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将民族苦难凝聚为精神遗产丨凤凰网评论
对于自己曾经的苦难，有人噤若寒蝉且意气消沉；有人被磨平了棱角进而“超脱世外”；有人失去了反思和批判能力并避而不语，有人时过境迁之后将错就错，以此作为筹码换取现实利益。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16日是送别王学泰先生的日子，他生前的亲朋好友均汇集于八宝山梅厅。斯人已逝，他留下的思想遗产，是理解古代中国的一条重要途径。由此，人们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肌理与脉络，更能看到其病因和根源。
有人将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研究，与余英时先生的“士文化”、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并称为“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三大发现”。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可谓理解古代中国官场游戏的一把钥匙。古代中国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四民之上是大夫、诸侯、皇帝。余英时先生的“士文化”，聚焦于四民之首的士。
相对而言，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研究，聚焦的则是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他们在宋代及宋代以后大量出现。以研究对象来说，游民文化与士文化具有互补性。而王学泰先生所批判的游民意识，则抓住了中国古代王朝兴替、治乱循环的病根。
正如王学泰先生所说，自汉代以来每个朝代的开国创业之君多是游民出身。刘邦、朱元璋的出身人所共知，他们都属于带有流氓气的游民。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王先生尤其注重戏剧、评书、话本等通俗文学，因为这些文艺形式的传播，影响了数量最为庞大的底层民众。
我生于1970年，在我的记忆中，大集体时代曾有说书人到村子里面讲书，有的村子遇上一些大事，还会请人演皮影戏（老家云梦1995年被评为“湖北皮影艺术之乡”）。遇上省楚剧团到县城演出，农村的一些戏迷不惜破费并克服交通不便的困难，到20里外的县城去买票看戏。
这些民间的说书艺人和皮影艺人，擅长的是以故事的跌宕起伏来吸引听众和观众，以及在每天表演结束时制造一个悬念，让人们好接着听书和观看。他们所传播的，都是皇权专制主义时代扭曲的价值观，既没有什么批判精神，也不具备以人为本的启蒙意识，诸如《三国》、《水浒》、《说唐》等等，其中的游民意识荼毒了底层的中国人。直到今天，收音机里面的很多评书家仍然传播着陈腐的价值观和游民意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皮影戏表演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先生为《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撰写过序言，他对王学泰先生的研究评价很高。李慎之先生曾经总结中国专制主义历史有七个特点：
其一，资格老，历史悠久；
其二，教政结合式的专制统治，皇帝不仅实行政治统治，还管思想教化，也就是说统治者还承担着老师的职能；
其三，“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从而使得专制统治带有几分人情味。皇帝不仅是统治者，还是全国人民的父亲，驯良的老百姓被称为“子民”；
其四，“大一统”观念，皇帝把自己视为天下的“共主”，这样很难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
其五，建立了完善的专制集权的官僚制度；
其六，思想统制和自秦始皇开始就实行的焚百家书“以愚黔首”政策，此后这种统治越来越精致化，儒家也越来越配合。“非圣人之志不敢存，非圣人之言不敢言”，“舆论一律”都是其延伸，到“文革”中的“全面专政”为其顶峰；
其七，专制主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以这七个特点来说，它恰恰是孕育游民文化的温床，有了中国专制主义两千多年的延续，才有了游民文化的不绝如缕。
TVB版《鹿鼎记》
以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为例，书中主角韦小宝代表了中国人“成功”的一面，可谓游民文化的典型之一，而他正是中国专制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怪胎。韦小宝早年生长于妓院，其后厕身于皇宫，游走于江湖，领军于战场。正如王学泰先生所说，“韦小宝藉以克敌致胜的不是他有高深的功力，更不是靠江湖英雄的道义，团结了一批生死兄弟，形成了强大的群体势力，可以一呼而百诺。
他靠的是诸如欺骗说谎，窃听盗窃，哄骗讹诈，撒泼耍赖，溜须拍马，出尔反尔等等流氓手段。这些看似下流，但是它们也如煌煌典籍一样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是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中最腐朽的一部分。当然，它们出现时还是顶着各种美名的。只要这种文化背景存在，韦小宝们还会一代代繁殖生长，而且，无往而不通。只要中国还没有全面进入现代社会，韦小宝们还会无往而不胜，甚至成为明星式的人物，受到‘追星族们’爱戴、尊崇。”
而王学泰先生不仅精准诊脉中国传统社会的病理，而且为其在现代国家中的根治扎到了药方，那就是法治。只有以法治替代人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游民文化才能真正得到根治。在我看来，王先生的学术路径，虽然起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但绝不因循守旧，而是富有深邃的现代眼光和过人的识见。和他的高中同学遇罗克一样，他的思想和眼界远远超过了很多同辈人，并烛照着几代后来者。
王学泰先生为什么具有这样的眼界，并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在我看来，原因有三：首先，王先生自幼喜好读书，经史子集等传统文化均有涉猎，这让他在知识上对于整个中国历史，中国专制主义流毒，以及以皇权为中心所构建的学说和制度有了深刻了解。
第二，独立思考并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王学泰先生1957年上高中，15岁的他凭着数学的基本常识，怀疑亩产120万斤而受到批判。他与遇罗克是同一届高中同学，是学生会文学组的负责人，遇罗克是组员，两人关系良好。上大学时，他和张闻天之子张洪生关系密切，对于高层政治也有相当了解乃至因此惹祸。
1978年10月20日王学泰先生结束三年的牢狱之灾出狱，法院给他的再审判决书称他的言论“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其中虽有有损于毛主席光辉形象的错误言论，但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定反革命罪不妥，应予纠正。”王学泰觉得这个判决书自相矛盾，当场与法院人员争论。
他看到了一场拨乱反正的变革正在来临，并于三天之内写好了“上诉书”，到北京高等法院接待站“上访”。1979年和1980年，北京市中法两次给他发了重审判决书。这些事例证实，与那些积极求进步的同辈人不同，早年的王学泰先生有独立思考的习惯，虽然因此在运动中遭难，但一直坚持。
三，以亲身经历印证书本知识和现实社会。王学泰先生上高中因为怀疑“放卫星”而遭到批判，上大学被打为反动学生。1974年，他在琉璃厂海王村内部书店买书，结识了中学教师汪先生，并从他那里借来一本《推背图》，当读到第四十二象乙巳，看到上面画着一歌女手持琵琶，地上左有一张弓，右有一只兔。谶曰：美人自西来，天朝中日渐安。长弓在地，危而不危。颂曰：“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色更鲜。此时浑迹居朝市，闹乱君臣百万般。”
王学泰突发奇想：这不是江青吗？大学同学章洪远来访，聊及时事，自然而然就说到《推背图》，章某把《推背图》借走，并借给朝阳区文化馆一个姓顾的朋友，顾某又因为骂江青，被样板戏剧团的人揭发了。公安追查《推背图》的来源，1975年春节后王学泰即失去自由，1976年7月26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直到1978年10月20日被平反释放。
后来，他在《监狱琐记》一书记录了这段经历。王先生曾说，监狱里面起码95%以上的人跟社会上的人是差不多。另外有5%，是社会上比较少见的人，约有3%的人是极坏的，在社会上很难见到；另外约有2%是极好的，在社会上很难看到的。
可以说，对王学泰先生而言，监狱是最好的观察所，人性的善恶美丑在这里能够最充分的体现。而他之前的知识积累，独立思考，以及从高中到大学，从入狱到平反的切肤之痛，让他具备了深刻的洞察力，并融合了书本知识和现实社会之间的差距，这为他的游民文化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而中国专制主义、蒙昧主义作为“反面资源”，也为他的游民文化研究“添砖加瓦”。这些因素的结合，让他发现了另外一个中国。
对于自己曾经的苦难，有人噤若寒蝉且意气消沉；有人被磨平了棱角进而“超脱世外”；有人失去了反思和批判能力并避而不语，有人时过境迁之后将错就错，以此作为筹码换取现实利益。
而王学泰先生将苦难升华为思想和学术的创造，为中国留下了杰出的精神遗产。毋庸讳言，这样的代价过于巨大，但于亲历者而言，却是清洗耻辱、涅槃重生的纵身一跃。以此，王学泰先生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而他的游民文化研究，无疑也是对于民族灾难根源的有力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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