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眼中的史家：习惯让自己处于“边缘”的霍布斯鲍姆 | 专访理查德·埃文斯

霍布斯鲍姆1917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这一年恰好是俄国爆发革命的年份，这似乎在冥冥之中预示着他未来的学术命运。1919年，他们举家迁往维也纳，1931年又搬到柏林。1933年，因希特勒掌权，霍布斯鲍姆又来到英国，在这里完成了中学教育，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可以说，他在青年时代于多国生活的经历，不仅为他积累了丰富的阅历，也逐渐塑造了他世界主义的观念。霍布斯鲍姆14岁时就成了孤儿，生活也陷入拮据，他目睹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与奥地利带来的深刻创伤，也在希勒特上台时期的柏林体验过“选择纳粹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煎熬。

这些经历都对他形成日后的学术观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的霍布斯鲍姆常常作为一名左派史家和马克思主义者被纪念，在某种程度上，青年时期长久以来对贫困与孤独的体验，都让共产主义思想对他有非比寻常的吸引力。当然，在不满18岁时，他就已经阅读过《资本论》的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多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这在同龄人中都是较为罕见的。

1947年，霍布斯鲍姆成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讲师，并于1978年获得了该校经济及社会史教授的头衔，他在职业生涯中的大多数时光都在此任教，在1982年退休。退休之后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是该校政治及社会史荣誉教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他研究的时间段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至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扩展到拉丁美洲。他最广为人所知的作品“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以一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书写了现代世界的发展进程，在专业内和大众读者中都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回响。

专业研究之外，霍布斯鲍姆在历史学的学科建设方面也十分投入，并广泛结交了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各类顶尖学者。他也绝非书斋式的学者，常常会在写作中投入强烈的现实关怀，这点也突出体现在他对民族主义的探讨上。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霍布斯鲍姆提醒公众警惕民族主义崛起的力量，认为这种“被发明的传统”常常被政治利用，引发非理性的灾难。这在当时苏联解体的背景下也具有了不止于学术的意义。

纳粹掌权、西班牙内战、二战爆发、冷战、共产主义危机……回溯他曾经参与、关注过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就能意识到他将自己的口述自传命名为“趣味横生的20世纪”所言非虚。

这本自传的内容极大地启发了另一位英国当代的著名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虽然和霍布斯鲍姆并非“密友”，但埃文斯始终对这位影响巨大的学者充满了敬意。今年夏天，由埃文斯撰写的一部资料更为丰富的传记与中国读者们见面。如果说霍布斯鲍姆的自传更多是以一种俯瞰公共事件的宏观视野书写，那么本书就如埃文斯所言，更希望在保持时代感的基础上，更多地进入他的内心世界。

新京报：在剑桥读书时，霍布斯鲍姆就对比较琐碎的历史信息感到厌倦，但对理论很感兴趣，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这点似乎贯穿他的学术生涯。我看到很多文章都指出，霍布斯鲍姆很善于通过研究历史提炼理论并呈现一种历史叙事，比如“双元革命”“漫长的19世纪”等等。我们可以将他理解为一个更关注理论或者说历史叙事的史学家吗？就像畅销书作者赫拉利说的那样，人类总是对“故事”很着迷，您觉得，霍布斯鲍姆著作的这种特点，是否是他受到如此广泛欢迎的重要原因？

埃文斯：霍布斯鲍姆具有非凡的能力来“设计”有影响力的历史概念——比如社会盗匪、漫长的 19 世纪、原始叛乱、双元革命等等，正如你所说，但他也非常注重细节，正是这种综合的能力使他的工作受到欢迎。

新京报：霍布斯鲍姆早期的志向是成为一名作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也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的许多作品——尤其是最著名的“年代四部曲”都很流畅清晰。我记得你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英国历史学家往往比德国历史学家更看重写作之美。就您的阅读体验而言，霍布斯鲍姆的历史书写方式有哪些特点？

埃文斯：霍布斯鲍姆精通英语和德语，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位奥地利小说家和英译德翻译家，不过她却坚持在家里说英语。霍布斯鲍姆的父亲也是英国人，这些都使得艾瑞克在青少年时期对英语、法语和德语文学怀有很大的热情。从青年时期开始对各类作品的深入阅读也给了他一种文学化的写作风格，他又将这种写作风格与他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的理论结合在一起，辅以一种出色的概念分析以及运用图表说明问题的能力，这些都使得他论证的方式全面而详尽。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刘亚光；编辑：朱天元 李夏恩；校对：薛京宁 付春愔 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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