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洪子诚：她相信诸如责任、诚实、自尊、羞耻心、努力等等的“人生的道理”是永恒不变的

么书仪，1945年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任职于社科院文学所。2006年退休。著有《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元代文人心态》《晚清戏曲的变革》《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清代至民初京师戏曲的辉煌》等。

“只看见一次的事物不曾存在，天天看见的事物不再存在。”（卡内蒂语）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即使在非比寻常的非常年代，也是视而不见地默默流逝着、流逝了。幸好有么书仪老师用水洗过了一样新鲜无华的文字、精准幽微的细节，从忘川中为我们撷取了如许“有情的历史”。

——黄子平

序一

洪子诚

么书仪的父亲母亲，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在河北丰润县农村，后来迁往唐山。在四十年代中期，落脚北京城，很长时间居住在西城。和许多中国的普通人、普通家庭一样，在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动荡、变化激烈的时代变迁中，他们的遭遇、命运，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这期间发生的政治运动、社会变革、经济转折的浪潮。《寻常百姓家》讲述的，就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特定的某些普通人的物质、精神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期待、向往，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们的喜怒哀乐。这里提供的事实、生活细节，正是以某一特异的“细胞”的剖面，来显示社会变迁的约略光影。

么书仪相信器物、情感、想象，会因时间的淘洗、磨损而改变面貌，她也经常为这种不可阻挡的损毁而伤感。但她更相信，诸如责任、诚实、自尊、羞耻心、努力等等的“人生的道理”是永恒不变的。她认为，对于自己来说，这要比另外的那些有时显得很辉煌，但其实是虚幻泡沫的东西重要得多。个体对时代潮流虽然难以抗拒，不过，世代积累的普通人的生存智慧，也构筑了各种空间、缝隙，以保存、延续某些世代相传的生活伦理和情感方式。

么书仪是个认真的人，从我这种不太认真、随遇而安的人看来，有时认真得有点过分，因此或许可以称之为“较真”。目睹她做元代文人心态、晚清戏曲变革的研究那么辛苦，心想写一本回顾过往的书，对她殚精竭虑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一种放松和调剂。至少，“记忆”的模糊性质、不确定性，它存在的某种“再创造”的特点，可以降低那种“较真”的程度了吧。后来发现这是错了。

为了准备写这本书，她在父母亲健在的时候录制了几十盒的录音不说（用的仍是老式的磁带录音机，不是数码录音笔），还不厌其烦地查对资料，找“知情人”反复核对事件发生的日期和具体细节。另外，因为回忆中涉及许多人和事，它们并不都适合“秉笔直书”，带着很不情愿的心情做详略增删的处理，选择恰当的措辞和表达，也都让她苦恼而费尽心思。有的时候，她也明白不必全这么去做，却拗不过自己的“本性”。不是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吗？

本书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坚持的是“不虚美，不隐恶”的信条，“真实”是认定的前提，也是最高标准。她确实也是按照她自己对“美”“恶”“真实”的理解来处理所写的生活情境的。

我是这些文字的最初读者，我对回忆的“真实”既存有疑惑，有时也会产生那样的想法：必要的时候，“虚美”和“隐恶”也在所难免，甚且需要。因此，在具体写法上，就常会发生争辩。这当然会影响到书中的一些叙述，也就是在她最初确立的“真实”坐标上，有些地方的标准有所降低。“降低”，当然不是说真假不辨，以假乱真，而是说有所节制。

还在做“晚清戏曲的变革”这个研究专题的时候，么书仪就开始筹划有关家庭和个人生活经历回顾的随笔集。产生这样的写作动机，在她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1993年底从日本回来之后，到2005年，她的母亲和父亲相继离开这个世界。家庭、父母在她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别的方面都难以替代的地位。她觉得她的一生，无论是生活、事业，还是为人处世的规矩、习惯，那些值得肯定的方面，大都来自家庭的耳濡目染、父母的言传身教。因此，应该对他们有所纪念，为他们写点文字。另一个原因，则是对自己几十年生活经历的回顾，反思，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纪念”吧。

但事实上，“寻常”的“百姓”的讲述，对“历史”什么的其实是无关紧要的。讲述者因这种讲述，使自己的思绪有所落实，有一个安慰自己的相对稳固的居所，这倒是更为要紧的事情。

序二

洪越

《寻常百姓家》是妈妈纪念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姥姥姥爷的书。

虽然说每一本书里面必包含著作者的心血，但这本书对妈妈的意义尤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写这本书成为妈妈继续生活的动力。妈妈和姥姥姥爷的感情很深。她小的时候，姥姥姥爷没有稳定的工作，为了维持一家七口的衣食，姥爷什么活儿都做过：临时工、烧锅炉，甚至捡马粪。虽然家里的生活很苦，但姥姥姥爷不肯让孩子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以后工作帮助养家。他们立下志愿，只要儿女能考上大学，就尽量供他们上，好让他们有个好前程。妈妈常说，自己能有今天，都是姥姥姥爷给的。1993年目睹姥姥患癌症去世，妈妈一下子老了许多。2005年，姥爷从摔倒脑出血到去世有九个月的时间。看到父亲在体力和脑力上一步步衰退，走向死亡，对妈妈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姥姥去世的时候，我在上大学，关注的是自己那一人生阶段的烦恼；姥爷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读书，更没能分担妈妈的悲痛。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妈妈开始整理姥姥姥爷生前留下的录音，决定写一本书纪念他们。妈妈虽然没有说，可是我觉得，在姥爷去世的那段时间里，写这本书是妈妈生活中的重要支柱。

我对姥姥姥爷的记忆都是美好而温暖的。在姥姥姥爷高碑胡同的一间半窄房里，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最快乐的时光。姥姥常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比如她十八岁嫁给姥爷的时候不会做家务，结果一年之内把姥爷家的碗全打碎了；还有姥姥小时候过年，看十几个父辈叔伯排成一大排给祖宗磕头，觉得他们磕得很帅；还有姥姥听说的鬼故事。我也怀念在姥姥姥爷家度过的无数周末和寒暑假：早上和姥姥去中山公园锻炼身体，中午看姥姥做饭、看姥爷记账，听姥姥讲故事。过年的时候，看姥姥炖肉、包饺子、蒸面做的刺猬和兔子。姥爷卖小商品、小玩意儿的时候，我晚上趴在圆桌上“研究”贴画。也有一阵儿姥爷卖水果，每天晚上我们就把放不到第二天的水果挑出来吃掉。那一阵子，我吃了很多水蜜桃。

这本书纪念的是人最朴素的一些品格。姥姥姥爷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经济上不宽裕，用最基本的家具，穿最普通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食物。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从不抱怨生活中的缺憾，相反，他们因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感到满足。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阵子喜欢思考人生的意义，就去问姥姥姥爷，他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目标就是把孩子抚养成人，让他们受教育，希望他们都有好的生活。应该说，姥姥姥爷的人生目标实现了。在他们的五个孩子里，舅舅当了工程师；妈妈硕士毕业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做研究；二姨在北京一所大学的校办公室工作；三姨在人民大学当老师；小姨因为“文革”，只高中毕业，可是后来上法律夜大，做法律咨询的工作。每次说起，姥姥姥爷都为自己的孩子骄傲。虽然他们生活不宽裕，可是过得很从容。姥姥姥爷为人乐观、通达。他们很少抱怨，常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体会别人的难处，而他们对生活的兴致常给周围的人带来快乐。像磁铁一样，他们吸引着我们家族里的每一个人。我们不管有什么烦恼，到他们那里就烟消云散了。我小的时候最佩服姥姥，用现在的话说，姥姥是我的偶像。当时想，等我做了姥姥，也要像姥姥一样。现在虽然没有做姥姥，可是逐渐明白，要想像姥姥姥爷那样不容易，非有宽大的胸怀不可。

对读者，这本书提供了理解中国二十世纪社会历史的一个角度。历史向来有“大历史”和“小历史”。“大历史”着重分析政体、政策、领导层对社会的影响；“小历史”则从细部着眼，看个人、家庭在社会变化中的处境。最近十年，中国出了不少家族史和回忆父亲母亲的书，都是属于从细部着眼的“小历史”。《寻常百姓家》也可以放在这个脉络里面来看。但是，《寻常百姓家》和其他回忆父母的书有两个区别，一个是书写的对象不同，另一个是材料的来源不同。市面上回忆父母的著作的书写对象大多是政治名人和文化名人，《寻常百姓家》的书写对象不是名人，而是普通人。姥姥出身于唐山的官宦人家，出嫁后是家庭妇女；姥爷是小土地所有者的儿子，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做股票和投资小工厂的商人，是1949年后的失业者和临时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个体户，是九十年代股票市场开放后投资做股票的人。他们是中国众多老百姓中的两个，而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家在二十世纪中国不断变迁的社会中生存、奋斗、寻找希望的历史。

这本书的材料也和大部分回忆父母的书不太一样。家族史或者回忆录的材料通常是作者的记忆，但是这本书的材料也包括姥姥姥爷的口述实录。姥姥姥爷年轻时的经历，是妈妈根据姥姥姥爷的三十六盘录音带整理的。妈妈肯定老早就有记录家族历史的想法，因为她在九十年代初就从日本买了好多录音带，“采访”姥姥姥爷，请他们讲自己的故事。那时候录音带还是新鲜事物，我还记得姥姥姥爷第一次听到录音机里自己的声音时的诧异表情。尤其是姥姥，原以为离开家乡唐山到北京已有四十年，唐山口音早就没了，一听录音才发现自己乡音未改。我也记得姥姥姥爷在接受“采访”时，会不经意间讲出不同版本的故事。即使是他们结婚后一起经历的事情，两人也会有不同的印象，或者一个人记得的事另一个人不记得。我印象最深的是姥姥笑姥爷喜欢讲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却不喜欢讲自己怎么“走麦城”。所以，姥姥和姥爷的回忆会有不同的侧重。姥爷讲自己怎么从农村出来，在天津、北京闯荡，怎么学做股票，挣了钱以后怎么买房子，怎么把姥姥接到北京，怎么成为京剧迷（就是现在的“粉丝”），甚至坐火车到上海看杨小楼的演出。姥姥就会补充姥爷“走麦城”的故事，比如股票赔钱的时候，得把先前买的首饰卖掉抵债，有一次姥爷逃债不知跑到哪里，债主追到家里住了半年，姥姥每天给债主做饭吃。如此，在姥姥姥爷的讲述中，早已有了不同的视角，再加上妈妈自己的角度，在一本书中，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

从写作到出版，这本书经过许多曲折。妈妈写姥姥姥爷的一生，涉及很多在世的亲人。不可避免的，对一件事的记忆、叙述上的取舍，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对这些意见，妈妈花了很多时间斟酌，有些地方做了相应的删削。记得三年前爸妈和我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在法国南部阿尔勒的一家修道院改成的旅馆里，我们一起商量怎么修改，在哪里出版才能既表达出妈妈的心意又尊重亲人的情感。

最后，我想说，姥姥姥爷在世的时候，为妈妈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高兴，他们一定也会为这本书高兴。

后序

么书仪

传统的力量原本是很强大的，我说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

我的家族从祖父、叔祖父到父亲和母亲再到我们兄妹，三代人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商人、从种田到以知识谋生、从识字寥寥到进入文化较高层次的转换，都是借助于“唯有读书高”这样在“当代”经常被批判的传统观念所产生的力量。

父亲和母亲叙述的祖父和外祖父，我们亲眼所见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不仅成功地按照他们理解的传统观念改变了自家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塑造了自己的子女，而且还把经过祖祖辈辈检验过的生活理念传授给了我们——说起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们一生所确立的目标。

对于个人来说，政治和各种潮流的力量常常是不可抗拒的，史书上就记载了无数的悲欢离合，无数的挫折和无奈。

寻常百姓在政治和各种潮流中，只能寻找生存的缝隙，朝可能的最好结果尽力：我的父亲和母亲就是这样。

一年四季的每一天，都有新的故事重新开始，而八宝山火葬场的大烟筒每一天缕缕上升的青烟，也都带走了无数渺小的故事。没有人注意这些渺小，但它们都是各不相同的，有着血肉、苦乐、热度的人生。

 …………

在我的记忆中，总是带着书香门第风致的母亲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长于应变和与人相处、有一颗善良之心的旧式女子；父亲则能屈能伸，从不以苦为苦，我们都习惯于他出门在外，那是他为了养家活口去挣钱了。

父亲有超常的记忆力和心算能力，而且打得一手好算盘，他的心算速度和准确性可以超过两个买卖人同时打算盘。小时候我常常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写账算账，父亲长长的手指飞快地拨弄着算盘珠，像是在跳舞也像是在弹钢琴。记忆最深的是过年的时候，父亲在家里祭祀先祖，他把点燃的一股香高高举过头顶，祭拜时凝重庄严的态度能够生发出肃穆的气氛，他磕头膜拜的姿势浸润着信仰，舒展大方……

父亲和母亲晚年的时候，从昌平北流村回城之后住在高碑胡同35号，从1979年到1999年，父亲和母亲在那间十平方米的小东屋住了二十年，后来，为了盖国家大剧院，那块地方被征用、拆迁，他们不愿意和任何一个女儿家“合并”，愿意自立，总说是“这里挺好，住在一起彼此都不方便”。也许在他们的心里，即使是“合并”，也只能是跟儿子而不是女儿吧？

那时候我每个星期都会回家看望父母，都会听到父亲和母亲讲古论今。母亲去世之后的1996年，父亲已是七十七岁的高龄，却还是记忆清晰、思路敏捷，我向父亲提议做一套录音磁带，记下父亲和母亲的一生一世，父亲同意了。他很用心地准备，写了一叠又一叠提纲……加上以前我给父亲母亲做的零零星星的录音，现在一共有三十六卷录音磁带可以聆听，就像是可以随时随地和父亲、母亲在一起。

父亲去世以后，留下了一大批自己的“档案”——生意账目、日用账目、工分账目、证券行情以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交代历史问题的底稿，父亲是个认真的人，也是胆小的老实人，为了避免因为一次又一次的交代之间互相出现矛盾而引出更大的问题，父亲每次都不厌其烦地把上交的“检查”“汇报”等留下底稿。

我常常检视父亲遗物中一叠叠“交代历史问题”的底稿手迹，集中在1955年、1956年、1958年、1962年的一次次“交代”“揭发”“补充细节”……让我常常可以一次又一次很感性地回想着父亲的一生一世，那些边角破烂发黄的、上面的字迹被反反复复涂改修整的、在不同的时间用宣纸信笺、高丽纸、片艳纸、再生纸写的字迹，带领我进入父亲和母亲颠沛坎坷的人生……

而这三十六卷录音磁带、父亲的遗物和我对于父亲和母亲的记忆，就是这本书最基本的依据。

母亲和父亲去世以后，我一直不能让自己忘记这样的心愿：把父亲和母亲的经历甘苦化成文字纪念他们，我想要他们知道我的感谢之心，感谢他们给了我生命和知识，尽可能给了我比他们好得多的生存环境，让我也经历了人生的况味……

因为这本书也写了我在人间走了一遭的辗转际遇，所以它也是我对于自己的纪念。

这本书来源于我记忆中的父亲和母亲的叙述和我对自己经历的记忆，“不虚美、不隐恶”是我的崇尚，也是我的遵循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