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事业单位撤并重组事关根本，对人员心理冲击大！

难题一

财政分类保障政策与政府购买服务分类施策不一致。

中发〔2011〕5号文件指出，“对公益一类，根据正常业务需要，财政给予经费保障；对公益二类，根据财务收支状况，财政给予经费补助，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予以支持。”换言之，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应当由财政全额保障，公益二类则实行财政适当补助。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截至2017年底，省本级事业单位554家，从业人员约8万人，但财政全额保障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仅2000余人，这是一个极低的比例，仅占2.5%，全省情况大抵相当。

财政分类和编办分类的不对等，这一现象在全国各省市乃至中央部委都普遍存在。

2016年底，财政部、中央编办出台《关于做好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的意见》，明确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既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也不属于承接主体，不得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则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从养人到办事转变。浙江省在年初也出台了实施方案（浙财综〔2018〕1号文件），基本和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其他省市亦如此。

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的分类施策和2011年分类改革的文件精神高度契合，但对财政适当补助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却是“重重一击”，既不能承接业务，财政保障比例又低，公益一类转二类的条件和流程又不清晰，这类事业单位的改革预期很不稳定。

财政和编办分类的错位有其历史因素，但在改革中不增加额外支出，逐步实现减员增效是基本原则，如何既尊重历史，又形成相对合理的解决方案，此乃难题之一。

难题二

主管部门管理权限与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界限不清晰。

第一，在“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背景下，事业单位行政主管部门积极探索有效的改革方式，但放权不等于放任、管理不等于管死、服务不等于妥协，如何妥善处理三者之间矛盾需要破题。

第二，省委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行使较为充分，但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和主管部门管理权界限并不明确，再加上事业单位执行政策基本参照机关（工资、人事、职称等除外），执行起来模棱两可，主管部门和事业单位都很困惑，管或者不管，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各地各单位标准不一，既有“什么都要管的家长制”，也有“什么都不肯管的甩手掌柜”，还有“既想要全面掌握情况又不敢轻易对报批事项表态的谨慎派”。

第三，部门所属社科类研究机构能否执行科研单位改革政策并不明确。

事业单位自身认为应认可其科研机构身份，并执行相对宽松政策；主管部门则要求履行出资人职责，即使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主管部门亦强调加强日常管理。

为此，如何明确主管部门的管理界限和管理重点，明晰部门所属科研机构的定位，此乃难题之二。

难题三

部分单位双轨制运行可能导致改革碎片化。部分单位实施双轨制运行，同一单位内部存在两种身份，实施两套管理体制。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基层在机关工作的混岗事业人员，据统计，我省基层75%为学校医院事业人员，剩下25%的事业人员有80%混岗在行政机关，乡镇这个比例几乎达到100%；

二是党校和社会主义学院系统，省级及以下党校和社会主义学院，单位是参公单位，管理人员属于参公人员，但任课老师还是事业身份。

如何在改革中妥善解决双轨制运行带来的系列问题，此乃难题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