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以来，商业银行业监管环境持续趋严，监管部门出台多项行业重要监管政策，监管处罚力度进一步加大

2021年以来，监管部门基本延续了近年来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思路，继续出台多项延期还本付息等旨在支持小微企业经营、促进经济复苏和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同时在公司治理、业务经营、风险管理、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等方面出台了多项监管政策，进一步控制行业重要风险、强化合规管理和稳健经营、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行业重点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管控，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也有所提升。

根据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公示的处罚信息，2021年被罚机构数量、罚没金额、百万罚单数量及千万罚单数量均较上年有所增长，预计未来中短期内监管部门仍将持续加大政策执行检查力度。

深化公司治理监管，行业整体治理水平稳定向好，但部分村镇银行积聚的风险集中爆发、治理水平亟待提升

2021年以来，银保监会按照《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积极推进公司治理制度建设，相继出台了《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行保险机构董事监事履职评价办法》、《关于建立完善银行保险机构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指导意见》、《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等政策，银行公司治理纲领性制度和实际操作规程规制进一步完善，监管维度进一步深化。2021年银保监会持续开展股权和关联交易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了资本造假、股权代持等突出问题。从评估结果来看，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水平总体稳定向好，被评为E级（差）的机构138家，较2020年减少44家。同时我们也关注到，2022年4月以来河南、安徽地区村镇银行发生的“取款难”事件，暴露了农村金融机构长期存在的股权管理、关联交易等公司治理漏洞和风险，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水平亟待提高。

房地产贷款集中度政策、房企三道红线对房地产行业信贷政策产生较大影响；2022年以来监管部门陆续出台稳定楼市政策，有利于房地产金融规范有序发展

为加强房地产贷款管理，2020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该政策结合2020年8月房企融资“三线四档”政策及土地供给端的集中供地政策，对房地产行业格局产生较大影响，是监管部门持续完善房地产金融管理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在政策组合拳实施的影响下，我国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同比增速由2020年第四季度的11.70%大幅回落至2022年二季度的4.20%，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由6.10%降至负增长0.20%，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增速由14.60%下降至6.20%，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增速为负。而近年来民营房地产企业“高杠杆、高周转”的扩张模式，也在行业政策收紧及疫情等多重影响下难以为继，2021年以来一批民营房地产企业风险陆续暴露，使得银行房地产行业相关贷款资产质量承压，且2022年以来部分城市出现的房贷违约断供事件也暴露了部分商业银行在贷款管理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和风险。

2022年2月8日，央行发布《关于保障性租赁住房有关贷款不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的通知》，其中将保障性租赁住房剔除出房贷“两条红线”，扶持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发展，更加精细化的实施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政策。2022年以来，全国各地包括银行业监管机构在内的多方位政府部门陆续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支持的相关政策，供给端政策包括拓宽REITs试点范围、调降土拍门槛、调整预售资金监管等，需求端政策包括信贷首付降低、公积金政策宽松、房贷利率优惠、人才购房补贴和税收减免等，体现了监管部门稳定地价和房价、保证房地产金融有序发展的双重目标，但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和房地产市场预期下，相关政策的效果有待观察。

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监管进一步升级，部分地方中小银行面临整改压力，或给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布局零售信贷业务带来更多发展机会

为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银保监会继2020年7月份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之后，于2021年2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对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在自主风控、出资比例、限额管理、区域限制、集中度等方面的管理要求进行再次细化和补充。该通知明确地方法人银行不得跨注册地辖区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并对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设置了三项定量监管指标：（1）出资比例，即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单笔贷款中合作方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2）集中度指标，即商业银行与单一合作方发放的本行贷款余额不得超过一级资本净额的25%；（3）限额指标，即商业银行与全部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的互联网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全部贷款余额的50%。上述监管政策的出台，对于对互联网平台贷款业务依赖度较高的地方中小法人银行和民营银行具有直接影响，未来资产增速可能明显放缓、业务模式面临较大调整；对于全国性经营、零售贷款具有较强自主风控能力的大中型银行，可能获得更多互联网贷款发展机会。2022年7月16日，银保监会再次印发《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管理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提出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履行贷款管理主体责任、强化信息数据管理、加强贷款资金管理及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要求，进一步完善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监管制度；同时延后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存量业务过渡期至2023年6月30日，过渡期内不符合监管规定的存量业务，应当在控制整体规模的基础上逐步有序压降，超出存量规模的新增业务应当符合相关要求。

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要求、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及非资本债券通知出台，TLAC非资本债券发行在即

2021年9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在资本水平、杠杆率等方面提出了附加监管要求，将系统重要性银行分为五组，第一组到第五组的银行分别适用0.25%、0.5%、0.75%、1%和1.5%的附加资本要求。2021年10月和202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银保监会发布了2021年和2022年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将自2023年初开始需满足相应附加资本要求。

2011年以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相继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名单，在全球金融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条款》框架下，2021年10月监管部门出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以下简称“《TLAC办法》”），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且被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商业银行，要求其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风险加权比率自2025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16%，自2028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18%；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杠杆比率自2025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6%，自2028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6.75%。《TLAC办法》有利于完善G-SIBs监管和风险处置的制度框架，增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能力，但目前G-SIBs距离TLAC达标的缺口较大。

2022年4月，监管部门发布《关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发行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TLAC非资本债券通知》”），提出G-SIBs可发行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该债券在银行进入处置阶段时，如果触发约定条件即可被强制进行债务减记或转换成股权，从而帮助银行吸收损失。《TLAC非资本债券通知》还从偿付顺序、损失吸收方式、信息披露、发行定价、登记托管等方面明确了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的核心要素和发行管理规定，为G-SIBs开展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发行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G-SIBs发行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提上日程。

强化村镇银行主发起行激励约束机制，村镇银行改革重组、风险处置工作持续推进；预计未来省联社改革将成为新一轮农信改革重点，有助于完善农信管理体制，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能力

近年村镇银行风险事件频发，暴露了其股东良莠不齐、公司治理能力低下、内部控制不力等问题。截至2021年末，全国村镇银行数量达一千六百余家，其中122家为高风险机构，占比为7.39%。2020年12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强化对主发起行的激励约束机制，支持村镇银行主发起行协助村镇银行处置不良贷款，支持引进合格战略投资者帮助收购和增资，有序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与此同时，2021年以来省联社的改革工作也在有序推进。2021年底至2022年初，深圳农商行、广州农商行、珠海农商行、东莞农商行和普宁农商行的管理权先后由广东省联社移交至当地政府，基于省内农合机构发展不平衡，广东省政府采取多家脱离省联社系统的头部农商行分别管理一部分、省联社继续管理一部分的多银行集团并存模式；2022年4月，浙江银保监局批复同意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标志着全国首个以农商联合银行的模式深化农信社改革的方案落地；此外另有多个省份将省联社改革列入“十四五”金融发展规划之中。预计省联社改革将成新一轮农信改革重点，此举将有助于完善农商行法人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推进运用市场化运行机制提升经营效益，持续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截至2022年6月末，商业银行合计资产规模310.47万亿元，其中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占全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8.77%和21.23%，合计达到近70%；城商行、农商行占比分别为15.47%和15.84%。总体来看，商业银行以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导、城商行及农商行占有一定比例的竞争格局保持稳定。

2021年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进入平稳增长期，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同比增速降幅最大；为支持实体经济，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仍保持较快增长，贷款余额占比持续提升

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在经历了2020年的较快增长后，2021年进入了平稳增长期。截至2021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总额288.59万亿元，同比增长8.60%，增速较2020年下降2.50个百分点。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同比增速7.50%，较上年下降4.2个百分点，降幅最大。截至2022年上半年，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同比增长10.40%，增速有所反弹回升。

尽管受疫情影响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信贷需求减弱，叠加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调控力度加大，为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仍保持较快增长。截至2021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贷款余额164.82万亿元，同比增长12.23%，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2]同比增长24.94%；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35.66%，贷款规模在总资产中的占比持续提升，达到56.85%，同比提高2.09个百分点。

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基本完成，随着资管新规正式实施和理财子公司的设立，商业银行理财业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未来理财业务的竞争既体现在产品设计管理方面，也体现在服务和营销方面，均对商业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随着居民投资意识增强，资产配置多样化的需求日益迫切，银行理财业务快速发展，但也面临打破刚兑、规范发展等诸多问题。资管新规的发布、执行过渡期和正式实施，标志着资产管理业务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作为资产管理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2018年12月，《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发布实施，截至2021年末，已有25家银行理财子公司获批筹建，包括6家大型商业银行、8家股份制商业银行、6家城商行以及1家农商行，2021年末共有18家理财子公司已处于开业运营阶段。截至2021年末，银行理财市场规模达到29万亿元，同比增长12.14%，存续银行理财产品3.63万只，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8,130万名。其中，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余额分别为11.04万亿元和10.87万亿元，合计占期末银行理财市场总规模的75.55%。保本理财产品规模已由新规发布时的4万亿元压降至零，净值型产品存续余额26.96万亿元，占比92.97%，基本完成银行理财业务整改转型。

从理财产品资产配置来看，截至2021年末，理财产品大类资产配置以固收类资产为主，占比为68.39%；权益类资产占比3.27%，同比下降1.48个百分点。2022年以来，资本市场波动较大，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下“破净”现象频出。据Wind统计，截至2022年6月末，全市场处于破净状态的产品达856只，占比为3.28%[3]。在资管全行业同台竞争的背景下，对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的人才储备、激励机制和管理水平均提出挑战，其投研及管理能力或将分化。

资管新规的实施和银行理财子公司的设立，使得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盈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理财业务定位和服务理念方面，大中型商业银行获客能力强，科技投入大，理财平台产品丰富，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理财子公司专注于产品设计和风险管理，大类资产投资范围得到拓宽，回归代客理财的本质，通过独立法人经营与母行实现风险隔离，母行则利用网点渠道优势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理财业务服务。中小银行理财业务定位于服务客户的辅助手段，服务精细化程度和客户粘性均较高。尽管大中型商业银行和中小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路径有所不同，但理财业务已然成为商业银行不可忽视的重要业务板块。未来理财业务的竞争，既体现在产品设计管理方面，也体现在服务和营销方面，均对商业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受减费让利等政策影响，商业银行业净息差水平继续收窄，叠加拨备计提压力加大，行业资产回报水平呈现下降趋势；随着近期存款利率下调，未来行业息差水平有望得到支撑

2021年监管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有较明显下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1年12月商业银行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76%，同比下降27个BP。企业贷款利率下降对实体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帮助，但同时也使得2021年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同比小幅收窄2个bp至2.08%，对商业银行营收实现形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其中，受市场利率整体下行、普惠金融进一步下沉影响，农商行面临的同业竞争压力加大，净息差较2020年显著收窄16个bp至2.33%，仍高于其他类型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净息差基本保持平稳，股份制银行受益于零售贷款转型净息差提高6个bp至2.13%，城商行净息差在2020年基础上进一步下降至1.91%。2022年以来，贷款利率下降对商业银行息差水平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2022年二季度行业净息差为1.94%，较2021年四季度下降14个bp。2022年3季度以来，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相继下调存款利率，商业银行息差水平或得到一定支撑。

受净息差下降、拨备计提力度加大以及监管部门引导商业银行通过减费降息等方式向实体经济让利等因素影响，2021年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基本延续了之前年度持续下降的趋势，未来息差水平走势和拨备计提压力对银行业盈利能力的影响仍需要关注。

数字化转型成效对上市银行战略和管理能力提出挑战，大型商业银行在金融科技投入、人才储备方面具备较明显优势，或进一步提升其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

面对日益复杂的经营环境和日趋激烈的竞争压力，近年来上市银行持续改造传统商业银行模式，推进数字化转型，涵盖战略布局、组织架构、科技研发、人才队伍建设、风险控制等多个方面。受内外部资源禀赋差异影响，各银行数字化转型路径不尽相同，转型对其战略和管理能力提出挑战。大型商业银行在金融科技投入、人才储备方面具备较明显优势，2021年5家大型商业银行[5]金融科技领域投入合计974.63亿元，占其当期营业收入的2.90%，但受自身庞大的体量和成熟的管理体制等方面因素制约，大型商业银行转型成效仍有待更长周期检验；股份制商业银行是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其经营策略和决策机制相对灵活，2021年8家股份制商业银行[6]金融科技领域投入合计548.93亿元，占其当期营业收入的3.58%；受制于经营区域、业务体量限制以及相对薄弱的人才储备，城商行及农商行相较前两类银行，数字化转型面临更大压力，仍需持续探索深耕本地经营和金融科技的深入融合。

上市银行资产规模在全行业占比接近80%，占据重要地位；2021年以来上市银行加大绿色信贷投入，信贷资产投放占比有所提升，城商行信贷资产占比显著低于平均水平；股份制银行零售贷款转型成效显著

截至2021年末，上市银行合计资产规模226.70万亿元，同比增长7.91%，占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的比重为78.56%，占比较2020年末下降0.48个百分点，行业集中度仍处于较高水平。

上市银行资产构成以信贷资产和投资资产为主，截至2021年末规模合计占资产总额的84.49%，其中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为55.89%，同比上升1.74个百分点。城商行整体信贷资产投放能力略显不足，信贷资产占比为47.08%，同比上升1.40个百分点，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而投资资产占比为39.08%，占比较高。

作者 I 王一峰 宋歌 杨怡然 梁华欣 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