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文景的小波系列又出新了，这次是科幻

◆ 编辑推荐

• 科幻迷波拉尼奥文学宇宙的地基，媲美《荒野侦探》的青春诗篇。

• 戴锦华、止庵、余华、毕飞宇、格非、张悦然、班宇 挚爱的作家。

• 科幻对波拉尼奥而言不仅意味着宇宙航行、外星生物，或对未来科技的预言，更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精神状态，一抹对抗暗淡生命的明亮激情。

• 当那个时刻到来，我们能做些什么？为生存而抱有装聋作哑式的信仰就是我们的武器吗？我们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呢？永远都别再遥望月亮？我们该亲吻谁来打破魔咒呢？吻恶女巫还是睡美人？

◆ 内容简介

波拉尼奥的早期作品，《荒野侦探》的先声，既充满幽默感又有溃败潦倒的青春悲情，日后出现在他作品中的诸多元素以及叙事结构都能在这里找到影子。

小说虽以科幻为题但并不是一本通常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故事围绕21岁的雷莫和17岁的扬·史瑞拉展开，他们在皮诺切特政府掌权后移居墨西哥城，租住在一间小阁楼里。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给他崇拜的科幻作家们写抒情又谵妄的信，向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困扰、梦境。雷莫则同形形色色的诗人朋友一起在墨西哥城中游逛、调查、聚会……

◆ 作者简介

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1953—2003）

出生于智利，父亲是卡车司机和业余拳击手，母亲在学校教授数学和统计学。1968年全家移居墨西哥。1973年波拉尼奥再次回到智利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却遭到逮捕，差点被杀害。逃回墨西哥后他和好友推动了融合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街头剧场的“现实以下主义”（Infrarealism）运动，意图激发拉丁美洲年轻人对生活与文学的热爱。1977年他前往欧洲，最后在西班牙波拉瓦海岸结婚定居。2003年因为肝脏功能损坏，等不到器官移植而在巴塞罗那去世，年仅五十岁。

波拉尼奥近四十岁才开始写小说，作品数量却十分惊人，身后留下十部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三部诗集。1998年出版的《荒野侦探》在拉美文坛引起的轰动，不亚于三十年前《百年孤独》出版时的盛况。而其身后出版的《2666》更是引发欧美舆论压倒性好评，均致以杰作、伟大、里程碑、天才等等赞誉。苏珊・桑塔格、约翰・班维尔、科尔姆・托宾、斯蒂芬・金等众多作家对波拉尼奥赞赏有加，更有评论认为此书的出版自此将作者带至塞万提斯、斯特恩、梅尔维尔、普鲁斯特、穆齐尔与品钦的同一队列。

◆ 译者简介

侯健

1987年生，文学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西班牙语系教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成员，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理事，文学翻译者。著有Historia de la traducción de la literatura hispánica en China (1915-2020)（《西语文学汉译史（1915—2020）》）；译有《从马尔克斯到略萨：回溯“文学爆炸”》、《普林斯顿文学课》、《五个街角》、《萨拉米斯的士兵》、《33场革命》、《饥饿》（合译）、《书店漫游》（合译）、《最后假期》（合译）等书。

◆ 媒体评论

虽然并非科幻文学，但科幻文学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仍是波拉尼奥招牌的以诗人为主角的故事，在巧妙编织起的三重叙事时空里，讲述他们如幽灵般漂泊的生活，充满了独属青春岁月的荒唐潦倒、激情与执着、反思与反叛。

——陈楸帆

波拉尼奥仅用文字就召唤出一个视觉世界，他在《科幻精神》中创造了如巴尔加斯·略萨所说的那种“留给后人的图像与幻想”……《荒野侦探》的主题与人物在这本书中已有令人满意的预演。这本书是打开波拉尼奥之后作品的一把钥匙，解锁了他后来持续迷恋的线索。……（这本书）不是未成熟的少年，而更像是坚韧的先驱。

——《纽约时报书评》

《科幻精神》是一把打开波拉尼奥小说珠宝盒的钥匙，是一份关于他所沉迷的图景的索引。波拉尼奥的忠实粉丝无疑会喜欢这杯熟悉的、混合着悲伤与狂喜的鸡尾酒。

——《巴黎评论》

《科幻精神》以非常规的结构吸引读者去解开它的奥秘。……（这本书）是波拉尼奥宇宙的地基。一部有趣的、情感充沛的、完成度极高的小说。

——《华尔街日报》

波拉尼奥绘制了一幅迷人的蓝图，从他的诗延展到了威廉·巴勒斯和杰克·凯鲁亚克所代表的垮掉派文学。……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在1984年写出了这本书，他相信通过艺术抵达真理是革命的唯一手段。

——《纽约客》

波拉尼奥的早期作品，一个关于拉丁美洲流亡青年的狂热而杂乱的故事。

——Vanityfair.com

《科幻精神》是对《荒野侦探》的一次排练。……充沛的情感、冷幽默、对文学与生活交错的激情，可以看到波拉尼奥卓越才华的草图。

——《科克斯书评》

《科幻精神》是一封31岁的波拉尼奥写给17岁的自己的长信。……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阅读乐趣。……可以看到一位如此杰出的作家如何练习他的动作，看到他聪明的头脑扩展出这些故事，真是令人愉快。

——NPR

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有预见性的宝藏。

——BBC Culture

一枚小小的宝石……波拉尼奥对艺术、文学、女性以及墨西哥城的旺盛激情在这本小说里有了具体的形态。

——《华盛顿邮报》

两位年轻作家耐人寻味的梦幻画像，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追寻共同热爱的文学，也以不同的方式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

——《出版人周刊》

（小说中的角色）都是精神上的流浪者，如幽灵般在故事中进进出出……一切事物都令人感到将转瞬即逝，而这也正是逃亡的感觉。……太多不知要通往何处的路，这种荒诞本身也是波拉尼奥作品的招牌主题。

——《卫报》

尽管《科幻精神》是波拉尼奥的早期作品，但其中蕴含着《荒野侦探》这部更大、更迷人的小说的内核。……墨西哥城的酒吧、书店、公共浴室，这些通俗的素材被建构为高级的艺术。……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小说，也不是阅读波拉尼奥作品的最佳起点，然而这是对令他魂牵梦绕的墨西哥城引人入胜的介绍。

——The San Diego City Beat

两个主角扬和雷莫几乎就像书呆子版的杰克·凯鲁亚克和尼尔·卡萨迪。也许也可以看作作者的两个自我：一个内向，另一个探索外部世界的乐趣和秘密。

有些晦涩，但似乎又以某种方式与当下发生了关联。叙事视角、风格和声音不断变化，却从未失去控制，波拉尼奥将文学技巧发挥到极致。

——goodreads读者

“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波拉尼奥一直是，也将永远是一位才华横溢、疯狂且诚实的兄长。波拉尼奥的写作没有边界，没有束缚，也没有停顿。他写作就像他呼吸一样，他的作品带来的爆炸性浪潮必将继续推进、扩大，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地带来回响。”2003年，在波拉尼奥的葬礼上，他的挚友罗德里戈·弗雷桑如是宣读了自己的悼词。

尽管波拉尼奥已经去世将近二十年，但自《荒野侦探》《2666》等作品出版以来，他的声名一直高涨不衰，“新作”也一本接一本地面市。2016年，知名西班牙语出版社Alfaguara出版了波拉尼奥创作于1980年代的小长篇《科幻精神》，这本讲述两个年轻人在墨西哥城的生活的小书既充满幽默感，又不乏溃败潦倒的青春悲情，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奠定了波拉尼奥文坛地位的《荒野侦探》。如《巴黎评论》所言，“《科幻精神》是一把打开波拉尼奥小说珠宝盒的钥匙，是一份关于他所沉迷的图景的索引。波拉尼奥的忠实粉丝无疑会喜欢这杯熟悉的、混合着悲伤与狂喜的鸡尾酒。”该书的中译本也于近日由世纪文景出版。

不科幻的《科幻精神》

小说虽以科幻为题，但并不是一本通常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故事围绕21岁的雷莫和17岁的扬·史瑞拉展开，他们在皮诺切特政府掌权后移居墨西哥城，一起租住在一间小阁楼里。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给他崇拜的科幻作家们写抒情又谵妄的信，向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困扰、梦境，以及有关科幻小说的构想。雷莫则是一位寂寂无名的诗人，靠给报纸和历史类杂志写文章赚取微薄收入。尽管肠胃饱受匮乏之苦，但科幻小说和诗歌填满了他们的脑袋，在雷莫眼中这是一段“异常甜美的日子”。因为孤独，他开始频繁参加大学里举办的诗歌讲堂，在那里结识了“摩托诗人”何塞·阿尔科。他们一起在墨西哥城中游逛，调查诗歌杂志数量迅速增长的原因，与形形色色的诗人朋友在咖啡馆聚会、开派对……

扬在写给科幻作家詹姆斯·哈尔的信中，讲述了他将自己的科幻小说拿给一位文学老师看的经历，老师说希望他不要再胡写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了。扬回答道：“如果您觉得我们不能写星际旅行的话，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永远永远靠着别人的梦想和愉悦而生活了。”对波拉尼奥来说，科幻不仅是宇宙航行、外星生物或对未来科技的预言，更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精神状态，一抹对抗暗淡生命的明亮激情。《科幻精神》是两个年轻作家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速写，同时也清晰勾勒出1970年代科幻新浪潮时期墨西哥城的文学图景。

在扬与雷莫这条主线之外，故事中还穿插着另一条线索：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刻，一位获奖的年轻作家正一边参加庆祝宴会，一边接受采访，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获奖作品的内容。两条看似无关的线索交织并进，在诸多细节处产生呼应，这位年轻作家很可能就是若干年后的扬。波拉尼奥对故事结构的精心设计由此可见。

如果《荒野侦探》是写给失败一代的情书加告别信，那么《科幻精神》就是一封彻头彻尾的情书

在《科幻精神》手稿的末尾，波拉尼奥留下了“1984，布拉内斯”的落款。但其实早在1980年他就曾多次在写给友人的信件中提到这部小说。那时的波拉尼奥刚在西班牙定居不久，还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年轻诗人。他在1977年离开墨西哥，独自到国外漂泊，花了一年时间在法国、西班牙和北非旅行，又到地中海沿岸的各地周游，靠打零工挣钱，洗过盘子，摘过葡萄，拾过垃圾，看管过露营地，干过码头工，还经营过小店。他利用空闲时间写诗，他的名片上写的是：“罗贝托•波拉尼奥，诗人和流浪汉”。

《科幻精神》即是远走欧洲的波拉尼奥对那段已逝的墨西哥岁月的回望，“是对与好友圣地亚哥等人共同推动现实以下主义运动、跑到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讲座现场砸场子的那段无畏岁月的总结”。扬和雷莫仿佛波拉尼奥的两重分身，带读者游荡于大学校园里的诗歌讲堂、墨西哥城灯光暗淡的街道、醉鬼和诗人出没的酒吧、他们时常去偷书的小书店……而这种种情节又何尝不是作者本人的经历。

整部小说弥漫着一种迷人的年少气息，如译者侯健老师所说，“波拉尼奥文学宇宙的许多经典元素出现在了这两大四小叙事线索之中：追寻、激情、执着、勇气……然而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还很少能看到死亡、暴力、残酷、毁灭等后来频繁出现的那些让人心悸的主题，所以我有时会觉得存在着两个波拉尼奥：一个是写出了《科幻精神》《荒野侦探》的波拉尼奥，这个波拉尼奥怀揣梦想，勇敢无畏，哪怕一再失败也在所不惜，另一个是写出了《智利之夜》《2666》的波拉尼奥，这个波拉尼奥看透了人性的本质，如最终审判的记录官一般将人类之恶记录下。”

可能正因为与《荒野侦探》在主题上有诸多相似，不少国外媒体和读者都把《科幻精神》视作《荒野侦探》的“草稿”或“前身”，但似乎《纽约时报书评》的说法更加公允，它认为《科幻精神》更像是“坚韧的先驱”，而非“不成熟的少年”。不可否认，《科幻精神》让我们看到了其他作品中少见的那个更加热情洋溢、更加炽热的波拉尼奥。亦如侯健老师在译后记中所写，“如果说《荒野侦探》先被写成了情书又被改写成了告别信的话，《科幻精神》就是一封彻头彻尾的单纯情书，不管是情书还是告别信，它们都足以让我们心潮澎湃，进而再次鼓足勇气，心甘情愿地‘奉献一切却不求回报’，心甘情愿地‘既愚蠢又高尚’，心甘情愿地做那些也许注定会失败的事情。”

在为《科幻精神》而作的《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大箱子》（El arcón de Roberto Bolaño）一文中，墨西哥文学评论家克里斯托弗·多明戈斯·米歇尔（Christopher Domínguez Michael）写道：“和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大箱子一样，人们也在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大箱子里不断发现在他生前未出版的书稿”。我们不知道波拉尼奥的大箱子里还藏着多少东西，可是像《科幻精神》这样的早期作品依然能带给我们这些“波拉尼奥人”足够多的惊喜。

根据波拉尼奥手稿留下的信息来看，《科幻精神》的创作始于1980年，“完稿”于1984年，是与《佩恩先生》《莫里森的学生给乔伊斯粉丝的建议》同时期的作品，是1977年离开墨西哥远赴欧洲的波拉尼奥对那段墨西哥岁月的追忆结出的硕果。波拉尼奥曾经说过：“在墨西哥，我过着非常文学的生活。被作家们包围，处在不是作家就是艺术家的世界。在巴塞罗那，我开始进入没有作家的世界”。在许多“自我流放”到欧洲的拉美作家之间有一种默契，认为远离故土是为了（才能）够更好地理解那片土地。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幻精神》就是波拉尼奥的一次回首和反思，是对与好友圣地亚哥等人共同推动“现实以下主义”运动、跑到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讲座现场砸场子的那段无畏岁月的总结。

乍看上去，《科幻精神》的叙事结构十分简单，可实际上波拉尼奥对其进行了精心设计。小说包含两条主要的叙事线索，它们齐头并进，相互交织，在时间和空间的层面都创造出了更多的可能性。第一条主要线索是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刻，某位小说家在获文学奖后接受采访，随着情节的展开，他会逐渐讲述那部获奖作品的情节内容。第二条主要线索则是爱好文学的智利青年扬·史瑞拉和雷莫在1970年代在墨西哥城的生活经历。这条主线又可以拆分成四条辅线：雷莫与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何塞·阿尔科针对墨西哥城出版的文学刊物数量进行调研活动；扬在他与雷莫租住的阁楼上做千奇百怪的梦；扬不停给他喜爱的科幻文学作家写信；雷莫和劳拉产生爱情。波拉尼奥文学宇宙的许多经典元素出现在了这两大四小叙事线索之中：追寻、激情、执著、勇气……然而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还很少能看到死亡、暴力、残酷、毁灭等后来频繁出现的那些让人心悸的主题，所以我有时会觉得存在着两个波拉尼奥：一个是写出了《科幻精神》《荒野侦探》的波拉尼奥，这个波拉尼奥怀揣梦想，勇敢无畏，哪怕一再失败也在所不惜，另一个是写出了《智利之夜》《2666》的波拉尼奥，这个波拉尼奥看透了人性的本质，如最终审判的记录官一般将人类之恶记录下来。

可能正因为《科幻精神》和《荒野侦探》在主题上的相似性，许多评论家认为前者是后者的“草稿”或“前身”，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科幻精神》对文学青年们在墨西哥城的生活的描写像极了微缩版的《荒野侦探》，而且结合遗存手稿显示的内容来看，波拉尼奥本想在现有故事的基础上扩展对雷莫、何塞·阿尔科等“摩托诗人”的描写，最后还会让雷莫和扬放弃文学、加入游击队，这种“文学梦起-梦碎”的设计也同样与《荒野侦探》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恰恰因为这些内容没有被创作出来，使得我们手中的《科幻精神》成为了异于《荒野侦探》的文本，我们也许可以将前者视为后者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就如同70回本和120回本《水浒传》的关系一样，篇幅上较短的版本在读者的情绪被调动到顶峰的时刻给文本画上休止符，读毕此书，我们的脑海中不会萦绕着索诺拉沙漠的黄沙和蒂娜赫罗的鲜血，只会有类似如下的场景盘旋在眼前：一对青年男女没在蒙特祖玛公共浴室氤氲雾气中；诗人们骑着摩托飞驰在墨西哥城的街道上；一个身高一米七六的年轻人，穿着牛仔裤和蓝衬衫，顶着太阳站在美洲最长的大道边，眺望着他和友人的未来……

依稀记得读者“《荒野侦探》里既没有荒野也没有侦探”的抱怨（实际上书中既有“荒野”又有“侦探”），这样看来也许这篇文字也有义务对本书书名做一点（私人）解读。尽管有不少关于梦境、小说内容等虚构场景的描写，但《科幻精神》依然是一本更趋近现实的小说，而绝非科幻文学作品。上文提及的克里斯托弗·多明戈斯·米歇尔认为科幻对波拉尼奥而言更多意味着一种精神状态，是对逝去时光的逆向追寻。我赞成这个定义的前半句，却对后半句有不同看法。我认为科幻对于波拉尼奥来说还意味着对未来时光的无尽幻想。幻想也是科幻文学赖以生存的土壤，没有对未来的大胆想象，科幻文学也就不复存在了。所谓科幻精神，就是通过想象建构希望，进而追逐希望的过程，哪怕这种希望如科幻一般虚幻。这正是扬和雷莫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何塞·阿尔科、安赫莉卡姐妹等“摩托诗人”一直在做的事情。希望美国科幻作家成立协会来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甚至“在政治领域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诸如此类的幻想正如科幻文学般天马行空、异想天开，可我们真的愿意当那种终此一生都从未“异想天开”过的人吗？这也许也是“科幻精神”带给我们的启示。

波拉尼奥曾经说过，“在很大程度上，我的全部写作都是献给我们那一代人的情书或告别信”，如果说《荒野侦探》先被写成了情书又被改写成了告别信的话，《科幻精神》就是一封彻头彻尾的单纯情书，可不管是情书还是告别信，它们都足以让我们心潮澎湃，进而再次鼓足勇气，心甘情愿地“奉献一切却不求回报”，心甘情愿地“既愚蠢又高尚”，心甘情愿地做那些也许注定会失败的事情。

既然波拉尼奥的文字高明得多，那么译者也就没有必要笨拙地写些长篇大论了，但是在停笔之前，请容我摘录书中的几句话，在我看来，这些话正是波拉尼奥“科幻精神”的浓缩：

“我写了一整晚。”

“你不冷吗？”

“冷得很。妈的，我还以为在这里永远都不会挨冻呢。”

“天快亮了。”

侯健

2021年11月21日，西安

1.扬写给科幻作家詹姆斯·哈尔的信

亲爱的詹姆斯·哈尔：

     我在墨西哥的一份杂志上读到您准备创建一个由美国科幻作家组成的协会，来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这个想法不错，但却有些笼统，很可能是因为那份杂志搜集到的信息有限，不足以展现你们的真实意图。您就姑且把这封信看作一个拉丁美洲科幻作家写给您的吧。我今年十七岁，还没有任何作品发表。我曾经把自己写的东西交给我的国家的一位文学老师看过，他是个体面人，（疯狂）痴迷斯科特· 菲茨杰拉德，同时还以更加平静的方式热爱着文学共和国，只有来自我们这些国家中的某一个的读者才会是这个样子。想象一下某个来自深南部的药剂师，或者迷失在亚利桑那州某个小镇里的人，再或者是维切尔· 林赛的某个狂热读者，这样你就能对他有个大致的概念了。或者也不用对他有概念，您继续读信就好。我刚才说到我把我的习作交到了他的手上。那位亲爱的老师读过我的短篇小说后说道：亲爱的扬，我希望你当时没有吸烟。他指的是抽大麻，但那不对，据我所知，抽大麻是不会出现幻觉的，他是想说希望我不要再靠迷幻剂或其他什么东西来胡写了。（不得不说的是，在学校里大家都说我是个聪明的学生，但是注定会被人“遗忘”和“抛弃”。）亲爱的老师，我对他说道，那是篇科幻故事。那个体面人想了一会儿。但是，扬，他回答道，这些东西太虚无缥缈了。他的食指抬了起来，几乎都要指着西北方向了，然后又忽然直直地指向南方，可怜的帕金森患者，或者说我可怜的头脑啊，即便在当时，“现实”也会让他们颤抖和迷茫。尊敬的老师，我争辩道，举个例子，如果您觉得我们不能写星际旅行的话，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能per sæcula sæculorum靠着别人的梦想和愉悦而生活了，除此之外，您还应该留意一下我笔下的人物都是俄罗斯人，这可不是随意为之。我们的梦想，我那位从来没有太受别人尊重的老师嘀嘀咕咕地说道，应该是成为1928年的法国。由于我不清楚那年在巴黎发生过什么，我只好结束了那场争论。第二天，我俩又在学校见面的时候，我对他说：老师，迟早有一天会有人把1939年的法国囫囵个儿地塞进您的屁眼里的。要是我能预知未来的话，当时肯定不会说出那句诅咒了。仅仅几个月后，那位我永远怀念的老师就在宵禁期间借着月光散步时死掉了。至于那些我写的故事也已经找不见了。您认为我们现在真的能够写出好的科幻文学作品吗？您的那个协会，愿上帝保佑它，真的正在策划颁发奖金——雨果奖、星云奖——给第三世界国家里写机器人写得最好的人吗？还有，您领衔的团体是否考虑过在政治领域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呢？当然了，我指的是站在同情者的角度给予的支持。希望能立刻收到您的回信。

诚挚的问候，

扬· 史瑞拉

2.扬写给厄休拉·勒古恩的信

亲爱的厄休拉·勒古恩：

     我之前给您写过一封信，不过还好没给您寄去，那封信很浮夸，里面全是在您的那些美妙作品中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我今年十七岁，智利人，不过现在住在墨西哥城的一个阁楼里，从我住的地方可以看到非凡的黎明美景。阁楼上有好几个房间，不过只有五间住了人。我和一位是不是智利人还存疑的朋友住在其中一间。在另一个房间里，不妨就叫它二号房吧，尽管这种排序没什么道理可讲，那里面住着一位家政妇女，也叫用人或仆人或干活的或打扫卫生的，和她一起住的还有她的四个年纪非常小的孩子。三号房里的住客在鲁瓦尔卡瓦先生的几间公寓中的一间里当女佣。四号房里住着个姓埃斯佩霍的老头，他很少出门，不过我出门的次数也不多，所以这事儿咱们就不讨论了。五号房里住着位四十五岁左右的女人，很会打扮，气质优雅，每天一大早就消失不见了，直到晚上十点以后才回来。在我们称为阁楼中央走廊的两边摆放着许多花草，它们营造出了令人愉快的热带氛围，走廊上还有三间浴室和两个卫生间，全都很小，不过还算舒适，都装着厚重的木门。两间浴室只有凉水，一间有热水，靠烧木屑运转的锅炉给水加热，可惜那是那位带着四个孩子的妈妈的私人浴室，她还上了锁，不过大多数时候这也算不上什么难题，只有在特别冷的日子问题才会显现，在那种时候想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是不可能了。我们就在走廊边的洗衣池里洗脸洗手。这幢楼一共八层，我们的房间朝着马路，透过房间里唯一的一扇窗户（倒确实很大）可以望到街道上的状况，街道又长又亮，我每次朝下看时都觉得心旷神怡。我的床垫是直接放在地上的，我朋友的也一样，地上铺的是奇特的芥末黄色地砖，我就是趴在砖上写信的，我也是这样写我的书稿的，也许在遥远的未来它能成为一本科幻小说。当然了，这可不容易。我试过去学习、钻研、观察，但总是会回到原点，我生活在拉丁美洲，这不容易，我是拉丁美洲人，这不容易，最后还要补充一点，我是智利人，这不容易，尽管乌戈·科雷亚（您熟悉这个名字吗？）可能会反驳我。至于我写的那些信，全都是写给美国科幻作家的，我只写给那些我认为还在世的作家，而且还得我喜欢他们的作品才行，例如小詹姆斯·蒂普垂、西奥多·斯特金、雷·布拉德伯里、R.A. 拉弗蒂、弗里兹·雷伯和阿尔弗雷德·贝斯特。（啊，如果我能跟亡者交流的话，我肯定会给菲利普·K. 迪克写信。）我不认为我写的信大多能到达收信人的手里，但我会用所有的力量来等待，然后继续写信寄信，这是我的责任。作家们的地址我都是在科幻杂志上看到的，有的信我直接寄到了散落在美国各地的科幻杂志社，我希望杂志主编们能把我的信转交给我喜爱的作家们。还有的信被寄到了出版社或是一些文学代理公司（尤其是有名的斯皮德曼兄弟开的那家），当然我也会直接寄到作家家里去，只不过这种情况不太常见。我对您说这些是想让您明白这事并不容易。事实上也不难，不过我可以让人相信它很难。就这样，简单来说，我甚至可以告诉您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写信，而且收信人都是那些我很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的人。这很有趣，就像是可视通信设备被发明出来之前先用无线电设备进行交流一样，嘿嘿。成年累月地等待，就是为了接收到某些神秘的回复。不过我觉得这种情况不适用于分析你和我之间的通信，哪怕适用的话，咱们也不要让它过于戏剧化。啊，亲爱的厄休拉，事实上，可以支配自己所有的时间，不断写信，这本身是件很让人放松的事情，我想通过信件说服他们接受一些事情，但我却从没见过他们本人，我只能做些奇怪的梦，不过那些梦也是很安宁的…… 尽管它们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安宁了。我读过一篇文章，里面说每十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梦到过核武器划破天际。也许实际人数会更多，也许很多人更容易把前一晚做的噩梦忘掉。不过我担心的是在拉丁美洲，梦境会和其他邪恶的事情产生联系。每二十个拉丁美洲人里就有一个曾梦到过自己看到上了山的亚伯拉罕和以撒。每十个拉丁美洲人里就有一个梦到过逃出埃及。每五个拉丁美洲人里就有一个梦见过“Quo Vadis ？”和维克多·迈彻。但其实随着第一缕晨光射出或是第一声闹钟响起，所有的被统计者就都把最可怕的噩梦忘掉了。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回答说他们曾经至少一次受到过那最可怕的噩梦的折磨，但却没人记得那种噩梦的内容。阴影，虚无的身躯，难以理解的言语，当你醒来时，你只会觉得自己的身体里长出了第三个肺或是在漫漫长夜里丢失了一个肺，到底肺是多了还是少了，那感觉是说不准的，这就是我们知道的所有事情。我就写到这儿吧，已经早上八点了，大伙在我们家搞了场很棒的聚会，不过现在我困了。一切都混乱无序！我现在独自一人。我会去某个小水池刷牙，然后找块黑布遮住窗户，再然后就该睡觉了…… 你问我为什么要一直写信？可能只是因为心烦，或者是因为不心烦…… 又也许是因为我已经疯了，毕竟我读了那么多科幻小说…… 也许这些信就是我的NAFAL飞船…… 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是：请您接受我无尽的谢意。

一个拥抱，

扬·史瑞拉

3.雷莫和何塞·阿尔科调查诗歌杂志数量迅速增长的原因

伊雷内奥·卡瓦哈尔博士的家位于平民区一幢建于1950年代的楼房的四层，楼里住了许多小孩——从噪声的情况来判断，五楼大概是家托儿所——我和何塞·阿尔科都觉得《墨西哥城诗册》主编的居住环境既不安静又缺乏神秘感。博士与我们见面时穿了件到腿肚子那么长的雪茄色晨衣，当时天气炎热，穿这么长的衣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很瘦，面部棱角分明，上面长着不少对称的皱纹，看不出他具体有多大年纪，应该是在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他的举止表明他属于受教育程度高又有忧郁气质的那种人。他的衣领透露出他是个慵懒又贫穷的人，可这与他住所中的摆设显示出的信息相反，这间屋子很干净，很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他不喜欢盯着别人的眼睛看，在听我们说话时一直保持安静，目光仿佛钉在地面上，或者说看着某个椅子腿，在何塞· 阿尔科解释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后他就开始咬嘴唇了，而且这个动作越来越频繁，似乎我们的到访突然之间给他带来了苦闷，乃至于他最终开始说话时我以为他只是要告诉我们出口的位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年轻人们，”他说道，“我不太明白你们为什么会对这事感兴趣，在我看来这没什么特别的啊。”

“在墨西哥城竟然有超过六百种文学刊物，难道您连一点点好奇的感觉也没有吗？”

卡瓦哈尔博士仁慈地笑了笑。

“咱们也不必过分夸大那个数字。我尊敬的朋友乌瓦尔多太实诚了，他有些过分看重我给出的数字了。六百种文学杂志？这得看我们怎么去定义杂志和文学。那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杂志实际上只是些散页，先印出来，然后用订书机订起来，印刷数总共也不会超过二十册，有的印数可能更少。文学？对，对我而言那就是文学。不过…… 举个例子，对于奥克塔维奥· 帕斯而言，那可不叫文学。草纸，影子，生活记录，如电话簿一样神秘的语句。对于大学教授而言，那只能算是些尾迹云，是陌生人士失败的痕迹。对于警察而言，那些东西甚至连蛊惑人心的作用也起不到。这么说吧，不管由谁来看，那些东西都不会被记录到文学史里去。当然了，嘿嘿，官方出版的杂志另说。”

“不好意思，我依然觉得这是件非同一般的事情，或者换个词，是让人躁动的事情。堂乌瓦尔多对我们说，他认为去年墨西哥城的文学刊物数量不会超过二百种。”

我补充道：“他在《我的优雅花园》里确认说到年底时这一数字将会超过一千，都可以成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这是有可能的，”卡瓦哈尔博士耸了耸肩，“但哪怕是这样，我依然不明白诸位为何对此感兴趣…… 是想验证一项纪录？想做一本奇怪文章选集？恐怕你们会失望了，那里面没有奇怪的文章，悲惨的和耀眼的文章倒是有几篇，但是没有奇怪的。”

“我们确实很感兴趣，就像是患了病一样。”

“什么病？”

何塞·阿尔科没有回答。我猜想我的朋友在想着飓风的事。卡瓦哈尔博士站了起来，脸上挂着谜一般的微笑，而后离开了客厅。等到他回来时，手里多了几本杂志。

“影印散页，滚筒油印机印的，还有些是纯手抄的，都是各种各样不成体系的诗歌讲堂搞的，还有几本关于现代音乐的杂志，有的是抄录歌词，还有部用诗体写成的关于夸乌特莫克之死的戏剧，这些文字里有很多拼写错误，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世界的中心……啊，也就是墨西哥……”

杂志被散乱地丢在隔开我们的座椅和房主木椅的小桌子上，每本杂志都很薄，瘦得像纳粹集中营里的囚徒一样。就像那些人一样，我是说，就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些囚徒的样子，眼睛很大，眼窝深陷，而且那些照片也是黑白的。我想道：这些杂志也有眼睛，它们正盯着我们看。接着，我突然失去了冷静，说道：“是的，它们看上去很可怜。”我立刻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我们患的是革新病。”何塞· 阿尔科的语气和我的刚好相反，听上去异常坚毅，尽管我看得出他只是在虚张声势。

“啊，你们太自大了！”博士喊道，“不过其中几本杂志的创办者听到这话也许是会感到高兴的。不过对我而言，你们患的只是忧郁病。我来给你们讲个类似的故事吧，也许会有点启发。这个故事出自恰帕斯州的神父萨维诺·古铁雷斯所著的《在非洲的十年》一书。古铁雷斯神父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杜港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是二十年代的事了，当时咱们的这位神父只去过那里两次，第一次是拜访他的朋友法国传教士皮埃尔·勒克莱尔，第二次则是为了把花放在这位传教士的墓前。两次到访都很短暂。在两次行程之间，古铁雷斯走遍了刚果东南部，一直走到了姆韦鲁湖，不过他没进行任何传教活动，只是像个痴迷旅行的人一样激动地游逛，后来他又到安哥拉待了八个月，然后就发生了我要给你们讲的那些事，我觉得它们和文学杂志的现象有些联系，我也希望通过这次讲述让你们看到那个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某些东西。在继续讲述之前我得提醒你们，古铁雷斯神父已经在非洲待了许多年了，尽管从未说明原因，他一直在四处走动，所以已经不会轻易为某事感到惊讶了。然而在金杜港附近的那个村子里，有些东西却唤醒了他的好奇心：当地人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手工技能，他们做木匠活的能力是他前所未见的。又也许真正让他感到好奇的不是那些人的技术，而是他们的激情，或者说那种氛围。在书中某页，他用真挚的文字记录下了在勒克莱尔的陪伴下唯一一次在那个村子里漫步的经历。他是在罗马认识勒克莱尔的，从那之后他就感觉二人之间建立起了真正深厚的友谊，尽管两人的性格是那么不同（萨维诺· 古铁雷斯很世俗，有教养，很引人瞩目，在加丹加省沉迷于修订自己对品达诗作的翻译；勒克莱尔则是个善良爱笑的人，对奢华生活和世俗虚荣毫不在意）。在一起漫步时，他们经过了许多茅屋或说草房，随你们怎么叫吧，古铁雷斯不断观察着，愈发感到惊讶，当地人的木工活竟然能做得如此之好，越走下去，他看到的木制艺术品就越多。在被问及此事时，勒克莱尔却没有表现得和他的朋友一样惊诧，当地人做木工活所用的许多工具还是他介绍过来的呢，他觉得让那些人做做手工活是件好事，还有益健康，他不明白古铁雷斯为何会感到诧异。后者没再问下去，不过到了晚上，也就是他在那里度过的唯一一个夜晚，他梦到了椅子、凳子、衣柜、抽屉柜、所有尺寸的桌子——大多是小桌子——脚凳、狗舍或玩具屋，还有其他数不清的物件，不过大多可以被归为三类：上述类型的家具；玩具或欧洲先进物件的仿制品，例如火车、汽车、步枪等；还有些难以归类的东西或是艺术品，例如满是孔洞的熨板、带齿的圆盘和巨大的圆柱体。第二天，在离开前，勒克莱尔把让他神魂颠倒的众多木制品中的一件送给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是用鲜嫩的软木雕成的，有十厘米高，整体是黑色的，带有黄色纹路。我们的这位旅人开心地接受了，那物件自然相当不错。其余的文字记录的就是两位神父之间的亲切言辞了，他们还约定在不远的将来再次见面。几个月后，身在罗安达的萨维诺·古铁雷斯收到了他这位朋友的来信，信中长长的附录部分又让古铁雷斯想起了那些村民做的木匠活。勒克莱尔说他们做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了，除了很少几个地方之外，整个村子都被占满了。农民们不种地了，牧民们也对他们的牲口失去了兴趣。勒克莱尔和另外两位行医的嬷嬷开始担心起来。不过情况还远谈不上严重，事实上法国人是用诙谐的语气讲述那件事的，甚至还说那些东西拿到利奥波德维尔去卖也卖不掉。从那时开始，每当给他的朋友写信时，萨维诺·古铁雷斯总会询问当地那些木匠的情况。这种局面持续了半年时间。后来勒克莱尔一封新的信件成了警示信号。对木匠活的狂热情绪在整个村子里弥漫，而且似乎很具有传染性：在一些邻近的村子里也有许多男人、女人和小孩开始用全村唯一一把公用手锯锯木头了，他们还用两把公用锤子捶打木头，还动用了仅有的几颗钉子，他们锉、嵌、粘。工具匮乏就用想象力和当地的土办法来弥补。做成的物品被摆放在茅屋上或院子里，然后整个村子都疯狂起来了。勒克莱尔和年纪最大的几个村民聊过。他获得的唯一回答，或者说那群巫师给出的诊断结果，就是忧郁和兴奋的病毒占领了村子。他很惊讶，他不得不承认连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忧郁和兴奋，这可能是弥漫在村子里的那种情绪的畸形反映。接下来的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内容十分简练，用萨维诺的话来说，那封信有德·维尼的简约文风，还有魏尔伦（嘿嘿，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批评能力和如今的评论家们相比也差不了多少）的绝望感和宗教性。我们可以假设对勒克莱尔而言，所有那一切都不再重要了。村子里的每条街道上都散落着没人用也不会有人再用的木制农具。当地的木匠们和从其他地方来的木匠使团进行秘密会晤。几乎再也没人去做弥撒了。为了早做防范，神父命令两位嬷嬷先撤到金杜港去。在接下来几天紧张又无事可做的日子里，勒克莱尔专心雕刻着耶稣受难像，他甚至要求古铁雷斯把他上次送出的基督像扔掉，因为‘那些村民的狂热亵渎了神像’，他还许诺说‘会把手头正在做的基督像送他作为补偿’或是‘再送他尊安达卢西亚银制基督像’。他为村子当下的局面感到遗憾。他问村中的孩子们未来该何去何从。这么多年的传教成果让他难过。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所担心的具体是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终止这种恶性循环。不过他确实提到了死亡，有白人移民被杀死，在一处锡矿出现了类似游行示威的情况，不过其他也就再没什么了。据说他所担心的就只有那一个村子而已，至于村子外发生的事情在他看来都缺乏真实性。他感觉自己应该对这一局面的出现负一定责任。我们不能忘记他才是最主要的木匠，如果可以这么定义的话。有群成年人在他的院子里放了个奇怪的木制浴盆，可他已经生不出恐惧的感觉了。离别很快到来。嬷嬷们走了，把信也带走了。只留下了勒克莱尔一人。几个月后古铁雷斯才得知他的死讯。他十分震惊，在罗安达做了几次徒劳无功的调查之后，我们的这位神父动用所有关系帮他回到刚果，回到他朋友的埋骨之处。最后他成功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说服比利时当局同意他的此次到访，因为在X 村发生的事情被视作机密。在多番坚持后，古铁雷斯得知勒克莱尔之死并非意外。他的朋友是在一场黑人骚乱中被杀的。与此相关的官方解释十分含糊，也许是两个邻近部落之间的冲突，也许是巫师煽动导致出现了大量伤亡的情况。到达金杜港后，古铁雷斯过的完全是异教徒的生活。他最终获得了进入那个村子的许可，不过要在一个当地官员和一位医生的陪同下前往。到达那里后，他发现只有寥寥数座茅屋还屹立不倒，当地建了一家新的诊疗所，几个大活人藏在阴暗的门后观察他们，整个氛围都透着不祥。墓地被精心整修过，很多十字架是新立起来的。古铁雷斯经过询问得知之前的传教士都返回欧洲了。当然了，没人愿意再去回忆全村疯狂做木匠活的那段日子，现在那里跟木匠活相关的东西连影子都看不到了。我们的这位神父感到非常愤怒，他决定独自到朋友的坟墓那里去。就在那时，他发现勒克莱尔要求他扔掉的那个基督像就放在衣服兜里。他取了出来，最后一次观察它。耶稣的样子很奇怪，庄严又强壮，甚至从某个角度看过去，还会觉得他在微笑。他把它扔进了草丛。然后立刻察觉到此处并非只有他一人，他先是听到了声响，然后就看到一个老人从树后闪出，在他抛弃圣像的草丛里摸索了起来。古铁雷斯被吓呆了，站在原地没有动弹。找了一会儿后，老人站了起来，却没有向他走来，而是保持原来的距离对他说起了话。他说他叫马塔拉·穆卡迪，还说他要告诉古铁雷斯真相。勒克莱尔是被白人杀死的，还有三百个土著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如果去看看那些还没有被焚烧的尸体的话，肯定还能在骨头里找到白人射出的子弹。可这是为什么呢？古铁雷斯问道。因为反抗，整个村子都造反了，矿工也造反了，一切都是突然发生的，就像是个奇迹，白人以惯用的方式镇压了起义，女人死了，小孩死了，老人也死了，那些逃到法国传教士那里避难的人就在教堂里被杀了，然后白人把半个村子都烧掉了，还封锁了整片区域，白人手里有枪，可当地人只有木制步枪和木制手枪。他们为什么要杀掉勒克莱尔呢？古铁雷斯问道。他希望老人回答说，因为他的朋友是那次木匠起义的领头人。然而老人斩钉截铁地说：是误杀，那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屠杀，当然了。黑人举起一只手来，手里抓着那个木头基督像。与巫术有关？古铁雷斯在那人转身离去前问道。没有，黑人说道，这神像也穿着村子里的衣服。我们的神父明白他说‘村子’这个词的时候指的要么是愤怒，要么是梦幻。两人没再交流，那次见面结束了。比起白人所说的版本来，古铁雷斯更相信那个黑人的话，从那时起，他明白自己再待在那里也没什么用处了。两年后他离开了非洲，然后又永远离开了欧洲。他回到了恰帕斯州，在那里开始写回忆录和宗教主题的散文，直到去世。如果我们能够信得过他的编辑（另一位神父）的话，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一直默默无闻地过着平静的日子。这就是我想说的故事……”

卡瓦哈尔博士陷入沉默，落日的最后几缕余晖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在他的脸上，使之就像被一层皮膜直接覆盖的头骨。不过他的头颅依然给人以某种强健的感觉。

“我试图告诉你们的是，”最后他补充道，“六百种文学杂志真的算不上什么大事。”

“要来的总是会来的，是这个意思吗？”何塞·阿尔科打断了他。

“没错，年轻人，知识分子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欣赏那些事情爆发，当然了，还得保持一定距离。”

“对我来说这些杂志所做的事情，”我翻着一本叫《失乐园与复乐园》的四页杂志说道，“也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

“是被烈火烤炙的艺术家们该做的事情，”卡瓦哈尔博士纠正我道，“是心怀不满的失业废物艺术家们做的事情，而不是知识分子。”

“对，”何塞·阿尔科说道，“是偷摩托的贼做的事情。”

卡瓦哈尔博士满意地笑了，在内心深处，他其实也是电影俱乐部里的那种新现实主义者。

“做这些事的人都是受害者，”他虽然在笑，但是声音听上去却很恐怖，“是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演员，而他们演的东西我是肯定不会去看的。或者也可能不是这样，那也许只是一种偶然的集合，而且缺乏实际意义。美国人现在就喜欢搞那些电子的东西，我这里是有统计数据的，而伦敦的年轻人们则花好几个月的时间竞争当歌星。当然了，那也没什么不好。咱们这边的情况可想而知，我们追寻的是毒品，是那些更廉价也更痛苦的业余爱好，例如诗歌，或者是读诗歌杂志。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这里毕竟是坎丁弗拉斯和阿古斯丁· 拉腊的故乡啊。”

我差点儿就要告诉他他刚才的表态是错误的：在那些年里，甚至到今时今日，诗歌对我而言都是拉丁美洲成就最大的文体。要是有人说巴列霍的坏话，不了解加夫列拉· 米斯特拉尔的诗作，或是把维多夫罗和勒韦迪搞混的话，我肯定会先晕头转向，再怒火中烧的。如果说我们这些贫穷的国家有什么东西值得骄傲的话，那就是诗歌，它甚至可以算是我这个每周化身一次酒鬼的年轻人最大的骄傲了。但我当时什么都没说。相反，我想起了在扬保存的那些书中读到的一些东西，我立刻把它和我们当时的谈话内容联系到了一起。

“我不认为那些‘电子的东西’是美国人的毒品，尽管我不是很确定你指的是玩电子游戏还是拍电影。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那里的人现在还有一种新的乐趣：军事游戏。玩的方式有许多种，但基本而言是两种。一种是兵棋（现在也有电脑上可以玩的版本了），有一张由六角格构成的棋盘，还有些被称作算子的带标记的卡牌。另一种是实战模拟游戏，或者叫周末实战游戏，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打闹游戏，只不过现在美国人付钱玩了，把它做成了生意。第一种，也就是用六角格棋盘当战场的那种，玩家可以扮演指挥官或战略家（也可以叫战术家），例如《步兵班长》系列，每个算子（有超过一千张算子）可以代表大约十个兵士。一般来说这种游戏可以玩上超过五个小时，甚至可以连玩二十或三十小时。我认为这种游戏来源于德国的克里斯皮尔棋，在上个世纪，真正的战争爆发前人们都习惯先用这种兵棋进行推演，不过它也可能是从国际象棋演变过来的，国际象棋其实也是一种抽象的兵棋。在另一种玩法里，玩家会像演话剧一样扮演兵士的角色。那种军事游戏会持续一整天或是一个周末。玩家会被训练使用各种武器，听越战老兵演讲，参加模拟战役，甚至有的组织还会给会员提供跳伞服务。在这两种玩法里，模拟的战争都是有历史依据的，它们不是发生在虚拟地点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场景，背景可能是过去，也可能是预言式的未来或想象中的未来。越南、伊朗、利比亚、古巴、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甚至墨西哥，这些都是模拟战争最常用的地点。还有个很值得玩味的地方：有很多战斗是发生在美国国内的，他们的假想敌是黑人或墨西哥裔移民组成的游击队。桌游里的战争大多是“二战”时的战役，不过也有些在不久之后的未来发生的战争，从在地中海进行无差别射杀的第六舰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你甚至可以用上原子弹。不过大部分还是“二战”中的战役，而且游戏中出现的人物和机构总是与纳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举个例子，在广告宣传中他们会说如果未来的玩家玩得好而且运气不错的话，巴巴罗萨行动就可以以胜利告终，隆美尔的坦克军可以到达开罗，阿登战役也可以迎来光荣的停战协定。这两种消遣方式，桌游和周末实战，都拥有不止一本与之相关的杂志，还有一条只可能在美国存在的地下产业链。对了，推出兵棋游戏的公司也已经做出了电脑游戏。我认为这项产业会蓬勃发展下去。”

“可是玩这些游戏的都是什么人呢？”卡瓦哈尔博士说道。

“这就是最有意思的部分了。我本来以为玩实战游戏的只会是些受挫的杀人犯和三K 党人，但实际上很多工人、家庭主妇、雅皮士和讨厌慢跑的人都爱玩。兵棋吸引的则更多是懒惰的法西斯主义者、军事历史爱好者、内向青年，以及（甚至是）前职业国际象棋选手，据说鲍比·费舍从两年多以前就一直在玩葛底斯堡战役。不过他不和别人玩，就只和自己玩。”

卡瓦哈尔博士露出了天使般冷峻的笑容，点了点头。“这个世界真是变得越来越奇怪了，”他嘟囔道，“我总觉得那些细密画画家是魔鬼的仆人。我这辈子一直相信魔鬼在露面之前肯定都在以微小的形态操练着。事实上，和那些恋物癖美国人喜欢的东西相比，我们的这些杂志就和它们表面看上去差不多：只是些受伤的昆虫罢了。”

“但却是活的。”何塞·阿尔科强调道，然后他又低声问了我一句，“你是从哪儿看到那些的？”

我告诉他我是在扬搜集的那些书中看到的。

“据他所言，与《命运士兵》杂志的那伙人相比，约翰·伯奇协会就是收留慈祥老人的养老院，那群人不仅是贪婪的商人，还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的表演艺术或即兴表演艺术的真正创造者。同样的话也可以送给那些做兵棋游戏的厂家。例如阿瓦隆山公司就曾推出过一本杂志，改天你应该翻翻看，杂志名叫《将军》，那是本关于曼施坦因、古德里安和其他德军元帅的口袋版百科全书。”

“扬跟我提到过一次古德里安。”

卡瓦哈尔博士茫然地望着我们。

“扬是我们的朋友，”我解释道，“他说…… 必须要阻击古德里安的坦克军很多次，我觉得做那事可能得用上一个世纪的时间，尽管我也不知道这跟我们在谈论的话题有什么联系。”

“血腥的抒情诗。”博士嘟囔了一句，然后做了个手势，似乎是想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聊任何我们想聊的东西，他并不介意。

何塞·阿尔科一向喜欢跟他对着干，这次却没开口。我则说了几句蠢话，那些话都是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我们的这位东道主又讲了些关于医生诗人和公务员诗人们的事情，他似乎觉得那些人都很有名，可是我俩从未听说过。太可悲了，一个让人清醒或害怕的念头一闪而过，有朝一日我也会讲述关于蠢货诗人们的故事，听我讲故事的人们也会问自己那些不幸的人到底是谁。最后，我朋友固执的沉默开始让我有些生气了，于是我提出想借阅几本杂志，不超过十本，卡瓦哈尔博士不假思索就同意了。“你们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吗？”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撒了谎：当然想。“那么就试着只在无可避免时夸夸其谈吧。”我们两个都笑了。何塞·阿尔科开始挑书了。

我们离开那里走上街后，我的朋友说道：“可怜的笨蛋，他什么都不明白。”

夜空清亮，在那片区域抬头看月亮，会发现月亮不像是月亮，而更像是块铺在天空等风吹干的床单。和往常一样，摩托车又坏了，我们只得轮流推着它前行，每走两个街区换一次人。

“请给我解释一下吧，因为我也有很多事情不明白。”

“我真想杀人。”又过了好一阵子，他补充道：“我想在胳膊上搞个文身。”

此时是我在推摩托。

“什么样的文身？”

“镰刀锤子。”他说那话时表现得满不在乎，又像是在说梦话。我想这么做是正确的，这样的夜晚就适合做梦，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笑了。

“算了吧，伙计，不如文一个‘我将永远被记住’。怎么样？”

“妈的，太奇怪了吧。从那个无能之辈家里出来后我觉得很压抑，但又觉得很幸福。”

我对他说我能理解他的心情，然后我们再没说话，直到该轮到他推摩托的时候。

“要不然就文面墨西哥国旗，再配上镰刀锤子。”他说道。

我点了根烟。不用推着摩托走路的感觉真是太好了。我们走进了一个遍布窄街的社区，这里树木稀疏，房子最高也不超过三层。

“我真想赶紧离开这里，”何塞·阿尔科说道，“骑上我的摩托，带着我的墨西哥国旗。”

“给我说说卡瓦哈尔博士哪里惹你厌了。”

“他那像骷髅一样的脸，”他怀着某种盲目的信仰逐字把这句话说了出来，“他自己就活像是亡灵节骷髅，还去给可怜的青年诗人们把脉。”

“没错，”我说道，“你这么一说……”

“他就是亡灵节骷髅，臭狗屎，边跳舞边给这个国家把脉。”

我突然感到何塞· 阿尔科的话中隐藏着某些千真万确的东西。我尝试着回忆卡瓦哈尔博士的面庞、他的会客室、里面摆放的东西、他和我们打招呼以及起身找杂志的方式、他那在我们交谈时似乎在调查别的什么东西或什么地点的眼神。

“我是在你讲美国人玩的那些游戏时发觉的。而他没有发觉我已经发觉了。”

“发觉什么啊？”

“他看我们的眼神，看你的眼神，就好像你讲的所有那些事情对他而言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有那么一刻我甚至在想：没错，那个混蛋什么都知道……”

我们不知不觉停下了脚步。天空此时已面貌大变，墨西哥城的某片区域正在下雨，从雷声和闪电来判断，要不了多久雨水就会落在我俩头顶了。我的朋友笑了，他坐在摩托车座位上，似乎是在等待着大雨降临。

“只是想一想我都会感觉害怕。”我对他说道。

“也没那么夸张。好像就要下雨了。”

“他长了张骷髅一样的脸，你说得没错。”我说道。

“好吧，后来我又觉得他并非什么都知道，只不过是因为他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罢了。”

“可能是吧，也可能不是。”

“这种人到处都是。他们管自己叫墨西哥革命之子。表面看他们很有趣，可实际上他们都只是臭婊子之子，而非革命之子。”

“可能是吧，也可能不是，”我边说边望着深沉的天空，深沉，极黑，“咱们要被淋成落汤鸡了。”

“我不讨厌他们，恰恰相反，我很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忍受孤独的，”何塞·阿尔科摊开手，把手向上举起，“以一种非常，非常扭曲的方式，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成为这个国家的无名父辈。我已经感觉到一滴雨了。”他把手掌凑到鼻子跟前，嗅了嗅，就好像雨水有不止一种味道似的（的确如此）。

“你想让我对你说什么呢…… 这辆臭狗屎摩托，咱俩肯定要被淋透了……”

“我不能。”

“你不能什么……？”雨滴已经开始猛烈敲击一辆停在我们跟前的五十年代老款福特车的车顶了，在那之前我俩都没有留意到那辆车的存在，那是这条空荡的街道上停着的唯一一辆汽车。

“我不能忍受那种孤独，太静谧了，一切都太井然有序了，连生命的终点都已经完全被安排好了，请原谅我这么说。”

“妈的……”

何塞·阿尔科的脸上露出了舒心又耀眼的笑容。“咱们走吧，我有位朋友的车库就在附近。咱们去看看他能不能修好这辆摩托，再让他请咱们喝杯咖啡。”

4.扬的脑子里闪过了某些幽灵以及某些幽灵般的日子。我认为那是一瞬间的事情，一声喘息，而现在扬已经冒着大汗躺在了地上，嘴里直喊疼。还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手势和僵硬的动作，他好像是想让我明白天花板上有什么东西。什么？我说话的同时，他的食指还在以一种极缓慢的速度上下摆动。啊，臭狗屎，扬说道，疼死我了，是老鼠，是些擅长登山的老鼠，妈的，然后他又说，啊啊啊。而我则扶着他的胳膊，或者说是把他按住，就在那时我注意到他不仅汗如雨下，而且下的还都是冷雨。我明白自己应该出门找医生，但直觉告诉我他不想一个人待着，又也许是因为我害怕出门。（那天晚上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漫漫长夜。）事实上，从某种特定视角来看的话，我认为扬并不在乎我的去留，但是他不想看医生。所以我对他说，你别死，你就像是《白痴》里的那位公爵，要是咱们有镜子的话，我肯定会给你拿过来，但既然咱们没有，那么相信我，试着放松下来，你可别死。于是，在流了至少有挪威海那么多的汗水之后，他说我们这间屋子的房顶上全都是基因变异的老鼠。你没听到它们的动静吗？他颤抖着说道。我的手放在他的额头上，我回答说，听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幢八层楼的顶层阁楼里听到老鼠的窸窣声。啊，扬说道。可怜的公寓，他说。他的身体又瘦又长，我不由暗下决心今后要多在意一下他的饮食。后来他似乎睡着了，眼睛半闭着，脸冲着墙。我点了根烟。透过我们屋子里唯一的一扇窗户可以看到早晨的最初几道光线已经显现。楼下的街道依然一片漆黑，也没什么人，但车子已经如常出现了。突然，我听到背后传来了扬的鼾声。我看了看他，他睡着了，半裸着躺在没铺床单的床垫上，他的额头上贴着一缕黄发，他的头发慢慢干了。我倚在墙上，任由自己滑坐到角落里。一架飞机从窗框处飞过，红灯，绿灯，蓝灯，黄灯，像是彩虹下的蛋。我闭上眼，回想着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想着那一幕幕悲伤的场景，它们似乎可见亦可触。后来我脱了衣服，到自己的床垫上躺下，我试着去想象扬做的噩梦，就在睡着之前，我突然灵光一闪，想到那天晚上扬肯定感觉到了很多东西，但不包括恐惧。

5.我认为那是个理想的场景，画面啊，想法啊，都可以围绕它展开：一个身高一米七六的年轻人，穿着牛仔裤和蓝衬衫，顶着太阳站在美洲最长的大道边。

也就是说我们终于来到了墨西哥，从高楼间隙中透过来、射到我们身上的是我们梦想过无数次的墨西哥城的阳光。我点了根烟，寻找我们的窗户。我们住的是栋灰绿色的房子，三天前，扬一看到我们的住处就说那像是德意志国防军军服的颜色。公寓的许多阳台上都摆着花，再往上能看到屋顶阁楼的窗户，它比有的花盆还要小。我试图喊扬到窗边来，让他看看我们的未来。然后呢？然后就走人，告诉他我要走了，扬，我会带些鳄梨回来吃的（还有牛奶，尽管扬憎恨牛奶），还会带回来好消息，超级男孩，完美平衡，超棒的工作会接踵而来，我会成为诗歌版面的明星记者，我的电话会响个不停。此时我的心脏开始以奇异的方式怦怦乱跳。我想：我是公路和人行道间的一尊雕像。我没有喊叫。我开始前进。几秒钟后，我还没走出我们那栋大楼投下的阴影，又或者说没走出笼罩着我们那栋大楼的阴影，此时我的形象映在圣伯恩斯商店的玻璃上，奇怪的精神复制品，一个穿着破旧蓝色衬衫的年轻人，头发长长的，正奇怪地倾斜着身子，如同要在珠宝和罪行前跪倒一般（可到底是什么珠宝，什么罪行呢？我立刻就忘了这些东西），怀里抱着面包和鳄梨，此后它将永远被人们称作牛油果，还有一升拉拉牌牛奶，眼睛眯成一条缝，就像突然看到了一片杳无人烟的地方，那不是我的眼睛，是迷失在窗户玻璃黑洞中的一双眼睛。

我缓缓转过头。我是知道的。扬正从窗户探出身子来望我。我在空中挥了挥手。扬喊了些不知所云的话，还把半个身子都探了出来。我吓了一跳。扬为了回应我，先是来回晃着脑袋，然后又转着圈地摇，而且越摇越快。我很害怕他会掉下来。路过的行人看到我呆立在原地，于是也目光上移，他们刚好看到扬伸出一条腿来，做出踢打云朵的动作。他是我朋友，我对他们说道，我们刚到这里没几天，他正在给我加油鼓劲呢，我马上就要去找工作了。啊，真好啊，真是个好朋友，有的人这样说道，然后微笑着继续赶路去了。

我想，在这样一个包容的城市里，我们肯定能过上好日子。当时我离命运之神的安排是多么近，又是多么远啊！我记忆中那些最初的墨西哥式的微笑是多么清澈，又是多么让人感伤啊！

6.“我梦到了一个俄罗斯男人…… 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 我梦到了一个金发女郎…… 傍晚…… 你懂的，似乎是在洛杉矶的郊外，但是没过多久那里就不再是洛杉矶了，变成了墨西哥城，金发女郎则走在透明的塑料隧道里…… 她的眼神充满哀怨…… 不过这是我昨天在公交车上做的梦。”

“我梦里的那个俄罗斯男人倒是很高兴。我感觉他马上就要登上宇宙飞船了。”

“这么说他是尤里· 加加林。”

“我再给你添点龙舌兰酒？”

“好的，伙计，来一点儿吧。”

“最开始我也以为那是尤里· 加加林，但你肯定想象不到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在梦里被吓得汗毛直竖。”

“可是你睡得不错。我写作到很晚，我看你睡得挺好。”

“好吧，那个俄罗斯人钻进宇航服里，当时他是背对着我的。换好衣服他就走了。我想跟着他，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根本迈不开步子。这时俄罗斯人转过身来，向我挥手道别…… 你知道怎么着？你猜他是谁？”

“我不知道……”

“一只海豚…… 宇航服里是只海豚…… 我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特想哭……”

“可你连鼾声都没发出来。”

“太可怕了…… 现在我不怕了，不过梦里那个场景可真是骇人，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了我的嗓子眼儿。不是死亡，你明白吗？更像是喝醉了的感觉。”

“一只来自列宁格勒的海豚。”

“我觉得这是个启示…… 你昨晚没睡觉？”

“没有，我写了一整晚。”

“你不冷吗？”

“冷得很。妈的，我还以为在这里永远都不会挨冻呢。”

“天快亮了。”

我俩的头刚好可以挤进窗框里。扬说他想到了鲍里斯，他说那话时就好像是在说着什么无足轻重的事情。

太阳说：我升起来啦，你们要习惯这一切，每隔三天我就会露一次脸。

“啊呀，瞧瞧这日出。”扬说这话时眼睛睁得大大的，拳头攥得很紧。

7.我开始在《国家报》的文化副刊工作了。副刊的主编罗德里格斯是个年老的安达卢西亚诗人，曾是米格尔· 埃尔南德斯的朋友，他允许我在每期副刊上都发表文章，也就是说一周一次，每月四次。赚来的钱足够支撑我们生活八九天。至于剩下的二十一天，我就靠给一份历史杂志撰稿来补足，那份杂志的主编是个阿根廷人，和罗德里格斯一样老，但是皮肤更加光洁紧实，我从没见过保养得那么好的人，由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人们给他起了个“洋娃娃”的绰号。要是还缺钱的话，就得靠我的父母以及扬的父母来帮衬了。大概就是这样吧：30% 的生活费从《国家报》赚，另外30%我们各自的父母给，再有40%是靠给《历史与世界》撰稿得来，“洋娃娃”的那份期刊就叫这个名字。我习惯用两天左右的时间把给《国家报》写的那四篇文章完成，都是些诗集的书评，有时也给小说写书评，也有很少的几次给散文写。罗德里格斯每周六上午把书交给我，那也是所有或几乎所有与副刊有合作的人挤在小办公室里开会的时间，大家在那里递交工作成果，领走报酬，有的人会提出一些想法，那些想法往往糟糕透顶，罗德里格斯通常不会接受，因为他不想让副刊变成个笑话。大伙每周六聚在一起最主要的目的是和朋友聊聊天，说说敌人的坏话。所有人都是诗人，所有人都喝酒，所有人都比我年纪大。聚会不是很有趣，但我从没缺席过。罗德里格斯一宣布散会我们就会到咖啡馆去，我们会在那里继续聊天，直到诗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只剩我独自一人坐在原地，双腿交叉，透过大落地窗欣赏永无止境的美景、墨西哥城的男男女女、专注工作的警察，太阳则藏在屋顶后面，像是在监视着这个星球。和“洋娃娃”的合作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首先，出于日益增长的羞耻心，我拒绝在任何一份稿子上署真名。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洋娃娃”时，他先是痛苦地眨了眨眼睛，然后立刻接受了。你想署什么名呢，伙计？他嘀咕道。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了他答案：安东尼奥· 佩雷斯。好啊，好啊，“洋娃娃”说道，你是个有文学野心的人。不，我发誓我没有，我撒谎道。不管有没有我都会要求你写出高质量的稿子，他说道。然后，每次提到这个时他都会显得有些难过，就着这些话题编些漂亮的故事出来。我的第一篇文章写的是迪林杰，第二篇写的是那不勒斯的克莫拉。（安东尼奥· 佩雷斯竟然成段引用了康拉德一则短篇小说中的文字！）后来我还写了“情人节大屠杀”，瓦拉瓦拉市女投毒者的人生，林德伯格之子绑架案等。《历史与世界》杂志社位于林达维斯塔区的一幢老建筑内，每次我去送写好的文章时，从来就没碰到过除“洋娃娃”之外的任何人。我们的对话也很简短，我交文章，他给我新的工作，还会给我些参考资料，例如他在故乡布宜诺斯艾利斯主编的一份刊物的影印件，还有在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出版的类似刊物的影印件，我有时会从那些资料里提取信息，还有的时候甚至会大段抄袭。“洋娃娃”经常向我问起扬的父母，他很久之前就认识他们了，然后他会长叹一声。史瑞拉家的公子最近怎么样？挺好。他做什么工作？他没工作，他还在上学。啊。就这样。扬自然已经不再上学了，我们骗他的父母说他还在上学，这会让他们更安心一些。事实上，扬压根儿就没怎么走出过阁楼。他整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做着些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事情。他当然也出过门，只不过是从房间走去厕所，或从房间走去淋浴间，厕所和淋浴间都是我们和阁楼里的其他租客共用的。他有时也会下楼，绕着起义者大道走一圈，顶多走上两个街区，通常走得很慢，像是在打探什么似的，走不了多久他就会返回住处。我时常会感到孤独，我需要认识更多人。在《国家报》体育版工作的一位诗人给我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他对我说：去参加哲学和文学系举办的诗歌讲堂。我对他说我不相信诗歌讲堂能真的教什么好东西。他对我说道：你在那儿能遇到年轻人，和你年纪相仿的人，而不是那些一门心思想着找个地方领工资的失败者或醉汉酒鬼。我笑了。现在这家伙马上就要哭了，我想道。他说道：女诗人，那里有女诗人啊，小老弟，你可得把握住机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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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精神》

（《2666》作者科幻迷波拉尼奥文学宇宙的地基，媲美《荒野侦探》的青春诗篇。科幻不仅是宇宙航行、外星生物或对未来科技的预言，更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精神状态，一抹对抗暗淡生命的明亮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