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好文 | (下篇)“沈阳798”的“前世今生”：老工业基地的创意景观改造与城市记忆再生产（下）

根据王兵的说法，《铁西区》“拍的是一个主流人群的生活”。[6] 但从《工厂》到《艳粉街》到《铁路》，构成这个纪录片的三部曲在空间和人物呈现上却是一个重心不断向边缘偏移的过程。

工厂无疑曾是王兵所说的“主流人群”——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工人阶级”得以命名的空间，但当王兵1999年手持摄影机进入铁西区的时候，这个著名的工业区早已被沈阳人戏谑而沉痛地称为“度假区”，昔日的万人大厂如果没有倒闭或停产，也只有少数工人在其中工作。

有评论者发现，在《铁西区》的第一部《工厂》中，工人只是工厂的配角和“巨大的机器客体性的附庸”，生产空间仿佛是与工人对立的外在的庞然大物。[7] 这种视觉呈现成立的历史前提是作为工厂“主人翁”的工人阶级的溃散，曾经“以厂为家”的工人大多已离开了工厂，疏离和压抑的感觉是在巨大、空荡的破败空间与极少留守人员对比中形成的。纪录片中，一位仍留在厂里的工人对着镜头说，他妻子下岗后靠卖菜为生，自己每天天刚亮就要到十二线帮妻子上货。十二线位于沈阳市和平区，毗邻传统商业和文化街区北市场，是沈阳著名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对于许多下岗工人，蔬菜批发市场、商业街，甚至娱乐场所，都是远比工厂重要得多的谋生地点。

但对于不熟悉沈阳城市地理的观众，“十二线”、“北市场”这样的地名偶尔出现在影片人物的叙述中，完全没有意义，因为纪录片并未呈现与之对应的地点和活动。《工厂》聚焦于90年代末工人大规模下岗后的工厂，却恰好忽视和遮蔽了导演宣称关注的“主流人群”彼时艰难求存的差异化的城市空间。

“在《铁西区》的第一部《工厂》中，工人只是工厂的配角和‘巨大的机器客体性的附庸’。”

《铁西区》的第二部《艳粉街》拍摄的是工人社区。以建设大路为中分线，铁西区呈北厂南宅格局，工厂集中在北部，工人居住区在南部。尽管这一格局形成于日伪时期，但工人住宅建筑却主要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从1952年兴建全国第一个工人住宅新村以来，至1984年，“铁西区新建房屋10,735.581平米，相当于建国前2,473.410平米的4.3倍。其中旧区住宅改造1,594.226平米。”[8] 1984年，位于铁西区东南部的滑翔机场（日伪时期在东北最早的私立大学冯庸大学原址上改造修建）被规划为以“滑翔”命名的居民小区，滑翔小区于1990年竣工，成为工人村之后铁西区最大规模的工人住宅楼群。《铁西区》第二部拍的“艳粉街”就位于滑翔小区的西侧，却是历史更悠久的棚户区，纪录片中一位艳粉街的老居民这样回忆：“我十六岁来到咱们这儿，就在这屋住，我今年七十三，我十六岁来的……跑到这儿来给人打工，给日本人做工。”

导演着意略去解放后不同年代兴建的各种工人住宅新区（及其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凋敝），而专门聚焦日伪时期残留下来的棚户区，这些简陋工房和《工厂》中那些给人以巨大压抑感的生产空间一样，将工人的日常生活囚禁在单一而凝固的所谓“工业化时代”的历史框架中，使铁西区的衰落看起来“不过是七、八十年代美国中西部传统工业锈带区和德国传统工业鲁尔区衰落的重演，是共同的历史理性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的展开”[9] ，在这种“共同的历史理性”中，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社区记忆并没有特别的位置。

《艳粉街》的英文片名叫“废墟”（Remnants），废墟表象来自彼时正在进行的艳粉街动迁改造，棚户区改造过程中的残垣瓦砾掩盖了社会主义历史废墟本身。《铁西区》拍摄后没多久，艳粉街便建成了焕然一新的居民小区，纪录棚户区废墟的影像在反衬以进步化约“阵痛”的“历史理性”的同时，使人们遗忘了工人阶级——尤其是那些并非居住在需要动迁的棚户区里的工人——在这场大变革中失去的究竟是什么。

《铁西区》第二部“《艳粉街》的英文片名叫‘废墟’（Remnants），废墟表象来自彼时正在进行的艳粉街动迁改造，棚户区改造过程中的残垣瓦砾掩盖了社会主义历史废墟本身。”

这种使历史抽象化、空洞化、景观化的历史书写，在《铁西区》第三部《铁路》中达到了极致，影片叙事最终着落于一个铁路沿线的边缘人传奇：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子，不仅游离于体制之外，而且与社会历史的变迁无关。他们藉以谋生的场域——“铁路”是整个《铁西区》的中心意象，《工厂》和《铁路》皆以一组推轨镜头为开端，置于火车机头上的摄影机沿铁轨向前推进，仿佛将观众带入一个陌生空间的内部，而非呈现大多数观看者都能在其中找到认同的“主流人群”的世界。

纪录片拍摄的是铁西区内部的支线铁路，却避开了使铁西之为“铁西”的那条最重要的铁路——长大铁路沈阳段：中国东北最著名的工业区因位于长大铁路西侧而被命名为“铁西区”。这条铁路既是铁西区的界标，也其居民和工人参与分享城市整体空间的通道（道口、桥梁等）所在，这些通道使铁西区真正成为沈阳这座城市的有机构成。

影片的推轨镜头如果沿着长大铁路拍摄，不仅将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的空间，而且由于沈阳火车站就在这条铁路上，它将召唤起曾于此进出家园的沈阳观众强烈的视觉认同。但显然，《铁西区》所预设的接受视野，并非有机性的本地经验，而是对工业区景观的符号化凝视。

“使历史抽象化、空洞化、景观化的历史书写，在《铁西区》第三部《铁路》中达到了极致。”

《铁西区》奠定了对老工业基地进行“物质现实复原”的电影的历史地理书写模式，即将工业区再现为孤立、封闭的景观世界，这个世界仿佛就是工人活动的全部天地，而全然看不到其与城市整体空间的有机关联。这种区域景观化的历史地理再现逻辑实际上也是地方政府进行城市规划改造的逻辑。

在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公布的《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草案（以下简称《规划》草案）中，沈阳的“历史城区”被规划为五个区域：盛京城、满铁附属地、商埠地、张作霖时期扩建区、铁西工业区。不同面向的城市历史被分配给不同的区域景观。

《规划》草案所说的“盛京城”即清代盛京城郭所在地，经过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屡次拆毁，城垣与郭墙皆已不存，但沿内城垣址而建的道路仍清晰标画着内城的四方轮廓，该四方形区域被当代沈阳人称作“方城”，方城内现存清盛京故宫、民国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的“大帅府”等文物建筑。《规划》草案要求，方城“新建、改建的建筑要延续满清、民国建筑文化的特色”。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沙俄掌控南满铁路并营建其附属殖民地，1906年列强迫使清政府在留都盛京开辟商埠，由此形成了满铁附属地和商埠地，参照现属于沈阳和平区的这两个“历史城区”当初营建时的殖民情境，《规划》草案认为其空间和建筑要体现“中西合璧”、“东西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风貌。

而沈阳的工业历史则专门由铁西工业区和属于今大东区的张作霖时期扩建区来再现，按《规划》草案的表述，“张作霖时期扩建区主要为东塔兵工工业区，是沈阳民族工业文化的主要承载空间之一。保护工业遗产及相对独立又联系方便的生产、生活空间布局模式。铁西工业区是日本殖民时期以及建国初期沈阳近现代工业区。规划保护方格网道路格局，选择有代表性的工人居住区、工业遗产区加以保护，展示沈阳早期的工业文明。”[10]

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业化实践被与民国、伪满时期的工业史统一整合为沈阳这座城市的“早期工业文明”，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和工人生活的空间被规划在特定的“历史城区”，与其他区域的历史景观相区隔，沈阳的历史被再现为各种区域景观的无机拼盘，仿佛这座城市并不曾在整体上经历社会主义工业化。

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按照这种区域景观化逻辑进行城市改造，重构各“历史城区”，不能不想法克服保存异质历史记忆的空间。2013年，当铁西区的废墟已被消费空间和“工业文明”的创意景观淹没的时候，在原盛京古城的中心地带，追求“满清民国风”的最新一轮旧城改造正试图驯服社会主义工业时代的幽灵：曾被称为中国“四大钟厂”之一的沈阳钟厂（1956年肇建，2004年破产）开始被动工改造为“皇城里文化产业园”。

不同于中国工业博物馆等铁西区的工业景观，“皇城里文化产业园”的建筑按照立面模拟的不同时期风格区分为若干部分，代表清朝以降的各个时代。以创意景观来表征历史的赓续，恰恰意味着真实历史纵深的消失。早在1998年，沈阳钟厂北楼所在的沈阳路便被整体改造为集观光、餐饮、购物于一体的“清代一条街”，至新世纪初，为“恢复”故宫、张氏帅府等文物建筑周边的“传统风貌”，以及商业开发，大量曾是工人社区的老居民区被拆迁。

盛京古城自20世纪初以来经历了剧烈的变迁，但直到景观化时代在世纪之交降临之前，从不存在为消费性观看而进行的城市改造，各时期建筑的在场与缺席构成了丰富的历史褶皱，保存着对真实变迁过程的记忆，并且在钟厂等国营工厂辉煌的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方城中不同年代的建筑——饭店、电影院、图书馆（由旧官署和官邸改成）都与工人的日常生活形成了有机的联系。[11]

而参照70年代末绘制的《沈阳市区现状图》和《沈阳市区工业区与居住区关系分析图》（《沈阳市总体规划图集》，沈阳市规划设计院，1979年），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方城（盛京古城）和铁西工业区一样，都是更大范围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城市空间体系的内在构成。

“曾被称为中国‘四大钟厂’之一的沈阳钟厂（1956年肇建，2004年破产）开始被动工改造为‘皇城里文化产业园’。”

作为工业城市，沈阳的大型和超大型工厂主要布局在城市东西两翼的大东区和铁西区，而在城市的躯干部分，方城所属的沈河区和以原满铁附属地、商埠地为基础的和平区既是商业和文化中心所在，也是生活居住用地最为集中的市民居住区。除了附属于工业区的工人住宅区，大东区和铁西区工厂的大量工人居住在中心城区，上班时向城市侧翼跨区流动，与此同时，沈河区与和平区也零散分布着众多中小型工厂。

不仅在人数上，产业工人构成了城市主流人群，更为重要的是，“工人阶级”乃是整个城市社会的主体之名，社会主义单位制下的全部就业人口都认同于这一大写的主体，城市空间体系正是围绕这个主体组织和建构起来的。

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阶级和以之为主体的城市空间体系在市场化改革中的消解，是按照区域景观化逻辑进行城市规划、改造和表述的前提，而这种再现实践又反过来放逐了对工人阶级的有机城市及其兴衰过程的记忆。

在国企、工厂已远离大多数市民的日常经验的情况下，昔日“工业区”中的创意景观仍能让本地观众对这座城市的“工业文明”历史感到自豪，却无法召唤起人们对社会主义工业化曾锻造的城市社会主体的想象和认同，消费主义和景观化的空间遮蔽的，不仅是历史性的普遍身份，同时也是当下城市社会的真实生产基础。

从1990年到2012年，沈阳市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从174.7万减少至122万，国有和集体经济就业人口则由222.4万剧减至72.2万。[12] 真正有意义的变化不是产业工人的人数，而是作为城市社会关系基础的生产关系，因而，对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的有机城市的遗忘，意味着丧失对如下现实问题的思考可能：谁是今天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与城市具有怎样的关系？突破区域景观化的历史地理再现，重新描述当代城市空间体系的变迁，是提出这类问题的必要条件。（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