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电影人共聚好莱坞圆桌会议：拍电影要慎重选择搭档

一年一度的好莱坞颁奖季大幕拉开，六位顶尖电影人共聚《好莱坞报道》导演圆桌会议，讲述他们如何选择影片题材、如何解雇员工，以及如何“置之死地而后生”。

吉尔莫·德尔·托罗：“有了限制才能有自由”，不过我很愿意拍一部关于我祖母的影片，考验一下自己的记忆力。

派蒂·珍金斯：我想要拍苏格拉底和狄奥提玛。《对话录》里记载着女祭司狄奥提玛是苏格拉底的老师，教导了他有关爱的知识。我想听听这个女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丹尼斯·维伦纽瓦：耶稣。

乔·怀特：我想通过天使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

安吉丽娜·朱莉：说实话，我想拍的都已经被拍过了，无论是叙利亚的生化袭击还是罗兴亚难民。况且把这些拍成电影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外界不会因为一部电影而有行动上的表示。

吉尔莫·德尔·托罗：这个问题有点难度。我小时候看《疯狂的麦克斯2：冲锋飞车队》（The Road Warrior），这部电影彻彻底底把我颠覆了，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摄像机是这样工作的，镜头还可以那样移动。不过我也可能半道改变主意，《科学怪人》（Frankenstein）怎么样？

派蒂·珍金斯：估计我的答案也很奇葩，我选《我走我路》（I Know Where I'm Going）。我爱那部电影，它的设计迷住了我。那部片子太浪漫了，简直出人意料。

派蒂·珍金斯：浪漫情感的隐藏和释放——那种真诚、真实，又让人小心翼翼的情感。我眼里的爱情，是一种恐惧和欲望的集合，发生的瞬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格蕾塔·葛韦格：一定有。

派蒂·珍金斯：我想是有的，不过恐惧和欲望对等才是关键。电影里会任两者的冲突发展；但在生活中，我们本能地会阻止它，尽管这可能无济于事。一旦欲望占了上风，那种感情就不再是爱了。电影为了照顾观众的心理，会把美好的瞬间延长，延长，再延长。

格蕾塔·葛韦格：我会选《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或者《雨中曲》（Singin' in the Rain），坐在船上看很不错。

吉尔莫·德尔·托罗：唱唱反调挺好。

派蒂·珍金斯：这两件事并不是对立的——向前辈学习，并在作品中致敬，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吗？

乔·怀特：对我来说，我所做的就是和我父亲的工作唱反调。他是一位木偶制作师，会演出很多精彩的木偶剧。1961年他在伦敦成立了当时的第一家木偶剧院。对他的事业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人们总觉得木偶戏是小孩子看的东西，而他把木偶剧视为一种严肃艺术。很多时候，他的失意反而激励了我，大概是我想要比他做得更好吧。

丹尼斯·维伦纽瓦：在电影学院毕业后，我做过一个短片，电影前辈皮埃尔·佩罗（Pierre Perrault）很喜欢。他是纪录片大师，在上世纪60年代，他是第一批抛开三脚架，用轻型摄影机直接记录真实人物的电影人。他曾在加拿大一个小岛上花三年时间拍摄渔夫，拍了一部《为了世界的继续》（Pour la suite du monde）。总之，他很喜欢我，也为我选择拍虚构电影而不是纪录片感到遗憾。我一直觉得欠他很多，总觉得自己是个不听话的坏孩子。

丹尼斯·维伦纽瓦：也许吧。但如果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程，也许我会带《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也是最接近生死存亡的主题。如果我要登上一艘毫无救援希望的救生艇，有它做伴是最好不过的。

安吉丽娜·朱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不是在选最喜欢的电影，而是选一部能让你熬过孤独或者陪伴你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电影？不过我不知道到那时候我会不会还想看电影。我喜欢《山丘》（The Hill），也许它能在救生艇上给你战胜一切突发状况的勇气。但真实的答案是，我不知道。

安吉丽娜·朱莉：是的。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一直颇有争议，但是这段历史并不为世人所知。我的养子麦克斯出生在柬埔寨，我认为他有理由了解这段历史，了解他的亲生父母经历过什么。但这件事是否该由我来做？我有没有这个资格？有一阵每天醒来我都会想，我是否已经够好？是否有资格做这件事了？

丹尼斯·维伦纽瓦：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事情的影响力可能没那么深远。我曾经在中东拍摄过一部关于黎巴嫩内战的片子，《焦土之城》（Incendies）。意外的是，那里的人们很欢迎由我这样一个外国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尽管实际上我只是一个局外人。

派蒂·珍金斯：整个过程说来话长。我第一次和他们谈这个项目是在2005年，当时他们手头事情太多就搁置了。对这类概念电影，我感觉就像恋爱，是一种很认真的承诺，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锤子买卖。我那时已经完成了几部电影，也没遇到太多困难。所以去谈《神奇女侠》的时候，我非常慎重。我和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和我很不一样，我的反应就是“哎呀，真遗憾，我想我们谈不来”。等他们再次找到我的时候，他们想做的事情基本上就和我的设想差不多了，所以接下去我也得到了很多支持。我也要在此给年轻电影人一个最重要的建议：拍电影就像是婚姻，慎重地选择你的项目和合作伙伴，谁都不想困在一桩失败的婚姻里。

格蕾塔·葛韦格：我学到的就是，我可以。可能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种感觉就像高空跳伞。有时候学习怎样做导演，我会把自己设想成演员放到场景里。我早期参演过的电影也有一定的启发。正是那些经历让我明白，困难或者失败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乔·怀特：而且，面对阻碍找到解决办法的过程，会更有意思。《赎罪》（Atonement）里有一处敦刻尔克撤退的长镜头，那纯粹是因为拍摄时间的限制。考虑到潮汐问题，我们实际能拍摄的时间只有3小时。按照蒙太奇的手法拍摄，根本不可能完成。所以解决方案就是，一镜到底。

丹尼斯·维伦纽瓦：我接下来说的话绝不能外传。

丹尼斯·维伦纽瓦：我该怎么说呢？这是我第一次当导演。在这之前，我以为我很喜欢跟别人合作——我爱电影就爱它能让大家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努力——我以为，我能让每个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使劲儿。《银翼杀手》让我明白，对某些人，就该坚决让他走人。认识到这点对我非常重要。

丹尼斯·维伦纽瓦：说到底，是尊严问题。没有和解的可能。也许在别的电影里，还有缓和的余地。但是《银翼杀手2049》，拍到最后我简直要崩溃了，绝无和解的可能。

格蕾塔·葛韦格：在我当导演之前，其他导演曾经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某个镜头，关上灯，好好想想你为什么不喜欢它。”还有人告诉我说，“如果有人对电影不利，就换掉他。”

派蒂·珍金斯：一部电影就像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导演必须担负起领导者的责任。我的理念就是，“原本这群人一起干得好好的，突然一下子开始不对劲，那么问题核心在哪儿？哦，因为你。”我就会请那个人离开。有时候他的想法不一定是错的，但是每天要和几百号人一起工作，那样的人没办法留下。

安吉丽娜·朱莉：开始做这一行时，我会希望每一个人都把它看作一次美好的体验。后来我明白了，我必须接受被人讨厌这个现实。不过我宁愿他们讨厌我，为我们做出的东西感到骄傲就行。

丹尼斯·维伦纽瓦：我们不是去交朋友的。

吉尔莫·德尔·托罗：另一种情况是，有可能你的团队中的大部分人都觉得你做的东西一塌糊涂，这时候作为导演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私底下我们自己可以垂头丧气，但在团队其他人面前，我们还是要保持信念。

吉尔莫·德尔·托罗：第一天简直不堪回首，而第二天比第一天还惨。实际上，在65天的拍摄期里，我们有64天都过得无比艰难。有一场戏是迈克尔·珊农（Michael Shannon）停下车，冲上楼梯。结果珊农从车上下来的时候，车子还在继续往前走。那辆车很旧了，它一直在走，珊农跑步追车，想把它停下，结果车子拖着珊农在雨里继续前进，直到撞上布景。火花四溅之下，又轧过了第二个布景，朝着我们的工作区冲过来了。大家都在喊“快跑”，我这辈子从未跑得这么狼狈过。我边跑边想，我要死在这儿了。最后那车在第二个和最后一个布景中间停下了，因为那两个布景是固定在地上的。所有人都吓坏了。

乔·怀特：很多大牌演员，拍戏时还询问我的意见，让我十分意外。

乔·怀特：角色的节奏感吧。做导演时我会经常强调节奏，电影比任何其他艺术形式都更加接近音乐。我把自己看作场景里的指挥，告诉大家高低音的位置，比简单讨论背景故事要好得多。虽然我不是一个体验派的演员，但我绝对是体验派的导演。我必须要亲自感受人物的感情，所以我会去找我自己和人物的相似之处。说到加里·奥德曼饰演的丘吉尔，他和我有一样的地方吗？完全没有。但这部电影讲述的其实是个自我怀疑的故事，而我恰好曾经经历过一段自我怀疑时期，甚至打算彻底离开电影界。2015年我执导过一部《小飞侠：幻梦启航》，赔了1亿美元，评论界是一边倒的批评，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拍电影了。

吉尔莫·德尔·托罗：人们以为你已经跨过那个坎了，但翻篇并不那么容易。

乔·怀特：因为我们的作品最接近自我，是自身灵魂的写照。

乔·怀特：导演必须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思考。我说的不是思考视觉效果或者剧情，而是把这个世界看作一部电影，看成一种基于时间的视听体验。能做到这点很不简单。

派蒂·珍金斯：导演必须对电影制作的现实负责。制作一部大片，导演必须心里有数。比如我经常会想，“天哪，我竟然是唯一知道该如何把这17000个镜头拼成一个完整故事的人。”

吉尔莫·德尔·托罗：还要无所畏惧。毕竟有时候妙不可言和荒诞不经只有一线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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