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德勒兹：卡夫卡的法律机器

卡夫卡的法律机器

作者: （美）罗纳德·博格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译者: 石绘

出版年: 2022-1

在《普鲁斯特与符征》1970版的增补部分中，德勒兹指出，和其他现代艺术作品一样，《追忆》的功能大于其意义：“现代艺术作品没有意义的问题，只有使用的问题。”（PS 176; 129）分析者应致力于对作品的构成部分及其运转进行描述，而非揭示作品的隐藏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作品是一部机器，似乎并没有深度或灵魂，只是一部要么工作要么不工作的器具而已。机器概念并非德勒兹在《普鲁斯特与符征》中的核心关切，只有到了《反俄狄浦斯》，这一概念才得到拓展性的阐发。在这部著作中，不唯艺术作品，世间万有皆被视为机器。“机器无处不在，这绝非从隐喻意义来说：它们是机器的机器，相互配接，相互连接。一部器官机器接通一部源泉机器（source-machine）：其中一部机器发出一条流，另一部机器则切断它。”（AO 7; 1）这些机器是“欲望机器”，是“欲望生产”一般进程中的组件，而欲望生产这一概念被德勒兹和瓜塔里用来指代一种弥漫着感兴的无所不在的活动。[1]弗洛伊德将灵魂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对此，德勒兹和瓜塔里以带着几分戏谑的方式进行了回应，他们辨识出欲望生产的三个基本组件，即欲望机器、无器官的身体和游牧主体，每个组件与欲望生产的特定阶段相联结——生产的生产（欲望机器）、刻写（inscription）的生产（无器官的身体）和消费/完成（consumption/consummation）的生产（游牧主体）。婴儿吮吸母乳便是欲望机器的一个简单模型。嘴巴机器与乳房机器相配接，母乳之流穿越乳房机器到达嘴巴机器。婴儿的嘴巴机器转而与消化道的各种机器相配接（食道机器、胃部机器、肠道机器、尿道机器、肛门机器），营养之流逐渐转换为婴儿体内诸旁系欲望机器的各种能量回路（血液循环的、神经的、荷尔蒙的等等），最终呈现为排泄物之流。从乳房机器自身而出的奶水之流来自营养回路，这个营养回路上溯至母亲嘴巴机器摄入的诸多营养物。因此，欲望机器在诸流横穿而过的链条和回路中相互配接，每一个回路延伸至其他回路，后者又扩散成不断拓展的活动网（如母亲营养生产活动中所固有的诸多回路，婴儿排泄物分解活动包含的微生物回路）。

《普鲁斯特与符号》

然而，婴儿的嘴巴机器并不仅仅是饮食机器。它还是呼吸机器、吐痰机器、呼喊机器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欲望机器都有“一种设置［machiné］并储备于其中的编码”（AO 46; 38），它是对特定回路进行规定的转换机制，这种机制于特定时间在特定回路中发挥作用。进而言之，任何欲望机器的回路都无法与其他回路分离而单独存在，例如，婴儿的营养回路与视觉回路相连（如婴儿的眼睛机器注视着卧室的台灯），与嗅觉回路相连（鼻子机器与厨房气味之流配接），与触觉回路相连（皮肤机器接触热量、纤维、肌肤、薄雾、气流）。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回路进行刻画，就像众多的线条在单个表面上，网状的表面将会构成一具无器官的身体，这是关于共存的诸回路（在所举例子中，这些回路就是营养、视觉、嗅觉和触觉回路）和交互且分离的诸回路（消化、呼吸、叫喊回路）的单幅地图。需要指出的是，无器官的身体不可与某个统一的通灵身体图像（a unified psychic body image）相混淆。首先，它的回路无限地拓展，超越任何经验性身体轮廓。例如，假使我们宽泛地谈论“婴儿的”无器官的身体，我们必须将母亲的乳房、卧室的台灯、厨房的气味、使食物转化为营养物和排泄物的微生物等等纳入这具无器官的身体之内。其次，它不构成任何通常意义上的统一体。它包含着结合和分离，后者亦即在某些情况下共存协作而在其他情况下相互接替、取代或对抗的异质性回路。欲望生产“是纯粹的复多性，即不可简化为统一性的肯定”，如果我们在无器官的身体中遇到一个“整体”，这也是一个“与部分并行的总体性，这是属于诸部分却不整合它们的整体，是属于诸部分但不统合它们并且作为分开构成的新部分添加给它们的统一体”（AO 50; 42）。[2]第三，它不是纯粹的幻想或心灵图像。毋宁说，它是潜在实体，即未成为现实的真实物。在某种意义上，它被欲望机器作为后发效果生产出来，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先于欲望机器运转的可能性状态，即任何给定的欲望机器之链在某个特定时刻可能将之实现出来的潜在回路之网。

从欲望机器和无器官的身体的相互作用中诞生出两种复合机器，我们称之为“偏执狂机器”（paranoiac machine）和“神迹化机器”（miraculating machine）。无器官的身体并非没有器官，而是没有规则的和固定的有机组织。它是一种反有机组织、一种分离式综合，是一部持续损坏、卡壳、冻结和崩解，从而拆分和打断欲望机器回路的反生产的机器，但同时也是一部将各种欲望机器彼此关联在复多的以横贯方式连接着的诸回路中的机器。当欲望机器将无器官的身体作为某种迫近的总体性，作为某种迫害性秩序而加以排斥时，就产生了偏执狂机器。当欲望机器吸引无器官的身体，仿佛它们是其神奇表面的散发物时，就出现了神迹化机器。[3]由于无器官的身体既生产分离又生产综合，既生产分解又生产组合，因此偏执狂机器和神迹化机器作为欲望生产的无限摇摆状态而共存，持续不断地彼此反馈。

第三种欲望机器是游牧主体，“一种奇异的主体，没有固定身份，游荡在无器官的身体中，总是伴随着欲望机器，由其从被生产物中取出的份额所规定，无处不在地聚集着某个生成或某个化身（avatar）的报偿（reward），从它消费的状态中诞生并伴随着每个新状态重生”（AO 23; 16）。如果将无器官的身体视为一个被欲望机器的回路划分为网的表面，游牧主体则是沿着刻写于表面上的各种路径而在各处闪现的出格点（errant point），它是附属的消费机器（法语的consommation既指经济上的消费，又指力比多的完成）。[4]游牧主体通过第三种复合机器——“单身机器”——的形成而被创造出来。单身机器是“欲望机器和无器官的身体之间的一种新联合，它产生出一种全新的人类或光辉的有机体”（AO 24; 17）。单身机器所产生的是“纯粹状态中的密集的量（intensive quantities），这种量级达到几乎令人无法承受的程度——遭受到最高点的单身的痛苦和光辉，就像一次悬搁在生与死之间的叫喊，一种紧张过渡（intensive passage）的感受，被剥夺了其形态和形式的纯粹状态和原始内张度”（AO 25; 18）。无器官的身体构成了某种零度（zero degree）强度，欲望机器在其运转过程中标记感兴强度的各个层级。在偏执狂机器中，欲望机器和无器官的身体彼此排斥，在神迹化机器中，它们相互吸引，但在上述两种情形中，欲望机器都确定了正的强度层级。在排斥和吸引的摇摆中，产生了诸强度层级中的差异，产生了从一个紧张状态到另一个紧张状态的过渡，而在每个过渡中都出现一个游牧主体，欲望机器和无器官的身体随之进入一种新的关系之中，一种新的功能运转也随之而生，它通过单身机器的形成而对偏执狂机器和神迹化机器之间的排斥和吸引进行“调解”（reconciles）。[5] “质言之，吸引力和排斥力的对立产生了诸强度要素的某种开放系列，它们都是积极的，绝不表达某个系统的终极平衡，而是表达某个主体横穿而过的无数固定的亚稳态。”（AO 26; 19）

让我们回到单身机器这一概念，不过我们首先需要进一步探究机器这个概念本身。在描述完欲望生产的三个组成部分之后，德勒兹和瓜塔里追问道，“在什么意义上欲望机器是真正的机器，而非任何隐喻意义上的机器？”（AO 43; 36）。他们认为，一部机器“由切割系统［système de coupures］来界定”（AO 43; 36），欲望机器的三个组成部分拥有三种不同的切割类型：欲望机器的抽取切割［coupure-prélèvement］，从中产生无器官的身体的拆离切割［coupure-détachement］，以及孕育着游牧主体的余存切割［coupure-reste］。[6]每部机器首先“与它切入其中的持续的物质之流（hylè）发生关联”（AO 43; 36）。例如，婴儿的嘴巴机器切入奶水之流中，其肛门机器切入排泄物之流中。尽管我们把机器和流说成相互分离的实体，但事实上它们构成一个单独的过程。以婴儿的嘴巴机器作为视角，母亲的乳房机器是流的源泉，同样，对于胃部机器而言，嘴巴机器是流的源泉。“简而言之，每部机器就其与它所连接的东西而言是流之中的一次切割，但就它与［下一部］与其相连接的机器而言，它自身也是一条流或流的产物。”（AO 44; 36）因此，德勒兹和瓜塔里谈到了“分隔流”（cut-flows）或“分裂流”（schiz-flows）的系统，它们是被流之中的各种中转站和处理站不时打断的物质流的诸回路。此物质流便是hylè［希腊语：质料］，一种理想的“持续无限之流”（AO 44; 36），它显然不限于实证层面的无生命物质之流，而是同样包括能量之流（如在某些生态学范例中）、信息之流（如在特定形式的信息论和系统论中所界定的情况）及符征之流（如在各种符征学尤其是皮尔士符征学的范例中）。每种流之所以是理想的是由于它必须被理解为“纯粹的连续性”（AO 44; 36），即一个无始无终的单一而持续的流；还由于它的连续性与切割活动并无抵牾，因为切割活动“表明或规定了其所切割之物乃是理想的连续性”（AO 44; 36）。这意味着，切割活动发挥着连接式综合的功能，由此通过一个共同的流而使诸要素彼此关联，一个要素排出一条流，第二个要素切割此流并借此排出一条流，彼流又被第三个要素切割，以此类推，不一而足。流切割（flow-cuts）的序列构成了一种理想的、开放的诸要素联动装置（linkage），其本质完全是添加物（［additive］a+b+c+x……，“继而，继而，继而……”［AO 44; 36］）。因此，机器的第一种分隔即抽取切割［coupure-prélèvement］发挥着悖论性的功能，它通过切割来进行连接，通过某种断裂，即单一而无限的过程中运转着的多元要素的分裂流，来建立连续性。

第二种分隔，拆离切割［coupure-détachement］，创造了一种分离式综合，一种“a或b或c或x或……”的关系类型，乃至拆离与其说是排外不如说是包纳，没有一个选项排除另一个，每个要素因区分出来而得到肯定。这些包纳性分离共同构成了无器官的身体的网。我们还记得，每部机器都拥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并参与到诸多活动网中；因此，每部机器都包含着“一种设置［machiné］并储备于其中的符码”（AO 46; 38）。嘴巴机器切割着各种不同的流——食物、饮料、空气——并且每次切割活动都可能以不同方式与其他内在和外在过程相关联。如果嘴巴机器在某个确定时刻切割着一条食物之流，一套复杂的运转链将会在嘴巴机器的食物切割活动之中被注册和编码。在前文给婴儿喂奶的例子中，台灯的闪烁、厨房的气味、织物的褶皱等等，或许构成了编入婴儿嘴巴机器运转中的关联链的一部分。台灯回路、气味回路、各种触觉回路和营养回路的关联链共同组成了某种功能运转的“簇团”，伴随着每种规定嘴巴机器——无论是食用机器、呼吸机器还是饮用机器——一特定运转过程的分离活动，诸关联回路的簇团会被启动，并且此簇团与其他可能的回路网相互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说，拆离分隔“关涉异质链条，并且通过拆离的片段、移动的零件向前运行，就像飞翔的簇团或砖块一样”（AO 47; 39—40）。因此，机器使得连接性切割活动处于质料之流中，然而同时发挥着分离性的切割作用，对诸关联功能的链条或簇团进行拆离，但在此种拆离方式中，诸种簇团被包纳性地分离开，诸种拆离式簇团共同在无器官的身体之表层标画网格的刻写。

第三种切割，余存的切割［coupure-reste］，创造残存物，即被遗留之物。它生产的是“一个与机器相伴随的主体，一个与机器相毗邻的碎片”（AO 48; 40）。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主体是没有固定的身份的，是某种穿越无器官的身体之网强度的游牧式闪现（flicker）。它是伴随机器而被生产出的一部分，但它自身还是“被分为部分的……一个部分［une part……partagée］”，以“与链条的拆离和机器带来的流的抽取相对应的部分”（AO 49; 40—41）作为标记。但是，如果主体是“由诸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诸部分的每一个在某个时刻填满无器官的身体”（AO 40; 41），有人可能会说主体将诸部分聚集起来，将它们联结在一起但并不对其进行统合。在这个意义上，第三种切割发挥着某种联结式的综合作用，产生出某个总结性时刻，在这个时刻中，连接性流和分离性链条的诸异质性要素在某个附加部分中合并在一起，这个附加部分“消耗着它穿过的诸状态，并且从那些状态中重生”（AO 49; 41）。

因此，机器是切割的系统，每种切割活动都发挥着悖论性综合的功能。抽取切割既中断一条流又在相加序列中连接其他机器，由此生产一股由分离却连接的诸要素组成的分裂流。拆离切割在链条之间制造分离，但这是包纳性分离，容许其他回路以某种方式共存。余存切割生产出支离破碎的残存主体并将这些支离破碎的部分在某个总结性的时刻合并在一起。最终，所有这三种综合都是理解复多性的方式，即理解未被简化为一个总体或统一体且协同运转的诸异质实体的方式。连接式综合创造了相关欲望机器的一条未被统合的流，分离式综合创造了拆离的联结链的一张非整合性的网；联合性综合产生了某种非整合性的附属部分，这一附属部分将在其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诸部分聚集在一起。

仍有两个问题有待追问：如果欲望机器是机器，那么无器官的身体和游牧主体是什么呢？此处，“切割系统”的阐述用什么方式证明了——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欲望机器是真正意义上的机器而非隐喻意义上的机器？第一问部分属于术语层面的问题。在《反俄狄浦斯》最初的部分中，德勒兹和瓜塔里辨识出欲望生产的三个组件，即欲望机器、无器官的身体和游牧主体，但在该书后半部分，他们认为这三个组件分别指部分对象（partial-objects）[7]、无器官的身体和游牧主体，将三者都说成“欲望机器”[8]。因此，对第一问的简要回答为，无器官的身体和游牧主体都是机器。三个组件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这种术语滑移提供合理的解释。部分对象（亦指“器官-部分对象”和“部分器官”）将无器官的身体作为后发效应生产出来，将作为附属部分的游牧主体生产出来。在部分对象和无器官的身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真实的区分，但二者在相互协同运作过程中是作为一个单一实体而运转：

在部分对象和无器官的身体之间相互排斥时，无器官的身体“标记着由［部分对象］自身所构成的纯粹复多性的外在界限”，而在相互吸引时，“器官-部分对象紧贴着它，并且在其上参与到包纳性分离和游牧式联结的新综合中”（AO 389; 326）。部分对象“就像工作部件”，而无器官的身体“就像静止的发动机”（AO 390; 327），二者作为一部单独的机器运转。游牧主体仅仅是这一单独机器在其运转过程中所经过的诸状态的消费和自我享受（或自动感发［auto-affection］）。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笼统地说部分对象本身及欲望机器的全部三个组件都是“欲望机器”，因为部分对象作为工作部件总是意味着静止发动机的存在和机器运转时所经过的诸状态的存在。

第二问涉及德勒兹和瓜塔里关于欲望机器并非仅仅是隐喻意义上的机器而是真实机器的断言。通过将机器界定为诸流中的“切割系统”，德勒兹和瓜塔里消解了实体之间的通常区分，并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唯有通过普遍切割过程才能相互关联的复多的流和生成。流无处不在，机器随处可见。但最重要的在于，切割的系统就是综合的系统。在《反俄狄浦斯》的最后一章，德勒兹和瓜塔里详尽讨论了诸部分对象是分散的、未被统合的且无固定关联的，随后他们追问道，究竟是什么使得诸异质部分的非整合性协同运作成为可能，是什么使得诸异质部分“形成机器和机器装置”（AO 388; 324）？德勒兹和瓜塔里说，“在综合活动的被动特征，或与此相同，在考虑过的相互作用的间接性特征中”（AO 388; 324）可以找到答案。综合活动之所以被动，乃因为它们是无意识和自动的，不受任何预先存在的秩序或指引性智识的控制。[10]综合活动之所以间接，是因为它们不卷入诸部分按照一个统合的整体而进行的彼此协同规定的活动。一个部分对象切割一条确定的流，其自身接着排出一条流，但并未对下一个切割此流的部分对象进行规定。一股流中的部分对象序列的是以间接方式形成的，每个阶段都是一次对某个部分的开放式无定向附加。随着诸多流的重叠，包纳性分离以间接方式使诸流在联结链的一张网上相互关联。一旦诸流重叠，诸部分对象的置换（permutation）变得可能，形成一条由未定的间接的路径引导前进的横穿关联链条之网的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通道。“通过二元性［连接式综合］、重叠［分离式综合］和置换［联结式综合］来实现的所有这些被动综合都是一个单一的和相同的欲望机器”（AO 388—389; 325）。

最后，这一点还表明的是机器是“综合者”，即间接被动综合的生产者。机器是通过间接过程而形成连接式、分离式和联结式关系的异质分散部分，这些部分能够运行、互动、工作、运转——但在此期间仍然是部分。“机器”既指将诸部分置入彼此非统合性关系的东西，又指被置入关系中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机器“以机器装配”（machine）出它们自身，在其运转过程中将它们制作为机器。“欲望机器并不是一个隐喻；它是根据这三种方式进行切割和被切割之物。”（AO 49; 41）宇宙中除了诸流和诸切割活动，相互连接、重叠和交换的诸分裂流，以及将自己装配为进阶机器的诸机器，别无他物。机器之为真实而非隐喻是因为在现实界除了机器之外别无他物。机器的本质在于它的活动，在于它的“机器运转”（machining），这种运转在复多性的诸部分之间生产着动态的关系。

当部分对象和无器官的身体之间的排斥吸引活动被游牧主体的生产所“调解”时，一部“单身机器”就被创造出来，这是继偏执狂机器和神迹化机器之后的第三部复合机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单身机器”一词借自米歇尔·卡鲁热（Michel Carrouges）的论著《单身机器》（Les Machines Célibataire），该书研究了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若干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奇异机器和类似于机器的装置，这些文学作品包括爱伦·坡（Poe）的《陷坑与钟摆》（“Pit and the Pendulum”，1843）、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的《马尔多罗之歌》（Les Chants de Maldoror，1869）、维里耶·德利尔-阿达姆（Villiers de l’Isle-Adam）的《未来的夏娃》（L’Eve future，1886）、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喀尔巴阡城堡》（Le Château des Carpathes，1892），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的《超男性》（Le surmâle，1902）、雷蒙·鲁塞尔的《孤独之地》（Locus solus，1914）和卡夫卡的《在流放地》（In the Penal Colony，1914; 1919年出版）。卡鲁热的论述并未对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游牧主体概念产生直接影响，但他对卡夫卡流放地行刑机器的讨论有助于阐释德勒兹和瓜塔里如何将卡夫卡的作品视为文学机器，有助于阐释他们对机器的一般观点。

《Les Machines Célibataire》

（《单身机器》）

卡鲁热首先注意到卡夫卡的行刑机器与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伟大艺术作品《新娘，甚至被单身汉剥光了衣服（大玻璃）》（La Mariée mis à nu par ses célibataires, même（Le Grand Verre），1912—1923）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由此酝酿其研究计划。随后他发现其他一些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所描绘的机器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机器上的联系，这使他设想存在着一个现代神话，他称为“单身机器的神话”，这个神话中刻写着“我们时代的四重悲剧：机械、恐怖、色情、宗教或反宗教的干预的难解之结”（Carrouges 24）。尽管他并未在每部作品中明确地发现这四重主题，但通过将卡夫卡的机器与杜尚的机器并置互释，他能够在二者作品中并继而在其他诸多作品中辨识出这些主题的在场。

卡鲁热首先描述了《在流放地》中的酷刑机器。故事中的军官解说道，这个“非凡的装置”拥有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获得通俗的称呼。底下的部分叫作‘床’［das Bett］，最高的部分叫作‘绘图师’［der Zeichner］，在中间能上下移动的悬吊部分叫作‘耙子’［die Egge］”（Complete Stories 142）。受刑犯被剥光衣服，面朝下趴在铺着棉花的床上。耙子上携有嵌入玻璃的齿状尖针，可在受刑者身体上刻写他所违犯的戒条（在最初的例子中是“尊敬你的上级！”）。在戒条刻写过程中，床和耙子同时微颤，二者的复杂运动由绘图师进行协调，后者是一个位于床上方两米处的黑色木箱，内有齿轮装置，可将流放地前任指挥官精巧的设计图纸转换成受刑者肉身上的伤口图案。行刑过程超过十二个小时。最初受刑者经受的只有疼痛，但超过六个小时后他开始通过自己的伤口辨认刻写上去的文字图案。“可是大约到第六个小时的时候，他变得多么安静啊！最迟钝的傻瓜恢复了理智。先从眼睛周围开始。然后从那里扩散开。在某一刻，人们不禁会想要亲自躺在耙子下面。”（Complete Stories 150）

卡鲁热评论道，行刑装置将人与机器结合在一个单独的结构中，恐怖的刑法自上而下地从特制的机器装置施加到身体。大量宗教典故表明机器曾残酷而有效地启示了神圣的诫命，但随着前任指挥官之死，机器的受刑者经受的只有无启示性的（unenlightening）痛苦（就像军官一样，他自愿承受机器的行刑，但死去的时候，他的面容中却不带任何“承诺的救赎”的征象）。因此，卡鲁热在卡夫卡的故事中发现了“上帝已死的悲剧”（Carrouges 48），但这一悲剧与技术恐怖的神话结合在一起。此外，由于机器的刺刻对象是受刑者赤裸的身体，并且耙子的玻璃边框可让人观看行刑过程，卡鲁热注意到了其中潜藏的窥视癖式的性欲。

米歇尔·卡鲁热（Michel Carrouges）

在杜尚的《新娘，甚至被单身汉剥光了衣服（大玻璃）》中，卡鲁热同样发现了机器、恐怖、宗教和性欲这几个主题，而且还发现杜尚的机器组件和卡夫卡的机器组件之间存在诸多类同。《大玻璃》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艺术作品之一，这不仅由于它构件众多，还因为它包含着大量指涉其他作品的视觉典故，以及杜尚收集的作为作品补充部分的丰富文献。[12]杜尚对《大玻璃》的各种对象进行命名，并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怪诞评注中详细说明了它们的功能关系。组件由两大版面构成，上方的新娘区域和下方的单身机器［Machine Célibataire］（或单身装置［L’Appareil célibataire］，或简称为单身者［Célibataire］）。新娘通过三个草绘的活塞（［Draft Pistons］作品顶部被名为“银河”［The Milky Way］的一朵云所包围的三个水平排列的方格）以一个三重密码的形式从她的区域向单身汉们传达指令。并且正如卡夫卡的机器将上方的刻写图案传送到下方的身体，卡鲁热在新娘下方的针状附属部件中辨识出与行刑机器的耙子之间的某种呼应。杜尚以新娘指代骨架（Skeleton）和pendu femelle（女性悬吊者），以单身汉指代军服和制服的墓地（Cemetery of Uniforms and Liveries），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死亡的主题。单身机器版面的运转中弥漫着一股技术的色情：单身汉们（亦称为九个苹果模型［Nine Malic Molds］或爱欲母体［Eros’s Matrix］）是一组位于单身汉版面左上方的九个形象，他们通过毛细管道（Capillary Tubes）发射气流，毛细管道将气流携带至被称为筛子（Sieves）的呈弧状序列的七个圆锥体中；气流在那里被冻结并转化为小亮片（Spangles）；小亮片浓缩成液体悬挂物，继而坠入螺旋状的平底橇（［Toboggan］单身汉版面的右下方）中；然后泼溅液体（Splashes）从平底橇基底导向眼睛的见证者（［Oculist Witnesses］右上方）之处，并从这里传送至新娘版面。新娘版面中显然也有某种相应的机器色情，新娘的黄蜂（Wasp）/性气缸（Sex Cylinder）控制着欲望磁电机的火花（the Spark of the Desire Magneto）并分泌爱的汽油（Love Gasoline），进而以相当纤弱的气缸（Quite Feeble Cylinders）为其发动机供应燃料。

对于卡鲁热而言，卡夫卡和杜尚的机器传达了暴力和死亡的机器文化的现代神话，这一神话抽空了神性且被荒芜的窥视癖式色情所支配。卡夫卡的刑罚机器突出表现了宗教和恐怖的主题，而杜尚的《大玻璃》则强调了机器色情的主题，正是在两者的结合中，我们看到了“单身机器”的完满形式。德勒兹和瓜塔里并不赞同卡鲁热将单身机器诠释为四重现代悲剧的神话，但他们发现卡鲁热的范畴概念及其例证中富有启发性。对德勒兹和瓜塔里而言，单身机器是欲望机器，并且尽管并未明言，但杜尚《大玻璃》与卡夫卡刑罚装置的并置互释显然影响了他们对该术语的意义使用和对卡夫卡机器的理解。相比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所举出的例证，《大玻璃》在某些方面更好地体现了欲望生产的本质。这是一部明确通过流的回路来运转的机器：单身汉们的气流被冻结，被切成小亮片，转换成烟雾，浓缩成液体并在一条流中进行传送，而新娘分泌爱的汽油，以相当纤弱的气缸给她的发动机供应燃料。它结合了鲁布·戈德堡机器（Rube Goldberg machine）的特征和贝克特《莫洛伊》（Molloy）中的口袋-石头-嘴巴机器（pocket-stone-mouth machine）的特征，二者分别代表着自然装置中的两个极限：有目的的无功效（purposive inefficiency）和无目的的功效（pruposeless efficiency）。[13]《大玻璃》中的精巧装置在复杂性和奇特性上堪比鲁布·戈德堡机器，而其对神秘目标的不懈执行则与莫洛伊的吮吸石头的回路在效率和意图的模糊性上如出一辙。杜尚的异质组件装置恰当地体现了欲望机器中异类事物的非常规并置模式。活塞、银河云图、欲望磁电机、脉冲针、配有相当纤弱的气缸的发动机、毛细管道、蝶形泵、巧克力研磨机、筛子、剪刀、水磨坊、水轮、马车、平底橇、移动砝码、眼睛图表、隔离板、格栅冷却器、新娘衣服——所有这些日常技术物品不可思议地拼贴在一起。并且被整合在这些回路中的正是新娘和单身汉这些本身即为机器部件（新娘）或抽象工厂形式（单身汉作为“九个苹果模型”）的人类。最关键之处在于，《大玻璃》是一部色情化机器，但在这部机器中，力比多被平均分配至诸回路并奇异地脱离任何单纯属人的性欲关系。

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单身机器描述成仿佛是《大玻璃》和流放地行刑机器的合成体。[14]这一整合对二者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将刑罚机器视为一部杜尚机器突出了卡夫卡机器构造的幽默、反讽和荒诞。以卡夫卡的视角来看待《大玻璃》则促使我们认识到杜尚对诸异类要素看似随意的拼贴可以带来严肃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将二者都视为单身机器则清晰地阐明了欲望生产中欲望的本质。特别值得留意的是，法语Célibataire包含着英语bachelor和德语Junggeselle并不具备的一种基本的多义性。Célibataire既可指一位未婚男士，也可指一位贞洁的（chaste）或禁欲的（celibate）男人。杜尚的单身机器既是新娘被其未婚追求者脱光衣服的色情机器，又是充满悖论的无性力比多的贞洁机器。当德勒兹和瓜塔里采用“单身机器”（machine célibataire）一词时，他们所要强调的是欲望的反婚姻和反家庭的本质，这一本质无视合法和非法性关系的区分。在《卡夫卡》中，他们认为《变形记》中格里高尔（Gregor）对妹妹的爱恋体现了某种分裂乱伦（schizo-incest），这种欲望形式不能被婚姻标准乃至俄狄浦斯的恋母结构所容纳。[15]他们将卡夫卡作品中所有妹妹、女仆和妓女视为反婚姻的、反家庭的欲望的形象，并以相同眼光来看待卡夫卡作品中的同性恋组合、兄弟、官员和孤独的艺术家。但他们最终认为卡夫卡的艺术机器是“一部单身机器”［une machine célibataire］（K128；70），而且这种单身的欲望超越了卡夫卡的反婚姻女人或同性恋男人所开启的联系。“单身是一种比乱伦欲望或同性欲望更加广阔和更加浓厚的欲望”（K 129; 70），因为这种欲望是完全非人格的、淡漠人性的以及/或者非人的欲望。[16]当欲望经由细微管道、筛子、平底橇和眼睛图表进行传送时，当新娘及其追求者之间的常规的属人关系处于消解过程中时，杜尚的《大玻璃》呈现出了最高的单身性。流放地的行刑机器之为单身机器是因为，欲望在装置回路、受刑者和观刑者中扩散渗透，而没有任何婚姻的和家庭的坐标为其运动指引方向。在此，欲望是纯粹的强度，是某种在享受和痛苦之间不做任何区分的狂喜的折磨。作为单身机器，行刑装置产生了“某种可被形容为自体性欲的（autoerotic）或自动的（automatic）快乐”（AO 25; 18），这不仅是因为分离的受刑者和机器形成了某种分离式统一体，还因为欲望散布在统一体的各个角落，受刑者-机器回路经受了某种自动感发或自我享受（self-enjoyment），这种自动-感发或自我享受是自我产生的（self-engendering）并因此是自动的。尽管单身者“没有家庭且没有婚姻”，但“在他身上更具社会性、社会危险性、社会反叛性和集体性”，是“最高的欲望”即单身的欲望，“既欲求孤独，又欲求与所有欲望机器进行连接。这是一部为了成为孤独者即单身者而更具社会性和集体性的机器”。（K 130; 71）卡夫卡的刑罚机器折磨一个孤独的受刑者，但它是一部法律机器——诫命的、犯罪的、判决的、惩罚的、有罪的和救赎的机器——同样地，它也是一部直接扩展至世界的机器。类似地，杜尚的新娘和九个单身者保持着彼此分离的状态，保持在其孤独和单身的欲望中，但他们的回路蔓延至社会、艺术、工业、科学和技术等众多领域。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单身机器描述为偏执狂机器和神迹化机器的后继者，但在一定意义上它是欲望生产的巅峰，在这部欲望机器中，部分对象、无器官的身体和游牧主体全都在弥漫于自然界和社会政治现实界的非人格的、非人的诸回路中运转。

在《反俄狄浦斯》中，流放地的刑罚机器为德勒兹和瓜塔里提供了欲望机器的一个有益例证；由于它是一部普通意义上的机器，其色情属于与非人机器相互作用的单个受刑者，但其功能毫无疑问具有社会性和和政治性。不过，酷刑装置只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卡夫卡》中考察的其中一部机器，并且他们认为，至少从单身欲望的生产和持续的角度来看，它并非卡夫卡最为成功的机器。它过于抽象，过于隔离和自我封闭。它位于一个岛屿上，更多地与机构而非与整个流放地相联系。因此，它的诸要素很容易被父亲和儿子、前任指挥官和军官/受刑者的俄狄浦斯结构，以及与此平行的《旧约》上帝和无力的弥赛亚的宗教结构所吸纳。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机器支离破碎，军官死去，旅行者逃离岛屿。所有运动亦随旅行者的逃离而走向终结。

机器的功能是“以机器装配”——去形成综合，通过双重连接、包纳性分离和游牧式联结去生产诸流。卡夫卡的问题是去创造一部对欲望生产的诸流进行综合，制造多重连接、分离和联结并由此产生和维持运动的写作机器。[17]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瓜塔里描述了欲望之流的运动，但他们还详细谈到了运动被阻塞的方式，诸流被限制、规范、编码和导入诸回路的方式，这些回路在其连接活动中受到限定，在其分离活动中排斥他者并在其联结活动中受到固定。如果欲望机器处处都是解域化的流，那么这些相同的流也会不断地被再域化（reterritorialized），被编入可识别对象和稳定主体的组织模式中。因此，德勒兹和瓜塔里辨识出欲望生产的两极，其一是对诸流进行限制和隔离的“偏执狂的，法西斯化的类型或极点”，其二是“跟随欲望之逃逸线及打破屏障并使诸流运动的分裂革命性（schizorevolutionary）类型或极点”（AO 329; 277）。在《反俄狄浦斯》中，他们绘制了一幅这两极的回路图，同时在其普遍历史中描述了三种偏执狂的社会机器（原始机器、专制机器和资本主义机器），每种机器都拥有对诸流进行限制和组织的独特方式。他们对精神分析学的批判仅仅是此分析的一部分，爸爸-妈妈-我的俄狄浦斯式三角结构只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欲望进行规范的一般约束管控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此情形中，通过强调欲望首先位于家庭之中，一个自我-主体（ego-subject）、完整的和分离的有机体等等）。

德勒兹（左）与瓜塔里（右）

在《卡夫卡》中，德勒兹和瓜塔里通过反驳对卡夫卡的俄狄浦斯式读解而继续攻击精神分析学，但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从运动的生产、持续和增生的层面来详细阐述卡夫卡写作机器的运转。他们辨识出卡夫卡写作机器的三个组件：书信、短篇故事和三部小说。[18]卡夫卡曾通过邮件方式追求费利斯·鲍尔（Felice Bauer），德勒兹和瓜塔里在两人的通信中发现了书信的本质，他通过书信求爱，最终订婚但最终没有结婚。（他们认为卡夫卡的所有书信都是某种类型的情书：“在书信的地平线上总是出现一个女人，她是真正的收件人［destinaire］，她是他的父亲应该会让他失去的女人，她是他的朋友们希望他与其断交的女人，等等。”［K 53; 29］）。在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家里见到费利斯之后，卡夫卡很快与她定期通信，向她倾诉日常生活并让她答应会频繁地回信。尽管他们最终订婚，但在两人的交往中，卡夫卡不断阻碍他们本不频繁的见面，并总是反对和她结婚。他的延宕导致了如卡夫卡所称的“旅馆判决［Der Gerichtshof im Hotel］”，在柏林的阿斯卡尼旅馆（Askanische Hof）与费利斯的这次会面上，他下定了自己的决心。后来他显然将解除婚约的消息通知了她的家人，并且正如卡夫卡评论道的，“他们认为我做了正确的决定，没有或几乎没有对我提出异议。所有无辜中的邪恶［Teuflisch in aller Unschuld］”（Diairies Ⅱ, 65）。费利斯和卡夫卡继续互相写信，但最终在一段时间过后停止了恋爱和通信。[19]

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而言，书信“直接且单纯地展现出文学机器的邪恶力量”（K 52；29）。情书是爱情的替代物，是取代婚约的邪恶条约的产物（卡夫卡有一次让费利斯答应每天给他写两封信），替代了婚姻契约。卡夫卡就像吸血鬼德拉库拉（Dracula），寄出他那蝙蝠般的信前去吸吮费利斯的生命。德勒兹和瓜塔里援引克莱尔·帕尔内（Claire Parnet）未发表的关于吸血鬼和卡夫卡的研究作为出处。博阿考察了《乡村医生》和《审判》中的吸血鬼想象（pp. 153—154; 198—200）并指出瓦尔特·索克尔（Walter Sokel）、里奇·罗伯逊（Ritchie Robertson）和德特勒夫·克雷默（Detlev Kremer）同样曾讨论过卡夫卡作品中的吸血鬼主题。他将自己分身为陈述主体［sujet d’énonciation］和所述主体［sujet d’énoncé］，无辜的陈述主体留在家里，同样无辜的所述主体在信中勇敢发言，试图无所畏惧地克服身体遭遇的阻力却无功而返。书信的目的是为了保持继续通信，为了推迟婚姻并维持力比多写作机器的运转。然而，作家的危险在于，他将被困在自己的机器中，吸血鬼会屈服于“家庭的十字架和婚姻的大蒜（the garlic of conjugality）”（K 54；30）。最终，卡夫卡的书信确实走向了旅馆法庭，并且作家深陷于自己的机器中。“句式‘所有无辜者中的邪恶’并不足够。”（K 60；33）[20]

在与费利斯开始通信不久，卡夫卡创作了首部成熟的故事《审判》，很快，《司炉》和《变形记》也相继问世。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书信“或许是通过它们带来的血液让整部机器得以启动的发动力”，并且写作这些故事是“为了预测出危险抑或驱散危险”（K 63；35）。短篇故事关乎逃逸线，即从陷阱、牢笼、监狱、死胡同、封闭空间和险恶机器中逃离出来的路线。他们标画（trace）可能的运动路径，还标画束缚和扼杀运动的堵塞物。在《审判》中，格奥尔格·本德曼（Georg Bendemann）无法逃离家庭和婚姻的束缚并屈服于父亲的判决。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通过进入一种生成动物的过程，探索出一条从家庭和工作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路径。但是，格里高尔的逃逸线不断地被切断，他三次被赶回自己的房间。他的妹妹通过清空房间的家具来鼓励他生成昆虫，但是格里高尔紧紧附着在墙壁的图片上（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画像和照片在卡夫卡那里总是与施加社会编码有关）。此后，妹妹的分裂乱伦欲望并未帮助他成功逃离。父亲向格里高尔扔去象征家庭之罪的苹果，后者在他的身体中腐烂，最后格里高尔死去。

并非所有的短篇故事都像《变形记》一样以死亡作为结局。例如，《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的猿猴通过一次生成-人的过程逃离了他的牢笼。“‘不，我想要的不是自由’”，他说，“只是一个出口；无论朝右还是朝左，或朝任何方向；此外便无所求”（Complete Stories 253254）。（德勒兹和瓜塔里在猿猴的话中发现了生成-动物和逃逸线的本质——不是绝对的自由，只是一个出口。）尽管猿猴成功逃离，还是无法继续他的逃逸活动，没有连接点让他的生成-人的运动继续延伸。写作机器的问题是运动和连接的问题，是将一条逃逸线永远保持在某个特定但开放的回路中的综合的问题。在短篇故事中，逃逸线要么封闭要么中断连接。故事的组成部分要么构成一部自我摧毁的机器要么构成一部在空无中运转的机器。在某些例子中，我们意识到有些类型的机器正在运转，但很难辨识其所有部分或它们如何相互作用。在这种情况中，故事提供了机器指引（machinic indices）而非完全成型的机器。例如，《一条狗的研究》中七只唱歌的狗似乎是一部音乐机器的功能部件，但它是何种机器，以及这些部件如何与其他组件相互关联仍难确定。在其他例子中我们能清晰地辨认出分离的和充分装配的机器，但它如何与其他要素相连接却悬而未决。流放地的酷刑机器是这样一部抽象机器，正如《一家之主的忧虑》（“The Cares of a Family Man”）中神秘的俄德拉代克（Odradek），像个扁平的星形线轴状，缠绕着断裂的线头，从星的中央伸出一个小横木，右角处还有一个与小横木相连的小杆，整个东西看上去“毫无益处，但以其自身的方式完满地自成一体”（Complete Stories 428）。另一部这种抽象机器出现在《布鲁姆菲尔德，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中——“两个白底蓝条的赛璐珞小球并排上下跳跃”（Complete Stories 185），有一天它们莫名其妙地来到布鲁姆菲尔德的住处。除了这部抽象机器，机器指引同样在布鲁姆菲尔德的两位助手那里清晰可辨，两位助手的笨拙举止似乎与活泼的赛璐珞小球有些许关联，但他们以何种方式与后者发生关联，以及他们属于何种复合机器的部件，我们无法确定。

唯有在小说也就是卡夫卡写作机器的第三个组件中，运动才能永无休止地持续下去，逃逸线才能在特定的回路中连接起来，卡夫卡的三部小说处于未完成状态，但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分析，这只是因为写作机器在这些作品中呈现出充分运转状态。马克斯·布罗德提到《审判》时说，“弗兰茨将这部小说视为未完成的作品”，但他补充道，“因为根据作者的口头自述，审判绝不会到达最高法庭，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将永无终点”（Postscript to The Trial，p.334）。[21]《审判》《美国》和《城堡》同样是无休无止、无穷无尽的，并且其未完成性仅仅在于它们作为机器在没有彻底瓦解的情况下将持续不停地运转。正是其连接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使得它们能够无休无止地运转。尽管德勒兹和瓜塔里讨论了所有这三部小说，但《审判》最完美地展现了处于充分运转状态中的写作机器。

在流放地的酷刑装置中，我们看到了一部抽象的法律机器，而在《审判》的各个片段，我们可以发现一部完全成型和运转的法律机器的众多装置（assemblages），这是一部由人、文本、机构、业务、建筑、物体等组件所构成的社会机器。《审判》可能含有若干部普通意义上的机器（德勒兹和瓜塔里指的是“技术机器”），但即便我们不采用反俄狄浦斯中的广义机器概念，亦即将其界定为切割系统，法律的诸不同要素，亦即其警官、受害者、仆人、助手，场所和装备，也运转得非常像一部机器。我们可能注意到，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通过间接借用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对埃及金字塔建造过程的劳动力征用的分析，详尽阐述了“社会机器”（social machine）的概念。芒福德认为，法老、祭司和官员，连同成千上万实际建造金字塔的奴隶共同构成了第一部“宏大机器”（mega-machine）。“如果机器以多多少少与弗兰茨·勒洛（Franz Reuleaux）的经典定义相符的方式被界定为诸抵抗部分的结合体，每个部分拥有特定功能，在人的控制下运转，运用能量并开展工作，那么庞大的劳力机器在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一部真正的机器：这更是因为其组件尽管是由人的骨肉神经所构成，但都被还原为赤裸的机器要素，并且为了完成其限定的任务而被严格地标准化。”（Munford 191）[22]《审判》中的法律机器并不如法老金字塔建造装置那般明显地表现为劳力机器，但是它的确完成了特定的工作并生产出特定的人类产品。但关键之处在于卡夫卡的社会机器是一部开放的欲望生产的社会机器。

《审判》

在《审判》中，每个人都与法律连接，每个地方都是司法活动的场所。陪同两位看守的三位面色苍白的年轻人是银行职员，后来K在银行存储室碰见了因K抱怨而被鞭打的看守。K的叔叔在K告诉他之前便已知晓该案并将K介绍给律师。律师的女佣莱尼（Leni）似乎与被告、律师和法官的关系同样密切。画家提托雷利（Titorelli）是一名法庭画家，大教堂牧师的真实身份则是监狱牧师。正如K在告诉一位对其案件亦有所耳闻的工厂主时所说：“竟有这么多人似乎都与法庭相关！”（Trial 169）无论K走到哪里，法律都如影随形且处处都被色情化。K的第一次被审问是在毕尔斯泰纳小姐（Fräulein Bürstner）的房间里，窗户闩上悬挂着一件令人迷恋的白色女衬衫，然后K向毕尔斯泰纳小姐求爱并吸血鬼般地亲吻了她的脖子。法庭的法律书籍中包含淫秽的图画。K首先是迷上了为他带路的淫荡洗衣女，然后爱上了莱尼并在第一次拜访律师住处时与她发生性关系。弗兰茨和威勒姆受鞭打的场景毫无疑问充满着受虐恋式的色情意味，此外，提托雷利画室外的少女的面孔“混合着天真幼稚与放荡不羁”（Trial 178）。

因此，法律是一部无所不包的、色情化的社会机器。每个人都是法律的执行者，每个地点都是司法场所，并且K在对其案件的追踪过程中从由个体、话语、编码和物体组成的一个装置走向另一个装置，从住所装置走向公寓大楼/法庭装置、银行装置、律师事务所装置、画室装置、大教堂装置，不一而足。这是一个相连组件的开放系列，全都灌注着某种内在的欲望。从作家卡夫卡的行动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出《审判》如何是一部永无止境的欲望机器，一部使运动持久不断的综合发生器。但是这部精密的社会机器的重点在哪？卡夫卡是否仅仅呈现了法律的荒谬，揭露现代司法装置是一部可笑的鲁布·戈德堡机器或贝克特式的石头吮吸机器？经常有人认为卡夫卡没有对社会体制进行批判，但唯当“批判”意味着某种对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的外在评论时，德勒兹和瓜塔里才同意此说。相反，他们认为卡夫卡通过“从社会表征中抽取陈述装置和机器装置并拆卸这些装置”（K 85; 46）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内在批判。他们说道，写作“具有这一双重功能：转写成装置，拆离装置。二者本是同一回事”（K 86；47）。卡夫卡是“一位有着深刻快乐的会笑的作家”，但同时“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政治作家”（K75；41），其政治活动体现在对装置的转写活动和拆离活动中。卡夫卡并非对社会表征进行评论，而是对它们进行实验。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审判》“必须被视为一次科学调查，一份机器运转的实验报告”（K80; 43—44），并且机器的运转始终伴随着它的拆离。因此德勒兹和瓜塔里说，“我们只相信卡夫卡式政治学，它既非想象亦非象征。我们只相信一部或若干部卡夫卡式机器，它们既非结构亦非幻想（phantasm）。我们仅仅相信卡夫卡式的实验，没有诠释或意义，只有经验的/实验的报告［protocoles d’experience］”（K 14; 7）。现在我们必须追问：社会再现的转写和拆离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批判形式？这种运转何以是一种实验？以及转写和拆离在何种意义上本是同一回事？

将社会表征转写成装置首先意味着以一部社会机器的陌生方式重写熟悉的编码和制度。正如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的，卡夫卡通过剥去法律通常习用的逻辑将其陌生化。在《审判》中，法律是某种无内容的空洞形式，指控不明确，自动假定有罪。[23]由一个遥不可及的权威发布审判，而且无数层级的法官、法庭职员和律师对随意选择的被告的并不明晰的案件进行审查。熟悉的法律系统，连同规则、违规、证据、证明及裁决的逻辑，呈现出一套错综复杂的权力机制，它无关正义和公平的规范，而是被一套权力等级制度、普遍有罪的预设和无法逃脱的惩罚性代理人网络所管控。隐含在这一机制中的是一种罪的文化，它根植于神秘莫测的上帝通过实施审判而将其律令启示出来的宗教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将司法系统转写为一部精密机器，对作为权力的法律构成了某种批判。但是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审判》的这一层面固然不可否认，但它仅仅是初步批判，因为它预设了一种被权威社会机构自身所巩固和维护的权力概念。卡夫卡展现了权力并非本是中心化的和等级制的，亦非人们占有或匮乏的东西。它具有关联性，在司法机器的回路中弥漫扩散并将所有个体和机器的组件包含在一个权力场域内。在这方面，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卡夫卡对权力的描述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中对权力的分析遥相呼应。进一步说，卡夫卡表明权力回路亦是欲望的回路，指出法律不仅是审查被告的机器，还是一部权力/欲望通过每个回路而被灌注于其中的欲望机器。这意味着权力问题不仅仅是压迫和被压迫的问题，以及谁拥有权力和谁没有权力的问题，而是所有权力关系以之为特征的力比多投注（libidinal investments）问题，是被压迫者的温驯和他们作为同谋促成其自身被压迫的问题，亦是威压思维在纪律规训的广阔领域内呈扩散式传布的问题。[24]这并非为了否认真实压迫的存在，而只是主张认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位置是首要的权力欲望之回路的次生产物：“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视角来看，压迫是从这一个或那一个权力欲望的装置中流出，从这一部或那一部机器状态中流出……压迫取决于机器，而非相反。”（K103; 56）

但是卡夫卡将法律转写为一部欲望机器同样也是对这部机器的拆卸，是对支配力和威权力被摧毁并以不可预见之形态被重新组构和部署的方式的分析。我们还记得德勒兹和瓜塔里认定欲望生产中有两个极点，即对流进行排他性分离式分隔的偏执狂极点和对流进行包纳性结合式综合的精神分裂极点。卡夫卡将法律呈现为偏执狂式的，它是中央集权的，遥远的，专横的，通过由职员、助理和助手组成的一套错综复杂的科层机构来进行区隔和管理，但他还详细说明了法律的某种精神分裂式的部署，某种将法庭系统的组件以未指定的关系进行连接的方式。银行通过银行存储室与惩罚装置连接；提托雷利的画室与法庭在城中的位置对称；公寓大楼是一个法庭，同时也是一个由可互换的办公室组成的迷宫。毕尔斯泰纳小姐、洗衣女和莱尼作为连接器，在司法机器的超现实迷宫中将K送至各种路径上。K自己则作为一部转换器来运转，在每一个接合点探索法律诸异质要素之间可能建立的关联。“如果从牧师到小女孩的每个人都属于司法，都属于司法的辅助设备，这并非由于法律的超越性而是出于欲望的内在性。”（K92; 50）

但是，需要指出一个的关键点是，偏执狂和精神分裂这两级是欲望的两级，法律的排他性分离式应用与法律的包纳性结合式应用在社会场域总是共同施动的。“这两种共存的欲望状态是两种法律状态：一方面是超越的偏执狂的法律，它永不停息地搅动一个有限的节段，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物体，使其成型；另一方面是内在的分裂法律（schiz-law），其功能就像一名法官，一部反律法，一个在所有装置中对偏执狂法律进行拆卸的‘程序’”（K 108—109; 59）。《审判》的各个角落都被强加了等级制的和威权性的管控，但与此同时也建立起了分裂性的和变异的连接。将社会表征转写为装置是为了展现偏执狂式的法律内在地含有分裂法律，为了揭示组成法律系统的熟悉的常识性要素事实上是一部宏大机器的组件，这部机器持续不断地将自身组建为某种偏执狂式的等级制法律，与此同时，通过在机器组件之间形成连接式、分离式和联结式综合的某种分裂法律过程来对自身进行拆卸。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发现内在的装置，以及对它们进行拆卸——二者是同一回事”（K190; 59）。

但是，转写活动和拆卸活动的同符合契还可在另一种意义上成立。如果卡夫卡将法律的社会表征转写为一部无处不在的法律机器的装置，他并非只是在以一种非常规形式对奥匈帝国的现实进行重新书写。卡夫卡告诉雅努赫（Janouch），如果艺术是一面镜子的话，那它也是一面“像钟表一样走得‘快’——有时候”（Janouch 143）的镜子。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卡夫卡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面未来的镜子，并且在《审判》的司法机器中，我们能够辨识出“正在敲门的邪恶力量”（K 74; 41）。[25]已经指出了卡夫卡对现代警察国家、极权体制和匿名科层制的先知般的洞见，但德勒兹和瓜塔里并不认为卡夫卡仅仅是一位敏锐的预言者。相反，他们表示在诸如《审判》之类的作品中，卡夫卡揭示了展露的诸关系的潜在矢量（virtual vectors），这些潜在矢量在他的世界中存在，但唯有到后来才在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科层体制的具体形式中实现出来的。可以说，存在着某种一般化的科层制、警察国家、极权主义“功能”在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中运作（特别是在卡夫卡供职的工人事故保障公司），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称之为“抽象机器”。[26]这种一般化科层制的运作得以在奥匈帝国的具体装置中实现出来，但是它与那些作为“逃逸线”、趋势、生成、朝向各种潜在现实化之运动方向的潜在平面的装置并存。诸如奥匈帝国这类给定的社会秩序的现实装置预设了此种一般化科层制运作及其趋势和生成之矢量的存在，并且沿着这一潜在功能或抽象机器标画的线路而取得形式。同时，此种一般化运作扮演了某种“向导角色”，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谈到抽象机器所说。“一部抽象的或图表的机器并非为了表征而运转，甚至也不是表征真实之物，而是构想将要来临的真实物，构想一种新的现实性。”（MP 177; 142）这一“将要来临的真实物”可能以各种形态出现——在卡夫卡这里，这些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和纳粹德国的科层制，尽管它们绝非此种一般化科层制运作所孕育的仅有的几种形式。

欲望生产中偏执狂和精神分裂两级的共存产生了这种模式的其中一个疑难。每种社会秩序（至少在现代）都是通过对此前秩序的修正、根除、重新界定或重新组构而诞生出来的。唯有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变形、编码的再刻写、物质对象和实践的重新部署，奥匈帝国的科层制才得以成型。无论帝国科层制显得或表现出多么静止、威严、区隔化并具有等级性，它的形成都是通过解域化和再域化、符码与关系的抹除和重写的双重过程而发生。在这一现实帝国科层制形成过程中，一般化科层制运作的潜在矢量扮演着向导角色，打开了解域化的路径，这些路径同时在刻板而分层的科层装置形式中被再域化。然而，解域化的潜在矢量依然存在，内在于帝国科层制中，它们引导着帝国科层制变形为其他社会形式，这些其他社会形式自身将沿着解域化和再域化同时发生的线路而得到组建。我们无法预先确定解域化和再域化之潜在矢量呈现为何种独特形式。它们可能终将招致各种“未来的邪恶力量”，但也可能产生比现存更好的社会秩序。

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必须认识到卡夫卡写作机器的革命功能。德勒兹和瓜塔里反对任何将革命行动视为旨在实现某种理想社会的设计方案的想法。相反，他们认为革命行动乃是通过变形、变化和生成，是通过使难以忍受的现状转化为不可预见的未来而不断前进的。变形线路在现实中总是呈现为解域化之潜在矢量的形式，而革命行动只是通过强化被特定社会系统所巩固、定型并编码的动摇力、变形力和解码力来引导这些线路而实现。按照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观点，卡夫卡的政治策略并非抗议压迫性制度或提出乌托邦的替代方案，而是加速已经存在于世界中的解域化倾向。“集体和社会机器带引发了人类的大规模解域化，［卡夫卡］沿此道路走得更远，到达了一个绝对的分子式的解域化之程度点。批评全然无用。更为重要的是支持那并未实现但已然真实存在的潜在运动（守旧者、官僚总是在这个点或那个点上停止运动）。”（K107; 58）这种加速的解域化过程并不能保证将产生积极结果。在好的欲望和坏的欲望之间，在偏执狂的欲望生产和精神分裂的欲望生产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差别，因为“欲望是一碗汤、一碗麦片粥，科层制和法西斯的碎片依然或已然存在于革命的骚动之中”（K 109—10; 60）。因此，“既然无法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乃至在不同种类的欲望之间进行准确划分，我们就必须将它们全部都带入可能的未来中，同时希望这一运动将同样释放诸逃逸线或游行线路，即使它们是温和的，即使它们在颤抖，甚至——最重要的——即使它们是非意指的（asignifying）”（K107—8; 59）。

因此，在《审判》中，卡夫卡将奥匈帝国司法系统内部固有的关系群的社会表征作为切入口，将它们转写为一部社会机器的众多装置。熟悉的法律系统被呈现为某种扩散至生命所有方面的力量的增生机制，并且它的运转同时被关系的偏执狂和精神分裂所引导，前者对诸关系的约束和编码进行域化，后者对诸关系的网状和解码进行解域化。再域化的限制与法典化被关系的精神分裂的、解域化的网络与解法典化引导。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机器既组建自身又拆卸自身，由此我们可以说，转写和拆卸机器是同一个过程。然而卡夫卡同样加速了机器的解域化运动并丰富了诸异质要素之间的连接。在此过程中，他揭露出终将招致“未来的邪恶力量”的变质倾向，还揭示出有待实现的诸多革命可能性。卡夫卡不是在批评社会制度或提出替代方案，而是对其世界之内的潜在逃逸线进行实验。他采取了一种“主动拆卸的方法”，包含着“延续、加速已经贯穿社会场域的整体运动：它在潜在领域运行，尚未实现但已然真实”（K 88—89; 48）。这种方法既非“诠释亦非社会表征”，而是“一次实验，一份社会政治的科学实验报告”（K 89; 49）。因此，与转写活动形影不离的拆卸活动也是实验，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审判》可被视为“一次科学调查，一份机器运转的实验报告”（K 80; 44）。

卡夫卡的写作机器包括三个组件，即书信、短篇故事和小说。卡夫卡的问题在于保持机器的运转，在于通过形成欲望生产的开放回路去创造和维持运动。尽管在保持书信流朝向未婚妻的流动和写作关于永动流（perpetuation of flow）的故事与小说之间似乎存在着根本差异。但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在卡夫卡那里生命和艺术之间并无对立。他们发现，“在卡夫卡那里将生命和写作进行对立的做法，以及推断他由于在面对生活时匮乏、懦弱、无能而在文学中寻求避难所的读解法是如此令人气恼，如此荒诞不经。没错，一个块茎、一个地洞，但绝非一座象牙塔；没错，一条逃逸线，但绝非一个避难所”（K 74; 41）。德勒兹和瓜塔里指出，书信、短篇故事和小说通过多元的贯穿式连接活动而彼此交流，结果，审判机制出现在所有三个组件之中，费利斯生成-狗的运动将书信和短篇故事连接起来，来自小说的科层装置则渗入短篇故事的机器索引中。人们可能争辩道，这仅仅表明生命和艺术在作家意识中是相互影响的，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总结陈词是，无论卡夫卡是在写“真实的”信件还是在写小说，写作本身都是扩展的社会机器之内的一种“机器运转”活动，写作只是此社会机器的一部分。卡夫卡调查社会领域，将各种机器装置组件之间相互连接的关系绘成图表，并且“知道将他与表达的文学机器相连的所有环节，他既是这部机器的齿轮、技工、操作员，也是它的受刑者”（K 106; 58）。正如在《审判》中每个人都与法律相连接，卡夫卡自己也同样位于关系网之内——法院的、科层的、政治的、商业的、艺术的、家庭的等等——所有这些都作为机器装置而运转，并且无论他是在给费利斯写信抑或写作关于K的小说，他的写作机器都与这些社会机器啮合。

卡夫卡

当卡夫卡写作时，他是在行动，因为写作是广义的社会行动场域之内的一种行动，在这一场域中，话语和非话语交织在实践、运动和变更的相互感兴模式中。因此，卡夫卡的写作并非仅仅是对外部世界进行心灵表征，也不是对经济基础现实进行上层建筑的美学评论：“任何人都不要说［解域化之］线仅仅在精神中［en esprit］显现。仿佛写作也不是一部机器，仿佛它不是一种行动，甚至独立于它的出版物，仿佛写作机器也不是一部机器（与任何他物一样不属于上层建筑，与任何他物一样不属于意识形态），如今在资本主义机器、科层体制机器或法西斯机器中被占用，如今标画某种适度的革命路线。”（K 109; 60）当卡夫卡写作时，他并没有从世界中退却，而是在其中行动：“房间非但不是他作为作家的隐遁之所，反而为他提供了双重之流：其一是拥有宏伟未来的科层体制之流，它与处于自我形成过程中的真实装置接通；其二是处于以最通行和现实的方式［en train de fuir à la façon la plus actuelle］进行逃离之过程中的游牧之流，它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运动接通。”（K 75; 41）

在《普鲁斯特与符征》中，德勒兹将《追忆》视为一部其意义远逊于其运转的机器。在《卡夫卡》中，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卡夫卡的写作视为一部由三组件构成的与众多机器啮合的机器。正如他们在《反俄狄浦斯》中所详论，机器的本质是形成连接式、分离式和联结式综合，切断/连接诸流，在包纳性分离中重叠诸流，以强度之游牧式波动的方式对诸流进行排列。机器“运转着”，它们创造了回路并且是回路的一部分。这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卡夫卡那里发现的机器的本质。他们说，他的才华“在于将男人和女人视为机器的部分，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工作中，在邻近活动中更是如此，在休息中，在恋爱中，在抗辩中，在愤慨中，等等”（K 145; 81）。对于卡夫卡而言，“欲望永不止息地在机器中制造一部机器［原文为“在机器中制造机器”，faire machine dans la machine］，且沿着已有齿轮去建造新的齿轮，无穷无尽，即便这些齿轮似乎彼此抵牾或以某种不和谐的方式运转。严格来说，正是连接活动，所有对拆卸进行引导的连接活动制造了机器”（K 146; 82）。

在《普鲁斯特与符征》中，德勒兹指出《追忆》是一种复多性，是一部机器，其整体是作为与其他部分并行的添加部分而被生产出来的，普鲁斯特将其作品比作一个大教堂，比作一件连衣裙，但德勒兹指出大教堂从未竣工，连衣裙则是永远处于缝缀过程中的拼合物。此复多性的“一”（oneness）的形成是通过使歧异系列和封闭瓶子相互交流的横断面而形成的。相较而言，卡夫卡的机器更清晰地显示出某种复多性，他的作品构成了一个地洞，就像《地洞》中鼠类生物的栖息地，地道迷宫似的相互连接，没有明确的进口和出口，拥有众多逃离路线。地洞是一个块茎，就像杂草一样，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点的增生，其中任何一点都可与其他点相互连接。卡夫卡的书信、短篇故事和小说是这一地洞的地道，是杂草块茎的诸茎节，日记则“是块茎自身”，即“卡夫卡表示不想离开的要素（从环境的意义上来说），就像鱼离不开水”（K 76; 96）。书信、短篇故事和小说相互连接，每个组件都通过形成连接、开启和保持运动来运转。写作机器既是一部地道挖掘机又是所挖掘的地道本身，既是一部“块茎蔓生”（rhizoming）机器又是蔓生形成的块茎本身。并且，机器愈完美，就愈处于未完成状态中。当婚姻圈套闭合时，书信之流就停滞不动；在短篇故事中，逃逸线被堵塞（《变形记》），唯有通过一部不明确的机器的索引才能得到模糊的指引（《对一条狗的调查》），或者被孤立在一部与社会场域相分离的机器的抽象运转中（《在流放地》）；但是在小说中，机器充分运转，连接方式多样化且无限蔓延。自成一体、构思完整的短篇故事，如《变形记》，是地洞中众多的死路。而未完成的小说则是恰当运转的掘洞机器，永无休止地挖掘地洞。机器的功能是运转，它在运转时必然创造某种开放的复多性。完全成型的完整机器是一个未完成的引擎。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到卡夫卡的写作机器时所说，“从未有人创造过如此完美的由运动所构成的一件作品，这些运动被全部中断但又全部彼此交流”（K 74; 41）。

卡夫卡的写作机器不是用来诠释的，而是用来描述的。它的意义远逊于其运转，并且其运转使自己成为一种开放的复多性，一个蔓延的地洞或蔓生的块茎。写作机器被嵌入社会机器并被后者横穿而过，它的运转与普遍的欲望生产过程相互连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直接具有政治性，其运转发生在某种集体活动场域中。语言以何种方式在这样一部机器中发挥作用，这是仍待详述的问题。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卡夫卡视为“次要文学”的践行者，这种文学具有直接的政治性，其语言受高度解域的感发并通过陈述的集体装置而被表达出来。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所见，次要文学涉及语言的某种次要使用，并且这种运用在次要写作机器的运转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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