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焦点面对面丨谢春涛：100岁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世界的“目光”？

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社

来源：中国新闻网（cns2012）

中新社记者：张蔚然

“不管有些西方人对我们怎么做，我们有自己的定力、方向、节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建党百年之际，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共产党。世界最大政党的“发展密码”是什么？面向第二个百年，中共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世界关切的“目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谢春涛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进行权威解读。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100年前中共成立前后，中国先后有过二三百个政党，只有中共“脱颖而出”，不断发展壮大，执政地位持续巩固。放眼全球各国政党，连续执政逾30年的（已经是）屈指可数。您如何看待中共的“发展密码”？

谢春涛：现在世界上党龄超过100年的党不多了，连续执政超过70年、继续在执政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得从她的历史当中找寻答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简单地说是赢得了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确定要为工农大众谋利益，推翻旧的不合理制度，到1945年中共七大就确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当年的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当作自己的“上帝”，讲的是愚公移山的故事，毛泽东就用这个故事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感动自己的“上帝”——人民群众。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一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一再强调人民至上。从成立一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把人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这个理念没有变过。

从实践中看，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为人民做了什么？首先在民主革命时期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让中国人站立起来，让中国人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做了主人，解决了近代以来其他任何政治势力、任何政党都没能完成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建立了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使人民群众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推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有了大幅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中国人逐步富起来了。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去年以来疫情防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中国取得了新冠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基本恢复常态。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当中，实实在在感觉到党为自己谋利益。跟党走，国家、民族包括人民的前途会越来越好。

2021年6月1日，学生在北京李大钊故居，向李大钊雕像献花、敬礼。当日，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中新社记者富田摄

中新社记者：即将步入第二个百年，作为世界最大政党的中共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执政能力需从哪些方面继续增强？

谢春涛：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判断，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变化，已经转化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多项工业产品的产量产能世界第一。今后人民群众除了继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外，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安全有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怎么满足这个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光看清楚了挑战之所在，分析清楚了挑战存在的原因，更找到了应对这些挑战的成功做法。

我认为，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变化的判断，是十九大报告立论的基础，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论基础。

还有一个某种程度上更难的挑战——国际方面的挑战。这些年来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得跟过去任何时期都不太一样。变局对我们来讲影响最大的、应对挑战最难的，恐怕是中国的快速发展让有些国际社会的成员不适应。过去有些难题不是完全没有，但至少没有今天这么尖锐，没有今天应对起来这么困难。

不管有些西方人对我们怎么做，我们有自己的定力、方向、节奏。尽管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依然走得很好，走得很稳。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高度团结凝聚起来，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够战胜，没有什么挑战不能够克服。

中新社记者：从外国政党政要到普通外国友人，近些年有兴趣了解、观察和学习中共治国理政经验的外国人士不断增多。您经常向海外介绍中共，能否结合自身经历谈谈中共执政理念之中有哪些具有超越国别的普遍意义？

谢春涛：这些年来我经常有机会跟外国政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党政要交流，有机会到他们的国家、到他们的党去访问，更有机会在北京、在中国接待他们来访。

我本人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过去我自认为对中国共产党比较了解，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历史我都比较熟悉，但后来有机会同很多外国政党有了深入广泛交流之后，我发现过去的了解是不够的，缺乏中国共产党跟别的党的比较。

很多政党有共通的方面。比如说，执政党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执政，无论自认为党是什么性质、要为谁谋利益、为谁代言，所在国家和地区的老百姓（对执政党）的要求，跟别的国家地区的老百姓对其他执政党的要求，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

比如作为一个普通民众，都希望自己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创造越来越多就业机会，收入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好；都希望自己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能够不断推进民主政治，不断健全法治，让老百姓合法权益得到越来越多的切实保障；都希望执政党能给他们带来越来越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和享受；都希望执政党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生活保障，越来越好的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都希望自己所生存的环境越来越好，有洁净的空气和水，谁都不愿意见到污染雾霾。

我举了人们日常生活最重要的这五个方面，哪个国家和地区的老百姓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可能只会有程度的不同、方式的不同，实质上是没有不同的，执政党都要满足老百姓这样的需求。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满足老百姓需求方面显然做得是好的。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谢春涛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进行权威解读。中新社记者蒋启明摄　

中新社记者：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更直观感受到中西方的差异，并试图理解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有人说中国道路的成功将对西方造成威胁，并将中国定义为所谓的“制度性对手”。您如何看待中西方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差异？

谢春涛：西方有些人（感到）不安甚至惶恐，当然有他们的原因，其中有人就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角度考虑。过去很长时间，甚至过去几百年间，有些西方人看来，他们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们的文化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他们抛出“历史终结论”。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终结了。

但是世界没有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十年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走得越来越好，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经过长时间探索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现现代化方面，尽管中国是后来者，曾经落后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想找出一条后发国家赶超的路径。

经过多年的探索努力，也包括走弯路，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这条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繁荣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我们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去输出价值观、意识形态，输出制度，输出革命，我们不会这样做。事实上也证明，谁想这样做也做不成。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人民选择什么制度、选择什么思想，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是他们的选择。

这些年我经常有机会到拉美国家、非洲国家，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访问，时常听到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政要感慨“他们上了西方民主的当”，他们在某些方面学西方，结果学来了内耗、内乱甚至内战。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开辟的道路，越来越让他们羡慕。

中国共产党的理念、理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各方面的实践中让全世界人看清楚，中国的制度、理念、价值观和文化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中新社记者：个别西方政客声称，中国人民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您如何看待这种试图割裂中共和人民的做法？如何看待中共与人民的关系，以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谢春涛：我注意到了美国蓬佩奥之流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一样，他们似乎不愿意得罪中国人民，似乎觉得也得罪不起，觉得他们攻击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是跟中国人民过不去，目的是想离间中国人民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毫无疑问，他们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100年前的中国共产党力量很小，党员人数很少。参加一大的一共只有13个人，被代表的党员总共才有五十几个人。当年中国可以说政党林立，有二三百个政党，显然在当年诸多的政党当中，中国共产党是走得最好的，是笑到最后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新型政党制度。这是历史形成的，不是哪个党、哪个政治家想实现就能实现得了的。

1945年抗日战争快胜利的时候，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是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当中显然国民党占优势，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与。经过重庆谈判，蒋介石答应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要求，但是内战准备做好之后撕毁了协议，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起进攻，向民主党派人士举起了屠刀。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8年胜利在望，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党各派共同召集新政协会，协商建立新中国。各民主党派广泛热烈响应，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一次选择当然不能定终身。一直到今天，历史和人民继续选择中国共产党。百年下来，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是理性的、负责任的。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当中深刻认识到，这个党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是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跟着这个党就能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2021年6月3日，位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全新开放。图为铜像雕塑再现了当年一大会议的情景。中新社记者张亨伟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但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中国是个威权国家，他们视中国为异类，并以价值观划线，把中西方关系看做是威权和民主之争。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如何更好让西方读懂中国民主？

谢春涛：有些西方人有这样的认识，前提是他们对自己国家民主的一种迷信，好像民主就是他们那个样子。跟他们不一样就不民主，就是威权甚至专制独裁。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民主有多种不同形式。中国共产党人理解的民主、中国共产党人实行的民主方式跟他们不一样。他们绝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们不民主，绝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们的民主效果比他们的差。

我记得过去有人有这样的说法，好像中国共产党是怕民主的，我说“胡说八道”，中国共产党就是靠着搞民主起家的。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自己的统治区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中国共产党在自己局部执政的区域实行了真正的普选，政权的参与者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当年的普选今天想来似乎不具备条件，一个村都不见得能找出两三个识字的老百姓，怎么划选票？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原始的投豆法。从老照片、老纪录片上可以看到，候选人背对选民而坐，屁股后放一只碗，或者帽子摘下来口朝上，给选民发黄豆粒，愿意选谁就把豆放在谁屁股后头的碗里。方式肯定是原始的，但谁能说不民主呢？

所以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发自内心认同，包括当年到延安参观的民主党派人士，无一不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共产党人后来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民主，民主形式越来越多，效果越来越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和发展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美国前总统卡特、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都来中国考察过，公开发表过赞叹的言论。

中国的民主绝不仅是表决民主、选举民主。一些西方人（认为）民主就是选举，是全民公决一人一票，不太有协商民主的概念，更没有这样的实践。而在中国，任何重要决策在作出之前一定要经过充分广泛协商，协商民主在十八大之后已经制度化机制化。比如说执政党要出台重大决策，在有这个念头、确定议题的时候就广泛征求意见，文件草案本身就是集中全党全国智慧的产物。

草案写出之后，又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经过修改，政治局审议之后才提交中央全会讨论。讨论的时候，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包括列席的各方面代表、基层代表都有机会发言，可以提意见。提的意见如果有道理，可能被采纳。文件要付诸表决的时候，往往大家已经对文件有了高度共识，通过后也能得到有效落实。

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某一项决策会有不少人有不同意见，哪怕这个比例并不高，这样的决策一定不会马上付诸表决，一定会再搁一搁，再去协商征求意见，再去调整。

我曾经问过西方大国的有些人士，你了解了中国的民主运作之后，难道你觉得这个方式不民主吗？难道你觉得这个民主的效果比你们国家的民主差吗？应该说，西方人士通过了解，对中国的民主有了比过去更丰富的认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谢春涛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进行权威解读。中新社记者蒋启明摄　

中新社记者：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您认为中共需要应对变局之中的哪些重要“变量”？展望未来，中共如何深化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谢春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应该说都很清楚了。

我们同国际社会成员的互动也很明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多个重要场合、多次重要讲话当中，已经对怎么样处理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环境问题等都提出了中国人的思路方案。总书记的这些理念和思想已经得到世界上广泛热烈的认同。

过去这些年，我经常有机会到一些发展中国家访问，所到之处觉得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充满了好感。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跟有些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不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为全世界人民谋和平，在自己快速发展的同时，为其他国家带来发展的机遇和机会，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了各方面广泛的响应。我们的主张在世界上影响力越来越大，赞同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

当然，依然会有一些人、一些势力对我们的主张理念不认同，会持续不断地跟我们制造一些麻烦、一些障碍。但是某几个国家不代表整个国际社会，他们的媒体舆论也不代表整个国际社会的舆论，他们的某些做法、某些规矩更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规则，不能代表《联合国宪章》。不管西方有些人会做什么努力，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会越来越好，中国的发展环境也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一定能够同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成员实现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