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我们还没有能够与中国崛起相对应的文化结构

“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个话题出现的时候，我自己非常鲜明的回忆起1990年在北大研究所，召开过这样一个主题的会议，当时很多的专家，包括一些作家都非常的激情澎湃，他们说，80年代我们可能犯了一个历史的错误，忙于介绍外国的东西到中国，而没有把中国的东西介绍到世界去。当时我唱了一个反调，我说这不是历史选择的问题，当大量的难以计数的外国文学，外国文化，几百年的文化，通过我们的努力进入中国，它取决于中国读者、学者、中国人强大的愿望和欲望。而在当时不可能在世界上找到对于中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化对等的欲望。这不是一个我们的主体选择所能完成的。当“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作为强有力的硬件支持之下在进行的事情，是取决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形势，取决于中国崛起的事实。

到这个时候，到国家战略的层面，讨论这个问题成为真切可实施的问题，可是我大概要讨论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表述中国，再现中国，在国际层面上会自觉成为中国文化传播问题，意味着一个表述自我的问题，一个想象自我的问题，一个如何认知自我的问题，一个我们是不是首先回答了对于每一个当代中国人来说，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文化意味着什么的问题。然后才是我们如何表述，如何被世界认知。

同时在我看来，正是由于中国崛起而改变的表述中国的问题，其实我们面临着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不仅仅要向世界展示中国，同时意味着中国崛起并不仅仅是中国经历了几百年的艰辛历史，我们终于走到了世界舞台的高端，我们终于进入到了整个世界性的事务，终于开始参与乃至主导，甚至改变世界的走向的时候，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和表述中国上，是不是可能意味着中国向世界提供一种不一样的价值。

下面我想简单跟大家分享几点近年来我在思考的一些议题。首先一个是近年来感受非常强烈的东西，我想用一个悖论式的表达法，历史从来都不是关于过去的，历史是关于未来的。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在成长、生活、学术过程当中，我强烈地感到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没有未来的国度，我们成为了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现代世界所展现的这样一个未来路径当中没有了纵深，没有了可能性的国家。这样一个丧失了未来，或者被剥夺了未来的国度。

你们给我一个小小的沉寂，表明你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们是不是记得80年代，甚至到今天，中国的历史是超稳定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自我循环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从未进步的历史。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造成了中国与海洋文明的隔绝，很明显的是当中国重新在全球的世界版图当中，重获自己的位置的时候，中国重新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展现了自我的时候，我们重新迎回了历史。

当我们迎回了历史，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意识到，也许我们不是最古老的国家，我们也许不是最悠久的文明，我们不是创作的最灿烂辉煌的古国度，但是我们确是是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少有的连续历史的国家。是什么东西创造了中国历史连续性，使得它始终在一个相应一致的版图当中，延续我们的历史，答案有很多很多，其中之一是“文字”。当我们意识到，创造了我们文明的连续性，记录了我们历史的连续性的东西是汉字，汉语言的时候，我们同时必须意识到，这是我们与主导世界历史几百年欧洲文化的一个巨大的差异，因为欧洲文化的根，至少是它最重的根之一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我们却是文字，而且是象形文字的连续。

所以，我们重新迎回了历史，我们重新看到，甚至近百年来，中国进入中国现代化过程当中的历史的另一种表述，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立足点，我们可以由不同的主体位置，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讲述中国历史。其中的意义，不在于，不仅在于，或者绝不在于，我们试图用中国的这个中心位置，取代欧洲的中心位置。相反，反转世界历史地图，在世界历史的进程当中理解中国，思考中国，认同中国，它意味着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质询，不意味着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确定，相反它是我们真正在一个自信中再度反思中国，反省中国，认知中国，重新结构一个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版图，重新打开一个中国当代文化的可能性。

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我认为面对相对于中国崛起作为一个经济事实，进而成为一个政治事实，跟这样一个事实相比，我们在文化上事实上还远没有能够拿出与中国崛起相对应的文化结构，在这我并没有总体的去评价中国文学的能力，我不是仅在说中国文学，我是在说整体的中国文化，我是说作为当代中国人，作为当代的年轻人，作为当代的年轻知识分子，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中国文化，心中的中国理解，心中的每个关于中国文化的主体感，远不能和中国崛起的这么一个经济事实相衬。

当然还是要补充一句，我说的相衬，不一定意味着强大，强悍，不一定居高处的地位，而是说它的硬件，它的含量，它的自觉程度，它的坚实程度。可能没有时间做分析，我只是想简单的说，总所周知，我们是被坚船利炮逼到西方的逻辑轨道和版图之中的。这样一个创伤性的转折，好像在中国崛起这个前景之下，我们越来越少讲创伤了，我们越来越少讲，几乎让我们窒息的近代史。因为我们是被创伤性的记忆甩入世界历史，欧洲主导的世界历史当中，所以造成了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现代中国诞生的时刻的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是中国历史的发生，大家都知道那个着名的辛亥革命的曲折，其实没有包含任何现代化的内容。换句话说，当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奇异的三元结构之中，洋、华、清。同样这样一个结构本身它使得现代中国在它的政治历史开端处，处在一个主题真空的状态，五四辛亥革命，开始是反帝反封建的双重旗帜，强有力的开启了现代中国文化，并且强有力的创造了一个中国文化的最有利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坚决的自我批判，彻底的自我否定，一种极端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创伤、丑陋的能量。与此同时，反封建，作为反帝重要的命题的时候，我们在文化开端处，制造中国现代中国文化主体的中空。我们今天第一次有了可能，有了基础去面对和解决。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层面。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国度，中国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历史，中国成为了现代文明史上唯一的例子，作为非西方国家，作为第三国家，没有殖民地，没有帝国主义空间的可能性，我们完成了独立建国，我们成为政治主权的国家，我们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我们今天得以加入到全球格局和全球市场当中，甚至开始主导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是唯一的例外，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我们也是相当意义上的意外，就是我们大概在世界上从发达国家到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见过一个其他的国家像现在当代中国文学一样有如此果敢的态度，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文学包含了如此大的自我否定的力量。今天我们在表述中国的时候，大家必须同时问，对每一个当代中国来说，中国到底是什么，中国是什么？

跟大家分享第三个问题，就是20世纪的历史是现代历史当中的一个特例，那么也被世界史学家称为极端的年代，20世纪的历史是中国古老中国自我更生，引导到自己21世纪这样一个自我的年代。德国的历史学家的说法是21世纪的中国几乎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样式的革命。那不用说革命作为一个暴力的这个极端的，颠覆重复，在摧毁中重建，它同样决定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经验，我们生命经验的这样一个受不断的在集聚改革当中，同时复杂和创伤破损的。

我在这说的是，今天我们如何看待20世纪的历史，关系到我们抒写今天的中国，以及如何想象未来的中国。20世纪的历史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对中国作家，不仅对于中国人，对所有经历了20世纪的人们，它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原因是在于不断的革命，持续的革命，造成经验的断裂，逻辑的断裂和价值的断裂。那么当你再一次的想用一个新的得以整合的价值去描述它的时候，你是否仍然可能是有效的？你的行为是否仍然是可以确立的？同样，在今天我们解释试图重新解释20世纪历史的时候，我要强调的是革命，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外来的，舶来的，由外在形构而成的历史。我们大约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革命，中国革命的文化，其实是内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的。这里我不去展开了，如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概是《西游记》的一分为二，就是造反的孙悟空和取经的孙悟空，代表的始终在中国文化当中双重的逻辑的矛盾，中国式的辩证的历史思考，一个在中国辩证性的历史思考当中，结构、个人与权利，个人与历史。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主题，或者是我的主题。想象中国与表述中国，我们今天究竟有什么可能，究竟有什么？今天我们讲到被暴力裹胁，被暴力抛入到别人的历史，在我们的批判，自己的反思，自我否定当中，自我更生，自我图存的历史尝试，造成了大家大概讨论了几十年的文化，叫做他人的语言，自己的故事，叫做他人的眼睛，自己的形象，叫做他们之镜，我们有没有在他人之镜当中照出真正的自我。自我之镜能不能印照世界，在政治格局当中，在一个非常全新的媒介革命，新媒体所造成的文化生态的改变当中依然存在。

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一个如何形构中国文化的主体，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洁净，剔除外来污染、暴力抒写，创伤抒写的中国形象。内在的我们的生命的和身体记忆之中的，同时它也是在创伤和挣扎和反抗和建造的过程之中的，它势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再发现，或者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重构与更新，但是同时，它也势必是20世纪革命记忆，或者20世纪历史记忆所强有力的重组过的这样一种中国文化主体。

最后想说的是，我真的很不情愿，但是大概还要提这个名字，叫做《小时代》。我不去评论它作为文学和作为电影的意义，我对这个作品的强烈的不认同，不仅表现在审美和价值上，而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它标识了我们对于今天的时代，我们对于自己，对于中国的一个错误的指任。我们绝不置身小时代，我们置身大时代。一边有人说，巴黎袭击是人类文明，现代文明的转折点，我大概没有，对这种说法没有呼应，但是显然一个后冷战之后的世界正面临的多重危机，多重挑战和这个文明前所未有的一次突破的可能，但是这个突破的时刻，也可能是危机乃至毁灭的时刻。所以置身大时代，中国崛起，或者崛起时代的中国人在表述中国的时候，他必须有一个高度自觉的中国主体，而我们可以庆幸这个中国主体仍然在形构之中，形构之中的中国主体，意味着近乎无限的可能性，形构之中的中国主体必须是不一样的主体，它必须是传递不一样的文化，因为属于没有不一样的文化，如果没有不一样的逻辑，如果没有不一样的想象，那么中国崛起将难以持续。而同时，如果中国不能给世界提供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道路，不一样的出路，那我们今天的世界也不是一个可持续的。

（12月4日，由人民文学杂志社、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表述中国：《人民文学》外文版跨文化传播的新视野”论坛在北京举行。此文整理自戴锦华教授在会上的发言，未经发言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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