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负面舆情，其实无外乎这两件事……

负面舆情说可怕也可怕，说不可怕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应对不好，引发的蝴蝶效应后果不亚于一场飓风，破坏力大到难以想象。不可怕的是：应对得当，还可能会化危为机，成为树立形象的契机。而其中的差别就在于应对是否妥当。只可惜很多地方一旦遇到负面舆情就方寸大乱，进退失据，结果是小事搞成了大事，直至局面无法收拾、一塌糊涂。

其实，负面舆情虽类型各异，情况不同，应对方法不尽相同，但有些原则是相通的，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简单粗暴地说，其实无外乎两件事：把活干好，把话说好。

破解负面舆情的最核心原则：解决问题。

稿子写得再好，网络评论再给力，关系协调再到位，不解决实际问题只是扬汤止沸。

所以，负面舆情来了，我们首先考虑的应该是：解决负面舆情背后存在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发了案子，破！存在冤屈，纠！突发事故，救！谣言盛传，辟！存在问题，改！深层原因，查！……

只要问题得以解决，负面舆情自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即使存在幕后推手，也终究翻不起大浪。

所以，解决问题当为应对负面舆情第一要务！

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就是按传播规律做好政务公开。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政务公开其实应该坚持“三个常态与三个例外”

但很可惜，面对负面舆情，很多地方常见的做法却是：以不公开为常态，公开为例外。采取的常见招法无法这么几招：封堵删除、视而不见、拖延待变。

这样做的出发点其实无非是担心公开会引发更多的人关注，会扩大负面影响。但是这样有用吗？有用，有负作用！

移动互联网时代上网发布信息平台广、门槛低，人人都可以上网发布，所以官方不发自然有个人发。官方封堵删除、视而不见、拖延待变其实然并卵。

当真相缺位，谣言自然就会补位。政务信息不公开，轻则伤及官方公信力、损害官方形象，失去群众信任。重则演变成恶意炒作，被别有用心的人把节奏带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不仅如此，滞后的公开还会延误实体工作，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如武汉新冠疫情之初信息公开的瑕疵不但耽误了新冠疫情的前期防控，甚至成了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与群体抹黑我国的把柄，教训及其沉痛！

其实多数网民并不会对公开的信息恐慌，而是会对不公开的信息恐慌。网民的心理承受力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低。如：新冠疫情期间，警长所在城市有湖北人进入的传言时，市民充满了恐慌，但当市政府公布了湖北人集中住宿的酒店后，市民们反而平静下来了。很难有比新冠疫情期间每天暴增确诊数与死亡数更大的负面消息了，但公开与不公开哪个更好，相信每一名经历了新冠疫情的人都有深有体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公开不仅是维护官方形象要求，更是依法办事。

因此，警长一直坚持，除法定不得公开事项外，均应公开。

公开表明官方态度，公开公布工作进程，公开事件处理结果，公开进行真诚道歉……把政府解决问题的全过程、全方位坦诚公开，表明党委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底气，把党政机关的工作显性化，从而得到人民群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现在很多地方遇到负面舆情，往往是等到所有情况都弄清楚了，再字斟句酌，层层审核，一次性发布。

这样做的出发点无法是怕情况掌握不全，定性不准等，发出来会被垢病。

但一次性发布的实际上弊大于利。

首先是错过黄金应对时效。真相发布越晚，谣言传播则越广，迟一分，则增十分引导舆论的难度。

其次是忽视秒阅读时代网民心理。移动互联网时代，网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他们没有耐心坐着小板凳等着官方发布。官方一旦发布不及时，轻则引发网民吐槽，重则节奏被各种谣言带偏，以至局面无法收拾。因此，官方不应追求首次发内容全面，而是应该知道多少发多少，及时出来发声引导舆论。

再者“毕其功于一稿”不现实。多数负面舆情的原因往往是复杂的，官方不仅难以第一时间掌握所有情况，也很难做到“毕其功于一稿”。因此，多数负面舆情引导应该采取先公开态度，再公开进展，继而公开结果的分步发布，必要时还需补充公开后续情况 。

如贵州“儿童性侵案”舆情引导就堪称经典：这三招，是贵州“儿童性侵”舆论战迅速取胜的关键！

因此，警长一直坚持，除简单事项，均应分步发布。

现在很多地方遇到负面舆情不是本级官方新媒体或网站发布，而是提交通稿给媒体来发布。

这样做无非是担心官方新媒体或网站发布后会被网民挑毛病，引发负面评论，所以选择媒体发布，这样就不至于骂官方了。但这样是错觉。

其实，媒体发，网民要骂照样骂，无非多数会在媒体平台骂官方而已。官方看不到，不是不存在，而只是没看到，讲通俗点，这叫掩耳盗铃。

而且，媒体发官方不发，既有官方不敢发声、不敢担当的嫌疑，还有官方隐瞒，媒体曝光的错觉，徒增槽点而已。明明官方有所作为了，为什么要给网民这种错觉呢？

说难听点，遇到负面反正都会挨骂，一种是有担当的挨骂，一种是没担当的挨骂，你选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