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出口，关税战潜在影响是重构全球产业链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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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公布对华500亿美元商品关税清单，仅从贸易角度，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的拖累在0.2个百分点以内，影响整体可控。加征关税首当其冲的“重大工业技术”商品出口以跨国公司而非中国本土企业为主，表明通过促使跨国公司的产业布局调整，实现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重构才是关税战更大的影响。考虑到6月30日即将公布的对中国高科技领域在美投资的限制措施，会使中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产业链攀爬变得更加困难，中国未来在高科技领域的产业升级可能面临“双向挤压”的格局。中国的中长期应对策略应当是对内加快改革、对外扩大开放，改善企业投资和营商环境，提升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
仅从贸易角度估算，加征关税对GDP的影响不到0.2个百分点。特朗普政府公布关税清单的500亿美元商品占2017年我国对美出口的11.5%和全部出口的2.2%，加征关税落地将拖累出口增速0.3-1.1个百分点，并拖累GDP0.05-0.2个百分点。
加征关税首要冲击的是美国国内高科技企业和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布局。相比于建议清单，6月15日关税清单中消费品占比从12%降至1%，中间品占比从41%提高至52%，资本品和中间品占绝对比重，表明加征关税将使得美国国内高科技企业遭受损失。同时，此次特朗普政府重点打击的“重大工业技术”商品中，跨国企业占比超半数，关税措施首当其冲的是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布局。
加征关税和投资限制措施共同的影响是重构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国未来在高科技领域的产业升级可能面临“双向挤压”的压力。本轮中美经贸摩擦深化其中一大原因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不断向上攀爬与美国既得利益的冲突。特朗普政府使用关税和投资限制措施，其意图在于通过打击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削弱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产业分工地位和竞争力。一方面，加征关税将使得中国中低端环节的分工地位进一步遭到来自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挑战；另一方面，强化对中国企业在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限制，将使得中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产业链攀爬的道路变得更加困难。
全球关税混战风险加剧下的跨国公司产业链布局调整已经开始，中国中长期应对策略是加快改革开放、改善营商环境，提升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中美、美欧贸易摩擦快速升温，关税混战风险加剧下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布局调整已经启动。出于对欧盟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的考虑，哈雷戴维森公司宣布将把面向欧盟市场出货的摩托车的生产从美国转往国际工厂。在这场互加关税引致的跨国公司产业链布局的全球再调整过程中，中国的中长期应对策略应当是对内进一步加快改革、对外扩大开放，改善外商投资和营商环境，加强与欧、日高科技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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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度悲观--加征关税对经济影响可控
关税清单落地，7月6日开始美国将先后对1102种共500亿美元中国出口至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4月3日公布了包含1333种商品共约500亿美元的建议加征关税清单，经过听证程序后，剔除515种商品后将剩下的818种共340亿美元商品作为最终加征关税的第一组商品，将从7月6日起加征25%的关税；新加入284种涉及约160亿美元商品作为关税清单的第二组，在经过公开评议后再发布最终决议。6月15日公布的关税清单合计共1102种500亿美元的商品。
粗略估算，特朗普对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将拖累中国GDP0.05-0.2个百分点。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关税清单为2017年美国自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占当年美国从中国进口4331亿美元的11.5%，占中国2017年全部商品出口金额2.26万亿的2.2%。特朗普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不可避免的会对中国出口造成冲击进而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假定提高关税后，出口商会将关税全部转嫁至商品价格。国内外文献估计的出口价格弹性存在较大差异，区间在0.5-2之间，如果加征25%关税将使得中国对美国500亿美元商品出口下降12.5%-50%，也即会对美出口会减少62.5-250亿美元。以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4331亿美元估计，加征关税将使得中国对美出口减少1.4%-5.8%。考虑到近年来中国对美出口占到中国总出口的19%左右，测算下来将使得中国总出口减少0.3-1.1个百分点，对中国出口影响整体有限。此外，2017年出口GDP占比为18.5%，因此加征关税对GDP的拖累介于0.05-0.2个百分点之间。因此，单纯从对出口和GDP总量的影响来看，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整体可控。
结构上关税清单高度集中于“重大工业技术”商品。从行业分布来看，无论是建议清单的1333种商品还是6月15日公布的1102种商品的最终关税清单，从HS分类法来看，均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仪器设备和运输设备（HS分类中前四项占比达到91.1%）。6月15日白宫声明中也明确指出，500亿美元商品清单主要为含有“重大工业技术”的商品，包括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工业机械、新材料和汽车等行业。从行业占比来看，受影响最大的是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占该类产品出口全部金额的13.85%，光学、照相和医疗设备及零附件出口受影响程度也较高，占出口比重达到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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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征关税的更大影响--重构全球产业链布局
最终关税清单中产品以中间品和资本品为主，消费品占比极低。相比于4月3日的建议清单，根据PIIE在《Trump, China, and Tariffs: From Soybeans to Semiconductors》一文中的测算，新纳入6月15日关税清单的284种约160亿美元商品以半导体产品为主，达到36亿美元；而从4月3日建议清单中剔除出去的产品则主要是电视机和平板显示器，共45亿美元商品。经过调整后，最终消费品的占比大幅减少至1%，而资本品和中间品占比提升，尤其是中间品占比增加至52%。关税清单中消费品占比极低，而中间品和资本品占比非常高的情况下，也就表明在不考虑价格向消费者传导以及企业调整采购决策的情形，实际上加征关税可能不利于美国企业，尤其是美国高科技企业，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加征关税行为在国内招致商界反对的原因，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言人认为加征关税不是帮助而是伤害美国半导体公司、美国工人和消费者。
微观层面，跨国公司而非中国本土企业在美国加征关税事件中首当其冲。一方面，为了打击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相关的高科技产业，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关税清单集中于“重大工业技术”产品，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这部分产品很大部分属于关联交易，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中关联交易占比最高的电脑及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不含电力）、运输设备、电气设备等都是美国加征关税的重点打击对象，过去几年产业链的全球分工发展主要集中在高科技行业。在考虑其他非美国家跨国公司的情况下，PIIE在《Trump Tariffs Primarily Hit Multinational Supply Chains, Harm US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一文中指出，中国出口至美国的电脑及电子产品中，87%是通过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实现的，而中国本土企业占比仅为13%，运输设备、电气设备和机械设备（不含电力）中跨国公司出口占比分别达到65%、60%和59%。因此，特朗普加征关税实际上首先冲击的是美国和非美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布局，例如“芯片通常在美国设计和生产，送往中国包装或测试，然后返回美国，这些芯片现在将在回程时被加征关税”。
相比于贸易，加征关税更大的影响在于通过影响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布局进而重构全球产业链分工。据6月16日华尔街日报《China Issues Retaliatory Tariffs as Trade Fight Heats Up》报道，在公布关税清单后，美国相关政府官员表示如果加征关税促使美国科技公司将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出去也是好事一件，其中一些产品的生产能够重回美国；即使产业不回迁美国，而是从中国转移到更低工资水平的国家去生产，美国仍然受益，因为这会导致中国更加难以从美国获取先进技术。特朗普政府对高科技产品加征关税，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改变相对成本迫使美国高科技企业重新调整产业布局，要么将从中国进口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要么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分工，将产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地区或者回迁美国，实现挤压中国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的目的。特朗普减税政策的落地大大降低美国企业税收成本，如果美国再对中国“重大工业技术”产品出口加征25%的关税，可能将进一步加大在中国布局的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外流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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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风险-对华投资限制和出口管制
关注6月30日即将公布的美国对华投资限制和出口管制措施。目前市场对中美经贸摩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加征关税，实际上5月29日白宫声明接下来将对中国采取三项措施，除了在6月15日公布500亿美元加征关税商品清单外，还将继续就中国违反贸易相关知识产权的行为在WTO框架下进行诉讼，以及计划于“6月30日前公布对中国的投资限制和强化出口管制措施，并于不久后实施”。此前，据彭博社4月20日报道称，负责国际市场和投资政策的美国助理财长Heath Tarbert证实，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宣布进入国家经济紧急状态以对中国投资实施限制。5月29日白宫声明表明，严格的出口管制和对华投资限制措施很可能在6月30日提出。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海外投资规模的快速增长，被美国认为是政府主导下的支持“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主要手段。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打算从投资，尤其是高科技行业投资领域，对中国实施更加严格的管控，主要与“301调查”报告认为，中国通过采取在海外大量投资、并购高科技企业以获取先进技术、知识产权的方式，是目前实现“中国制造2025计划”等高科技领域产业政策的主要手段，并且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高科技投资背后得到政府的强有力支持。
美国研究公司CB Insights数据认为，2014年中国对美国科技初创公司的投资合计仅为23亿美元，而在2015年中国推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后，这一投资金额快速增长至99亿美元。Rhodium Group统计的中国企业在半导体行业的并购数据也显示，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提出之前，中国企业在半导体领域的海外并购金额很低且从未超过10亿美元，而2014年达到30亿美元，2015年达到巅峰的350亿美元，并且并购主要发生在美国地区。
1977年通过的《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IEEPA)，授权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后对商业进行管制，包括阻止国际交易和冻结外国资产，在发生实际袭击事件时，总统也可以没收与援助袭击的国家，团体或个人有关的财产。在9·11袭击发生后，该法曾被用来对其他国家实行制裁。如果特朗普政府使用IEEPA去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将使得美国总统的权力范围被显著扩大。
IEEPA将极大强化总统在强化出口管制和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方面的权力。出口管制方面，目前美国对武器弹药和双重用途产品（dual-use goods）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以控制敏感技术、软件和技术的出口，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可能面临进一步收紧。投资限制方面，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财政部计划于6月30日发布一项限制中国投资的提案，目前对海外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主要根据国家安全的理由进行审查，而财政部计划对“国家安全作出更广泛的定义”（a broader defini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IEEPA可能会将这种权力扩大到任何类型的投资，无论它是否构成安全风险。
美国限制海外投资的立法也在积极推进。即使特朗普政府最终不通过动用经济紧急法案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实施限制，实际上美国国会也在积极寻求通过立法强化对外资在美投资限制，而其中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据媒体报道，国会正在考虑制定能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权力的立法，包括指导CFIUS考虑未决投资是否会侵蚀美国的技术优势，以及可能扩大对“关键行业”的定义，包括银行、国防和能源等行业。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301调查”报告指责中国通过海外投资获取美国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并援引了Rhodium Group的报告，面临投资限制风险较大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海外投资增速较快、且政府主导投资占比较高的行业：汽车（automotive）、航空（aviation）、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和能源（energy）等行业。
特朗普政府加强对中国企业在美的投资限制和强化出口管控措施的出台，尤其是对中国企业在美国高科技领域投资环境的全面收紧，将使得中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产业链向上攀爬的道路变得更加困难。一方面，加征关税边际上可能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限制措施落地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中国通过借助外部实现产业升级的难度，未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产业升级可能面临“双向挤压”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