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去世的日子，恰逢圣诞节。回顾过去两年，当人们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挣扎的时候，上一个时代的大师已接续离开。史景迁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在中美乃至全球学界都享有极高声誉，如今成长起来的中国历史学者，大多读过他的书。然而，这并不等于，在中国会有人继承史景迁的衣钵，把精彩的故事继续讲下去。 史景迁和他的著作：
游走在学术与公众之间
史景迁的书，既是学术的，也是公众的。他的《追寻现代中国》，常年位列中美历史系本科生的书单。《王氏之死》一经出版，便引发普通读者的兴趣。至于《康熙自画像》，就更具颠覆色彩——作者直接用康熙的口吻贯穿全书，仿佛变魔法般让档案史料说话。尽管“文史不分家”，但在学术话语壁垒高筑的今日，文学家习惯性地认为历史学家缺乏想象力和表达力，历史学家则天然认为文学家写史乃是无根的浮萍，常用空洞的发微代替真材实料。史景迁的书，也偶尔会受到两方面的同时攻击。事实证明，史景迁的书写，恰恰是历史研究中最需要的元素。我读过两遍《王氏之死》，第一次是在高中时期，仅凭对历史读物的兴趣和对标题的猎奇感，我就把这本书放入了购物车。令我感到巨大落差的是，带着要破解一个巨大案情谜团的心态去阅读，却被作者对郯城社会经济生活的细碎描述所缠绕。多数高中生和我一样，喜爱历史是被宏大的家国叙事所吸引，《王氏之死》自然无法满足这种期待。直到多年以后，我在博士论文写作中开始广泛地利用地方志“做纸面上的田野调查”，试图提醒自己案例研究的“地方性”；《王氏之死》的前半册，就是一趟历史人类学的旅程。 ![]()
| 史景迁著作
《王氏之死》中的郯城，是清代中国苦难生活的典型案例，若想精确地评估这一“康熙盛世”下的灾难之城，自然需要大量的知识基础，这直到第二遍再读此书时才恍然大悟。而读者对于郯城的印象，则是借由史景迁笔下的知县、百姓等众多小人物的内心活动记录获得的。史景迁善于营造电影般的画面，而他描绘的关键情节却都有史料出处。历史学者处理史料往往为学理化的分析服务，而史景迁把他们变成笔下人物的血肉，带领读者一头扎进清代郯城的历史现场。《康熙自画像》则是一次更冒险的尝试。在此之前，历史学家几乎没有人用第一人称做人物历史研究。若从学术角度评判，《康熙自画像》为研究者从“去结构化”到“再结构化”地处理史料提供了有效示范。康熙皇帝留下的《庭训格言》和《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支撑了此书写作的关键材料，亦是各章节的线索。借由康熙皇帝的讲话，史景迁希望了解这些只言片语背后的历史语境和制度背景。某种程度上说，康熙的口吻成为作者以史料分析清代皇权政治的“传声筒”。好的历史书写离不开“人”，而人的背后则是“制度”。细细考量，史景迁对于人物的选择并非随随便便，他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是刷新读者对历史认知的典型案例。在阅读《胡若望的疑问》之前，我从不知晓在清中期会发生中国籍天主教徒远赴欧洲的故事。史景迁选择胡若望，意在指向近代以前中西文明的碰撞与冲突。这一宏观的问题关怀，又是建立在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史景迁在美国学者魏若望的《傅圣泽神甫传》中按图索骥，找到了藏在梵蒂冈、巴黎的有关胡若望的档案。由此可见，尽管在叙述上自成一派，但史景迁进入研究的过程是相当严格与规范的。![]()
| 史景迁
被规训的中国历史学人：
为何总出大量“精致而平庸”的作品
在我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不得不因学术规范需要老老实实地做好文献综述，这一步需要翻阅大量的学术论文。诚实地说，翻阅论文的过程完全是“功利化”的阅读，好像非要从前人程式化叙述的只言片语中，找出与本人议题相关的内容方才罢休。长此以往，史景迁的书往往成为功利化阅读的“盲区”，因为它看上去既不“规范”，也不“专业”。中国的历史学者受制于科研评价体系，期刊论文的权重远高于专著。期刊论文恰恰是最讲“规范”的，引言、背景、过程、结论缺一不可。尽管近年来，不少期刊编辑呼吁研究者应注意行文语言的可读性，但多数历史学期刊乃至整个人文学科期刊的受众仍只限于“同温层”。历史学研究的“社科化”转向，也是影响学者选题、写作的重要因素。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学界的问题，反而是英文世界的学院派引领的浪潮。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演进，人文学科面临逐渐式微的困境。在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定量分析面前，传统人文学科似乎缺少招架能力。在这方面，文学首先走向自我转型，通过扩大“文本”的定义，文学理论不断卷入更多议题，试图筑牢理论的阵地。历史学研究则引入、吸纳政治学、社会学的方法，将史料与故事作为“案例”，而案例的意义在于修正或挑战既有理论框架，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的历史解释。这一观念进入中国后，逐步演化为“问题意识”，并成为学界的共识。客观而言，这种转向并非坏事。案例研究使历史学者摆脱了过去宏大的历史叙事，引导研究者在史实重建过程中注重发掘更微观的细节，从而挑战既有认知，创造新的“知识”。但是，在学术生产节奏显著加快的时代，年轻学者很难从案例走向大的历史关怀，由此制造出大量“精致而平庸”的作品。年轻学者挣扎在发表学术论文的压力下，似乎很难思考历史书写的艺术。在这方面，已经实现“职称自由”的学者更有责任与动力，在史实重建的技艺上寻求更高境界。中国的历史学家见长于思想文化史研究，近年来尤其开始关注中下层知识分子的际运，从人物出发勾勒传统中国地方社会的思想资源。在社会史领域，有学者已经开始突破以往国家、组织、团体的主体论述，用更微观的小人物和村镇史揭示大的制度问题。不过，受学科话语壁垒的限制，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并未产生足够广泛的影响力。抛开论文不谈，即使是学术专著，也无法摆脱学理分析的路径依赖。离开高深佶屈的学术文字，学者似乎就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饱受科研范式规训的年轻学者，未来能否成长为史景迁式的历史学家，更犹未可知。![]()
| 史景迁为中国读者签名
历史与公众的桥梁：
如何将中国历史带给全世界？
广博的中国历史成就了史景迁，中国却缺少史景迁式的学者。
网络上有些人将史景迁类比为美国的于丹、易中天，实际上暴露出中国历史学者对公众滋养的不足。
在社会看来，“通俗”似乎是检验历史学著作公众认可度的唯一标准。但“通俗”并不等于停留在对既有研究的搬运和转译上，历史学如果成为漫无边际的侃大山抑或知识的搬运工，将是极为可悲的事。
作为一流的历史学者，史景迁搜集史料和消化、重构史料的能力毋庸置疑，这成为支撑其学术著作分量和创新度的重要基础。无论是康熙、曹寅、传教士，抑或王氏，这些书足以刷新读者的已有认知。另一方面，史景迁的书写语言为公众扫清了阅读障碍，“重建历史现场”让阅读变得饶有趣味。这是否可以成为连通历史学者与公众读者的一座桥梁？
不少历史学者对公众史学抱有偏见。学院派学者不愿趟这趟“浑水”，公众史学传播的工作便成为小说写手、影视创作者、民间爱好者的阵地。恰恰是他们塑造了社会公众对历史的整体认知，又造成了历史学者更深层次的否定。事实上，这原本就是历史学者角色缺位造成的恶性循环。
换个角度思考，西方汉学家的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后常常畅销，其原因究竟为何？我们常常将西方学者简单地归为“他者视角”，指摘其叙述过程中“实证”的不足。然而，实证绝不等于堆砌史料，抑或仅为考证自说自话，这是对读者最大的不敬。
史景迁的书将档案材料内化为故事情节，在交代情节之前又给予充分的篇幅交代宏观背景。作为“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充满异域的陌生感，因此不放过任何常识的铺垫。但社会公众面对数百年前的本国历史，又何尝不是“他者”？
那么，学者又该如何在专业研究与公众阅读之间寻求平衡？
举例而言，档案是历史学研究的一把钥匙，尤其对于清代以及现当代时段的研究。尽管档案多数反映着“国家需要的知识”，但档案文书是宝贵的过程性史料。时至今日，民国史和当代史研究更加注重档案材料的使用。搜集档案需要一定的专业门槛，显然绝非知识搬运一般简单。同样是利用档案，史景迁可以将枯燥的案牍文书转化为电影般的历史场景，在档案占有方面具备绝对优势的中国学者为何不可尝试？或许，这也是年轻学者打破学术社科化与话语壁垒的有效途径。
史景迁已逝，未来的中国学者如何将中国历史带给全世界的读者，或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