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生活越来越艰难，死亡却越来越容易...

2021年3月17日，加拿大通过C-7法案，该法案允许更广泛的人群有资格申请和接受安乐死。其中包括患有精神障碍的加拿大人，也就是说，Leblanc 女士可以申请。

Leblanc 从 8 岁起就一直与精神疾病作斗争。13 岁时，她第一次尝试服用抗抑郁药；现年 31 岁的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受治疗或等待接受治疗，尝试了太多的药物却无济于事。她在各个医生之间来回看诊，得到了多项诊断结果——抑郁症、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边缘性人格障碍。

她在想死和想活之间摇摆不定，尤其是放心不下如果自己离开后，11 岁的儿子就要托付给年迈的父母照顾。

今年九月，Leblanc又换了一位新的精神科医生---这已经是她今年更换的第三位医生了。但她厌倦了向不同的医生复述她的故事，每次问诊似乎几乎毫无帮助。Leblanc被困在绝望和焦虑之中，同时背负着深深的自责——她的病情使她无法成为亲生儿子的好母亲。

Leblanc 曾尝试过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她现在担心自杀会很痛苦，或者没死成最终坐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于是，她在网上研究起了加拿大的死亡医疗援助（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MAID）--- 安乐死。

早在2016年6月17日，加拿大通过C-14法案，修订《刑法典》和其他法案中的安乐死条款，允许符合条件的加拿大成年人申请安乐死。C-14法案特别表示，只允许在成年人在面对“合理且可预见的死亡”时提供安乐死服务，不得在易受伤害的人在软弱无力的时刻引诱其结束生命。

精神病学家【玛德琳·李】担心，加拿大协助死亡法律的扩张速度过快，缺乏谨慎的保障措施和足够透明的监督以防止错误的发生

而在2021年3月17日，加拿大又扩展了MAID的资格，通过了C-7法案，即精神病患也有资格申请和接受安乐死。 

 此法案一出备受争议，议会表示将在两年内进行具体研究，然后这些精神患者才能接受 MAID。

四个月过去了，心理健康界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事实上，医生们仍然存在很大分歧。没有最终的国家标准，没有透明的审查程序以来观察，医院仍在研究如何实施这一变化。

加拿大最大的精神病学教学医院，多伦多成瘾与心理健康中心 (CAMH) 表示，如果不进行更多研究，安乐死的适用人群不应扩大。在魁北克，经过公众咨询，立法委员会建议该省不要将 MAID 扩大到精神疾病患者。

与此同时，在渥太华，审查该法律的联邦议会委员会本应在 10 月份发布建议。相反，经过几个月来自精神病学家和研究人员的两极分化的意见，国会议员和参议员现在将在来年）2023年 2 月作出最后决定。

专家意见不合、法律不明朗、立法底线武断——所有这一切都引人担忧。但是，在新冠疫情的席卷使医疗保健系统支离破碎之前，C-7 法案就通过了。

在C-7法案的批评者看来，有些加拿大人选择安乐死是因为贫穷，无法将生活条件改善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但也有专家认为，贫穷与安乐死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应当关注本国医疗系统中更为广泛和严重的问题。

加拿大每年的MAID死亡人数

心理治疗是大多数精神障碍患者的出路，但对许多加拿大人来说仍然过于昂贵。仅在多伦多，就有约 16,000 人正在等待支持性住房或精神疾病援助。

在安大略省，有近 6,000 名患有最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被列入要等待数年的专科社区护理名单。

不断上涨的房租和食品成本也对患有慢性精神疾病的人造成了特别大的伤害，他们通常已经是社会上最贫穷的人——而且正是根据新法律有资格获得安乐死的候选人。

在加拿大生活越来越艰难，死亡却越来越容易。

随着日历上三月的红圈不断逼近，加拿大正在加速进行自己独有的生死攸关的实验。该国需要确保扩展后的 MAID 对患者来说是否安全。

加拿大各省MAID死亡总数

2021 年，加拿大有 10,064 人接受安乐死，比 2020 年增加了 32%。去年接受 MAID 的加拿大人平均年龄为 76 岁。三分之二的人被诊断出患有癌症，近五分之一的人患有心脏病。

接受 MAID 的往往是更富有的加拿大人——正如安大略省的一项研究发现，与一般人群相比，接受安乐死的安大略人中有75%更年轻、更富有，并且几乎一半已婚，85%的人住在私人住宅中，比一般人更有可能住在收入较高的社区。

接受安乐死的人群更有可能属于最高收入阶层而不是最低收入阶层。换句话说，他们一直是享有相对特权的人，并希望在死亡时拥有与生前相同的控制权。

卑诗省精神病学家 Derryck Smith 去年春天就站在了支持 MAID 新法案的那方，他分享了一名 40 多岁女性的例子。

他说，这位女性是一名法官的女儿，多年来一直与厌食症作斗争却没有任何治疗是有效的；她已经去美国的一家私人医院住院并违背她的意愿进行管饲。她发誓如果她没有被批准安乐死，她就会回家饿死自己。极不情愿地，她的父亲同意支持她的决定。

“归根结底，最重要的问题是：病人想做什么？”

 加拿大精神病学协会安乐死委员会成员 Derryck Smith 说。

史密斯博士是加拿大精神病学协会辅助死亡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加拿大MAID评估师和提供者协会的成员，他站在辩论的患者自主权一方。他承认当下加拿大的医疗保健系统已经崩溃且资金不足。但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能力决定要安乐死，那么剥夺他们的选择权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否则，那些患者就陷入了真正的困境：他们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也无法选择自己结束痛苦。

“归根结底，”史密斯博士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患者想要做什么？”

联邦专家小组负责人莫娜·古普塔 (Mona Gupta) 去年春天告诉议会委员会，将精神疾病患者排除在有安乐死资格的群体之外，“表明，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不相信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真的有能力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

但这个伦理论点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甚至没有机会有尊严地生活，那么他能自由的选择死亡吗？

与法官的女儿不同，患有慢性和严重精神疾病的人通常不会出国接受顶级私人护理；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没有家庭医生，更不用说定期与专家联系了。

与普通人群相比——也与目前选择安乐死的加拿大人相比——其中失业和无家可归的人群还是占大多数。他们的故事往往因创伤、童年虐待和毒瘾而变得复杂——经济压力和孤独加剧了他们的症状。

亨伯河医院 (Humber River Hospital) 的首席精神病学家 Sonu Gaind 表示，与其担心死亡机会均等，社会还是应该首先纠正患者在生活中面临的错误。

“这是关于以边缘化群体为代价的特权阶层的自主权，”他说。

2022年，加拿大媒体报道了数起与安乐死有关的案例：在为帮助缓解慢性健康状况而申请经济适用房未能成功后，一名加拿大妇女通过安乐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一名患有同样疾病并依靠残疾津贴生活的妇女几乎已获得安乐死批准。这几起案件导致批评者认为加拿大的安乐死法律被滥用于惩罚穷人和弱者。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场辩论对许多医生来说变得如此情绪化：他们担心人们在有机会康复之前就会死去。

根据加拿大现行《刑法典》241.2（1）条款，一个人在死亡时获得医疗援助需要满足以下所有条件：有资格（或将有资格）获得加拿大政府资助的医疗服务，年满18周岁且有能力做出健康决定，有严重且无法治疗的健康问题，自愿而非由于外部压力提出安乐死请求，在被告知姑息治疗等减轻痛苦的手段后仍知情同意接受安乐死。

其中，确定“严重且无法治疗的健康问题”需要符合以下所有标准：有严重且无法治愈的疾病或残疾（2023年3月17日之前不包括精神疾病）；处于能力不可逆的下降状态；以上两者使病患遭受无法忍受的身体或精神痛苦，在病患认为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无法缓解。

问题是法律要求的医学发现仍在研究中激烈争论。甚至在实践中，看同一位病人的不同精神科医生也不总是得出相同的结论。首先，关于医生是否能够区分理性的要求安乐死的患者与因精神障碍而希望自杀的患者之间的区别，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共识。

定义“不可补救性”更具争议性。与癌症不同，医生不能依靠实验室测试和脑部扫描来诊断精神疾病。

31 岁的温哥华大学生克里斯蒂·波洛克 (Christie Pollock) 在提交给议会委员会的书面简报中以自己的故事作为例子。她被诊断出患有一长串精神疾病，包括边缘性人格障碍、严重焦虑症、抑郁症和恐慌症。

从波洛克十几岁开始，她就看过十几位不同的治疗师，并尝试过许多不同的药物。但都没有任何效果。她曾经四次服药过量，并多次住院。但随后，经过多年的反复试验——她说医生们拒绝放弃她——她找到了正确的药物和治疗方法。

如今，波洛克正在学习心理学并发现她的症状是可以控制的。她过着自己从未想过的生活。

但古普塔博士告诉议会委员会，医学是一门很大程度上受概率指导的学科。“我们永远无法消除所有不确定性，”她说。

10 月，多伦多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的精神科医生马德琳·李 (Madeline Li) 在议会委员会的 Zoom 会议上出现。她说，现行的 MAID 法赋予了医生太多的权力，让他们无法就什么样的生命值得活下去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立法需要更加明确来指导评估。患者死亡后需要更仔细地审查病例，以确保该过程是安全的。

在众多对加拿大安乐死最新法案表示反对的专家中，李医生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她在大学健康网络领导了 MAID 协议的创建，并在全国MAID 提供者协会种作为科学带头人。作为 UHN 的 MAID 项目负责人，她直接协助患者进行了安乐死，并监督了数百起案件。

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所有的这些经历使她个人反对将 MAID 扩展到精神病患者。她说，医生之间的争论已经变得过于意识形态化，而且当前的系统没有足够的保障措施来防止无意识的偏见，从而可能影响决策。

联邦专家小组建议，应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决定，并让医生和患者达成共识。但是，虽然法律要求患者必须“认真考虑”临床推荐的治疗以减轻他们的痛苦，但如果他们认为这些治疗“不可接受”，便可以轻松拒绝这些治疗。

李医生举例说明了一个 30 多岁的患者的个案。尽管多名医生都说他的癌症可以治愈，但他还是要求安乐死。两名评估员批准他接受 MAID。面对他坚决拒绝继续治疗以及不断恶化的病情，李医生说她“违背了自己更好的判断”并帮助病人选择死去。如果安乐死不存在，她相信这位癌症患者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并且还活着。

当然，比起患者拒绝治疗，更大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康复治疗究竟有没有用。

在议会委员会的一次有说服力的交流中，李医生认为，一个无法提供护理的系统不应该提供安乐死作为替代方案。例如，一些患者将不得不等待五年才能获得专业护理服务。

同一天，卑诗省的安乐死法案拥护者艾伦·韦伯 (Ellen Wiebe) 作证说，如果患者告诉她，他们不愿意在等待治疗的过程中忍受五年的痛苦，“那么我会说你自己做决定吧。”

作为经验教训，加拿大可以向少数几个精神病安乐死历史较长的国家学习。在比利时和荷兰，一线临床医生警告其他国家要谨慎行事。

在比利时，一些精神病学家主张建立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安乐死系统——一个部分是评估患者是否可以安乐死，另一个部分则是调查是否有有效的治疗方案可以帮助他们康复。

在荷兰，虽然法律没有规定护理标准，但荷兰精神病学协会制定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其中特别要求两名独立的精神病医生对患者进行评估。（在加拿大，法律目前只需要一名专家。）第二个意见旨在探索可能的治疗方案，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的精神病学家 Sisco Van Veen 解释说，他不仅评估安乐死的人，同时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精神病学家 Sisco Van Veen

与加拿大现行法律不同的是，Van Veen 博士说，如果精神科医生认为“拒绝治疗是不合理的，他们将拒绝安乐死请求。” 在精神科医生不同意的情况下，其必须以书面形式证明该决定的合理性。然后区域专家委员会审查每个案例，并在线发布详细的调查结果。

荷兰的精神病安乐死案例虽然相对较少，但随着临终诊所的开设，数字从2012 年开始上升。对于大约 90% 的申请患者，安乐死并没有发生——大多数人被认为不符合条件，Van Veen 博士说，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改变了主意或得到了充分的治疗。当然，与加拿大相比，荷兰在精神保健方面的支出要多得多。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使评估尽可能彻底。在荷兰，诊所要求患者签署一份弃权书：必须提供所有相关医疗记录，并允许与治疗过他们的医生进行交流。家庭照料者通常也会接受面谈，虐待案件除外。如果没有亲属参与，医生可以拒绝安乐死请求。

荷兰的方法并不完美，仍然存在有争议的案例。但它表明，通过谨慎的步骤，安乐死系统也可以拯救一些病人。

2020 年，Van Veen 博士与人合著了一篇关于一名荷兰患者的论文，该患者八年来一直在脑海中重复播放儿时的歌曲。在他收集的诊断中，此名病患有精神分裂症发作史。

让歌曲从脑中抹去的药物没有奏效，在 36 岁时，他终于在临终诊所申请了安乐死。那里的医生对他进行了一年的评估 ，然后将他送到一位独立的精神病医生——精神分裂症专家——以获得所需的第二意见。那位医生在经过仔细的临床调查后， 提出了不同的病因，并开了一种新药对病患进行了心理治疗。

数周内，患者病情完全缓解。在他的案例被记录下来时，病人已经撤回了安乐死的请求。

“这是一个千钧一发的决定，”范维恩博士说。

他说，你可以从这个警示故事中得出一个结论：对精神病患进行安乐死永远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此举永远不应该发生。

住在西姆科湖附近的退休女商人简·亨特 (Jane Hunter) 认为， 使用 MAID 是她的法律和道德权利。她说已经填好表格，并计划在三月份新法案实施时排在第一位。

多年失败的治疗已经让这位 73 岁的老人疲惫不堪。她觉得医生对她的症状不屑一顾，也忽视了她的外伤史：现在她被诊断出患有复杂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亨特说她厌倦了药物的副作用，厌倦了独自生活在不断的悲伤和可怕的回忆中：离婚没有孩子，她生命中的大多数人都走了。今年四月，她说她曾两次企图自杀。她说，现在她坚持要实施MAID 并体面地死去。

“我一直处于痛苦之中，我不想活了。为什么会有人质疑这个？” 她会想念一些东西：阳光的温暖，夏天的花园。死亡不是一个快乐的选择，但为了停止她的痛苦，她坚定不移：这是她做出的选择。

也许加拿大社会通过实施 C-7 法案已经表明了其态度。但法律的设立标准应该以保护患者为先。那些没有优势，却又病史很复杂的患者如果有房子和工作，并且生活有意义，他们可能不想死。一个系统不能仅仅承诺其是安全的；它还必须通过实践来证明这一点。

李博士说，加拿大需要找到一个“泥泞的中间地带”。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国家似乎不太可能在 3 月之前找到它。

伦理学家指出，修改安乐死法案不仅仅是一场医学辩论，它还具有文化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影响可能会渗透到我们如何衡量无法忍受的痛苦、在医疗保健方面优先考虑哪些投资、对某些生命价值的判断、如何定义一个‘好’的死等等。

与此同时，在渥太华，Leblanc 女士还在犹豫是否要申请安乐死。她的新精神科医生调整了她的药物治疗。但是随后，冬天便来了。在加拿大，漫长又阴冷的冬天对于病患来说是最艰难的季节：“我正在努力寻找希望，但安乐死依旧在我的考虑范畴内”她说。

有时，Leblanc 觉得自己被背叛了，就好像社会正在放弃她一样：“新修改的安乐死法案证实了一点，我的痛苦是真实的。”

2016年，加拿大安乐死首次合法化时，还仅适用于身患绝症的成年人，或死亡“可合理预见”的人。

在2019年，加拿大所有死亡人数中，只有2%死于安乐死。

202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2.5%。

到了2021年，安乐死的条件放宽为身体残疾或者无法忍受持续疼痛的人即可申请。

在这之后，安乐死的比例直接上升到了3.3%，整体看来数字可能不大，但上升的幅度非常惊人。

另一方面，与其它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比如比利时和荷兰）不同，

加拿大不要求医生在病人提出安乐死后，去寻找能帮助患者减轻痛苦的医疗或者社会支持方案，所以只要患者说自己疼得难受，医生就会签字允许他们安乐死。

这也让许多人权组织和媒体批评说，

比起其他（安乐死合法的）国家，加拿大这是在更无情、更迅速地协助自杀。

加拿大的安乐死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协助自杀程序。

更可怕的是，从2023年的3月开始，这个条件将进一步放宽，任何认为自己有心理健康问题且无法忍受的人都可以申请安乐死（包括孩子）。

到那时候……

不可否认，安乐死确实能帮助深陷绝望痛苦无法解脱的人们免受一些痛苦。

但这一切还是要建立在尽全力拯救过之后，或许这样才能让每个人都无愧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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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自杀念头，请拨打儿童帮助电话 1-800-668-6868 或拨打加拿大危机服务中心 1-833-456-4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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