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巴黎袭击后，左派需要弘扬欧洲核心价值观|王立秋全文翻译

在2015年上半叶，欧洲一心想的是激进的解放运动（激进左翼联盟和社会民主力量党），而在2015年下半叶，欧洲则把注意力转向了关于难民的“人道主义”话题。阶级斗争确实地遭到了压抑，并为宽容和团结的自由主义-文化议题所取代。现在，随着11月13日星期五巴黎的暴恐杀戮的发生，甚至这个话题（它依然涉及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因为被卷入一场残酷战争的民主势力、与恐怖势力之间的简单对立黯蚀了。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很容易想象：人们会偏执地到难民中去寻找ISIS的代理人。（媒体已经开始兴高采烈地报道，肇事的恐怖分子中有两个是以难民的身份，通过希腊入境欧洲的。）巴黎暴恐袭击的最大的受害者将是难民本身，而躲在“我就是巴黎”式的陈词滥调背后的真正赢家，将是双方的全面战争党。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谴责巴黎的杀戮：不仅要参与展示在反恐上的团结，还要坚持提出cui bono（为了谁的好处？）这个简单的问题。

不应对ISIS恐怖分子去进行什么“更加深刻的理解”（在“然而，他们令人愤慨的行为确实对欧洲粗暴干涉的反应”的意义上说）；他们是什么样子就把他们说成是什么样子的吧：他们是欧洲反移民的种族主义者的伊斯兰-法西斯的对应物——二者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让我们把阶级斗争带回来吧——要做到这点，唯一的方式是坚持全球被剥削者的团结。

全球资本主义所处的僵局是越来越明显了。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呢？最近，詹明信提出了作为一种解放模式的，全球社会的军事化：民主动员的草根运动看起来注定要失败，所以，也许，最好还是通过“军事化”来打破全球资本主义的恶性循环吧，而这就意味着悬停自我调控的经济的权力。也许，当前欧洲的难民危机提供了一个检验这一选项的机会。

至少，这点是清楚的：要阻止混乱就需要大规模的组织和协调，这些组织和协调包括但不限于：在危机区域（土耳其、黎巴嫩、利比亚海岸）附近设置接待中心，为那些获准进入欧洲中转站的难民提供交通，并给他们分配可能的定居安排。军队是唯一可以以一种组织化的形式来完成这样一个庞大任务的行为体。说让军队扮演这样的角色有紧急状态的味道是多余的。当你面临的局面是数万人在无组织的情况下穿越人口稠密的地区的时候，你本身就在面对一个紧急状态好不好——而欧洲的部分地区，眼下也就是处在某种紧急状态下啊。因此，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自由放松的是疯狂的。撇开其他不谈，难民也需要补给和医疗呀。

控制移民危机将意味着打破左派的禁忌。

比如说，应该限制“自由行动”的权利，尽管这样做的理由仅仅是在难民那里就不存在这回事这一事实——他们的行动自由已经为他们的阶级所决定了。因此，应该以一种清晰明了的方式来表述接收和安排的标准——接收谁，接收多少，把他们安置在哪里，等等。此间的艺术在于，要找到顺应难民的欲望（要把他们去他们已经有亲戚在那边的那些国家的希望等等纳入考虑）和不同国家的接纳能力之间的中庸之道。

我们必须应对的另一个禁忌与规范和法则有关。事实上，绝大多数难民都来自一种并不兼容西欧人权观念的文化。显然，在这里，宽容作为一个解决方案（互相尊重彼此的感受）是无效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会发现我们认为是我们的自由的一部分的，我们渎神的影像和放肆的幽默是“无法忍受的”。而类似地，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也发现穆斯林文化的许多实践也是不可容忍的。

简言之，在一个宗教共同体的成员认为“另一个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渎神或伤害的时候，不管它是否构成对其宗教的直接攻击，事情就爆发了。在荷兰和德国的穆斯林极端分子袭击男女同性恋人士时就是这样；在传统的法国公民把女人戴头巾视为对他们的法国认同的攻击——确切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发现在遇到他们之中有女人戴头巾时“无法保持沉默”的原因——的时候也是这样。

要抑制这一倾向，我们必须做两件事情。第一，制定一套最低限度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包括宗教自由、保护个体自由免受群体压力、女性权利等在内的规范——而不要害怕这样的规范会有”欧洲中心“的嫌疑。第二，在这些限度内，无条件地坚持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容。如果规范和沟通无效，则应用法律所有形式的力量。

另一个必须克服的禁忌涉及那种一提到欧洲的解放遗产，就要在它和文化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划等号的（做派）。尽管欧洲应为难民逃离的处境负（部分）责任，现在也是丢掉左派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咒语的时候了。

后9/11世界给我们的教训是，弗兰西斯·福山式的全球自由民主梦想完了，以及，在世界经济的层面上，公司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大获全胜。事实上，拥抱此世界秩序的第三世界国家正是那些现在（在经济上）以惊人速度发展的国家。支撑文化多样性面具的，是全球资本内在的普世主义；要是全球资本主义能以所谓的“亚洲价值”为政治补充那就更好了。

全球资本主义在使自身适应地方宗教、文化和传统的复多性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反-欧洲中心主义的讽刺之处在于，人们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此时，全球资本主义不再需要西方的文化价值来维持其平稳运行的时候——来代表反-殖民主义批判西方的。简言之，人们倾向于在这种时候批判西方的文化价值——在这个时候，这些价值有许多（平等至上主义、基本的权利、出版自由、福利国家等等）在经过批判理论的重新阐释后，是可以用作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武器的。难道我们已经忘记，马克思所想象的整个共产主义解放的理念，也完全是“西方中心的”理念么？

另一个值得扔掉的禁忌是，认为一切对伊斯兰权利的批判都是“伊斯兰恐惧症”。这成为许多担心担上伊斯兰恐惧症的罪责的西方自由左派所共有的病态的恐惧。比如说，一些人就谴责萨尔曼·拉什迪不必要地挑衅穆斯林，并因此而认为他（至少部分地）应该为判他死刑的法特瓦负责。这种立场的结果也正是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所能够预期的：西方自由左派越是沉湎于他们的罪责，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也就越是谴责他们伪善，试图隐藏他们对伊斯兰的仇恨。

这一切完美地复制了超我的悖论：你越服从施虐的、原始的超我向你要求的伪-道德责任，你的道德受虐狂、认同侵略者的罪就越重。因此，这情况就仿佛是，你越宽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给你的压力也就越大。

而人们也可以确定，对移民的涌入来说也是这样。西欧越对他们开放，也就越会为没能接收更多移民而感到有罪。接收多少都不会够。而对在这里的人来说，一个人越是展示对其生活方式的宽容，他也就会因为在实践上不够宽容而感到有罪。

克林顿清晰地指出，该责备的不是个别的国家或政府，而是美国和欧盟数十年来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组织来执行的全球政策。这些政策迫使非洲和亚洲国家减少拨给育种、改良种子和其他农业投入的政府津贴。这就使得这些国家最好的土地被用来种植进口作物，而这，又有效地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自给。地方农业向全球经济的整合是这种“结构调整”的结果，其影响是灾难性的：农民被逐出他们的土地，被推进适合血汗工厂老公居住的贫民窟，而各国也不得不越来越依赖进口粮食。这样，他们也就被保持在后殖民的依赖状态，而越来越容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比如说，去年在像海地和埃塞尔比亚那样的国家谷价飞涨（就是一个例子），这两个国家都因为出口生物燃料用途的作物而饿死了他们的人民。

为恰当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将不得不发明新形式的大规模集体行动；标准的国家干涉和备受赞誉的地方自我组织都做不好这个工作。如果问题在未来也得不到解决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严肃地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正在进入一个隔离的新时代了——在这里，世界偏僻的、资源丰富的部分将与忍饥挨饿且永远处在战乱之中的部分分离。海地和其他缺乏粮食的地方的人民该怎么办？他们有充分的、暴力反抗的权利么？还是说，他们只好去当难民了？尽管人们都在批判经济上的新殖民主义，我们却依然没有充分意识到全球市场对地方经济造成的灾难影响。

至于公开的（和不那么公开的）军事干涉，其结果，也是被告知得太多了：那就是，失败国家。没有ISIS就没有难民，没有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就没有ISIS，等等。在死前做的一个阴郁的预言中，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说：“现在，你们，北约的人民，该听一听了。你们正在轰炸一堵拦在非洲移民通往欧洲的路上、阻拦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的墙。这堵墙就是利比亚。你们正在破坏它。你们这些傻逼，你们会因成千上万非洲移民的到来而在火狱燃烧的。”他说的还不够明显么？

俄国的故事，基本上详述了卡扎菲的预言，这个故事有真实的地方，尽管它明显也有烟花女面(pasta putinesca)的味道。基于莫斯科战略文化基金会的鲍里斯·多尔戈夫告诉塔斯社：

难民危机是美国-欧洲政策的后果，这是明眼人都能看到的……灭掉伊拉克、灭掉利比亚，试图借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手来推翻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这就是欧盟和美国的政策，而这一政策的结果，就是那数十万难民。

类似地，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东方研究所的艾琳娜·茨维亚格尔斯卡娅告诉塔斯社：

叙利亚的内战和伊拉克、利比亚的紧张形势一直在给移民潮添加燃料，但那不是唯一的原因。我同意那些把当前事件看作一种倾向，一种朝向人口的大规模重新部署的倾向的人，这种重新部署，会把无效的经济留给更弱的国家。系统的问题，使人民抛家上路。而自由的欧洲立法又允许他们许多人不仅停留在欧洲，也在那里生活，不用工作就享受那里的社会福利。

俄国作家、戏剧家和舞台导演叶夫根尼·格里什科维茨也在他的博客中附和道：

这些人民筋疲力尽、愤怒而饱受羞辱。他们对欧洲的价值、生活方式和传统、多元文化主义或宽容一无所知。他们绝不会同意服从欧洲的法律……他们绝不会对他们带着这些问题进入的那些国家的人民心怀感激，因为一开始把他们自己的故国变成血地的，就是这些国家……安吉拉·默克尔信誓旦旦地说现代德国社会和欧洲做好了面对问题的准备……这是谎言和鬼话！

然而，尽管这些话里也有一些普遍的真理，但我们也不应该从这个普遍跳跃到关于欧洲难民潮的经验事实，简单地接受全部的责任。责任是共享的。首先，土耳其在玩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游戏（台面上在打ISIS，实际上却又在轰炸真在打ISIS的库尔德人）。然后，阿拉伯世界自身内部也有阶级分化（极其富裕的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几乎不接收难民）。伊拉克还有几百亿吨石油储备呢，它又做了什么？这乱局怎么就没有在那里造成难民潮呢？

我们知道的是，复杂的难民运输经济正带来成百万上千万美元的利润。谁在为它提供资金？谁在使它流程化？欧洲的情报部门死哪里去了？他们在探索这个黑暗的地下世界么？难民处在绝望的境况之中这一事实决不能排除另一个事实：即他们涌向欧洲是一个周密计划的一部分。

对齐泽克来说，这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即，西方不可能以避开“过往新殖民主义陷阱”的方式来进行军事干涉。难民，就其自身而言，并非别人土地上的旅行者，只是被容忍的存在以及，名副其实的，“好客”的对象。不管他们带来怎样的习俗，他们身为构成欧洲的多元社群的成员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权利——这是一种齐泽克在惊人地提及一种独特的“欧洲生活方式”时，彻底忽略的多元主义。

这种看法底下隐藏的主张要比阿兰·巴丢的“那些在这里的人就是来自这里的人”(qui est ici est d'ici)更强——他更像是在说”那些想来这里的人就是来自这里的人”(qui veut venir ici est d'ici)。但即便我们接受这点，瑞莫也完全忽视了我评论的要点：当然了，“他们作为构成欧洲的多元社群的成员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权利”，但确切来说，难民应该享受的这些”同等的权利“是什么？

在欧洲现在正在为全面贯彻同性恋和女性的权利（堕胎权、同性婚姻权等等）而斗争的同时，难道即便这些权利与”他们带来的习俗“（就像他们经常明显为之的那样）冲突，我们也应该把这些权利扩展到难民中的同性恋和女性么？而这个方面决不能被当作边缘的东西而被打发过去：从博科圣地到罗伯特·穆加贝到弗拉基米尔·普金，对西方的反-殖民批判看起来越来越像是对西方的“性”混乱的拒斥，也越来越像是回归传统性等级制的要求。

我，当然，也清楚地意识到，何以直接输出西方女性主义和个人权利可能被用作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殖民主义的工具（我们都还记得，一些美国的女性主义者是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的干涉的，她们认为这是解放那里的女性的一种方式，可结果却事与愿违）。但我绝对反对据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方左派应该在这里做一个“战略的妥协”，为“更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默默忍受羞辱女性和同性恋的“习俗”。

和尤尔根·哈贝马斯和彼得·辛格一起，瑞莫也因此而指责我支持“一种精英主义的政治想象——经过启蒙的政治阶级vs.种族主义的、无知的大众”。在我读到这个的时候，又一次地，我真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说的好像我没有写过那一页页批判欧洲自由主义主政治精英的文字似的！至于“种族主义的、无知的大众”，在这里我真是给左派的另一个禁忌给跪了：是，不幸的是，欧洲大部分劳动阶级都是种族主义的、反移民的，这个事实是不可能被当作（精英）操纵本质上“进步的”劳动阶级的结果来匆匆打发的。

瑞莫最后的批评是：“齐泽克关于难民构成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威胁，而这个威胁可以通过对国外进行更好的军事和经济‘干涉’来解决的奇想，是何以分析的范畴可能对反动敞开大门的最清晰的说明。”军事干涉的威胁呢，我是有清楚意识的，我也认为正当的干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我说到根本的经济变革的必要性的时候，我的目标当然不是什么某种可以和军事干涉比拟的“经济干涉”，相反，我的目标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应该在发达的西方开始。一切真正的左派都知道，只是唯一真实的解决方案——不这么做的话，发达的西方会继续祸害第三世界国家，同时还慈悲心满满地夸耀自己在照顾他们的穷人。

类似地，萨姆·克里斯的批评，就他也指责我不是真正的拉康派而言，也特别有趣：

甚至可以说，移民比欧洲本身还欧洲。齐泽克嘲笑（难民）对一个不存在的挪威的乌托邦式的欲望，并坚持移民应该留在他们被送去的地方。（看起来，他并没有想到那些试图去往特定国家的难民是已经有家庭成员在那里，或是有能力说那个国家的语言的，而这种欲望，确切来说，正是为整合/融入的欲望所驱动的。但也是——这难道不正是objet petit a[那不可企及的欲望客体]的运作方式么？什么样的拉康派会告诉别人说他们应该在事实上放弃他们对某物的欲望——就因为这个某物不可企及——呀？还是说，移民就是不配有无意识心理的奢侈呢？）在加莱，试图去往英国的移民举着要求“所有人都应该有行动的自由”的牌子抗议他们的境况。和种族的或性别的不平等不一样，人民跨越国家边界的行动照理说应该是一种普世的欧洲价值并且实际上已经得到了贯彻——但当然了，仅限于在欧洲人那里。这些抗议者们为坚持普世价值而斥责欧洲方面的一切主张都是谎言。齐贼也只能用模糊的、超验的普遍的语言来表达欧洲的“生活方式”，但在这里，这种生活方式是体现在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中的。如果移民的挑战是一种对欧洲普世主义（其背景是落后的、专制的特殊主义）的挑战的话，那么，这次特殊主义就完全是在欧洲这边的了……“挪威不存在”不是一个理论性的分析，在欧洲官僚阶级，一个对拉康不是特别感兴趣的阶级的耳中，这是一个真诚的建议。就他所有对“根本的经济变革”的坚持而言，这种言语结构确保了，这样的变革，就眼下的时代而言，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齐泽克才坚持说那个挪威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资本家不想造出一个那样的挪威，而齐泽克也无意对那些能够造出一个那样的挪威的人说话。对此，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应必定是：如果那样的挪威不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自己造出一个来。

“移民比欧洲本身更欧洲”是一个我也经常使用的、老旧的左派命题，但我们（在使用这个命题的时候）必须具体说明它的意思是什么。按我的批评者的解读，它由”。但再一次地，这里，我们必须具体。有旅行自由意义上的“行动自由”，也有更加根本的，如我所原地在我想去的国家定居的自由意义上的“行动自由”。但支持加莱难民的公设是，不仅要有旅行的自由，而且还要有某种类似于“每个人都有权在世界任何地方定居的自由，而他们所去往的那个国家也必须给他们提供这样的自由”的东西。欧盟为其成员保障了（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这一权利，而要求把这一权利全球化，就等同于要求把欧盟扩张到全世界。

这一自由的实现预设的，正是一场根本的社会-经济革命。为什么？新形式的隔离正在出现。在我们的全球世界中，商品自由地流通，而人却不能。围绕多孔的墙、和群涌而至的外国人的威胁的话语，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之错误的内在指标。这情况就好像是，难民想把商品的自由的、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也扩展至人，但眼下，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强加的限制，这是不可能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行动自由”与资本对“自由”劳动力——数百万被从他们的社群生活中拉扯出来，去血汗工厂当雇工的人——的需求有关。资本的宇宙又以一种内在矛盾的方式，与个体的行动自由有关：资本主义需要作为廉价劳动力的“自由”个体，但同时它也需要控制他们的行动——因为它不可能为所有人提供同等的自由和权利。

要求根本的行动自由——确切来说正因为它在当前的秩序中不存在——是一个好的斗争立场么？我的批评者承认难民的要求是不可能满足的，但他同时又因其不可能而肯定了这个要求——与此同时他又谴责我是一个非拉康派的、庸俗的实用主义者。关于objet a不可能等等的那部分言论纯属荒谬，是理论上的鬼扯。我所说的“挪威”不是objet a而是一种幻象(fantacy)。想去挪威的难民给意识形态幻象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一种模糊了内在对抗的幻象-形成。许多难民像有且吃掉蛋糕：他们基本就是在保持自己特定的生活方式的同时，由于其得到西方福利国家最好的东西，尽管在一些关键的特征上，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西方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是不兼容的。

德国喜欢强调在文化和社会上整合难民的需要。然而——这又是有待打破的另一个禁忌——有多少移民真的想被整合、真想融入呢？如果整合的障碍不仅仅是西方的种族主义，那该怎么办？（意外地，对objet a的固着并不能保障欲望的本真性——甚至随便读一读《我的奋斗》也能澄清这点，即，犹太人是希特勒的objet a，而他当然也保持了灭绝犹太人这个计划的忠诚。）这就是“如果那样的挪威不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自己造出一个来”这一主张的错误之处——是这样，但造出来的那个挪威，就不是难民梦想的，幻象“挪威”了，

舒勒的博文甚至还把一句我当然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归到了我的名下，那就是：“我不知道阶级了，我只知道欧洲人。”我们必须做的，是超越关于难民是入侵资产阶级的欧洲的，“除锁链外一无可失”的无产阶级的陈词滥调：在欧洲有阶级的分化，在中东也有，核心的问题是这些不同的阶级动力机制是如何互动的。

这就引出了这样的指责，舒勒认为，尽管我呼吁对伊斯兰权利的暗面进行批判，但我却对欧洲世界的阴暗面缄口不言：“学校里的十字架呢？教堂税呢？因荒谬的道德理念而分化的基督教派呢？宣布同性恋会在地狱里燃烧的基督徒呢？”这是一个奇怪的职责——基督教和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平行对应关系是我在我们的媒体（和我的书中）做过过多分析的话题。

无论如何，让我们想想在英国罗塞兰发生的事情吧：在1997年到2013年间，至少一千四百名儿童遭到了野蛮的性剥削；年仅十一岁的儿童遭到多名凶手的强暴，被绑架、拐卖到别的城市，被殴打和恐吓：“被浸在汽油中，被威胁点火，被枪威胁，被迫见证残酷的强暴，被威胁说如果他们告诉别人的话他们就是下一个，就像官方报告所说的那样。”还有三次先前进行的针对这些事件的调查无疾而终。一个调查团队注意到，委员会成员害怕自己深究这些问题的话会被打上“种族主义”的标签。为什么？因为凶手几乎都是巴基斯坦帮派的成员而他们的受害者——被受害者称作“白种垃圾”——则是白人女学生。

反应是可预期的。左翼的许多人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普遍化，为模糊事实而诉诸一切可能的策略。《卫报》的两篇文章把凶手模糊地界定为“亚裔”，展示了最糟糕的政治正确。人们也提出了一些主张。这与族群和宗教无关，而毋宁说与男人对女人的支配有关。我们有什么资格站在道德高位上指责犯罪的少数族裔嘛，我们教会里不也有的恋童癖，我们不也有吉米·萨维尔那样的人渣么？你能想象比这更加有效的，为利用常人担忧的英国独立党和其他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者铺路的方式么？

没有得到承认的是，这种反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隐秘的种族主义，因为它居高临下地把巴基斯坦人看作在道德上低人一等、不应该用正常的人类标准来加以衡量和约束的存在。

为打破这个僵局，我们必须从罗塞兰事件和天主教会中的恋童癖之间的类比开始。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都是有组织的——甚至是仪式化的——集体行动。在罗塞兰那里，另一个比较可能更合适。社会生活与当前时代的不同程度的不同步的令人恐怖的后果之一，是针对女性的系统暴力的上升。为特定社会语境所特有的暴力不是随机的而是系统的——它有模式可依，且传递着清楚的信息。在我们正确地惊恐于印度的集体强奸的同时，正如阿兰达蒂·罗伊指出的那样，人们不愿意公开对这些事情做出道德上的回应的原因在于，强奸犯是穷人、来自底层。然而，针对女性的暴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回响是可疑的，所以，也许，扩大我们的感知范围，把类似的现象也包含进去还是值得的。

在边境城市华雷斯发生的，针对女性的系列谋杀个人的病态行为，而且是一种仪式化的行为，是当地帮派亚文化的一部分，其矛头直指在新的组装厂工作的单身年轻女性。这些谋杀显然是对男性对独立的工作女性这个新阶级的反应的案例：因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发生的社会易位在把这一发展体验为一种威胁的男性那里引起了残暴的反应。而在所有这些案例中，至关重要的特征是，罪犯的暴力行为不是原始的野蛮能量突破文明习俗锁链的，自发性的爆发；而是某种习得的、外部强加的、仪式化的东西，是一个共同体的集体象征的实质的一部分。对“天真的”公众的目光来说，被压抑的不是此行为之残暴，而恰恰是其作为象征习俗的“文化”、仪式特征。

当天主教会代表坚持洲际的娈童案件尽管可鄙，却非教会内部的问题，并因此而在与警察合作调查这些案件上表示出极大的不情愿时，那个同样变态的社会-仪式逻辑也在起作用。教会代表从某个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但教会牧师娈童这件事情绝不仅仅和偶然（这样理解：个人）碰巧选择了牧师这个职业的人相关。它也是一个与作为一个制度的天主教会有关的现象，也被写进了其作为一个社会-象征制度的运作之中。这件事情和个体的“私人的”无意识无关，而与制度本身的“无意识”有关。它不是某种因为制度为幸存而不得不调整自身以适应利比多生命的病态现实而发生的事情，而是制度本身为自我再生产所需之物。你也可以想象一个“直的”（不恋男童的）牧师，在多年的服务之后，因制度的逻辑诱惑，而开始娈童。这种“制度无意识”是制度的不明示的暗面，这个不明示的暗面维持着那个公开的制度（- -面子里子）。（在美军那里，这样的暗面就是帮助维持军队团结的，下流的、性化明显的侮辱新成员的仪式。）换言之，事情绝不仅仅是，出于墨守成规的原因，教会试图掩盖令人尴尬的娈童丑闻：在为自身辩护的同时，教会也在为它内里淫秽的秘密辩护。认同这个秘密面，是教会牧师认同的关键：如果一个牧师严肃地（而不仅仅是在修辞上）谴责这些丑闻的话，那么他也就因此而把自己排除到教会共同体之外去了。他不再是“我们中的一员”。类似地，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个美国的南方人在对警察谴责三K党的时候，他也就因为背叛其根本的团结，而把自己排除到他的共同体之外去了。

确切来说，我们恰恰应该以我们和巴基斯坦裔穆斯林青年的“政治无意识”打交道的方式，来切入罗塞兰事件。在这里运作的这种暴力不是混乱的暴力而是有明确意识形态轮廓的、仪式化的暴力。一个青年团体——在经验上认为自己被边缘化了，身处下层——去找主导群体的下层阶级的女孩子报仇。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和社群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针对女性的暴力，对女性的贬低，与他们被排斥在公共生活外（这一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许多原教旨主义群体或运动中，严格实施等级化的性差异是他们议程中的首要事项。但我们应该对双方（基督教的和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使用同样的标准，而不要害怕承认我们对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世俗批判有虚伪的污迹。

在欧洲和美国，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批判是一个有无穷变种的古老的话题。无处不在的，自由主义知识界嘲笑原教旨主义的那种自满的方式，掩盖了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其隐秘的，阶级的维度。与这种“嘲笑”相当的行为，是可悲地去团结难民，和同样错误而可悲的自我羞辱和自我劝诫。真正的任务是在“我们的”和“他们的”劳动阶级之间搭建瞧了。没有这个联合（包括双方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话，阶级斗争本身就会沦丧为文明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应该把另一个禁忌撇到身后。

受难民影响的所谓普通人的忧虑与担心经常被当作种族主义——如果还不是彻头彻尾的新法西斯主义——偏见的表达来打发。我们真的应该允许PEGIDA和公司成为唯一向这些人敞开的门么？

有趣的是，潜在于“激进”左派对伯尼·桑德斯的批判之下的那同一个母题：使他的批评者感到不安的，确切来说，正是他与佛蒙特州的小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这些人经常给予共和党的保守主义者选举上的支持。桑德斯做好了聆听这些人民的忧虑与担心的准备，而不是把它们当作种族主义的白种垃圾来打发。

当然，聆听普通人的忧虑，绝不是说，你就应该接受他们的立场的基本前设——即那种认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威胁来自外面，来自外国人，来自“他者”的想法。相反，聆听要完成的任务，是教他们认识到他们应该为他们自己的未来负责。让我们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一个例子来解释这点。

乌迪·阿罗尼的新电影《结点48》(Junction 48)处理的，就是年轻的“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1949年后留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家庭的后裔）的困境，他们的日常生活涉及在两条战线上的持续斗争——他们既要反抗以色列国家的压迫，又要反抗来自他们自己社群内部的，原教旨主义的压力。电影的主角是由塔莫·纳法尔扮演的，纳法尔他本人是一名著名的巴勒斯坦裔以色列说唱歌手，他在自己的音乐中嘲笑过巴勒斯坦家庭对自家女儿的“荣誉处决”传统。在最近一次访问美国期间，当纳法尔在UCLA表演完他的控诉“荣誉处决”的歌后，一些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学生凑过来谴责他鼓吹犹太复国主义者那套认为巴勒斯坦人是野蛮的原始人的看法。他们补充说，如果有荣誉处决这回事的话，那以色列也应该为此负责，因为正是以色列的占领，才使巴勒斯坦人停留在原始、羸弱的状态。纳法尔有尊严地回应说：“在你们通过用英语批评我、批评我自己的社群来讨好你们激进的教授的时候，我却用阿拉伯语唱歌，来保护我们自己群体的女性。”

纳法尔的立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不仅保护巴勒斯坦女孩免受家庭恐怖，他也允许他们自己为自己斗争——去冒险。在阿罗尼电影的末尾，在那个女孩决定忤逆家人的意愿登台表演之后，她的两个兄弟冲进房间，完成了对她的荣誉处决。

在斯派克·李关于马尔科姆·X的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精彩的细节：在马尔科姆·X在大学演说之后，一个白人女学生到他跟前问他，她可以做什么来帮助黑人斗争。他回答说：“什么也做不了。”这个回答的要点不在于白人就应该什么也不做。相反，他们应该首先接受，黑人解放（事业）应该是黑人自己的事情，而不是什么好心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作为礼物赠予他们的东西。只有在接受这点的基础上，他们才能做点什么，来帮助黑人。纳法尔的要点也在于此：巴勒斯坦人不需要西方自由主义者居高临下的帮助，他们甚至也不需要作为西方左派对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方式的“尊重”的一部分的，在“荣誉处决”上的缄默。推行西方价值——把它们看作普世的人权——，和尊重不同文化——而罔顾有时是这些文化的一部分的那些恐怖的东西——是同一种意识形态神秘现象的两面。

为真正削弱国人对外来威胁的仇外，我们应该拒斥其前设，即那种认为一切族群都有其自身专有的“本土(Nativia)”的想法。在2015年9月7日，莎拉·佩林在福克斯新闻台和《福克斯及其友人》的主持人斯蒂夫·杜凯做了一次访谈：

“我爱移民。但和川普一样，我也觉得这个国家的移民太多了。墨西哥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土著民——他们都在改变美国的文化成分，使之远离我们国父时代的构成。我认为我们应该去这些群体的家里礼貌地问他们：‘你介意回去么？你介意把国家还给我们么？’

“莎拉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杜凯插话说，“我认为就墨西哥裔而言，这是个很好的想法。但土著民该去哪里呢？他们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呀，不是么？”

莎拉回答说：“好吧我认为他们应该回本土或他们来的不管哪个地方。自由主义的媒体把美国的土著民当作他们的神。就好像他们在这个国家有某种自治权一样。但我说，如果他们学不会下马说美语的话，那他们就应该被遣送回家。”

不幸的是，我们马上就得知这个故事——它太好了以至于不可能是真的——是《每日小葡干》的一次绝妙的恶搞。然而，也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它即便不真，也编的很好。”它用其荒谬引出了维持反移民想象的那个隐藏的幻象：在今天混乱的全球世界中，烦扰我们的人自由其归属的“本土”。这个想象在种族隔离的南方以班图自治区的形式实现了——这些领土是专门划出来给黑人居民的。南非的白人秉持着使他们独立创造了班图自治区，因此也就保证了，南非黑人在南非仍有白人控制的区域失去了他们的公民权。尽管班图自治区被界定为南非黑人的“原始的家”，不同的黑人群体又是被以一种残忍任意的方式发配到他们的故土的。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十三的班图自治区是精心选择出来的，它不包含任何重要的矿产——这样，该国丰富的资源就被控制在白人手中。1970年的《黑人家园公民身份法》正式把所有南非黑人指定为其故土的居民——即便它们过去生活在“白南非”——也取消了他们的南非公民身份。从种族隔离的立场来看，这一解决方案是理想的：白人占有大部分土地，而黑人则被宣告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外国人，并被当作外籍劳工对待，而且，在任何时候，白人都可以把黑人遣送回他们的“故土”。这整个过程的人造性质一点也不让人奇怪。黑人群体突然被告知，一块毫无吸引力的、贫瘠的土地是他们“真正的家乡”。而今天，即便巴勒斯坦国在西岸出现了，它确切来说也不会是班图自治区，其正式的“独立”将起到服务于把以色列政府从对在那里生活的人民的福利的责任中解放出来的目的的作用。

但我们也应该在此洞见上补充，多元文化主义或反殖民主义对不同“生活方式”的辩护也是错误的。此类辩护通过为残忍的行径、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正名，把它们视为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表达，我们无权以外来的、也即西方的价值去衡量，从而而掩盖了每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内部的冲突和对抗。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是一种典型的，被用来为残忍的对同性恋的恐惧和厌恶正名的反-殖民主义的辩护：

尊重和坚持人权是所有国家的义务，也被写入了联合国的宪章。宪章没有一个地方给人在贯彻这一普世义务时，坐着评判他人的权利。在这方面，我们反对把这个重要的问题政治化，和采用双重标准，来陷害那些敢于不按我们时代自诩的完美来思考和行动的人。我们同样反对规定与我们的价值、规范、传统和信仰相悖的“新权利”。我们不是同性恋！合作与相互尊重将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对抗、诽谤和双重标准则不然。

在考虑到事实上津巴布韦当然有许多同性恋的情况下，穆加贝强调的“我们不是同性恋”还可能意味着什么呢？它当然意味着，同性恋被化约为一个被压迫的少数，他们的行动经常被直接当作罪行来对待。但我们也能够理解潜在的逻辑：同性恋运动被感知为全球化的文化影响，被感知为全球化损害传统社会与文化形式的又一种方式——这样，反对同性恋的斗争看起来也就成了反殖民斗争的一个方面。

对，比如说，博科圣地来说也如此么？对一些穆斯林来说，女性的解放看起来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文化影响的最明显的特征。因此，可以被大概地、描述性地翻译为“西方教育[特别是针对女性的]是被禁止的”的博科圣地，就可以在在两性间强加等级管制的时候，自认为是在与现代化的破坏性影响作斗争了。

因此这是一个谜：为什么无疑暴露在剥削、支配和殖民主义的其他侮辱性破坏性的方面面前的穆斯林极端主义者，会以西方遗产中（至少对我们来说）最好的那个部分——我们的平等至上主义和个人自由——为抗争目标呢？明显，答案可能是，他们的目标是精心选择的：使自由主义的西方如此难以忍受的是，他们不仅实践剥削和压迫，而且，还要在伤害上增加侮辱，他们在残忍现实的对立面——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伪装下呈现这个残忍的现实。

穆加贝对特定生活方式的退步的辩护，在匈牙利的右翼总理维克托·奥班那里找到了它的镜像。2015年9月3日，他以这是一个保卫基督教的西方不受穆斯林侵犯的行动，来为对塞尔维亚封锁边界正名。也是这同一个奥班，在2012年7月的时候，说必须在中欧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体系：“让我们希望上帝会帮助我们，而我们也无需发明一种新的，为复苏经济而必需引入的，民主之外的政治体系吧……合作是一个强制问题，而不是意图问题。也许在有的国家事情就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在斯堪迪纳维亚国家，但身为有一半亚裔的下层人民的我们只能通过强力来统一。”

这些话的讽刺，也适用于一些旧时的匈牙利异见分子：当苏联军队向布达佩斯进发碾压1956年的反共产主义起义的时候，被包围的匈牙利领袖也在不停地对西方发送这样的信息：“我们正在这里保卫欧洲。”（当然了，这次反抗的是亚洲的共产主义。）如今，在共产主义溃败之后，基督教的-保守主义的政府，把西方多元文化的消费主义的自由主义民主——这就是西欧在今天所代表的东西——描绘为它的主要敌人，并要求一种新的更加有机的共同体主义的命令，来取代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动荡”的自由民主。奥班已经表达了他对像普金的俄国那样的，“有亚洲价值的资本主义”之案例的同情，所以如果欧洲继续对奥班施加压力的话，我们很容易想象他很快也会对东方发出这样的信息：“我们在这里保卫亚洲！”（而且，再补充一个讽刺的梗，那就是从西欧种族主义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匈牙利难道不正是中世纪早期匈奴人的后裔么——甚至在今天，阿提拉也是一个很流行的匈牙利名字。）

这两个奥班之间存在矛盾么：憎恨自由民主的西方的普金之友奥班，和基督教的欧洲的保卫者奥班？并没有。奥班的两张脸恰恰证明了，欧洲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穆斯林移民，而是欧洲反-移民的、民粹主义的卫士。

那么，如果欧洲接受这个悖论——即其民主之开放是建立在排除的基础上的——的话，情况会有什么便么。换言之，“自由之敌无自由”么，就像罗伯斯比尔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说过的那样。原则上，这当然是对的，但在这里，我们必须具体。在某种程度上说，挪威杀人狂安德斯·布雷维克在其目标的选择上是正确的：他没有袭击外国人，而是袭击他自己社群里那些对闯入的移民太过于宽容的人。问题不在于外国人——而在于我们自己的（欧洲）认同。

尽管当前欧盟的危机看起来是一场经济和财政危机，但它在基本的维度上，是一场意识形态-政治危机。数年前关于欧盟宪法的全民公决的失败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投票者们觉得，欧盟是一个“技术统治的”经济联盟，缺乏任何可以动员人民的（政治）想象。直到最近希腊到西班牙相继爆发抗议潮之前，唯一可用来动员人民的意识形态，还一直是反移民的，保卫欧洲的意识形态。

在沮丧的激进左派那里，有一种观念正在地下流传——人们正在以一种更加柔和的方式，重申在1968年运动后对恐怖主义的偏好：那就是这样一个疯狂的念头，即只有一场彻底的灾难（最好是一场生态灾难）才能唤醒大众，并因此而提供一种新的，激进解放的动力。这种观念的最新版本与难民相关：只有涌入真正数目庞大的难民（他们又要失望了，因为显然，欧洲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语气）才能重振欧洲的激进左派。

我发现这一思路很下流：且不论这样的发展当然会大大促进反-移民的残忍，这种观念真正疯狂的一面，是那个通过从国外引进欧洲缺失的激进的无产阶级来填补其空隙——这样我们就可以借助引入的革命主体来获得我们想要的革命了——的计划。

这，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就应该同意自由主义的改革。许多感慨欧盟当前衰落境况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如哈贝马斯）看起来理想化了它的过去：他们哀悼的那个“民主的”欧盟就没有存在过。进来欧盟的政策，如那些对希腊强加紧缩的政策，只是使欧洲符合新兴全球资本主义的绝望之举罢了。左翼-自由主义对欧盟的惯常批判——除“民主赤字”外它基本上还算好——也暴露了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基本支持它们，只是抱怨它们缺乏民主的批评者的同一种天真：在这两种情况下，“民主赤字”，现在和过去都是全球结构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但在这里，我更多地还是一个怀疑主义的悲观主义者。最近，在我回答德国最大的日报——《南德日报》的读者关于移民危机的问题的时候发现，吸引了最多、最广泛关注的问题确切来说，也与民主有关，但这里有一个右派-民粹主义的梗：当安吉拉·默克尔发布她那个著名的，邀请数十万人到德国的公开呼吁的时候，她（这一举动）的民主合法性是哪里来的？是什么给了她在不经过民主协商，就给德国人的生活引入如此根本之变革的权利？这里，我的立场当然不是要支持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而是要清晰地指出，民主合法化的局限。对那些支持彻底开放边界的人来说也如此：他们有没有意识到，由于我们的民主是民族-国家的民主，故而他们的要求就等同于悬置这种民主——实际上，也就是在不经人民民主商议而给国家现状引入巨大变化呢？（对此，他们的回答当然一直是，也应该给难民投票的权利——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是一个只有在难民已经被整合进入、融入一国之政治体制后才可能发生的。）随对欧盟决策透明的呼吁也带来了一个类似的问题：我害怕的是，既然在许多国家，公众的大多数是反对减免希腊债务的，那么，使欧盟决策协商公开只会让这些国家的代表支持对希腊采取甚至更加强硬的措施。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那个古老的问题：在大多数人倾向于投票支持种族主义的、性别主义的法律的时候，对民主来说会发生什么？我不怕给出我的结论：解放的政治不应“事先”就受限于形式-民主的合法化程序。不，人民经常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或者不想要他们知道的东西，又或，他们只想要错误的东西。这里就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我们确实生活在妙趣横生的时代。

[注]Slovoj Zizek: “In the Wake of Paris Attacks the Left Must Embrace Its Radical Western Roots Zizek responds to his critics on refugee crisis”, at http://inthesetimes.com/article/18605/breaking-the-taboos-in-the-wake-of-paris-attacks-the-left-must-embrace-its, trans. Liqiu Wang. 译文仅供学习交流，授权破土发布，原题目《巴黎袭击后，左派必须拥抱其激进的西方根源》，转载请标明译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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