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合肥？湖北在哪里？武汉在哪里？”湖北省委机关报为何连连发问？

11月，《中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报告2020》出炉。在2019年中国省域基础研究竞争力排行榜上，湖北居全国第六，位列第三方阵。

前十省市中，第一梯队的北京，第二梯队的江苏、广东和上海，已多年不可撼动。2018年，领跑第三梯队的湖北，被浙江反超，从第五滑至第六。2019年，第四梯队的湖南迎头赶上，跑步跻身第三方阵。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追兵在跑，标兵在飞。在当前“创新第一动力”的赛道上，地域间的创新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今年，继北京、上海、合肥后，深圳获批成为我国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提出，要加快创新驱动发展，以人才为支撑打造创新高地，以转化为关键加速创新应用，以企业为主体增强创新能力。要加快布局建设大科学装置，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市场化应用，优化全省区域创新空间布局和创新要素配置。

省委全会刚刚结束，马不停蹄的湖北，正式启动武汉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创建工作，以武汉东湖高新区为核心承载区。

湖北是科教大省，但科教大省并不等于科教强省，创新资源并不等于创新优势。

创新中国的版图上，湖北在哪里？武汉在哪里？

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差距在哪里？方向在哪里？

省委全会前夕，本报报道组奔赴深圳、东莞、合肥三地，对话政府、高校，参访大科学装置，辗转数千公里，求解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湖北之问。

11月27日，深圳西北，光明科学城。

这片99平方公里的年轻之土，自2019年启动建设，便含着“创新金钥匙”出生——它不仅是深圳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区，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和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节点。

在定位上，光明科学城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围绕信息、材料和生命三大科技领域，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前沿交叉研究平台。

8月，先进表征综合粒子设施在光明科学城动建。而深圳布局在此的，还有脑模拟与脑解析设施、合成生物研究设施、材料基因组大科学装置平台等一系列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冬日暖阳下，深圳光明区科技创新局工作人员曾理，指着不远处的苍翠山脉说：“那座山叫巍峨山。以山为界，山南是深圳光明科学城，翻过这座山，山北就是东莞的松山湖科学城。不久以后，两城将会穿山打通，成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共同支撑。”

从光明高铁站出发，经广深港高铁，30分钟可达香港西九龙站、广州南站和深圳机场。

从光明科学城开始，一路向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延伸，再到广州科学城，三大科学城已成带状布局，协同互嵌。

11月29日，巍峨山北，东莞松山湖。

占地1900亩的华为松山湖基地，恍若童话中走出来的欧洲小镇。这里，是华为全球最大的研发中心，数万名研发人员在此扎根，成为了新东莞人。他们，在“城堡”里办公，坐小火车通勤。

5公里外，是广东目前唯一建成投用的国家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如今，它已成为改写东莞发展路径的镇“莞”之宝。

作为我国“十一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十二大科学装置之首，中国散裂中子源由中科院和广东省共同投资兴建，从2000年论证到2018年通过验收投入运行，前后历时近20年。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莞研究部科研计划办公室副主任杨振介绍，这项大装置，就像一个给材料做CT的超级显微镜，利用中子和送检样品的原子核散射，可以探测原子核的位置、分布以及运动学规律。由于装置建设难度极高，全世界的散裂中子源一共只有4台，其中一台就在中国东莞。

他指着大装置脚下的土地说，这里，曾是一片荔枝林。中子源20年前在多地选址的时候，因为大科学装置建设周期长、投入大，且没有直接经济产出，很多地方不愿意接，最后是东莞接了下来。“或许东莞自己都不曾想过，这个决定，将在20年后改变它的发展和未来。”

紧邻散裂中子源项目，与其形成“双子星”的另一项国家大科学装置——南方先进光源研究测试平台项目现场，塔吊林立，只争朝夕。沿着门前的中子源路步行不过数百米，广东省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建设工地，同样时不我待，机器轰鸣。在中子源路的尽头，香港一所大学，也即将把分校落在这里。

落霞时分，伫立在中子源路，环顾着眼前的松山湖科学城，不禁恍然——这还是那个传统印象中，以制造业和外贸闻名的东莞吗？

“过去的创新竞争，是城市与城市的单体PK。但现在，透过广东样本不难发现，不管是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还是科创中心，都不再是某一个城市的独舞，而一定要背靠城市群的结盟，辐射带动，你得跳群舞。”湖北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称，上海背靠的是长三角，北京背靠京津冀，深圳背靠大湾区，而成都背靠成渝城市群。“这是国家新一轮创新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信号和趋势。”

这个判断，得到深圳市科创委的印证。

该委基础研究和平台基地处相关负责人李世蒙介绍，深圳所有科技创新资源，均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共享。以大型科学仪器为例，自2019年10月官方共享平台上线后，共有439家仪器管理单位，拿出8724台套仪器，设备总原值75.98亿元。即使在疫情期间，半年内仍有5248台套科学仪器实现共享，共享率60.16%。

截至目前，已有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6所高校，在深圳建立大学研究院，累计在深联合培养各类人才逾1万名，设立科研机构77家。

12月4日，我国量子计算的一项世界突破从安徽传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等合作，成功构建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求解数学算法高斯玻色取样只需200秒。即“九章”1分钟完成的任务，超级计算机需要1亿年。

而就在2016年，当潘建伟院士推动我国发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时，许多城市都来不及从震惊中回神：为什么是合肥？

2017年，合肥紧随上海之后，成为我国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这声平地惊雷，让众多省份和城市再也坐不住了：为什么又是合肥？

论经济实力，合肥不及沿海；论科教资源，不如武汉、南京；论创新氛围和活跃度，深圳、杭州等大批城市都在合肥之前。“合肥，不就只有中科大和中科院合肥分院吗？”

是啊，为什么是合肥？

12月1日，走进中科大静谧的西区校园，“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几个大字，在岁月洗礼中，仍熠熠生辉。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实验室。这里，建有我国第一台专用同步辐射光源大科学装置。

这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等交叉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平台。

而同步辐射光源，仅仅只是合肥一系列大科学装置群的其中之一。

2019年，安徽GDP约3.7万亿，湖北4.6万亿；合肥GDP为9400亿元，不到1万亿，而武汉是1.6万亿。

一项大科学装置，动不动要投几亿、几十亿，一建就是10年、20年，关键建成之后，大多只能做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很难有经济回报。安徽和合肥并不是经济大省大市，是什么动力让安徽这么做？

“一切动力，都取决于你想成就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合肥市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坦言，合肥的财政收入并不宽裕，这些年花在大装置、大学和科技创新上的每一分钱，都要反复算了又算。但是，我们从未犹豫过。“这些投入，或许不能改变合肥的现在，但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改变合肥的未来。”

合肥，是中科院在北京之外，科技资源布局最多、最重的战略之地。在中科院和中科大联合加持下，截至目前，合肥获国家发改委批建的大科学装置共有4个，加上其他在建或申报中的大装置，共有11个。勿说中部，就是在全国也堪称一骑绝尘。

当许多城市“睡醒了”，想要进入大科学装置竞赛，合肥早已形成大科学装置群。而这些看似“没有回报”的布局，都在悄无声息的10年、20年甚至是30年前。同步辐射光源装置的动建，更是早在1984年。

在“潜绩”和“显绩”之间，合肥选择了前者。哪怕这个“冷板凳”，一坐就是30年。

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头一个硬杠杠，就是大科学装置。在历经长达30多年的科技“马拉松”后，合肥创新的硬核重器，终于厚积薄发。

2017年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后，安徽按照省市两级1：2的比例，每年拿出200亿元、连续5年拿出1000亿元，投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仅量子信息科学实验室，就投了100亿元。

87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垣，曾在合肥的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15年，同时兼任中科大教授。

“很多人都说是中科大成就了合肥，但没有合肥，就没有今天的中科大。”他回忆说，1970年，中科大从北京辗转南迁，在那个困难的特殊时期，连续遭到一些省份拒绝。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得知消息后，立刻赶到北京找到中科大，说你到安徽来，我安徽人民再穷，勒紧裤腰带也要把你养起来！

“安徽的崛起没有秘密，认准的事，没有瞻前顾后，大胆投入，干就完了。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届接着一届干，看似笨功夫，却是大成就。”

今年，是中科大南迁安徽50年。合肥高新区内，占地3000亩的中科大新校区，正在崛起。它用了整整半个世纪，无声地实现着对这座城市的反哺。

从广东，到安徽，每一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推进背后，归根结底，都是改革创新的思想活不活、胆子大不大、步子快不快的问题。

沪、皖、粤、浙等多地经验告诉我们：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需要科技创新提供硬支撑、新动能。当前，正值国家基础研究布局重新“洗牌”阶段，除抢得先机的京、沪、粤、皖外，南京、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地，竞争均异常激烈。

上海、安徽、浙江，均建立由省委书记或市委书记挂帅、省长或市长领衔的机制，强力推进科技创新战略。上海市长亲自负责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浙江省省长担任之江实验室理事长。

“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省委全会上，湖北科技创新的决心，字字铿锵。

当前，从政府到科研机构、高校院所，建设武汉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形成湖北共识。

“在国家创新战略中，湖北绝不缺席！”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正密集启动规划一系列高规格实验室，以及大科学装置群，全力释放湖北科教优势和产业优势，让科技创新成为湖北最大竞争力。

该负责人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最重要载体就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至少要有3个以上大科学装置。目前，武汉已建成精密重力测量、脉冲强磁场两个大科学装置，均在华中科技大学，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合肥。

除此之外，高水平的研发平台、双一流学科和双一流科研院所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等一系列“硬杠杠”，均有极高门槛。

“但最关键的，是要突出区域特色。”他说，北京和上海比较偏重前沿基础研究，如天体、物理、物质、生命等科学领域。成渝聚焦的是空天科技、先进核能等科学领域。“湖北和武汉最大特色，就是科教资源和高科技成果转化，所以要努力让这些金矿发光。”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建议，武汉要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必须跟国家战略发展的政策和部署结合起来，要抓住两个重点，一个是长江经济带要研究透，一个是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一些新的创新基础设施。

“武汉是有一些科技家底的，但这些年资源激活不算很好。科研经费像撒胡椒面，扶持10多个产业，每个给一点，没有重点。”他说，投向科技创新的资金强度还要加大，有些资源可以通过市场来配置，政府需要配置的是长远资源，解决长远问题。特别是基础研究，市场短期内是看不到前景的，但政府要有战略格局和眼光。

“科技创新目光一定要长远，即使武汉现在赶不上北上广深，也要为了未来赶上它们，想想现在先在哪些地方布局。要把科研经费用在刀刃上，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