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看！新华日报建议“立刻全面放开生育”，还有重磅提议更值得关注！
8月14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在第13版“思想周刊·智库”栏目刊发了刘志彪、张晔联合撰写的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
文章表示，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2017年中国大陆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导致的出生人口高峰很可能已经过去。
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
文章指出，提高生育率应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任务，短期内，应全面放开生育，优先发展幼教产业和公共托幼服务，加强国家义务教育体系。
文章还提出，我国鼓励生育的措施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应对政策。
具体一起来看全文。
提高生育率： 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
刘志彪 张 晔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2017年中国大陆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导致的出生人口高峰很可能已经过去。这一观点从目前各地卫计委披露的人口出生情况中得到验证：2018年上半年的新生儿人数同比下降了约15%-20%。这意味着，2018年的出生人口比2017年还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更糟的是，按照2010年的普查数据，未来十年内我国的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约40%。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少子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提高生育率应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任务。
我们认为我国鼓励生育的措施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应对政策。
短期内，应全面放开生育，优先发展幼教产业和公共托幼服务，加强国家义务教育体系。
立刻全面放开生育。
我国女性的生育高峰在25-30岁。从人口结构来看，1975-1985年出生人口的生育意愿较强，但目前已过最佳生育期，二孩积累效应将释放完毕。而90年代人口相对减少，加上生育观念改变，指望这部分人担当生育重任不太现实。只有1986-1990年回声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总数高达1.2亿，又有较强的生育意愿，且目前仍有2年左右的时间处于最佳生育期。应利用这一时间窗口，立刻全面放开生育。
大力发展幼教产业和托幼服务。
目前低龄儿童的照料主要是通过母亲兼职甚至全职照料、祖辈的照料支持，以及分散且昂贵的市场化托幼机构实现的。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个人主义的发展，老年人承担儿童照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应明确国家在公共托幼服务中的主体责任，重建国家公共托幼体系，探索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可能性；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兴建民办幼儿园，并加强政府管理；社区街道也可设立托幼机构，提供基层保育服务。努力形成“公立幼儿园为主，民办幼儿园为辅，社区街道托幼机构补充”的多层次的托幼体系，帮助家庭分担儿童照料责任。
加强义务教育体系。
我国很多地区把素质教育理解为早放学，普遍缩短义务教育时间，以至于很多家庭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接送小孩并奔波于各种培训班，严重增加了家庭抚育子女的成本。
要改变现有素质教育的方式，以公办学校为载体在学校内部展开素质教育。可考虑恢复小学生“朝八晚五”的上下学时间和实施弹性放学制度，以便与职工的上下班时间相衔接。也可针对双职工家庭9岁以下的儿童开设寒暑期班，开展素质教育。为此，要努力增加中小学的基础设施和师资供给，并提高教师的收入水平。
发挥基层计生干部的力量，引导舆论宣传。应纠正把人当作负担的片面认识，形成“人既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的科学人口观。发挥基层计生干部的力量，引导社会恢复和树立多子多福的理念。
中期内，建议建立生育基金制度，并妥善利用好存量的社会抚养费，通过花费较小的经济手段来鼓励家庭生育；延长产假并建立育儿假制度；制定鼓励生育的住房政策，等等。
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
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
提取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生育补贴，减轻财政压力。
目前不应再对超生子女的家庭收取社会抚养费，相反我们应提取存量的社会抚养费用于生育补贴。考虑到我国社会抚养费已经征收了30年，存量资金应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理论上可以支撑一两年内对二孩家庭的生育补贴。可考虑将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充实生育基金，或作为生育基金的初始资金。
延长产假时间，考虑建立育儿假制度。
我国从2016年起，将头胎和二胎产假分别调整为30天和128天，丈夫的陪产假从10天增加到15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产假时间仍然较短。可先将二胎产假延长到6-8个月，育儿假延至一年，丈夫的陪产假延至3个月。等时机成熟后，再对生育二胎以上的夫妇延长产假或引入育儿假。为减轻企业负担，妇女在产假或育儿假期间的薪资，可考虑按比例或以固定金额由国家财政或生育基金支付。
制定鼓励生育的住房政策。
居住条件对人口生育率有较大影响，可考虑住房政策向二胎或多胎家庭倾斜。如提供长租房，对二胎或多胎家庭优先；对低收入的二胎或多胎家庭提供3年的租房补贴，或房贷优惠，等等。
长期内，待以上政策效应递减时，应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调节作用，对多孩家庭和女性再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并对多孩家庭给予财政补贴。
对二孩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或是按照孩子数量累进抵扣个人所得税。
由于孩子在未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等税金，家庭已为社会养老体系做出贡献。因此，向二孩家庭抵扣个人所得税，用以弥补家庭的生育成本是合理的。考虑到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保基金缺口增大，为长远计，税收抵扣必须适度，并注重其经济效率。建议仅对多孩家庭的第二个以上孩子（六岁以下）集中抵扣税额，也可按孩子数量累进抵扣所得税，同时设立一定的封顶额。
对多孩家庭进行适度财政补贴。
税收抵扣仅对中高收入人群有激励，但对边际税率很低甚至是零税率的低收入人群并无作用。在这一阶段，各级财政有必要对多孩家庭尤其是经济困难家庭加大财力支持。包括：生育奖励，如对孕期、哺乳期的妇女给予生育津贴，对家庭6岁以下儿童发放育儿津贴等。为提高补贴效率，可仅对家庭第二个以上孩子发放财政补贴。如果国家财力上仍有困难，建议针对低收入家庭或是在人口老龄化较严重的地区加以实施。
通过税收支持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保留或提供生育后再上岗妇女的岗位，减轻妇女职业发展压力。
我国妇女就业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妇女的就业保障措施尤为重要。由于女性在产假和哺乳期间可能被迫中止劳动，企业为减少损失往往选择解雇怀孕员工，导致女性生育后丧失原有职位，极大削弱了妇女的生育意愿。尤其是高知女性，职业发展压力更大，生育意愿更低。可对企业进行一定的税收支持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保留或提供生育后再上岗妇女的岗位。
最后，生育政策应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性。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向中心城市迁移，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口大量流失。我国东北地区以及部分计划生育执行较严格的地区，人口老龄化尤为严重。相反，东部一线城市仍然面临着人地资源紧张和极大的人口压力。中央应制定鼓励生育政策的基本框架和原则，各地政府可根据当地的生育率以及老龄化程度，制定地方性的人口政策。这样不仅能促进人口发展的地区均衡，而且可总结各地试点经验，为下一步大规模实施奠定基础。
人社部杂志刊文：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管、中国劳动保障报社主办《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杂志（月刊）2018年第6期刊发了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一篇题为《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的署名文章。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我国人口形势越来越严峻，呈现三个下降、一个上升、一个收缩的趋势。”文章指出，“其中三个下降趋势，第一是出生率下降，2017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12.43‰，2016年这一数据为12.95‰；第二是出生规模下降，2017年新生婴儿数比2016年少了63万，相当于新生婴儿少了4%；第三是生育率下降，2016年我国的生育率只有1.24，2017年生育率可能在1.2左右。”
文章称，“一个上升指的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2017年，全国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09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60周岁以上人口和65周岁以上人口都比上年增加了0.6个百分点。
“一个收缩指的是，经济主力人口继续萎缩。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降低，去年16-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019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9%。2016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074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为65.6%。”
周天勇在上述文章中指出，“因为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目前我国人口形成了少子化加快、老龄化加剧、经济主力人口收缩的格局，前景不容乐观。”
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周天勇认为，“主要是二胎和多胎育龄妇女资源急剧萎缩。那些愿意生育二胎的育龄妇女在2016年和2017年上半年集中生育，而2017年下半年，二胎生育率就开始下降了。究其原因，就业难，教育、医疗、住房等费用贵，以及托儿所和幼儿园供给少，都是育龄夫妇不愿意生育二胎的重要原因。”
在周天勇看来，“未来5年，我国青年人口将减少3000万左右，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较大。我国有可能呈现出更快的老龄化速度，甚至要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更快，比例更高。老龄化加快，将使经济增长放缓压力进一步加大，养老金负担会越来越严重，财政和金融体系的压力和风险也不断加大。”
面对严峻的形势，周天勇在上述文章中呼吁“应当尽快研究制定促进人口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应当紧急彻底全面放开生育，取消一胎生育准生制。计生人员由财政安置，废止社会抚养费征收，对过去的也不再追缴。此举无需支付成本，但却是改善国民经济、顺民心的一项改革措施。对生育了二胎的家庭，应适当给予个人所得税退税，从而达到鼓励生育的目的。同时，过往的生育管制是当前人口格局形成的重要原因，国家应当对此进行矫正，由国家兴办义务托儿所和幼儿园，以降低和消除生育要放弃工作的机会成本。”
“农村土地财产使用权、增量土地产权改革，增加淡水改造土地林地等扩大发展空间的技术工程和改革应当加快，在农村人口老龄化还不太严峻时，完成改革，发挥活力，创造和积累财富。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改革的困难会大大增加，而效果将会大为降低。”
“养老保险应尽快集中统一到中央征收管理，划转国有资产和收益补充养老金，并且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可能要拿出来划转为养老金。对于农村青出老回的老人，完善农村医疗体制；尽快推进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制度改革，国家成立专门的与农村土地资产有关的银行，一些农村老人可以将土地反向抵押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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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日报》、江南都市报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
编辑：纪海涛 / 审稿：王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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