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保罗·韦纳 : 福柯引起历史学的革命

既然所有人都知道福柯的名字，完全不需要一个长篇的导入。最好立即进入具体的例子，以便显示福柯的方法的现实用处，并且努力驱散我们可能不无道理地对这位哲学家抱有的成见：福柯使某种逃避人类活动和历史解释的权威机制（instance）物化，与连续性或者发展相比，他更加重视断裂或者结构，他对社会不感兴趣……此外，某个词，就是“话语”（discours），也制造了很多混乱；我们要立即说，福柯不是拉康，也不是语义学；“话语”这个词在福柯的著作里带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技术性含义，并不确切地意味着它所说的：他的著作之一的标题本身，《词与物》是讽刺性的。

福柯，是完美的历史学家，是历史学的完成。毫无疑问，这位哲学家是我们时代非常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但是他可能也是科学革命的发起人，在这一革命周围徘徊着所有的历史学家。实证主义者、唯名论者、多元论者和那些以“主义”结尾的词语的敌人，我们都是，而他第一个全面地成为这一切。他是第一个彻底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

福柯的最初直觉，不是结构，不是断裂，也不是话语：在这个词的拉丁文语义上，是“稀有性”（rareté）；人类的事实是不寻常的，它们并非处于理性的完满之中，在它们周围有空间留给我们的智慧无法推测的其他事件；因为它可能是别的样子；人类的事实是任性的，在莫斯（Mauss）的意义上，它们不是不言而喻的，而它们在同时代人甚至是它们的历史学家的眼里似乎是这样地不言而喻，以至于两者都无法觉察它们。

福柯并没有发现一个新的、直到那天还未被人所知的权威机制，叫做“实践”：他努力按照它实际上所是的面目去观察人们的实践；他谈论的只是任何历史学家们谈论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们所做的：只是，他着手如实地谈论它，描述它的那些微妙的轮廓，而不是以高贵模糊的语言谈论它们。他不说：“我发现了一种历史的无意识，一种未经概念化的权威机制，我称为实践或者话语；它提供对历史的真正解释。啊，是的！不过，我因此将要如何动手来解释这个权威机制本身以及它的各种变形呢？”不：他谈论与我们一样的东西，包括，比如一个当权者的实际行为；只是通过给它们去除褶皱，他使它们以其本来面目被看到。福柯向历史学家们所说的全部就是：“你们可以继续像一直以来始终做的那样解释历史；只是，要注意：如果你们如实地观察，通过去掉那些陈词滥调，你们意识到有更多你们原来所没有想象过的东西需要去解释；有一些你们从前没有觉察的奇形怪状的轮廓。”

当福柯似乎把达米安骇人的酷刑与19世纪慈善家对监狱的改善相提并论时，他并不打算宣称，如果我们能够选择一个以往的世纪在那里复活，我们应该不会有什么偏爱，因为每个时代提供不同的魅力与风险，与每个人的个人趣味一样不均衡；他只是提醒我们注意四个真相：这种变化万千的彼此相续并没有勾勒出一个进步的矢量；这一万花筒的动力不是理性、欲望或者意识；为了做出合乎情理的选择，必须要有的，不是某种偏爱，而是能够进行比较，并且因此接纳（依据什么样的兑换率？）异质的且出于我们自己主观价值层面衡量的特点与不足；而且尤其是，不应该制造理性化的理性主义，而且把异质性掩盖在物化表象之下；出于谨慎的考虑，在估算诸多偏好时不应该比较两个冰山却忘记其中之一掩藏在水面以下的部分，也不应该歪曲对“事物是它所是的样子”现在可能的评价，因为，准确地说，事物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些实践。这就是这个历史学新方法论的关键，而不是更多地吸引了公众注意力的“话语”或者认识论的决裂；疯癫只有在实践中并且通过实践，才作为客体而存在，但是上述实践本身并不是疯癫。

福柯是纯粹状态的历史学家：一切都是历史的，历史是完全可以解释的，而且必须放弃一切以主义结尾的词。

在历史方面存在的只是个体的或者甚至是独特的星座，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完全可以通过现在可用的仅有方式得到解释。无需求助于人文科学？由于任何实践、任何话语都有它们的锚地和它们的客观化，谈论这一个和那一个而不发生彼此摩擦似乎是很困难的，比如，谈论语言学或者经济学，如果涉及到经济学或者语言学的锚地的话；就是在这一点，是一个福柯几乎什么都没有说的问题，因为这问题有点不言而喻，或者因为他对此不大相信，或者因为他感兴趣的不在这方面。除非自尊心使我盲目，因为我在就职演讲中曾确信，历史应该在人文科学的帮助之下得以书写，而且历史总是包含一些不变量。这些认可之后，在我看来，对于福柯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即使历史也许能接受科学的解释，这个科学是处于我们的理性主义层面上吗？历史解释的不变量与那些“自然的”客体是同一个东西吗？

我设想，对于福柯这就是问题真正的关键点。不可回避的不变量，能否至少在一些地方，组成一个科学真理的体系；或者人们是不是不能超出对历史趋势的一种简单类型学研究；或者这些不变量能否归结为一些形式化的命题，归结为如斯宾诺莎的卷三或者是《论道德的谱系》那样的哲学人类学，这些对他毫不重要：主要点是，人文科学，如果一定要有科学的话，不应该是对一些自然客体的合理化，不该是一种国立行政学校毕业生的知识；它们首先要以对这一客体的一种历史分析为前提，也就是说一种谱系学，一种对特定实践与特定话语的揭示。

经过史学家的处理之后，那些不变量是否能够组织为一个假定推衍的体系？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对它的兴趣仍然是第二位的：科学并不求助于一种精神的建构性活动，求助于一种存在与思维之间的共识，一种理性，而是更为谦卑地求助于这一事实，在某些领域，万花筒的变化，发牌的变化，各种形势组合的变化碰巧形成一些相对孤立的系统，一些类别的伺服机制，它们像这样是可重复出现的；在自然现象中就经常是这样；至于说，想要知道是否在人类历史中，至少在这里或那里，它也是这样，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又是双重地有限的。它旨在思考这些现象是怎样的，而不是问大写理性的要求是哪些；它完全不能通向贬低历史的解释，因为它不是科学的。科学并非知识的高级形式：它是符合“系列模式”的知识，而历史的解释，则区别每一种情况去讨论“原型”；根据这些现象的性质，前者以合乎格式模型为不变量；后者，则有还更加合乎规范的真实性。虽然完全是根据形势的，后者在严格方面不输于前者。实证主义要求这样。

对于福柯，历史的乐趣不在于不变量的制定，无论它们是哲学的还是在人文科学之中组织起来；他使用这些不变量，不管它们是什么，以便去解除不停地再生的理性主义。历史学是尼采式的谱系学。这就是为什么依据福柯，历史学被认为属于哲学（这既不正确也非错误）；无论如何，它远离传统上赋予历史学的纯粹经验主义的使命。“不是或者将不成为哲学家的请不要进入这里。”以抽象的语词书写，而不是以某种时代的还带着地方色彩的符号去书写的历史；看起来在到处发现片段的类似，到处勾勒类型学的历史，因为一种以抽象词语的网络书写的历史，比一种轶事片段的叙述提供较少生动逼真的多样性。

这个幽默的或者是讽刺的历史消解了外表，这使得福柯被当作一个相对论者（千年的真理，如今的错误）；历史否定自然客体并且主张万花筒，这使得我们的作者被视为一个怀疑论者。他既非前者也非后者。因为一个相对论者认为，跨越几个世纪，人们对同样的客体思考不同的东西：“对于人，对于美，这些人这样思考，而在另一个时代，那些人对同一点那样思考；所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就是这里，对于我们的作者，毫无理由地使自己不恰当，因为准确地说，问题所涉及的点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并非同一的；而且，对于每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真相是完全可以解释的，没有什么不确定的犹疑。我们可以肯定，福柯是赞同有关人类所提出的仅是它能解决的任务的那句话：每时每刻，人类的实践总是历史的整体使它们成为的那样，因而人类总是时时刻刻与其自身相符合；这对它并没有任何美化。对自然客体的否定也没有导向怀疑主义；没有人怀疑瞄准火星的火箭归功于牛顿的计算可以安全地抵达那里；福柯也没有怀疑，我希望，福柯自然有道理。他仅仅是唤起注意，一门科学的对象和科学的观念本身不是永恒的真理。而且很显然，人是一个虚假的对象：人文科学并不因此而成为不可能的，但是它们被对象的改变所支配，这是自然科学诸学科也曾经熟悉的历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