心问题。

3.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不因政治标准而忽略或降低艺术标准，但在具有特殊性的作品面前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4.提倡严正地正视现实，勇敢地干预生活，以及对艺术的创造性的追求。

5.提倡题材、风格、样式的多样性……题材不分新旧、风格不分朴素华丽，均应重视。

6.决不一般地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对全国性或世界性的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变动，要表示热情的关切，但也不做勉强的、一般性的、枯燥无味的反映。

7.决不发表平庸的、可有可无的作品。

……

11.在评论工作上，以研究当代的作品和创作中的问题为主；对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主要是从创作的角度研究作家和作品；以论文、创作谈、短论三种形式出现。论文对所研究的问题必须是经过系统深入研究，具有独到的见解。

“要点”其他还有：“加强对新作家的有重点的培养”，以及“密切注意当前文艺创作的情况和文艺思想的情况，必须经常参加各种重大问题的研究，经常表示刊物对各种问题的鲜明态度”。

后来对秦兆阳的批判认为，如果说他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修正主义思想纲领，“《人民文学》改进计划要点”就是修正主义行动纲领或工作方针。[4]这份“计划要点”的要点是：第一，强调面向生活全部复杂性的现实主义，这呼应了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核心观点：在文艺创作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是不变的“基本大前提”，“想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特点上将新旧两个时代的文学划分出一个绝对的（黑体字为原有——引者注）界线来，是有困难的”。第二，在当代政治、文学的纠缠的紧张关系中，强调对思想、政治的重视不应以降低艺术水准作为代价。第三，作家、文学种类、题材、风格的多样性，和对发现、培养新作家的重视。第四，加强理论、批评的位置，提升刊物回应时代思想、创作现实的主动性和深度。

秦兆阳的办刊的灵感和参照的模式，既来自五四新文学的重要刊物，也来自19世纪的俄国的文学杂志。在一次编务会上，他“不无豪迈和激情地宣称”：“要把《人民文学》办成像19世纪俄罗斯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那样的一流的文学杂志；编辑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编辑部要有共同的明确的思想倾向；要不断地推出新人新作……”还对编辑部同事表示，“如果办一个可以由自己做主的刊物，我可以再干十年二十年，甚至当一辈子编辑……”并说，“我若是别林斯基，你们就都是杜勃罗留波夫”。[5]

《祖国纪事》和《现代人》是19世纪在彼得堡发行的文学和社会政治杂志。《现代人》由普希金创刊于1836年，1837年普希金逝世后，由批评家普列特尼约夫[6]接办。1847年诗人涅克拉索夫取得发行权直到1866年被查封。《祖国纪事》办刊时间是1839至1884年。《现代人》和《祖国纪事》在俄国19世纪文学中，属于托洛斯基所说的“大型杂志”；“大型杂志的统治构成一个时代，当时俄国知识分子正在自己中间创造历史”。“大型杂志”是19世纪俄国独有的“传统”。在社会运动尚未充分展开的时代，它们“作为一定的社会集团的精神核心”出现，是“产生思潮的实验室”，“杂志为知识分子充当了行动纲领，政治书籍和政治组织”：在它们上面，展开着有关俄罗斯未来道路的预测和论争。它们既是优秀文学作品的“集散地”，也是诸如斯拉夫派和西欧派、民粹派和自由派、哲学唯心派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派别展示、论辩的平台。[7]《现代人》《祖国纪事》等的历史，一定程度也可以视作俄罗斯19世纪文学的简史。而秦兆阳心仪的别林斯基（1810-1848），1939年任《祖国纪事》“首席批评家”，1846年成为《现代人》的批评家。文学史家米尔斯基称他为俄国“杂志人时代的第一人”[8]。秦兆阳在别林斯基身上，看到可以仿效、获得共振的某些重要品质：对一种“忠于生活，并同时蕴含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思想”的文学的推重；为这种文学理想的高涨无私的激情；呼应时代走向，对同时代作家作品作出有质量的诊断和评判的能力……

不过，无论是“大型杂志”时代，还是“杂志人时代”，托洛斯基和米尔斯基都明确指出，这样时代在19世纪末的俄国已经结束，文学知识分子、“杂志人”在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发挥巨大影响的时代已经过去。至于20世纪的当代中国，就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人民文学》和《现代人》的性质根本不同，作家、“杂志人”与时代，与政治力量的关系已发生很大改变，自主性、个人独立空间（秦兆阳说的“自己做主”）已经极大减缩。试图当20世纪的别林斯基，事实证明是时间、也是空间“错位”的想象：这一“错位”，导致后来悲剧的发生。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否定秦兆阳可敬佩的热忱，贬低他案牍劳形所取得的功绩。事实上，在他“主政”的短暂时间里，《人民文学》面貌一新，灰色沉闷中开始发出炫目的光彩。这里说“短暂时间”，是因为秦兆阳的《人民文学》时期其实只有一年多，1957年春他就向“党组”请了创作假，编务由编辑部主任李清泉[9]负责。虽然如此，他确立的办刊方针一直延续到《人民文学》1957年的7月号；后来清算他的“罪责”，1957年上半年《人民文学》发生的事情也归在他名下。这一年多《人民文学》的热点，是理论和创作上对现实主义、“写真实”，对文学揭示社会生活矛盾的倡导。这一编辑理念是在当时的“双百方针”下作出的，也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思想的变革所推动。更内在因素，则来自秦兆阳对文学现实弊端的忧虑：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观念的流行和由此产生的公式主义、无冲突论的普遍现象。[10]为此，他撰写了长篇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刊发了陈涌《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的长文；组织一批针对公式化概念化现象的文学短论；劳神费心地修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推举“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侦察兵’式的特写”[11]……

这种“‘侦察兵’式的特写”，除《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之外，《人民文学》刊载的还有《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等多篇。这种体裁与通常意义的特写、报告文学不同，为苏联作家奥维奇金[12]在1950年代首创[13]。奥维奇金的解释是，“特写”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严格记录式的”，描写真实的具体人物和事件，另一种则是，“事实的准确性只在所描写的现象的本质，而在其他方面，作者的手法也像在其他任何一种体裁里并不受束缚”。他将后一种称为深思的特写，或研究性的特写。[14]这种体裁，似乎是为了克服文学的“无冲突论”而定制。但是，形式从来就不单纯是形式，这虚构的“非虚构”写作（姑且这样概括）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命运短促：它不仅要来自“本质真实”的考核，也要面临“事件真实”的压力。随着刘宾雁等受到批判，这种体裁也就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15]

这一年中，《人民文学》刊发的揭露生活矛盾的作品，除上面提到的小说、特写，还有《改选》（李国文）、《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灰色的篷帆》（李准）、《马端的堕落》（荔青）、《明镜台》（耿龙祥），以及秦兆阳自己的《沉默》（署名何又化）等，它们在《人民文学》构成一股“干预生活”、揭露现实矛盾的创作潮流。这些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参差不一。虽然在1980年代被誉为“重放的鲜花”[16]，“鲜花”只是在对“毒草”的辩诬意义上成立，其中有一些难以说是佳作。不论是破旧，还是立新，文学有时候确实需要潮流的冲击。在涌动的潮流中，可能产生精品，但也肯定会泛起泡沫。

对于这个时期的《人民文学》，不管是批判还是赞扬，人们的关注点都在“写真实”和“干预生活”这些命题上，而多少忽略了它的另外的重要贡献。一是对文学新人的发现和支持。不少作家均在这个时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他们的处女作或成名作，如林斤澜（《台湾姑娘》），宗璞（《红豆》），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李国文（《改选》），王汶石（《风雪之夜》），肖平（《三月雪》）、曲波（《奇袭白虎团》），评论家蒋和森（《贾宝玉论》），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论》），叶橹（《关于抒情诗》），晓雪（《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不错，王蒙之前也发表短篇小说《春节》（《文艺学习》）、《小豆儿》（《人民文学》），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秦兆阳修改本，并由他郑重推出）奠定他在当代文坛的地位。在《人民文学》的重要位置发表长达两三万字论文的叶橹、曾华鹏、范伯群、蒋和森，当时不是大学尚未毕业、就是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蒋和森[17] 1996年去世时，冯其庸有悼诗谈及《贾宝玉论》发表时的情景：“论玉一篇初问世，洛阳纸贵忆当时。千金何劳雕龙评，从此蒋郎是脂砚。”

《人民文学》另一重要贡献，是有一定生命力的作品的推出，譬如宗璞的《红豆》，孙犁的《铁木前传》等。《铁木前传》完稿后曾交天津的《新港》，鲍昌和张学新[18]看了，都说这样的小说发表对老作家的声望不利，还说没有了孙犁固有的风格。转到《人民文学》，秦兆阳很兴奋，对康濯说，小满写得比肖洛霍夫的路希卡还要美。[19] ,在1956年12月号上重点刊载。这样，读者从放置在严峻背景下青梅竹马的温情故事中感知：“希望是永远存在的，欢乐的机会，也总是很多的。”在1950年代，爱情描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禁忌，或者被过度政治化。1956年10月号的《人民文学》刊登了仓央加措（1683-1706）的《情歌》[20]，“历史”和“少数民族”的双重屏障，让六世活佛的情怀有了表达的理由：

黄昏出去找情人，

天明归来，大雪纷纷地落；

住在布达拉宫的啊，

是仓央加措……

《人民文学》1956年10月号

此外，这个时期的《人民文学》还表现了难得的视野，一种开放的文学观念。在它的上面，有常德高腔《祭头巾》、滇剧《借亲配》的整理本，有纳西族长篇抒情诗《游悲》的翻译，有何迟的相声《开会迷》，有潮州民谣《姑娘要出嫁了》……1950年代因各种原因搁笔的作家——启明、沈从文、汪静之、王统照、康白情、汪曾祺、孙福熙、穆旦、端木蕻良、丰村——也在这份刊物上露面亮相。

1956年多数时间，中国作协对秦兆阳的工作是肯定的，他也成为作协党组成员。但是到了年底，挫折、厄运就接踵而至。12月，他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受到作协另一份重要刊物《文艺报》的批评：头条位置发表了该刊主编张光年的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的文章[21]。秦兆阳的这篇文章和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22]，在当时被认为表现了“错误倾向”。这个时候，修正主义还没有被认为是“主要危险”，张光年的批评也没有后来的那样的剑拔弩张。他肯定了秦兆阳对我国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批评不少是正确的，肯定这些批评是希望社会主义文学更好更快发展，他不能同意的是秦兆阳的结论和为达到这个结论提出的论据：

他们[23]的结论是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看来，这就是取消当代进步人类的一个最先进的文艺思潮，取消工人阶级手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秦兆阳写作《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虽然相当审慎，但肯定没有想到讨论这个问题会有危险。因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源地”苏联，当时在这一问题上也充满争议。1954年12月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西蒙诺夫的报告就批评了1934年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存在“不确切的部分”，这次大会还通过修改1934年“定义”的决议[24]。秦兆阳在这篇文章里（也包括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就引了西蒙诺夫的观点作为论据。

对于张光年的批评，秦兆阳嗅出了“温和”中的“火药味”——把对这一“主义”的质疑，上升到取消工人阶级思想武器的路线高度。为此他感到无奈，1957年3月下旬给刘宾雁信说，“自去年12月以来，我如处在风雨之中”，“我并非大智大勇者，没有韧性”，“只恨没有改变环境的能力”。[25]为此他也感到紧张：1957年初的一次会议上对周扬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难道不能讨论吗？我希望能将我的想法反映给毛主席……”周扬安慰说：“秦兆阳，你不要紧张嘛！”后来，周扬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一时不能搞清楚，可以研究讨论。”[26]

再次的打击来自对王蒙小说的修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年发表后的五六十年中，相关的争论、研究文章连篇累牍。有学者收集部分评论和王蒙自述出版了《一部小说和一个时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27]一书。书名前半部分反映了这篇小说的时代处境：它的修改、评价连结着当代政治、文艺的变迁。书名的后半则值得商榷：与“一个时代”的紧密联系的不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而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说小说作者有权力在后来恢复他所谓的“原稿”，但他没有权力决定1956年诞生的文本《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命运；它已经脱离作者而独立。王蒙恢复的“原稿”是1980年代才出世的另一文本。这个问题，已有学者在十多年前作过分析[28]，可惜未被这本书的编者采纳。

  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刊于《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王蒙文集及单行本中均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命名。

王蒙的这个短篇深被秦兆阳看重，为此他精心作了修改。他的劳神费力弄巧成拙，铸成大错。在修改小说这个问题上，他并非无错（至少是应该与作者商量），但也决不至于有“罪”[29]。相关的背景情况是，由于《文艺学习》组织的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引起普遍关注，中宣部编印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刊登有关讨论以及《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这篇小说的情况报导。“毛泽东看了之后，大为震怒，说这是‘缺德’、‘损阴功’，主张要公开批评”。[30]于是，中国作协书记处和作协党组在1957年4月16日和21日，先后开会讨论处理办法，作协书记处秘书长郭小川也多次与周扬等讨论如何处理，郭小川也给中央写了这个问题的报告。24日，周扬、郭小川、葛洛等商议后，“决定开一次座谈会，发表它的记录”。[31]这便有了4月30日和5月6日书记处主持的两次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的召开。5月9日，《人民日报》对会议情况作了报道。秦兆阳在会上受到批评，他也作了检讨，检讨事前经书记处看过。他说，经过他的修改，林震和区委书记的形象受到损害，加重了作品的缺点，“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整体而言，座谈会的气氛还是为了增进团结，批评也还是与人为善的。关于这次期刊会议，有学者已作过分析[32]，兹不赘言。

秦兆阳的修改是座谈会的主题，讨论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是否应该修改作家的作品，二是如何修改，秦兆阳的修改错在哪里。主持会议的作协主席、书记处书记茅盾认为，除了错字别字或文法不通，都不要改动，应该文责自负，改动也应该与作者商量。应与作者商量这一条不会有不同意见，但“文责自负”在当代有时候就可能“不合时宜”。从1950年代到后来“文革”的演化趋势是，文学写作个体劳动的观念在不断受到挑战，作者、编辑、政治和文学官员的“合力”，被作为一个方向提倡。“集体创作”“三结合创作”作为当代文学的新生事物，在改变着“文学生产”的传统方式。玛拉沁夫、陈登科、曲波等的成长，《林海雪原》《红岩》等重要作品的成书过程，常被当作这种集体创作的“成功案例”。[33]

图左为《红岩》，图右为《林海雪原》

至于如何修改，以及秦兆阳修改的对错，《人民日报》5月7日刊登了由《人民文学》编辑部整理的材料，列举了总共29项的“牵涉到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人物之间的关系等比较重要的修改”[34]。按照整理的材料，“重要的修改”涉及三个方面。一、加强了林震和赵慧文的暧昧感情关系，也删去个别林震自责的语句。二、区委书记在原稿中形象虽然是模糊的，但赵慧文曾说过他是“可尊敬的同志”，结尾写到他让通讯员找林震三次，这些都被删去，区委书记因此有可能被认为是个官僚主义者。三、最大的修改是对结尾的重写，删去了在党的领导下矛盾解决的暗示，增加了悲观的色彩。

如果说秦兆阳的修改在1957年被一致认为是严重错误，今天持相反看法的也不是没有。搁置评价的争议不说，可以提出的问题是：这一文本及其修改为什么会引发激烈争议和长时间关注？原因在于文本自身和对它的修改，提出了当代文学具有“症候”性意义的问题。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那样，从五四“新文学”到当代的“人民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是两种不同的“编码系统”的转换：“‘五四’所界定的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家的社会角色、文学的写作方式等等，势必接受新的历史语境……的重新编码。这一编码过程，改变了19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写作方式和发展进程，也重塑了文学家、知识分子‘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的灵魂。”[35]这种转换，对一些作家来说可能顺利，而在另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却存在龃龉、争执和冲突。[36]说起来，1940年代丁玲的《在医院中》，1950年代王蒙的这篇小说，都是“不纯”的、充满转换中的裂痕和矛盾的文本。在不同社会等级的人物在文本内部位置的分配上，在叙事者的立场上，在“启蒙者”是否心甘情愿地转换为有病的“被治疗者”的角色上，在是否给出矛盾解决方案，为读者提供结论、解除读者的不安上，它们都存在两种叙事“成规”的混杂和冲突。而根本问题在于，修改者的秦兆阳并不承认需要区分这两种编码系统，甚至不承认它们的存在。在他的《现实主义——宽阔的道路》中，核心的一段话就是：“对于今天资本主义世界里某些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以及中国五四以后的某些作品，人们很难说明它们是哪一类现实主义作品，因此，想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特点上将新旧两个时代的文学划分出一条绝对的不同的界线来，是有困难的。”

1957年6月反右派运动开始发动，中央和各地的众多文学期刊迅速作出反应。如《文艺报》1957年第12号（6月23日出版）头版，即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通栏标题，发表了王瑶的反击右派的短文《一切的一切》，一周后的第13号，又推出社论《反对文艺队伍中的右倾思想》。但《人民文学》的表现却与众不同。7月出版的“革新特大号”，刊出一批随后被指认为毒草或有严重问题的作品：《改选》（李国文）、《红豆》（宗璞）、《美丽》（丰村）、《写给诗人的公开信》（李白凤）、《“蝉噪居”漫笔》（徐懋庸）……《文艺报》当时是周刊，《人民文学》是月刊，虽说有编辑出版周期的差别，但在“革新特大号”出刊之后的7月中旬，刊物的“几个主事人”还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都没有认为有什么问题。[37]在当代时势激烈变动的关头却浑然不觉，没有及时“转身”：这或者是信念上的固执，或者是政治上的“迟钝”。对于《人民文学》存在的问题，刊物自身直到10月才转载了《中国青年报》上的两篇批判文章。文章指出，1956年以来中国出现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是从《人民文学》的《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给这股逆流作过推波助澜的帮手的，主要是《人民文学》编辑部。《人民文学》的某些编者是修正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些作品的推荐者和修改者……这股创作上的逆流，能够占领这个全国性的大刊物的园地，也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因此，我们在‘有创作、有理论、有支持者’的后面，加上了一句有‘代销的市场’，对于《人民文学》，也不能算是‘有意的陷害’。”[38]秦兆阳在这里被着重提出，但对他还没有指名道姓。

1957年7月到9月，中国作协忙于对丁玲、冯雪峰、陈企霞，以及艾青、罗烽、白朗的批判斗争，不可能顾及秦兆阳。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结束之后，《人民文学》问题提上日程，但也只是召开对李清泉等的小型批判会，大约到年底，才开始准备秦兆阳批判工作。1958年1月23日和24日，连续召开两次党组扩大会对他进行批判，印发了共三集的《秦兆阳言论》的批判材料。[39] 1958年3月和4月号的《人民文学》也开设批判秦兆阳专栏。对他的批判，延续到7月才结束，其间开了几次会议，缺乏相应资料难以确考。他被定为右派分子是4月12日党组会议决定的。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拔掉文艺界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揭露右派分子秦兆阳》的消息：

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在北京的作家和文学期刊编辑人员等一百多人。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张天翼、陈白尘、韦君宜、葛洛、申述、康濯、严文井、黄其云、张光年、郭小川、林默涵、刘白羽等二十多人。中共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最后一次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

会议指出，从1956年到1957年，在秦兆阳主编“人民文学”的时期，他抗拒党的领导和监督，利用“人民文学”这一阵地，宣扬系统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大量刊载和推荐所谓“干预生活”的毒草，肆意地污蔑党，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他纠结一批右派作者，俨然要自成一个反动的“流派”，同党的文艺路线相对抗。这些行动，实际上是和当时国际上的反共逆流相呼应，目的在于取消党对文艺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文艺方向，把文艺引向资产阶级的道路。

批判会上，刘白羽定性秦兆阳是“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说与他的斗争“是一场根本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宣判式地使用了“秦兆阳的破产”的断语[40]。会后，已经改组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出版了秦兆阳批判集《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41]，收入刘白羽、林默涵、严文井、贾霁、朱寨、艾芜等，还有张光年用本名和笔名（“言直”“常础”）写的三篇文章。

1958年7月25日，中国作协党组宣布开除他的中共党籍。宣布之前两天，刘白羽告诉他“材料已经交上去”，意味着已经板上钉钉。忠诚于革命也热爱文学事业的秦兆阳闻言，“如五雷轰顶，如坠万丈深渊”，一夜痛苦辗转难眠。在天未明时就敲开了刘白羽的家门，企望有转圜的余地——

门终于打开了一条缝，刘的半个高大的身子露出来，说了一句：

“你，还能为人民服务嘛！”

秦兆阳的心，猛地沉了下去，浑身发冷，几乎颤抖起来，泪水一下子涌出来……[42]

郭小川1958年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4月19日……十时多，到荃麟处……秦兆阳问题也研究了一下，似乎不大说（得）清楚为什么要划他右派，这是困难问题，总拿不定主意。”[43]可是，后来的批判却有如此规模，火力这样猛烈，而且延续这么长的时间，其中确有蹊跷之处。1991年秦兆阳在接受访问时透露了其中的实情。他说当年郭小川找他谈话，说，“你在信中为丁玲说话，闯了大祸”[44]。

“信中为丁玲说话”，指的是1957年5、6月秦兆阳给当时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的两封信。[45]  1955年8月到9月，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周扬、副书记刘白羽主持召开了16次会议，内部批判丁玲、陈企霞，并在年底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将他们定性为“反党小集团”。1956年8月，丁玲向中宣部提交《重大事实的辩正》的申诉书，认为1955年的批判、“揭发”与实际情况不符，要求改正、撤销。1957年5月整风鸣放开始，重新审议丁、陈的问题成为主要内容。邵荃麟要求不在北京的秦兆阳返回参加党组整风会，5月31日，秦兆阳给邵荃麟写信表明他的态度：

……我的意见很简单，关键在于领导的态度。一切自以为是和舍本求末的办法都只能加深矛盾。我认为周扬、默涵、甚至乔木和陆定一等同志应该参加作协的一定的党内外的会议，该说清楚的事情说清楚，该听的听，该检查的检查。我认为刘白羽同志应该改变过去那种自以为是的作风，切实地虚心地正视问题，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以为，如果这些同志能够抱这样态度，作协的整风是容易进行的，即或是丁、陈的问题，也能够暂时求得——至少是心理上的安定——也就是矛盾的缓和，如果搞好，也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一些领导同志只是站在幕后，站在缓冲地带，则即或党组全体成员在家，开一百次会议，也是不济事的。目前的党组是不能完全对过去的工作负责的，因此也不能由党组在整风会议中担负一切。

在参加了6月6日开始的头三次党组整风会，听到会上各种揭露丁、陈事件相关人的“事实”之后，秦兆阳感到“担心”。14日再次给邵荃麟写信，说这样的“凑事实提疑问”，结果就会造成丁玲、陈企霞与周扬、刘白羽之间明争暗斗的印象。秦兆阳说，周扬、刘白羽自己为什么不谈出来呢？——这样的结果，团结是不能达到的，势必会进入追“阴谋陷害”的根源，“势必形成无法分辨、解释，则将来如何收拾？”他认为，“中宣部对此事绝对不能听其自然的态度，陆定一、乔木两同志应该参加和干预，而且应该有所承担，使得事情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并且容易解决”。对于他自己在这一复杂（至今也说不清楚）的事件中的态度，他表示：

我个人在这一斗争中不属于任何一派，我对任何一派都有意见，如果不是为了党的利益，我是不会提这些意见的。

如果必要，我希望把这封信转给陆定一同志看看。

这两封信被收入《秦兆阳言论》，在批判中成为“罪证”。写这两封信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料到很快风云突变——周扬、丁玲、刘白羽其实也没有这个预见。6月8日第三次会后，中央的反右信号发出，党组扩大会宣布停开。待到7月25日复会时，丁玲、陈企霞就从申诉者变为被批判者，他们与周扬等的矛盾，被确定为关系中国文艺发展的革命与反动路线的严重斗争。这样，这两封信也就成为“胁迫党的领导对丁陈反党集团缴械投降”的证据，而信中指名道姓的批评，不可能不在当事人心中留下怨恨的阴影。

几个月后，秦兆阳被遣送广西的柳州机械厂劳动改造。1961年，农垦部长王震到广西视察，周扬托他向自治区党委书记韦国清询问秦兆阳情况，说如果右派“帽子”已摘，工作要是广西方面不好安排，拟调回北京。秦兆阳经过几天考虑，觉得自己生性落落寡欢，与北京某些人也难以相处，回京有可能处于“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尴尬境地，决定留在原地到广西文联工作，并把妻子接到广西落户。直到1979年为他平反，恢复党籍，才回到北京主持《当代》的工作。

与秦兆阳有较多交往的人，一般都认为他生性耿直、淳朴、淡泊权位。1957年他给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信，就提出撤销他作协党组成员资格，说因为当初进入党组是代表《人民文学》，现在他离开编辑部，就应该由别的同志来做。据与他深交的朋友回忆，耿直是秦兆阳的性格特征。他用“何直”的笔名发表论文，广西作家陆地的怀念文章取名《耿介一世人》，黄秋耘将他称为“板先生”；“湖北土话‘板’就是‘迂’和‘直’……”[46]他是湖北黄冈人。

可是，这样的人在1958年的批判中，却受到“不老实”的道德指控！对他的批判有这样的说辞：“毫无道义感”“采用极其阴险卑劣的手段”“今天说东，明天说西；正面一套，反面一套；前言不顾后语，左右货式齐备”等，并有多篇批判文章专题揭发他这方面的“劣迹”，有文章的题目就叫《应当老实些》[47]。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关于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报导有这样的描述：

秦兆阳为着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采用了极其阴险卑劣的手段。就是肆意修改原稿，把他自己的反动思想强加进别人的作品和文章中去。把别人文章中有积极意义的话删去，而尽量扩大毒素，增添毒素，等到别人文章受批评时，他却佯装不知，也写文章给予批评。耍弄这种卑鄙的两面派手法，是秦兆阳这一右派分子的特色：他一方面发表文章大肆散播修正主义“理论”，另方面，当这种“理论”在社会上遭受批评时，他马上又撰写文章对这种“理论”进行装腔作势的“驳斥”。[48]

这些评语所指的具体事实主要是：1955年写《论胡风的“一个基本问题”》[49]批判胡风关于“写真实”的观点，可是刚过一年，又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里宣扬了他批判过的思想；修改王蒙小说加强了它的“消极”因素，在小说讨论中又写文章[50] 批评王蒙小说的这些“消极”因素，而且不提他的修改应负的责任；草拟《人民文学》改进计划要点宣言在文艺思想上“以现实主义为宗旨”，过了几个月，《人民文学》1957年1月号“编者的话”，又变成“我们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宗旨”；就在宣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宗旨”的同时和之后，又连续刊发违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沉默》 《马端的堕落》 《改选》等“毒草”……[51]

不是说秦兆阳的主张和《人民文学》的编务没有任何差错，没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但今天也无须针对这些指责去一一澄清；因为这无关事实真相。秦兆阳在《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52]中，说到对阻碍文艺发展的教条主义，“应该是从各方面来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刘白羽对此的批判是：

值得注意到：既是“从各方面”，那就不仅从文学，而且还要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来“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生活。所谓是“时候”，就是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已经高涨起来了。所谓“改变”，是按着秦兆阳等头脑中的“资产阶级王国”的面貌改变世界，还是按着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如果前者，结论只有一个，就是粉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状；如是后者，结论也只是一个，就是粉碎秦兆阳等的攻击。[53]

这和“事实”的澄清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一些批判者有意遗漏的情况。一、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行动纲领”的《人民文学》改进计划要点，曾经在作协党组会上传阅过的，“大家都没有意见”[54]。二、1956年提出贯彻“双百方针”后，《人民日报》改版，“刘白羽同志很紧张，力催刊物‘放’”，“6月上半月，作协党组召开两次有所属刊物负责人参加的会，会议由刘白羽主持，动员刊物要配合党的方针带头鸣放。三、《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初稿完成后，与葛洛[55]字斟句酌研究几次，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全体会议上征求意见，二稿在编辑部讨论后由葛洛送交刘白羽看过，刘白羽再转送周扬，刘、周都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返还时信封有刘白羽签名的“稿件已看过”字样。[56] 四、1957年5月整风鸣放期间，作协党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督阵”，说必须贯彻“双百”方针，“不许照老样子办”，连续开了几个晚上的党团员骨干会议，制定规划，“撒开人马出去组稿”，这才有了6、7月合刊的“革新特大号”[57]……

至于说到文学观点、主张的改变、前后不一，脱离特定政治语境和具体事件来抽象评议当代这一普遍现象的对错固然没有意义，即使是将之作为“不老实”来加以指摘，也远远轮不到拿秦兆阳来说事。在当代，文艺界被放在“不老实”“掩盖真相”“两面派”“顺风转向”等道德审判台上的，可以开列长长的清单：胡风、冯雪峰、丁玲、陈涌、徐懋庸、黄药眠、钟惦棐、萧乾、邵荃麟、刘白羽、周扬……在批判秦兆阳之前，丁玲就被描画为“极其虚伪，极其狡诈，又极其阴狠的两面派的典型”[58]。而后来，周扬也被批判为“反革命两面派”[59]。这里有着两个令人错愕的现象：一是追求真相的义正词严的批判者，使用的可能也是“不老实”的，歪曲真相的手段；另一个是，指控他人“不老实”的批判者，在另一个时间也会遭到同样罪名的指责。历史上的人、事并非没有正误、美丑、善恶之分，但这些现象更提示给我们的是有关权力和道德的关系。权力的拥有与道德的崇高并不必然地画等号；而在权力与道德关系两者无法分辨的时代，“道德唯有在权力的强制之中并且在实体化之形式下始能存在，而权力也是作为道德权威体系之一始能显现其本身的社会意义”[60]。我在一篇谈及这个问题的文章里曾表达这样的困惑：“为什么‘道德’拥有‘超凡权力’的规范性力量？为什么它具有‘终极评价’的地位？谁有资格、权力做出道德评价？审查者在指控他人的道德问题时，是否便证明他的‘道德纯正’，而可以使用任何（包括‘非道德’）的手段？”。[61]

1979年秦兆阳回到北京。当代一位著名作家的小说里有一句话：“人怕伤了心。”他不愿回作协而选择任职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该社副总编辑和《当代》主编。他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党组成员，但他依然淡泊名利，极少参加这些领导机构的会议。作协和出版社安排他出国访问，也均婉拒。他只是继续遵循所信仰的介入社会的“现实主义”文学理念，专注、殚精竭虑地发现作者和优秀文本，编发不少具有“新时期文学”标志的叙事作品。

1980年代中后期，因久病体弱，他逐渐脱离具体编务。他原本在鲁艺学的是美术，这时有了时间来写字作画。晚年，在医院病榻上曾笔录零碎感想。据他的好友李清泉文章的提供，摘录下面两则：

——黄昏，夕阳以它最后的余晖，创造了永恒的美——留在远路归来的人们的记忆里……

——那时我很年轻，黎明时分，提着一个小破箱子，走在门前池塘的岸上，想要赶上去汉口的轮船，村庄还沉静在睡梦里。我回头一看，大门口站着母亲的身影，手搭凉棚，在目送着我……如今，我已年近八旬，仍然常常记起，原来这目光凝视了我一生。[62]

这是对朴素、原初，真实而稳定的事物的回归。这时候，纷扰被摒弃，装饰和喧嚣脱落，犹如冯至《十四行集》中的句子：“一切的形容，一切喧嚣/到你身边，有的就凋落/有的就化为你的静默。”

本文原载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感谢公众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洪子诚老师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伍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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