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减贫近7万人，这个皖北贫困县凭什么能首批“摘帽”？

2018年8月，经过严格的考核公示之后，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岳西县、谯城区、怀远县和蒙城县成为安徽首批四个“摘帽县”。

2012年，蒙城被列为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2014年共识别贫困村60个，贫困人口86300人，贫困发生率高达7.04％。令人称奇的是，短短４年时间，截至2017年底，蒙城全县累计减贫68255人，贫困发生率由7.04％直降到1.47％，6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创造了脱贫摘帽的蒙城模式。

“蒙城能够脱贫摘帽，靠的不是验收之前的‘临门一脚’，而是一套稳定脱贫、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这也是我们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亳州市委常委、蒙城县委书记车照启强调说。

那么，这是一整套什么样的长效机制？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蒋俊龙有一个特殊的职务——蒙城县篱笆镇郑集村蒋楼联合党支部书记，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份，蒋俊龙很是自豪，在他眼里，这个联合党支部是个了不起的组织创新。

“联合党支部设书记一人，委员两人，支部虽小，却坚实撑起了脱贫攻坚大作战。”蒋俊龙告诉《决策》。

所谓联合党支部，是蒙城县“乡镇党委－村级党组织－联合党支部－自然村党小组－农村党员”五级党建网格共抓扶贫的其中一环。

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在干部。蒙城把扶贫干部队伍建设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着力打造一支“扶贫铁军”。

“实践中，我们发现，村级党组织关键时刻能不能拉出来、能不断顶上去，是扶贫工作成败的关键。这最后一公里队伍如果壮不起来，扶贫工作就会事倍功半。”蒙城县委副书记、县长孔祥永对《决策》分析说。

这在推进“一块田”改革过程中，体现得较为明显。改革之初，有些乡镇政策落实难、工作推进难，关键环节的“硬骨头”久啃不下，影响了整个改革的进程。经多方走访调研，车照启发现，工作被动的背后是基层组织建设出了问题。

蒙城县每个行政村平均人口规模3000—5000人，村两委成员仅5—7人，且年龄大、学历低。力量单薄的村干部队伍，很难支撑纷乱繁杂的基层事务，少数村干部干脆“管不过来就不管”、“问不过来就不问”，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当起了“鸵鸟”。

为有效破解这一老大难问题，蒙城县在行政村党支部和村党小组之间增加一层联合党支部，每1500人左右设立一个，织密网络，充实人员，形成五级党建网格化管理体系。

“通过党建一张网，把责任明确到网格、任务分解到网格、督查考核到网格，做到‘网中有格、格上有人、人人有责、奖惩分明’，有效解决有人管事、有人盯事的问题。”蒙城县扶贫局局长赵凤轩对《决策》分析说。

以联合党支部为例，相关部门对支部书记和委员每月都要进行绩效考核，以强化责任心，调动积极性。同时，联合党支部对自然村党小组组长也进行监督考核。

截至目前，蒙城县构建了“16个乡镇（街道）党委—275个村党组织—999个联合党支部—2850个党小组—2.6万名党员”的五级党建网格，联系群众32万余户。通过这一组织架构的创新，不仅扶贫工作取得质的突破，还创新出了农民文化礼堂、农村居家养老照料中心等新模式。

创新是蒙城脱贫攻坚工作的关键词、主基调，创新不仅体现在组织架构上，还体现在工作机制上，依托“互联网＋”、“大数据＋”进行精准扶贫，是蒙城扶贫工作的又一重大创新。

精准扶贫是当前脱贫攻坚工作的要义，但是如何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却是不少地方面临的难题。而蒙城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四两拨千斤”，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第一道关口，很多地方尽管层层把关，还是有不少不符合条件的人“混”进了贫困户名单。怎样把住贫困户识别这第一道关口呢？

2014年，蒙城在开展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的同时，县信息局会同县扶贫办，建成县级扶贫指挥中心，在全省率先整合卫计、市场、房产、人社、民政等10部门数据，对贫困户进行自动筛选、精准识别。

如果在工商局发现拟申报贫困户有营业执照，在房产局发现名下有房产，在车管所发现名下有汽车，在人社局发现家里有干部职工，则一律取消其申请资格。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蒙城县从贫困户中筛选出有车户1131户，有房户594户，有工商登记注册户490户，其他不符合条件的482户。

精准识别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精准施策。对于精准施策，蒙城的办法同样是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

打开蒙城脱贫攻坚信息服务平台，会发现该平台汇集了扶贫工作的海量信息，不仅有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的各类信息和实时变动情况，还有每一个扶贫干部的具体职责和完成情况。

“通过这一系统，我们实现了综合查询、跟踪督办、动态管理等功能，确保各方协同、工作到户、责任到人，由此倒逼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蒙城县委办副主任、信息局局长王振武告诉《决策》。

扶贫大数据平台的红利还不止于此，系统汇集的海量数据以及各方信息的互通共享，为政府决策和精准扶贫提供了科学依据，进一步提升了脱贫攻坚工作的精准度。

蒙城的“互联网＋扶贫”工作，巧妙利用了亳州市“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良好基础，尤其是率先打通各部门数据，走在了亳州市乃至安徽省的前列。

“如果没有亳州市一级信息基础设施，蒙城的‘互联网＋扶贫’工作难度要大得多，但是反过来看，如果光有现成的资源，却不去主动运用，不与县域实际嫁接，再好的信息基础设施也是摆设。”车照启分析说。

由是观之，扶贫也是一种治理，蒙城“互联网＋扶贫”工作之所以有诸多亮点，关键原因是充分挖掘、创造性地利用了现有治理资源。

８月初，蒙城县脱贫“摘帽”的消息传来，小辛集乡的安徽精益诚食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葛镇倍感欣慰和自豪，因为蒙城县出列的60个贫困村中，有两个村是该公司带动脱贫的。精益诚公司带动两个贫困村成功出列，是蒙城产业扶贫工作卓有成效的一个缩影。

2016年前后，安徽精益诚食品公司常务副总葛镇喜忧交加，喜的是公司生产的中高端蔬菜，免检出口到日本、美国，忧的是资金链紧张，遇到融资难融资贵的老大难。

蒙城县政府得知情况后，引导精益诚公司与小辛集乡两个贫困村签订产业扶贫资金入股分红协议。按照蒙城县的扶贫政策，每个贫困村100万扶贫专项资金，这200万资金犹如雪中送炭，精益诚公司的生产经营日益红火。那么，发展壮大之后的精益诚是如何带动贫困户脱贫的呢？

首先是入股分红。2016年、2017年，精益诚公司分别实现两个村集体经济年增收12万元、10万元。按照产业入股分红资金不低于60％的比例用于贫困人口受益分红，241户贫困户共发放产业分红资金29.38万元，实现了贫困户稳定增收、两个贫困村如期出列。

其次是土地流转。精益诚公司现流转土地6000亩，每年支付土地租金540万元。其中涉及贫困户45户214亩，支付贫困户租金19.26万元，户均每年增收近5000元。

最后是劳动就业。以两业（产业就业）为引领，促进两生（生产生活）发展，是蒙城产业扶贫的一道宗旨。精益诚公司常年吸收周边务工人员460人，固定在基地、车间工作人员210人，人均月工资2800元左右。其中，吸纳贫困人口就业106人，实现了就业促脱贫。

“精益诚公司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扶贫专项资金的支持和政府对土地流转的引导。通过系列举措，培育支持农业产业化企业，是蒙城产业扶贫的一条重要经验。”　赵凤轩告诉《决策》。

尽管农业龙头企业有力推动了产业扶贫，但是农业企业的培育不是朝夕之功。因此，蒙城产业扶贫的另一项重点工作是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引导其参与产业扶贫。

多年来，土地细碎化和土地流转率偏低，一直制约着蒙城农业规模化发展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自2013年在全省率先推行户均“一块田”改革以来，蒙城开始不断收获改革红利。今天在蒙城，凡是“一块田”改革搞得好的地方，土地流转成效就越明显，催生了一大批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发展。

据统计，推行“一块田”改革以来，蒙城全县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达118.12万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54.59％。截至2017年底，1000亩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达到80家。

土地规模经营，有力推动了一二三产融合。土地流转较多的乡镇，均已形成了一批特色产业，如立仓镇的小龙虾、岳坊镇的莲藕等，还涌现出安徽广志保健茶等一批畅销产品。截至2017年底，蒙城累计培育村级当家产业60个，培育发展特色种养业达标户9200户。

如果仔细梳理蒙城产业扶贫的脉络会发现，无论是农业企业扶贫，还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参与扶贫，背后都有“一块田”改革的红利。

乐土镇双龙社区是“一块田”改革发源地之一，该社区目前土地流转率超过70％，成功引进阿土部落等一二三产融合项目。“如果没有‘一块田’改革，我们流转不了那么多土地，也吸引不了优质项目。”双龙社区党支部书记柳向阳告诉《决策》。

“一块田”改革，实际上是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没有‘一块田’改革的话，土地细碎化问题会一直制约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就不会有新型经营主体的大量涌现，没有这些经营主体，也就不会有一乡一品。”孔祥永对《决策》分析说。

蒙城产业扶贫的生动实践证明，“一块田”是固定的，但是在这块土地上做什么文章是丰富多彩、充满想象力的，延伸越长，效益越大，这就是基于“一块田”产生的延伸效应，产业扶贫仅仅是其延伸的一个方面。

未来，“一块田”将会上演更多精彩的发展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