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女子花样滑冰，关注的人一定熟悉俄罗斯三大“套娃”：特鲁索娃、瓦利耶娃、谢尔巴科娃。

这三人是一个比一个厉害，每个单独拿出来，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人物。

三娃特鲁索娃，人称“莎皇”，独门绝技“蟹步”。

这是需要力量和柔韧极佳的高难度动作。年仅17岁就创下纪录，至今无人超越，是首位完成勾手四周跳的女花滑选手。

二娃谢尔巴科娃，家境优越,气质高雅,仪态优雅动，江湖名号“小千金”。

曾经在赛场上展示一秒换装的绝技，一场比赛中能完成两次超高难度的勾手四周跳，能力十分出众，冠军拿到手软。

老大瓦利耶娃，人称“k宝”，来参加比赛就是来破纪录的，曾经三个月内九次打破世界纪录。

无论是翻转跳跃，还是滑行起舞，样样在行，没有任何短板，是全能的“六边形战士”。

这三位“套娃”一起出征2022北京冬奥会，包揽花滑比赛的冠亚季军似乎是无可非议的。

可是在2月17日晚的花样滑冰女单决赛上，谢尔巴科娃夺得金牌；特鲁索娃得到银牌；瓦利耶娃发挥失常，位列第四。

最终，俄罗斯奥运代表队“三套娃”同台领奖的预测还是没有变成现实。也让那天的颁奖典礼多了些灰色。

瓦利耶娃，本是夺冠大热门，却因为深陷”禁药风波”，由于巨大心理压力在决赛中一次次摔倒。

伴随着全场观众的一次次叹息，重新站起来完成表演。当音乐落下，瓦利耶娃已经泪流满面。在女单结束的十几分钟里，她一直在掩面哭泣：我什么都没有……

获得银牌的莎莎也哭了，她在本次冬奥会上选择的难度可以和男单竞赛，漂亮地完成了五个四周跳。

可是跳跃难度上的“绝对优势”却没有让她拿到“绝对高分”，她在后台表现出了极度不满的情绪。

社交网络上，特鲁索娃哭着拒绝领奖的片段迅速传播开来——视频中，特鲁索娃情绪激动地反复表示，“我恨这项运动，我讨厌花滑，我不想去领奖……”

“我花了3年的时间去练习这些技巧，但从没有赢得任何一个重大比赛的冠军。

我希望依靠更多的四周跳赢得冠军，但最后还是没有赢，所以很煎熬。”

期待越大，失望越大，她情绪的崩溃源于她信仰的崩溃。

千金获得冠军，理应是欢天喜地，却无人前来祝贺，一个人落寞的坐着。

有人说，“这个冠军有水分”，“是运气，本来轮不到她”。自己抱着金牌，队友在边上哭泣，此情此景怎么都不合适独自狂欢。可我们又如何能忽略谢尔巴科娃的实力和努力呢？

我们在关注她们冰上的华丽与泪水背后，似乎总是忽视：她们只是一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啊。

我们十五六岁还在上初中，还在想下课后去哪家小店买零食，或许在为写不完作业头疼，而他们已经顶住巨大压力，迎着全世界人的目光迎战奥运了。

她们会任性地说气话，她们会委屈地掉眼泪，她们会倔强地重复训练，她们会把拿到金牌当做自己的全部目标。

看看如今的花样滑冰，俄罗斯女单属于断层的超一流。当别国还在努力练三周跳时，她们15岁就能做后外点冰四周跳等世界级高难度动作，几乎吊打全球各国女选手。

然而这个成绩背后，是另外一个残酷世界：难以想象的残酷训练、更新换代极快的内卷。

她们每天训练时间长达10到12小时，严格节食以控制身材。

她们的教练表示，小孩子根本不懂什么难、什么不难，也根本没有恐惧感，只知道完成教练安排的任务。只有在最小的年龄让他们习惯多摔跤，习惯无所畏惧，才能在之后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更难的跳跃。

在这套训练下，她们十五六岁就进入职业的巅峰。如果不在这段时间里拿到冠军，此后她们很快就会被新生代挤下去，成为众生当中籍籍无名的过气退役选手，或许曾经的努力和泪水都付之一炬，再也不足为提。

这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多残酷。

再看今年的冬奥会：2004年出生的苏翊鸣在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赛摘银，2003年出生的谷爱凌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逆转夺冠， 2001年出生的李文龍在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决赛中摘银……

赵丹、韩雨、张添翼、拥青拉姆...一大批00后逐一亮相。

我们在欣赏他们赛场上的风光、敬佩他们的勇气、看到他们汗水泪水的时候，常常因为竞技滤镜忽略了他们单纯天真孩子气的一面。

2004年的特鲁索娃会在没有拿到理想成绩时，说“讨厌花滑”的气话；2003年的谷爱凌会在完成跳跃站稳等分数时，拿出韭菜盒子啃着吃；2007年的全红婵，会在记者会上小声说，比完赛后希望能去抓娃娃……

这两年，我们关注奥运比赛的时候越来越不“唯金牌论”，而是更多地关注运动员本人和他们辛苦背后的故事，是一件好事。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残酷之外，发现运动的快乐和人性的光芒。这些，都额外赋予了竞技体育更多的意义。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