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 | 谢冕四题——在谢冕学术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海外奚密、岩佐昌暲、柯雷、贺麦晓、佐藤普美子等先生因为疫情不能来参会，也都录制了发言视频。我因为和谢冕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互相的表扬和批评已经数不清，就想不讲了，将时间留给其他的先生，特别是外地来的学者。但是吴晓东、贺桂梅、高秀芹他们不同意，说你是他几十年的同事、朋友，还是要讲讲。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不是对谢冕的思想、学术的评价，许多是纯属个人的印象，也许有点离题。我讲四点。

谢冕

一、“不成熟”的举旗人

第一点，1980年谢冕支持朦胧诗的文章为什么影响那么大，而且这一支持为什么由谢冕来承担。

了解中国当代新诗史的人都知道，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当代新诗革新中，发表于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以及随后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的《失去了平静之后》，1980年12月《诗刊》）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冲击力。说影响，冲击力，既指受到的热烈呼应、赞许，也指遭受的严厉批评以至攻击。这篇文章的酝酿和写作，相信与4月在南宁召开的当代诗歌讨论会有关。这是当代新诗历史的一次重要会议。1959年参加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六人中，谢冕、刘登翰、孙绍振和我也都参加了。会议议题包括多个方面，但实际是聚焦于对“新诗潮”（当时，“朦胧诗”的说法还没有出现）展开的激烈争议。谢冕会上的发言当然受到重视，但孙绍振的表现更博人眼球。解放区出身的诗人方冰（他当时来自东北）的发言，以“人民”的名义指责北岛、顾城他们的诗“老百姓”读不懂。孙绍振当时就跳上台回应说：“读不懂不是你的光荣，是你的耻辱；你看不懂，你儿子会懂，儿子不懂，孙子也会看懂的”。不过当年的好处是，会上吵归吵，会下还是朋友，没有就“翻脸不认人”。

谢冕1980年5月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

《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刚过十多年的90年代，就常有学生为这篇既没有慷慨激昂言辞，也似乎缺乏理论深度的文章引起的震动不解。当时我的解释是，那是20世纪中国的通常现象：时势的急剧变化，让曾经需要倾力争取、捍卫的主张快速成为“常识”；而过不久“常识”又可能重新成为禁区。这个回答有道理，却相当粗糙。对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是谢冕文章的具体内容，一是当时的文化环境和作者的身份。

在4月的南宁会议上，对“新诗潮”表示赞同和支持的人并不少，如孙绍振、刘登翰、杨匡汉、杨匡满兄弟，我也算一个。但似乎没有人做出像谢冕那样的论述。他的看法引发强烈争议的症结是，将事情置于诗歌史的脉络中，在重新描述这个脉络的基础上，对青年诗歌做出高度评价。这显示了他的历史视野，他的敏锐。他对新诗史的描述，挑战五六十年代臧克家、邵荃麟等的权威，后者认为，新诗在不断发展、前进的道路上，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确立革命诗歌的主导地位。谢冕的文章则指出，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说三十年的大众化讨论，四十年代民族化讨论和五十年代向民歌学习的提倡，“都不是鼓励诗歌走向宽阔的世界，而是在‘左’的思想倾向的支配下力图驱赶新诗离开这个世界”。他把这称为“和世界诗歌隔绝”的“诗的暗夜”，将青年诗人的探索，看作是结束“暗夜”的起点。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谢冕年届50，却是“五四”式的年轻人浪漫声音：“我们已经跨出了地狱之门，我们听到了但丁的歌唱：‘我们并不休息，我们一步一步向上……直到我从一个圆洞口望见了天上美丽的东西；我们就从那里出去，再看到那灿烂的群星。’”（《失去了平静之后》）这些话，对当时诗歌界的“保守力量”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冒犯。

1980年4月南宁诗会，张炯、白航、雁翼、杨匡汉、谢冕游南宁公园，在椰子树下的林荫路上散步

谢冕文章影响力，还来自他的“身份”。80年代初，他已经是有影响的诗歌批评家。从60年代初开始，他就积极跟踪、评论诗歌创作现状，举荐不少诗人、诗作。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他写的评论文章，几乎囊括当代重要、或不那么重要的诗人，如石方禹、贺敬之、艾青、郭小川、李季、闻捷、张万舒、韩笑、李瑛、阮章竟、臧克家、张志民、张永枚、刘章、李冰、饶阶巴桑、刘镇、柯原、廖公弦、白桦、公刘、布林贝赫……他还评论《朗诵诗选》、《理想之歌》、《天安门诗抄》等诗集。他最早（1960）高度评价当代政治抒情诗代表人物贺敬之，并最早为这一重要诗体的特征做出描述（《阶级斗争的冲锋号——略谈政治抒情诗创作》，1964）。在1979年的长篇论文《和新中国一起歌唱》中，对当代前三十年的诗歌的历史性概括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提出了当代新诗的两种基本体式：政治抒情诗和生活诗。因为他的这一资历，他的发言，无论是对被支持者，还是新诗潮的反对者，都是难以忽视的声音。这正如艾青说的，“朦胧诗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不足为奇，反对它也没有用”，“奇就奇在有一些人吹捧朦胧诗，把朦胧诗说成是诗的发展方向”（《从“朦胧诗”谈起》，《文汇报》1981年5月12日）；“古怪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古怪评论家；崛起的不是年轻诗人，‘崛起’论者借‘崛起’崛起自己”（转引自柯岩《迎接“崛起论”的挑战》，《诗刊》1983年第12期）。

这里还要说到谢冕与臧克家的关系。1959年谢冕和他的几位同学集体编写《新诗发展概况》，是《诗刊》倡议和组织的，组织的具体工作虽说由徐迟、丁力、尹一之他们负责，但作为《诗刊》主编，臧克家显然认可这项工作。初稿完成后在中国作协的会议室开了两次讨论会，他也都来参加，谈了对1930年代诗歌情况的看法。1960年开始，谢冕成为《诗刊》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文革”结束后，谢冕也多次到他家拜访。臧克家可能认为他是谢冕的恩师、提携者。《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之后，他写了长信严厉批评谢冕，规劝他“回头是岸”。在一次和谢冕到城里参加会议搭乘公交车时，我看了这封信，可惜信已不存。除了观点的分歧之外，猜测这里存在有关“背叛”、忘恩负义的心理阴影，以至在朦胧诗纷争基本平息之后，臧克家仍怒气未消，在给古远清的信中，对古远清在《中国当代诗论五十家》中夸奖谢冕的才华、文采，而“对他出尔反尔，随风转向以及他对青年指‘路’的文章所引起的不良影响”没有批评，表示不满。他说，“一般青年学写诗的，千奇百怪，把诗坛弄得乌烟瘴气，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这多少与谢的引导有关。”（1987年4月18日给古远清信，见《谢冕评说30年》）

《诗刊》创刊号

90年代，李书磊在文章中指出，“我不怀疑当时中国有比谢冕知识准备更充足的学者，但毕竟是谢冕举起了旗帜。”（《谢冕与朦胧诗案》，《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更早时间，黄子平80年代为谢冕的书写序（《谢冕文学评论选·序》：《通往“不成熟”的道路》，1985）就谈到这一点。他引用了舒婷的诗句“……熟苹果/无枝可栖”。是的，“举起旗帜”的不是刚脱离困境重新归来，被北岛们寄予很高期望的艾青，也不是同情“朦胧诗”，被年轻的探索者看作是先驱者的“九叶”们，而是知识准备并不“更充分”的批评家。我在《纪念他们的步履》一文中，曾经征引屠格涅夫的论述做过分析。他比较了1840年代的别林斯基和森科夫斯基，说后者的博学，同时代俄国人远远比不上他，“可是”，屠格涅夫问道，“他留下了什么痕迹？”别林斯基的学识并不渊博，他不懂德文，读法文也很费力，有些知识（特别是当时俄国知识界崇拜的黑格尔），他“只好求助于同朋友谈话，求助于长时间的讨论、判断和询问”。但是，他渴望真理的心和全身心贴近时代问题的热切，使他成为当年俄国思想界的核心人物；而“一位博学之士正由于他的博学”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博学”为我们所向往，值得羡慕和崇敬，但博学之士可能的傲慢，他们的“过来人”心态，对“不成熟”探索的轻蔑，自觉不自觉成为屏障。正如屠格涅夫指出的，由于他的博学，“他不能完全适应他所要影响的环境；他跟它有着不同的需要；彼此间不会协调，大概也不会互相了解”。屠格涅夫甚至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知识不足的现象正是一种有特征意义的标志，差不多是一种必要。”（《回忆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谢冕先生与夫人陈素琰（同为中文系55级学生）合影

二、告别的决绝与依恋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谢冕如何能成为“举旗人”的？前面提到，艾青1981年不指名批评谢冕等人：“据说有这样的理论家，凡他所指的都是方向，而他所指的方向是经常变换的。”臧克家也指责他“出尔反尔，随风转向”。在他们看来，谢冕是见风使舵、趋时附势者。这并不是事实，这个指责至少是误解。

当然，相比五六十年代，“新时期”谢冕的诗歌观点确实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在文学界、知识界是普遍现象。观点、主张前后一致的一贯性，在传统的道德评价中，似乎是不需论证的美德；但是，人的思想，情感的摇摆，更易，是否可以不问情况地看作道德瑕疵？少年维特衣着“始终”是深蓝色外套，黄色马甲和靴子，顾城“一贯”地戴着牛仔裤做的帽子，就值得赞美吗？面对20世纪，特别是当代发生的历史巨变，面对个人遭遇的挫折，“一贯”不变的“自我”是否可能？人不正是通过正视因环境变迁引起的内在分裂，通过激化或协调“自我”与环境之间的龃龉，而取得情感上和认知上的深化吗？

对于谢冕来说，上世纪6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是他面对不可思议的社会状况和个人突发的厄运，在思考中取得认知和情感深化的时期。这段时间在内心留下“难愈”创伤，他最近的自传体随笔中有这样的叙述：

左起：徐敬亚、谢冕、孙绍振

在当时写的诗，和后来谈论这个时期的文章中，谢冕引用杜甫“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死别已吞声，生别长恻恻”的诗句，寄托他对时局，对民族、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忧虑。1969到1971年间，他断断续续写了长达1200行的诗《告别》，来记录这个时期痛苦的思考和情感的挣扎。诗并非为发表而写，事实上，它2012年收入《谢冕编年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之前未曾公开发表过。“告别”，是两个时间的对话（“时间和时间,靠得这样近”），不同时间的“自我”的对峙，是“二十年前礼炮的硝烟飘散”之后的1969年，对20年前的告别。这个告别，是“决绝”的，“二十年前的殿堂，数千年的城堡/都如沙上的建筑/一场潮汐，几秒钟都崩塌”；然而，又是“深深的依恋”，40年代末投身革命，参加军队的对新生活向往的信念，并没有摧毁：“在屈辱与磨难中，信念却如泼油的火，升起冲天的烈焰”。在他那里，将决绝与依恋连结起来的纽带是爱情：“当惊涛骇浪迎头打来/小舟在颠簸,爱情伸出援救的温柔的手”——爱是特定个体的，也是延伸扩展的：

前面提到的黄子平为谢冕书写的序中，讲到张承志执拗地将他的小说集命名《老桥》。这也是关于告别的话题。张承志说，“我并非对这坍塌中的老桥迷恋不舍，我想我终将会把它常留身后。但是，我反对那种轻飘飘的割断或勾消。我甚至认为，这座桥或者就是我自己和大家走向明天的唯一道路。尽管它是老桥，坍塌了一块桥板，散乱着几堆兽粪。它毕竟是桥，是联系着山和水，过去和未来的桥……”谢冕的告别也同样不意味着斩断，不意味着“老桥”的拆毁。不同的是，张承志是在“新时期”降临时的回望，谢冕在处理这一告别时，“新时期”连模糊的影像也没出现，另外是，他们告别的时间也有性质的区别。相对而言，1969年的谢冕在重建当代人历史观和艺术观的过程中，显然经历了更难以确定的心灵、情感的折磨。

《老桥》，张承志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1

60年代这个时间谢冕经受的自我“拷问”，思想情感的冲突，对“今我”和“故我”之间的裂痕不回避的注视，在反思、剥离的基础上建立个体与时代的连贯性。这个思想情感经历，为随后到来的“新时期”他积极参与诗歌革新运动做了准备；也是我们了解他80年代以来的诗歌观念的基点。

三、坚韧和克制

我要谈的第三点，是有关作家、学者的人格、修养与学术个性之间的关系。在“人”与“文”的关系上，我可能更相信那种人、文一致的陈旧观念。但是这个问题细分起来还是有区别的。对某些作家、批评家来说，读他的文章、作品就够了，并不需要认识作者本人，更多了解他的传记。而对另一些作者，认识他对他倒是“降分”，导致阅读他的文字得到的启发的减损。但对谢冕来说，仅读他们的文字是不够的。认识谢冕的人大多会同意这个看法。

谢冕乐观、积极进取。虽说已过九十，身体和精神却让人惊讶、也让人钦羡地年轻。他愿意、也能够接纳熟悉、不大熟悉，以至初次见面的朋友。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染力和凝聚力。他不是肤浅的浪漫主义者，深明世事复杂艰辛琐碎，但始终坚持自庸常生活中寻觅美好的东西，并把它传送给朋友和读者。

2000年，重庆红卫兵墓园，68岁的谢冕先生翻越铁门

但是，许多人不知道，他性格中也有“封闭”的一面。生活经历的某些部分，思想情感的某些窗户，对他人是紧密关闭的；你很难窥探到里面的奥秘。这一点和钱理群先生完全不同。这不是与生俱来的性情，大抵是自觉的人格实践。我的这个念头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我们交往较多，又在同一工作单位，有一些经历是重叠的，自然就有了解他在相关事件中的表现和想法的念头。但是愿望往往落空。譬如，直到他的“编年文集”出版之前，对他的家庭身世，50年代在军队服役的情况就所知甚少。1960年毕业后下放京郊农村近三年，担任斋堂人民公社办公室主任。他写了一组记叙当地农民生活和农村干部的笔记。但自己的生活、思想感情情况，不见他有一字记述。“文革”期间成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受到多次批斗，批判会上他紧抿嘴唇，既不表示“认罪”也不做任何解释。多年来我曾试图了解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他当年的想法，也都没有实现。1983年“清污”运动受到批判、攻击，他当时如何应对的，也从来不说。运动过去，朦胧诗得到认可，对批判、攻击他的那些人，他也从不提起。他生命中的许多重要部分对我们来说是空白的。

《谢冕编年文集（全12卷）》，谢冕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

我的困惑，有一段时间曾归结为他的记忆、叙述长于整体、概括性抒情，而弱于对具体细节的把握、捕捉。在读到他最近的散文，特别是读到他60年代在北京郊区斋堂和湖北江陵写的农村笔记，明白这是我的误判。譬如这样的文字：

设想谢冕不那么痴迷诗歌，也用些心思写小说、散文，写本《京西斋堂三年》，说不定不比柳青的《皇甫村三年》差。许多事情他的沉默，并非无意识，看来是深思之后的选择。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我看的很明白，但我不说。”这个生活态度，估计和他60年代的遭遇，他受到的挫折打击有关。这可以说是个“转捩点”。他在《告别》《迎春》等诗中写道，经历过“敌意的眼光”，“鄙薄的不堪的话语”、经受了“冷漠、无情、责骂、凌辱”之后，这个“爱火者焚于火，爱水者溺于水”（《告别》）的人，决定“不奢求额外的宽容，亦不寄于任何善心的救援，乃至于沉默的同情”——

1992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这本书里，收有谢冕的手书。他写的是培根的语录：“幸福所生的德性是节制，厄运所生的德性是坚忍，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这应该是他的“人生哲学”了。坚忍意味着自尊，不需要怜悯，意味着对厄运、灾变有能力独自承担，意味着沉默、不向他人倾诉。所以我说，谢冕有伤痕，但没有伤痕文学。

这种强大的性格让人尊敬。我和朋友多次谈到对挫折的独自承受的力量，都感慨，感动。不过，这种坚韧、沉默，也可能转化为固执，阻隔了对某些有价值事物的包容和吸取，包括诗歌观念的调整。大家都知道严家炎先生的特点是求实，认真、严谨，也固执，所以有绰号“过于执”。其实，谢冕有时候的固执，比起严先生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是，严家炎是“开放”的，会找你辩论；谢冕不辩论，他沉默。

四、我与谢冕

认识谢冕整整六十年零三个月了。他195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我晚他一年。入学不久就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是当时北大有名的学生文学刊物《红楼》的诗歌组长，在这份刊物上读过他的诗，读过他和张炯合写的散文《遥寄东海》，也知道1958年春中文系师生以“方志敏团”的名义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团歌”歌词由谢冕执笔——曲调则套用当年几乎人人能唱的《华沙工人歌》。

1959年1月编写《新诗发展概况》，在中国作协和平里宿舍楼前。左起：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谢冕、孙玉石、 孙绍振

见到谢冕真人，要到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1959年1月，利用寒假期间半个月我们六人合作完成《新诗发展概况》初稿。虽说是同学，但谢冕1949年8月参军，55年复员考大学，这对刚从中学毕业未见过“世面”的我来说，他就是“老革命”了。相处中，体会到在生活经验、组织能力、文学史知识和艺术感觉上，我和他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当时特别佩服他的艺术判断力。编写组并无明确的组长，但事实上他就是“核心”。工作步骤，“概况”的分期，对一些诗歌现象和诗人的看法，文稿的体例，许多都来自他的意见。“概况”第一章在《诗刊》登出后，寄来一百多元稿费，上交中文系被退回。在当年围剿个人主义的氛围下，谢冕做出“大胆”决定：由六人平分，并领着我们在海淀镇老虎洞小胡同的一家小饭馆——胡同连同饭馆现在已荡然无存——吃了一顿饭。动筷之前，他表情严肃说：“稿费拿了就拿了，饭吃了就吃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要警惕个人主义，不要有名利思想。”大家点头称是。

但在五六十年代，我也受过他两次的“打击”。和当时不少学生一样，读中文系的目标是当作家、诗人，便几次投稿《红楼》，几首诗和一篇小说，但均被退回。第二次是我们留校之后，大概是1964年，那时我正追求进步，积极申请入党。谢冕是中文系教师党支部宣传委员，便找他“汇报思想”。记得是在教师集体宿舍19楼门口树下。我说正努力学习马列著作，读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普列汉诺夫的《文学与社会生活》——这倒没有捏造，我的这两本书留着当年密密的用红铅笔画的道道。听完我的“汇报”，谢冕说，“很好，你继续努力吧。”这两次“打击”，当时都让我十分沮丧。但后来回想起来，真的要感谢他。他既发现我观察力和想象力的严重缺陷，也一眼看到我难以割弃的温情主义和小资情调，打破我自以为能当诗人小说家，能成为一个“革命战士”的幻觉，让我少走弯路，从此下决心做自己能做、也容易做的事情，不再有非分之想。他这种看人观物的准确判断力，后来也多次得到证实。

“文革”发生后，教学停止教研室也解散。那个时候最诡异的情景是，人人都认为自己是“战斗者”，都无一例外地组织战斗队；谢冕和我也是这样。和全国各地一样，北大也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各派都自称真正革命派，视对方推行反动路线。谢冕说，我们哪一派也不是，不属任何山头，就叫“平原战斗队”。这种基于事实、认为观看、追寻真相先于站队、选择立场的想法，让我们走到一起。自然，我比谢冕悲观，因为在那样的情境下，不论是外部环境还是个体的局限性看，事实、真相的把握又谈何容易？

北大朗润园一隅

1968年秋，军、工宣队进驻北大、清华。开始谢冕抱有乐观期待。那时他住在北大校园东北角的朗润园，从北面窗户能看到清华西门外的马路。在系里的一次会议上，他兴奋说到每天清晨，看到进驻清华的宣传队在马路操练，纪律严明，觉得外力的介入能结束学校的混乱局面。但是很快，这个希望就破灭了。不久就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所有教员都被要求到学校集中住宿，周末才允许回家。在军宣队负责人对全体教师的“要把中文系搞得鸡犬不宁、锅底朝天”的训话后不久，突然，一个所谓的“反动小集团”被揪出，令人讶异的是，成员居然是对革命衷心耿耿的谢冕、严家炎、曹先擢、唐沅等先生。于是，谢冕他们就在全系和各个班级轮番批斗，罪状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当年使用的缩略语是“恶攻”。但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究竟如何“恶毒”，因为“恶攻”的具体内容不允许扩散。这便出现奇异的一幕：批判者的子弹朝着“无物之阵”发射。多年之后读到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他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的不同，说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为罪过寻求惩罚，而卡夫卡的K是为惩罚寻找罪过。这个时候才透彻明白“荒诞”这个词的含义。

在谢冕被揪出之后，我被叫去办“知情人”学习班，要我交代、揭发谢冕的问题。我在短文《“知情人”说谢冕》中讲到这件事，说因为软弱经不住压力，就“揭发”谢冕有小资情调，说我们一次骑车穿过紫竹院公园，坐在树荫下面对湖水，压抑的烦闷得到释放，有了难得的欣悦。我说这表明我们厌倦，政治热情的衰退。这些“揭发”，迎来的是工宣队负责人的声色俱厉：“别以为对你们的底细不了解，拿些鸡毛蒜皮的事来搪塞！”多年之后读到黑塞关于大自然、关于园圃的散文时的感动，部分就来自对过往时日的联想。就在这个期间，谢冕在他的诗中写道，在这个痛苦的时候他做了“浅蓝色的梦”：花香，煦风，柔和的阳光，浓绿的树木：

充当“知情人”这样的事情十多年后又重演一次。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谢冕的“崛起论”是批判重点。“清污”工作队进校后不久，就两次找我谈话，除了说要讲清楚自己的问题外，重点是要我揭发谢冕。从设在北大勺园的工作队办公室走出来时，我特别憋屈压抑：谢冕光荣的时候想不到我，一有问题就找我？我是他的“问题”保管员吗？但还是要感谢他，让我也获得小小的“考验”；这回我不再那么软弱，我对工作队说，没什么可揭发的，他的看法都写在文章里，我不知道他有另外的不当言行。

“文革”结束后恢复教学秩序，中文系写作课取消，教师可以自主选择专业。我大学和毕业后一直乱看书，没有任何专业意识，不知道该申请加入哪个教研室。惶惶没有着落时，张钟、谢冕筹建当代文学教研室，问我愿不愿加入，我当然高兴点头；在将近40岁时，终于有了“当代文学”这个“饭碗”。教研室工作最初就是编写当代文学教材和课程设计，准备给77、78届学生讲当代文学课。“当代文学概观”教材的编写很快开始。按理说，诗歌部分应该由谢冕承担，但他没有参加，详情不得而知，猜想是无暇顾及：已经是著名诗评家，撰写批评文章，参加社会活动，参与当代文学研究会的组建，主编《诗探索》……

此后，和谢冕的合作包括：被他叫去参加他开设的一些课程，如“当代新诗群落研究”的讨论课。参加他主持的“批评家周末”。90年代一起编选《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这是两部有价值的书：前者至今仍是我经常翻读的资料集，后者则一直再版重印。参加他组织的大型研究和资料编纂的项目，如“20世纪中国文学书系”，我的《1956：百花时代》一册是他给的题目。“中国新诗总系”我承担60年代卷的编选。我在研究中缺乏宏观视野，常常见木不见林。参加他主持的这些项目最大的收获，就是推动我将局部放置于更大的时空范围来审察。而他让我帮助审读他的研究生的论文，提出修改意见，也让我从他一些优秀学生那里获益多多。

当然，几十年中，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在谢冕的“指挥”下做事。要知道，在退休之前，他在北大最高的“官职”是教研室副主任，我可是当过教研室主任的！他有了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新诗研究所所长的头衔，都是退休之后的事情。这些组织在北大都是“虚体”：既没有编制，没有办公地点，经费也完全靠企业的资助。自90年代以来，他一直谋求在北大成立实体性质的中国新诗的研究机构——这所学校曾是新诗发源地，在当代新诗写作和研究上产生发生重要影响，而且有丰厚的研究实力，80年代以来从这所学校走出一批有影响的诗人……但是这个愿望始终得不到理睬。他任职的这所学校在这个问题上的短视，虽然他从不明说，也能觉察到他的伤心、无奈。

谢冕写道，“诗，曾经是童年的唯一欢乐/诗是第二慈母/在青年时代/诗代替了爱情的追求/诗是我战斗的生命，美丽的想象”（《告别》）。最近电视台采访他谈到诗，引了艾青1937年的《太阳》：“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它以难掩的光芒/使生命呼吸/使高树繁枝向它舞蹈/使河流带着狂歌奔向它去”。诗人爱写太阳，在他们心目中，太阳、诗、诗人是一体的。波德莱尔说诗人像太阳一样地降临到城内，让微贱之物变得高贵。马雅可夫斯基邀请太阳到他家做客；面对在空中游手好闲的指责，太阳回答，“你以为我发光那么容易？不信，你来试试看！”在艾米莉·狄金森开出的清单中，诗人列第一，然后是太阳，然后是夏天，然后是上帝的天堂；而且狄金森说，“第一”已经包括了全体，其余的都不必出现。这也就是谢冕说的，他“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意思。

《觅食记》，谢冕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1

谢冕90了，心态仍然年轻，仍然保持着年轻人的好奇心。最近的新书《觅食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写到的包子、面条、烧麦、羊杂碎汤之类是否美味，其实不必当真。《觅食记》让人感动的不是“食”，而是“觅”，这是书的精髓。也就是对美好和快乐不倦寻找，以及不倦地说服和渲染。因此，祝他健康长寿，继续发光发热，让我们从他那里继续感受到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