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百廿圕记 | 第一期：从“临时工棚”到“英伦地堡”：在南大图书馆的那些神奇日子

还记得那是2010年六月末的一天，凌晨还和室友们一起看了世界杯的比赛。一觉起来匆匆吃了口饭，赶到珠江路糖果车站。

毕业典礼已经结束，所有还没回家的室友们都去地铁口送我。依依惜别之后，泪水已经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甚至没敢回头再多看几眼，就赶紧混进了人群。四年时间就像一个悠长的下午那般稍纵即逝。于个人而言，许多不经意的瞬间或许成为了划时代的一刻。

可能因为头天晚上熬夜的缘故，彼时的脑子还有点懵。在去南京站的地铁车厢里，我没有感情泛滥地去追忆似水年华。等我缓过神来，却已经坐在了回乡的火车上。这时，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遗憾：昨天把图书馆的借书卡注销了，可我怎么没想起来去打印一份借书记录留作纪念呢？

浦口到鼓楼，南大值得留恋的事情应该有很多。但在那一刻，头一个念念不忘的居然是图书馆。那些年里读过的书里具体讲了些什么？很多已经变得模糊。但是，如同那句老话说的那样：读过的书都变成了血肉。之后的很多年里，书里的只言片语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从尘封中唤醒。

坦白地说，与南大图书馆的初见颇有些大失所望。那时，虽然浦口校区已经建成十多年，但是设施现代的思源图书馆还未启用。流落在“南京西伯利亚”的我们只能乌泱泱地挤在南平搭建的巨大“临时”建筑里。虽说那的确是我去过的最大的临时建筑之一，但现在想起来确实很像是正在挖地铁的工棚。

可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我却看到那热火朝天的景象。到处是占座自习的学长学姐，他们“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桌上尽是厚厚的一沓书。也罢，诚朴如我，在哪不是看书呢？

寒冷的金陵北境没有给我们多少娱乐的气氛。就这样，图书馆就几乎成了我课余时间最常去的地方。还记得从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是科幻巨擘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测量子午线》。小时候看过他几乎全部著名作品，徜徉在想象力的世界里不能自拔。如此在非著名作品中继续一段奇幻旅程，真是让人心生愉悦。

在那个前智能手机时代，笔记本电脑尚未人手一台。每晚都几乎是伴随着一本书入眠的。那时候，书看得很杂。因为在英语系读书的缘故，莎剧和英语的经典文学作品自是必读，也自然会对很多世界史、文学史、哲学的题材更感兴趣一些。在那个“工棚”里，我有了与那些希腊先贤们的首次邂逅，也头一回去倾听一众哲人的声音。记得在馆里看的第一本哲学书讲的是莱布尼茨，虽然经常云里雾里，但终究引导我去更带逻辑地看待周围的世界。那时候专业课排得很满，看杂书成了最好的休息。书籍建构起一个崭新的世界，那里有我们在之前的现实社会中未曾抵达的彼岸。在这样的世界里，情感放飞、思维跳跃，让人有种海阔任鱼跃的畅快之感。

幸运的是，“工棚”的时代并没有持续太久。大一下学期，思源图书馆开了。去看书的日子更多了。对于不少其他专业的同学来说，看小说约等于点休闲。可对于我们来说，看小说却或多或少变成了一项更加严肃的事情。为了符合专业需求把自己打造成为“文艺青年”，现当代的西方小说成为了这个阶段的主力精神食粮。从毛姆、斯坦贝克、菲茨杰拉德到麦克尤恩、石黑一雄……一个个文青的入门标配伴随自己走过了浦口的四季。除了那些更具思辨性更强的名著，阿加莎·克里斯蒂成为了那时我的最爱。带着一丝不苟的推理，阅读的体验比今天的剧本杀要过瘾许多。虽说也由此落下了对于细节过于较真的毛病，但对后来的工作而言或许大有裨益。

 2009年7月 摄于离开浦口校区前

最后一次在思源图书馆自习结束后

此外，文艺理论特别是电影理论也是那时的心头之好。那时，对于长镜头、蒙太奇几乎一无所知的我就这样在字里行间开始了对于银幕世界的探索。图书馆里还有不少杂志，每次离馆前的固定操作便是把所有的电影杂志浏览一番。

然而，到了大三的时候，系里开了一门专业课叫中国思想经典。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因为语言学习的缘故已经花了太多精力去理解西方的文化，对于我们自己文明的了解却远远不够。好在图书馆也给了我查漏补缺的机会，记得当时第一时间冲去图书馆借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一直读到快要超期不得不还掉。还过之后的第二天我又去预约，生怕已经被人借走。也正是在这时候，我才第一次系统地阅读《论语》《孟子》等经典，并由此开始去更加理性地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互鉴。我开始涉猎跨文化交际等著作，读了好几遍孙隆基老师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冥冥之中也仿佛在为未来的日子做准备。

转眼就到了大四。突然来到市中心上学让人有点进了大观园的感觉。那鼓楼校区的图书馆更是如此。记得在从浦口搬去鼓楼校区的第一天，我就跑去图书馆借了一堆书。第一次走进那里的外文图书室，一手材料的丰富简直用琳琅满目都不足以形容，给毕业论文的写作也带来了巨大的帮助。

2009年9月 第一次在鼓楼校区图书馆上自习

被人头攒动震撼到

不过，鼓楼给人的最大惊喜还是外院的老图书馆。庚字楼已经近百年历史，像时间胶囊一般封存着许多陈年的往事。门口还有当年那种雨天刮掉脚上粘泥的英国式铁架。坐在那里看书，情不自禁遥想起几十年前的前辈们在此编排莎剧的场景，那也是一种奇妙的思维游戏。更为神奇的在于外图的地下室书库。拾级而下，地库里光线暗淡、甚至带着阵阵寒意，仿佛让人置身霍格沃茨的密室。复古的书架颇有些年头。但就是在那厚厚的灰尘下，我翻到不少学术大牛乃至老师们许多年前就读南大期间的毕业论文。触摸它们的时候，手中忽然生出一种历史的余温。之后今年回南大的时候都会特意去庚字楼面前看上几眼。百年历史的英语系已经搬走，但“地堡”探险的故事总还萦绕脑海。

可惜，在鼓楼校区只待了不到一年。作为南大最后一届没有在仙林校区待过的本科生，我们也错过了更为宏伟的杜厦图书馆。或许几年里在南大图书馆的阅读有些囫囵吞枣，甚至难以称得上有什么系统的规划，但是这貌似游离的知识积累却在之后的日子里慢慢让我有一种“兑现”的感觉。

很自然地在求职时来到了心仪的China Daily（人生中的第一份China Daily也是在思源图书馆里看的）。这些年里，我做的正是跨文化传播的工作。如何在海外读者更有共情的文化语境中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解释中国的传统智慧一直是我们工作的母题。这样的工作需要清楚的逻辑、深度的思考以及丰富的背景知识储备。感谢泡图书馆的那些日子，让我可以坚持这份不断了解世界的工作，也让我始终满怀带着少年感的好奇心。

2018年3月 全国两会期间采访

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安来顺

2020年9月 于故宫博物院采访

"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大展后留影

直到今天，在通勤的地铁上和工作的闲暇，杂七杂八的阅读依然是一个习惯。因为有一次想借孙隆基老师的《新世界史》来看，我也偶然与供职于出版社的妻子熟识并最终结缘。很幸运，今天的家里总有读不完的书。可以说，与南大图书馆的渊源决定了我的生命里很多最为重要的事情。

2021年3月  三星堆祭祀坑新发现现场采访

2021年7月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福州现场

去年年底，因为报道《册府千华·南雍撷珍》的展览与好久没见的南大图书馆的史梅馆长联系。在完成采访工作之后，我偶然提及自己的遗憾。未曾想到，即便十多年过去，学校依然为曾经的同学们完好保留着当年的借书记录。在120年校庆的历史节点上，这一刻宛若时光穿越，也温情满满。

2022年1 月  于国家图书馆采访中拍摄的

最近修复完成的《天禄琳琅》藏书

翻到借书记录的最后一页，在毕业前两周最后一次从图书馆借的几本书里，有一本英国学者撰写的《独行中国:一九三三年的中国之行（“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我甚至记不起来曾经看过这么一本书，但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西方仍然对我们有不少偏见，借以此“考古发现”勉励自己：坚持做一个走四方的文化观察者，用笔耕不辍记录下一个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