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复杂性让人很难在西方找到一个完全相似的人物。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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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和北宋同时期的人物相比，“三苏”有何特别之处？

戴路：王国维曾言：“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宋朝君主以“尚文”为一代治策。中国古代社会在北宋中叶进入一个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与同时期文人相比，“三苏”留存作品数量异常丰富。如苏轼在四十多年创作生涯中，留下了四千八百多篇文、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数量之巨为北宋作家之冠。这些作品能建立体系，让读者在文本互证中更深入地走进“三苏”的精神世界。

“三苏”的作品与宋代前后时代都能产生广泛关联，正如《宋史·苏轼传》说的“雄视百代”。苏洵研究《周易》未竟，苏轼接着作《易传》，苏辙研习《诗经》，苏轼、苏辙兄弟研习《论语》。对汉代贾谊、司马相如以及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文人，“三苏”在诗文中都有精到的论述。

“三苏”不仅和北宋的大家有密切交往，后期苏轼主盟的文坛还囊括了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苏门四学士，以及苏辙、李廌、陈师道等一大批文士。北宋著名文学人物，大多都和“三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三苏”，就可掌握读懂宋代文化的钥匙。

南宋以后，人们纪念“三苏”的方式越来越多，除了编纂文集、做年谱、搜集轶闻趣事，还会举行“寿苏会”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限于中国古代社会，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国也能看到“三苏”的广泛影响。

受访者在四川大学图书馆翻阅《三苏全集》（清道光刻本）。中新社记者 张浪 摄

中新社记者：“三苏故里”四川眉山对“三苏”父子有何影响？

戴路：“三苏故居”就在今天的四川眉山“三苏祠”。“三苏”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命题和结论，这与包容异端、搜奇猎怪、不遵礼法的西蜀文化有密切关联。

周裕锴教授曾经指出，与齐鲁文化定儒家于一尊不同，四川的学者自古就有“观奇书”的特点，即在正统儒家经书之外，还爱阅读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的著作，苏轼之前的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以及之后的杨慎等莫不如此。

在为学过程中，苏轼将蜀人“观奇书”的传统发挥到极致。广泛博杂的阅读，培养出苏轼的开阔视野和通达襟怀，使他的思想打通各门学科、融会各家思想。

眉山“三苏祠”。中新社记者 王磊 摄

“三苏”在苏家故宅受到的教育，与他们的成长脉络有直接联系。苏轼的童蒙教育里，曾有道士当过老师，而他的宗兄宝月大师惟简，曾任大慈寺中和胜相院住持。所以，苏轼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接触到佛道知识和思想。他反对儒佛之争，也反对佛教内部宗派之间相互攻击，认为各家各派都有精彩之处。

眉山三苏祠保存有16处苏家遗迹，收藏数千件相关文物文献，从这些遗迹、文物文献以及牌匾、楹联，我们能更好了解“三苏”。其中一些景点出自“三苏”诗词，如百坡亭便取“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祠内一块镌刻着“守其初心”大字的巨石，出自苏轼的《杭州召还乞郡状》，这里指的不仅是他和弟弟在赶考途中约定的初心，也是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初心。

三苏祠中的牌匾。中新社发 高嘉琪 摄

中新社记者：林语堂写的苏轼传记说：“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为什么呢？西方有没有类似苏轼这样的人？

戴路：在中国民间，苏轼总是一个才华横溢、学识广博、诙谐幽默、天真烂漫、尊重女性、审美超然、极具亲和力的形象，就像他自己讲的“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在徐州当太守时，淳朴的村妇“旋抹红妆看使君”，被贬惠州时“父老相携迎此翁”，被贬儋州“父老争看乌角巾”。无论苏轼在朝在野，都将自己视为“识字的耕田夫”，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人们喜爱苏轼，还因为他虽饱受人生之苦，但人性更趋超然达观，不失“真纯”。在密州，苏轼虽心情有些苦闷，但他在《超然台记》中写道“凡物皆有可观”，无论风景是奇崛或是寻常，都能发现其中之美。这种超然态度随苏轼的被贬经历，逐步加深，在黄州《赤壁赋》、惠州荔枝诗和海南渡海北归诗中都能看到。无论朝政是非、仕宦起伏还是个人荣辱，都不影响人的完整性。

历史剧中的苏东坡形象。中新社记者 宋秀杰 摄

我们常将中国宋代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相比较，在发现人性、思想包容、文化多元等方面，二者有极多相似之处。林语堂曾将李白比作西方雪莱、拜伦，将杜甫比作弥尔顿。但苏轼的复杂性让人很难在西方找到一个完全相似的人物。所以林语堂以人物论，将苏轼比作英国小说家萨克雷；在政坛上的活动与诗名论，将其比作法国雨果；以动人的特点论，将其比作英国约翰逊。林语堂在其英文著作《苏东坡传》开篇写道：“倘若弥尔顿同时是像英国画家庚斯博罗，也同时像以诗歌批评英国时事的蒲柏，而且也像英国饱受折磨的讽刺文学家斯威夫特，而没有他日渐增强的尖酸，那我们便找到一个像苏东坡的英国人了。”

关于苏轼与弥尔顿，张隆溪教授曾从如何面对人生痛苦的角度进行对比。他认为，在巨著《失乐园》中，弥尔顿转向用“上帝的安排”来为解决人生苦痛提供一种安慰。公元6世纪的罗马作家波伊提乌遭遇与苏轼类似，但他更多从对上帝的热烈信仰中寻求安慰，而很少诉诸哲学。苏轼则是寄情于山水，从哲学中寻求安慰。

202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观者如潮。中新社发  杜建坡 摄

中新社记者：九百多年来，苏轼的影响超出中国，流传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甚至欧美。为什么海内外学者至今仍在研究苏轼？苏轼的文化精神在当今，对于东西方文明互鉴有什么样的时代价值？

戴路：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化巨人。他在世时，其诗文集就被刊刻印行，不仅在宋王朝拥有广泛读者，且通过契丹、高丽使者商人流入邻邦的书肆。

东坡文化最早在东亚汉文化圈推广，朝鲜半岛文人来中国会专门到眉山三苏祠参观，日本五山文人学习中华文化的切入点便是苏轼的诗歌，有许多人为东坡诗做注，到日本江户、明治时代还出现很多苏轼作品的选本。20世纪后，苏轼的作品逐步为西方所了解。在西方，苏轼研究序列非常丰富，包括传记、译本、选本、论著等形式。

林语堂曾将苏轼形容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苏轼“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范增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晁错论》），“纪纲一废，何事不生？”（《上神宗皇帝书》）等论述对于今日治国理政仍有启示意义。

苏轼诗文在东西方外交场合被多次提及。如“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国际交往应审时度势，转变思路、创新思维，不断开创合作新局面。

2018年，泰国公主诗琳通访川期间在三苏祠内的苏东坡雕像前题字。中新社记者 张浪 摄

法国《世界报》评出“千年英雄”(生活在公元1000前后的世界伟人)，全球共12位，苏轼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该报副主编让·皮埃尔·朗日里耶说：“苏东坡能入选千年英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一颗自由的灵魂。”自由的灵魂其实就是开放包容的态度，对人性的基本尊重，对文化多元的呼吁，今日东西方文明互鉴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底色。

中新社记者 张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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