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能亮丨政府投资条例，助力打造服务型政府
今天中国的经济，已从投资拉动型转变为内需提振型和创新激发型，其所对应的，均应该是服务型政府，而不应该是经济型政府。
文丨 杨国英
日前公布的《政府投资条例》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标示中国公共政策价值导向的变迁。
《政府投资条例》从2001年起草，到2010年国务院法制办的公开征求意见，再到当下的正式出台，前后跨度近20年之久。
所谓《政府投资条例》，其核心诉求是将政府投资纳入法治轨道，约束政府的投资冲动、规范政府的投资行为、健全政府的投资决策、强化投资的事中事后监管。简要概括就是，投什么？怎么投？怎么决策？怎么管？
《政府投资条例》规定“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领域项目，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投公共领域项目，而非市场化经营性项目。而公共领域项目涵盖的主要范围，则是社会公益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社会管理、国家安全等。
《政府投资条例》规定“政府投资应当科学决策、规范管理、注重绩效、公开透明，并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违法违规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安排政府投资资金应当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得违法违规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也就是说，即便是可以投资的公共领域项目，政府也要量力而行；二是“应当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其含义是，即便是公共领域项目，也不是只有政府可以投资的自留地，其他投资主体，如民营资本等，如果有兴趣参与投资，也应该平等对待、不能人为设置不公平的投资准入条件。
《政府投资条例》规定，“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制度，重大政府投资项目应当履行中介服务机构评估、公众参与、专家评议、风险评估等程序；强化投资概算的约束力”。在过去若干年，在不少地方，政府投资基本上都是市长（或书记）一言堂，拍脑袋决策，政府投资盲目追求“高大上”，一些城市新区的空城、鬼城因之而来，机场年年亏损。
而现有《政府投资条例》则对这种过往的政府投资乱象，在制度和流程层面正本清源，“重大政府投资项目应当履行中介服务机构评估、公众参与、专家评议、风险评估等程序”。
换言之，今后市长不是拍了脑袋就管用，不是拍了脑袋项目就能启动，重大政府投资项目的决策，是必须走完整个合规程序的。
此外，即便是走完合规程序，而且所投资的项目，也属于公共领域项目，政府也具备项目投资的资金实力、不需要违法违规举借债务，也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政府投资条例》第三条“强化投资概算的约束力”的表述，备受关注。在过去，只要政府投资项目立项报批了，完全不考虑投入成本和效益的平衡。现在，投资概算不再是橡皮筋了，要对其强化约束力了，投资概算与投资决算如果有偏离、尤其是投资决算明显超过投资概算，不仅项目决策人（比如市长）有责任，而且参与项目评估的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等，也同样有责任。
《政府投资条例》第四条明确，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必须按照规定编制政府投资年度计划，“明确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工期等事项，政府投资年度计划应当和本级预算相衔接”；二是微观上的“管”，《条例》第五条要求，“严格项目实施和事中事后监管”，涉及政府投资的项目全部环节，包括项目的建设条件、资金安排、投资概算、建设工期、竣工验收、财务决算、监督检查、信息共享等等。
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之下，此次《政府投资条例》的出台，无论是从约束政府投资冲动、扭转政府政绩观、压缩政府负债的角度，还是从政府职能结构性调整的角度，均堪称意义重大。
《政府投资条例》之所以延拓长达近20年之久，问题的关键在于，过去的经济是投资拉动型经济，而投资拉动型经济对应经济型政府，这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已从投资拉动型转变为内需提振型和创新激发型，其所对应的，均应该是服务型政府，而不应该是经济型政府。
无独有偶。日前公布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明确，制定《暂行条例》是为了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明确决策责任。简言之，《暂行条例》通过保证程序公正来确保实体公正。
当然，以上两个条例，都是行政法规，只是政府系统的自我约束。待时机更成熟时，可上升为法律，也就是由人大立法，体现立法走向精细化、民主化、科学化的演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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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向升
版式编辑：李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