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好文 |“沈阳798”的“前世今生”：老工业基地的创意景观改造与城市记忆再生产（上）
刘岩，北京大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文章原标题为《老工业基地的创意景观改造与城市记忆再生产——以沈阳铁西区的工业博物馆改建为中心》。
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所谓“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老工业基地废弃的生产空间被改造为某种视觉文化景观，并充当重构城市历史记忆的媒介，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在不同的城市，工业遗产的景观化又耦合着特定的本地动力、改造模式和历史再现逻辑。本文以沈阳铁西区的工业博物馆改建为中心，结合国企转型、城市规划等相关脉络，对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探究。
老工业基地文化创意产业景观城市记忆
经过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市场化改革，大量原公有制工厂停产，破产，或搬迁至偏远的市郊，给城市遗留下荒废的厂区。在随后的城市改造中，这些工业废墟除了被新兴的商业和消费空间彻底淹没，也有不少成为景观建构的对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所谓“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老工业基地废弃的生产空间被改造为某种视觉文化景观，并充当重构城市历史记忆的媒介，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在不同的城市，工业遗产的景观化又耦合着特定的本地动力、改造模式和历史再现逻辑。
本文拟以沈阳铁西区的工业博物馆改建为中心，结合国企转型、城市规划等相关脉络，对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进行在地性的探究。
像其他许多城市的工业遗产改造一样，沈阳利用旧工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得益于著名的北京798艺术区的示范效应，几乎每有一处工业废墟被重建为文化空间，都会被本地媒体引类取譬地称为“沈阳798”。因而，讨论这座具有特定历史的工业城市的创意景观，仍需首先以北京798为参照。
根据艺术史学者巫鸿的描述，北京798艺术区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自2000年，独立艺术家利用废弃的厂房，开始自发地建立工作室；2001年之后，民营和外资艺术机构的出现标志着798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以2003年“再造798”计划为序幕，此后，位于大山子的旧工业区在整体上转变为艺术展览和活动的空间；第四阶段的标志是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于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一年建成，大规模消费场所的建构由此开启，一方面，这“宣告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合法化”，另一方面，“迅速的商业化和体制化开始威胁艺术家的独立”。[1]
当代艺术的合法化、体制化、商业化与地方政府的态度转变密切相关，2006年，北京市政府将798列为首批“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开始对这一空间进行积极规范和引导，随着与全球资本主义日益全面的“接轨”，以及曾于冷战时期构成意识形态对立的各种符号在消费社会的全新普世逻辑中冰释前嫌，当代艺术（尤其是波普艺术）渐次由令官方感到不安的某种政治威胁转为有利可图的产业化对象。正是在这个“第四阶段”，798的示范意义得以彰显，成为国内其他城市利用工业遗产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榜样。
就视觉风格而言，沈阳铸造博物馆的展览可以分为两类。首先是对社会主义工业时代的“物质现实复原”。原沈阳铸造厂的一车间被整体保存下来，在由原砂池、冲天炉、天车等构成的巨大空间里，各种铸造设备和铸件及其工艺流程获得了完整呈现。铸造博物馆还是整个铁西工业区的历史纪念碑，二百多家已迁出工厂的厂旗横悬其中，“铁西工业回顾展”陈列了昔日“东方鲁尔”各行业各时期的代表性工业产品。此外，当年工人工歇、娱乐和文化活动的场景也是博物馆复现的对象。
另一类与单纯的“物质现实复原”相区分、但并非全然泾渭分明的展览表现出波普艺术的风格。从博物馆大门右侧用废弃零件制作的抽象浮雕开始，在整个室外展区和室内展区的部分空间，社会主义工业时代的器物和文化符号经过改变用途及互文关系而成为某种泛波普装置。
如一个锈迹斑斑、沿口残破的冷渣罐里游着若干金鱼，罐体写着“昔日冷渣罐，今日养鱼缸”，仿佛被再利用的“废物”以自嘲的口吻自述命运。在“铁西工业回顾展”中，沈阳自行车厂的“白山牌”（曾经的地方名牌）系列自行车被用粗绳穿成一串，从高处顺着墙壁笔直垂下，不同时期推出的各款产品摆脱了历时的转喻关系，在共时的隐喻轴上重新聚合，生产史演绎成商品的诗。这首“诗”的旁边是一幅“1968年第二季度先进生产工作者”的宣传画，配以一则寻找绘画者的启事，不同于博物馆里其他后贴上去的60年代宣传画，这幅画是在清理原沈阳铸造厂墙壁时偶然发现的，寻人启事的确是要寻找真实的作者，但在特定的空间和语境下，“寻找”已经成了一种艺术建构行为——建构着那些后贴上去的历史符号的“本真”。
波普艺术是消费社会的艺术，铸造博物馆的波普风格匹配着它的另一项功能，即充当商业会展及其相关活动的空间。在铸造博物馆开馆的当年（2007年），贴着“文革”宣传画的旧车间里便搭起了T型台，承办“第四界辽宁服装时尚文化周”；2008年6月，同一空间又成了宴会厅，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通“沈阳—首尔—慕尼黑航线”，首航庆典晚宴在这里举行；2010年9月，总部在香港的国有地产巨头华润置地为在沈阳新建的大型购物中心“万象城”进行招商，招商成果发布会又选在铸造博物馆——老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废墟。作为商业会展空间的铸造博物馆表征着铁西区乃至整个沈阳的身份处境：正招商引资的社会主义工业废墟或“锈带”。
根据铁西区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人2007年向媒体公布的信息，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沈阳铸造博物馆只是工程的第一期，第二期将要“引进艺术家工作室、广告制作室、动漫制作室等，实现工业文化与现代时尚文化的最佳契合”。[2] 如果说，北京798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艺术家、资本、地方政府先后介入的过程，那么，第一个“沈阳798”——铸造博物馆则代表了工业遗产“创意”改造的一种逆向模式：地方政府主动搭建社会主义历史的纪念和消费空间，各类资本受邀登台唱戏，广义的“艺术家”则是一个有待填补的空位。
在沈阳这样的非文化中心城市，逆向798模式是旧工厂变身创意空间的更为普遍的模式。由于缺少成规模的独立艺术家群体，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空间在衰败、废弃之后，并没有被体制外文化主体自发“占领”，直到地方政府意识到，这种城市经济发展中的过剩资产除了在推土机下化为齑粉，还可以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来盘活。在这种情境下，政府的规划开发、招商引资会首先落实和推进，艺术家和其他文化生产者的进驻则是后话。从2007年的沈阳铸造博物馆，到2010年的铁西•1905创意文化园，直至2013年动工的皇城里文化产业园，沈阳几个著名的由工业遗产改造的创意产业空间都形成于这一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当沈阳本地的艺术家开始主动追摹“798”这一时尚时，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标志性工厂建筑，或已在剧烈的城市变迁中消失，或已按官方意图规划，留给艺术家自主改造的只剩下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落，在小印刷厂基础上建构的艺术/消费空间“11号院”是这方面的代表。上述不同规模的创意景观都曾被本地媒体类比为“798”，但它们不仅是另一个城市里的故事，而且相对于作为原型的北京798艺术区，这些景观的兴建或改建大多从属于一种整体性的城市历史地理再现。
沈阳铸造博物馆的逆向798式发展是一个未完成的规划，它非但没有实现建立艺术家工作室等第二期目标，反而在中断后转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工程。2011年，沈阳铸造博物馆闭馆施工，改（扩）建为“中国工业博物馆”。次年5月，中国工业博物馆正式开放，对于曾见过老馆的参观者，新博物馆的变化令人震惊。
中国工业博物馆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是沈阳铸造博物馆的两倍多，建筑面积扩大了约三倍，新馆建取代旧厂房成为主体建筑。卫工北街上与旧厂区直接相连的原入口被封闭，正门转至博物馆北侧的北一西路，参观者首先看到的是宏伟、崭新的银色钢架结构，从前扑面而来的老工厂的沧桑感由此荡然无存。在展区内部，利用社会主义工业时代的器物和文化符号建构的波普空间已不见踪迹，而单纯针对这一时代的“物质现实复原”也被更长时段的工业、制造业编年史展览所替换。
通史馆的陈列为两条历史线索的平行展开，参观者的右侧是从“工业前奏”、“蒸汽革命”、“电气时代”直至“信息世界”的世界工业史；左侧是1840年以降的中国工业史，划分为“百年徘徊”（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励志前行”（毛泽东时代）、“科学探索”（改革开放三十年）、“崛起东方”（改革开放进入第四个十年）等四个阶段。在这个讲述世界工业史中的中国的叙事里，可以很容易找到博物馆所在的这座城市的位置，其最具象征意义的角色出现在一个礼盒造型的红色展室里，那里陈列着由沈阳第一机床厂制造的新中国第一枚国徽。
而机床馆的展览则可看作“通史”叙事的具体行业个案：在世界机床发展史的背景下，中国的机床制造于1949年“起步前行”，经过不懈探索逐步进入“数控时代”。在认识这条历史线索的时候，参观者几乎一路沿着“沈阳制造”前行，在此过程中发现，这座城市不仅是第一台国产机床的诞生地，也不仅是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援建国内数家大厂的“机床之乡”，而且在新世纪引领中国数控机床进入了全球竞争的前沿。
显而易见，从沈阳铸造博物馆到中国工业博物馆的变化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大和内容扩充，而是视觉及历史呈现上的彻底更新。原铸造博物馆呈现为被消费的社会主义工业废墟，化石般的厂房和机器、波普化的物件和符号表征着它们所从属的历史的衰败和断裂。
中国工业博物馆建构的则是随线性时间不断进步的历史，那些锈迹斑斑的旧机器成了历史主体的光辉履历的一部分。这个主体既是民族国家——“复兴”或“崛起”的中国，也是承担国家工业化使命的地方——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沈阳及铁西区。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东北老工业基地长期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负面典型，国有工业企业密集的沈阳及铁西区更是被视为“东北现象”的突出代表：背负沉重的“计划经济”历史负担，转型和发展举步维艰。因此，当该地方可以再度将自己书写为国家“复兴”的前沿的时候，这种书写的逻辑和语境就格外值得探究。
时光倒退三十年，这里还是一间巨大的厂房，如今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博物馆，这些机器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制造装备，凭借它们，中国人生产出了第一炉钢水，第一辆汽车，第一桶石油，甚至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一枚国徽，这是当年贫穷的中国宁可饿着肚子也要打下的工业基础，那时的中国有一句口号，叫做“自力更生”，这些机器见证着历史，也讲述着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想不受制于人，有些东西就必须要自己制造，无论是过去的中国，还是现在的中国。[3]
央视纪录片的这段开场白与中国工业博物馆的展览自身所呈现的逻辑是一致的，即以建设强大工业化国家的故事，将“现在的中国”和“过去的中国”接续起来。中央级国家媒体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和以“中国”为名的地方博物馆讲述同一个故事，并将后者所在的城市作为重要叙事空间，凸显出地方自我塑造所依托的宏观情境：大型装备制造业国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智慧转型”和“创新驱动”（《大国重器》第四集、第五集标题），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竞争的中坚力量。
而另一部纪录片《国企备忘录》则展现了转型升级的历史前提——通过“抓大放小”、“减员增效”、“改制重组”等措施为国有资本脱困，在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废墟中将少数大国企锻造为具有强劲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值得玩味的是，在《国企备忘录》中，这个“浴火重生”（第二集标题）的过程首先通过沈阳城市空间的变迁呈现出来：
这个城市历经国企改革最悲壮的时刻，曾经的疾风骤雨已在一代人的老去中慢慢消逝，被称作国企亏损一条街的北二路（铁西区工厂最密集的一个街区——引者注）已经变成繁华的商业街，只有这些路牌还能让人想起过去的景象。[4]
国企的“浴火重生”也是城市空间的“欲火重生”，这在中国工业博物馆中获得了更系统的表述。除了常设的通史馆、机床馆和铸造馆，中国工业博物馆一期还有一个特别的展览——“铁西十年成就展”，从中人们可以看到铁西区“重生”的具体途径：2002年铁西区和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合并为新的“大铁西”，此后将“国企三年脱困”中存活下来的工厂陆续从东部老区搬迁至西部新区，对腾出的原工业用地进行大规模商业开发，同时利用土地级差收益为企业输血，使之彻底解决债务、冗员等问题，并获得转型升级的资本。
这个所谓“东搬西建”战略在不到十年间对铁西区的深刻重塑，构成了沈阳铸造博物馆变身中国工业博物馆的文化重写依据：一方面，在新扩容进来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依靠国企的产业转型升级，铁西再度成为充满发展活力的中国装备制造业中心，另一方面，在老城区，破败的工业废墟被购物中心、时尚广场、汽车4S店、高档商业楼盘等崭新消费空间所取代，再也看不到冶炼厂大烟囱的铁西成了沈阳最宜居的一个区。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义上说，“铁西十年成就展”可以看作中国工业博物馆历史叙事的元叙事。
值得追问的是，独立纪录片为官方的发展主义叙事所收编，究竟是由于历史的不断进步可以自然化解属于特定时代的问题，从而使批判无效，还是表明，上述两种看起来迥然有别的表意实践事实上分享着同一种城市历史地理的再现逻辑。
[1] 巫鸿：《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肖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44-247页。
[5]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2008年，第268页。
本文原载于《文学与文化》2015年第2期，作者授权海螺社区独家发表未删改版，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海螺将于明天连载下半部分，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