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之后17年，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从当年的SARS到如今的新型冠状病毒，对经验和教训的重视，就是给更多人群穿上防护衣。教训的汲取，经验的继承，也是为了在之后的疫情防抗中，尽可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文丨余寒
关于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根据国家卫健委通报，截至1月28日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31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5974例，现有重症病例1239例，累计死亡病例132例，累计治愈出院103例。现有疑似病例9239例。从2019年12月30日首次发布疫情相关公告算起，短短30天之内，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2003年SARS疫情5327例的确诊病例数。
2003年SARS的首个患者被发现，是在2002年11月16日，前后绵延半年多；而本次疫情首个患者在12月8日发现，距离今天不到两个月，确诊病例已经逼近6000例大关。像疫区湖北27日新增病例数就突破千例，达到1291例，指数级的增长速度远胜SARS。如此快速地增长，不由得要问一句，2003年的SARS疫情的教训在此次疫情当中是否充分起到作用？
SARS的第一个教训当属信息公开，值得一提的是，SARS发生后，直到2003年的4月20日，疫情一日一报的应急机制才建立起来。相对来说，武汉方面在12月31日就建立了通报制度，应对和管控端口总体来说已经大大提前了，但仍然没能有效缓解疫情蔓延。
2003年后，全国各地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建设覆盖到基层的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系统，此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也陆续发布，按说它们都为突发卫生公共事件提供了教训和指导。
不过，这次疫情依然出现了很多信息不及时、不透明的现象。比如武汉在监测到新型肺炎患者之后，并没有将相关情况及时完整地公开，反而是对8名发布不明肺炎信息的人员按照造谣进行训诫处理。瞒报漏报，知情不报，延误了武汉、其他地区以及公众的预防时机。
在前两天的发布会上，武汉的主官强调，武汉没有疫情的发布权，不过没有发布权，不意味着跟疫情相关的所有信息，都可以藏着掖着。如不少专家就质疑，诸如防疫准备、防疫机关设置、联系方式等，完全可以早日向公众公开。大风号“风声评论”文章《武汉市长“敞开心扉”还是答非所问》中提到“无权按甲类传染病管理规范公开，和无权公开其实是两个问题。”
相对于武汉来说，武汉周边城市，疫情信息传导的阻滞还要更严重。1月20日，笔者回到湖北京山市老家问起父母时，他们居然对正在发生的疫情毫不知情。直到1月23日，湖北才开始披露其他城市的病例情况，而与武汉联系最为紧密恰恰是这些周边城市，周边城市的反应迟缓导致病毒相关的阻断措施滞后。
本次疫情中，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这句格言被多次提及。事实的确如此，SARS在信息公开上的教训，并没有完整的转化为应对经验。
SARS的第二个教训则是应急体系。如果说2003年的SARS让人措手不及，那么此次疫情则不能完全说是在打无准备之仗。武汉2019年举办了军运会，还专门针对传染病疫情做过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但是当真正的疫情发生的时候，武汉的反应不仅迟缓，而且混乱。反观香港，在2003年SARS疫情之后，建立了严格的公共卫生应急措施，从一开始就以“存在人传人”为标准处置，不像武汉，初期强调“可防可控”、“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错过了最佳防护期。
武汉疫情，如果不是广大医护人员的搏命死撑，情况会如何演变不可想象。以武汉封城的措施为例。武汉23日开始封城，此后连续下发了多次号令，甚至还对市内的机动车实施管控。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操作，封城形成了一个相当重磅的信号，它意味着疫情的实际情况已经相当严重。
然而由于前期预判不足，在仓促封城同时，缺少相关的配套措施，一方面导致物资的调拨成了大问题，另一方面，民众恐慌情绪拉高，并且随着公共交通的切断，看病求医出现很大问题。
24日前后，网上还有不少信息提到，前线医护人员饭都吃不上，与此同时，外地的救援物资进不去。这些都是应急体系不够畅通的结果，而它的另一面是，救援相关的医疗物资出现严重短缺的情况。
其实在SARS之后，和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系统同步建立的，还有医疗物资储备制度，目的是保证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储备足够充足。在武汉封城之后，湖北省长在电视上强调物资准备充足，随之而来的各个医院的援助请求在社交媒体上被转发，结结实实地打了有关领导的脸。如果不是低估了疫情的严重程度，那么就是对于辖区内实际的储备状况了解不多。可见疫情的公共决策和实际情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脱节。
SARS的第三个教训是科学防控的体系。不仅在城市还在农村，从前期的无所谓，不戴口罩，不测体温，到突然的恐慌，一律戴口罩，限制武汉或湖北接触史的人员公民权利，这些缺乏科学指导的非理性防控政策，不仅没有有效地限制病毒传染，还无形中加深了武汉以及湖北地区与其他地区民众之间的心理隔阂。
当年的SARS主要是在城市上演，基层缺少足够的经验教训，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观念和资源，没能充分下沉。
由此导致，很多地方的防疫工作，变成了简单粗暴的封桥堵路。尤其在村镇地区，进出的道路被挖断，甚至砌上了砖墙，不仅外来人员和车辆被挡在门外，内部的一些紧急的物质调拨和看病求医通道，同样被彻底堵死了。
对于农村地区自主封路隔离的手段，交通部门日前强调，“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公路交通网络不能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能断，必要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通道不能断”。
不过老实说，我能够理解类似操作的逻辑。因为对农村人而言，由于前期信息不畅，关于疫情严重起来的讯息，几乎是突然到来的。加上农村是医疗卫生的终端短板，口罩等相关防疫物资严重匮乏，确证新型冠状病毒的试剂盒都没有，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他们自然会想到最简单粗暴的前现代社会手段来应对。
本质上，它依然是防控措施不科学的缩影。这种不科学，还体现在对武汉人和湖北人一些一刀切的歧视性手段上。
与此同时，一些武汉和湖北人的身份信息，在各类社交平台上被广泛传播。对疫情的恐慌和防疫隔离的必要，让信息泄露变得理所当然。类似带有区隔、歧视的做法，都是防控机制不完善的体现，它远远不只是疫源地武汉和湖北存在，其他各地都不同程度面临。
在全民抗疫的当前，要说系统地总结经验教训可能为时尚早。但病例数要每天公布，一些已经暴露的经验和教训，同样需要实时地归纳和汲取。
人类文明的发展，本身就建立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当年的SARS到如今的新型冠状病毒，对经验和教训的重视，就是给更多人群穿上防护衣。教训的汲取，经验的继承，也是为了在之后的疫情防抗中，尽可能将损失降到最低。对教训的深刻汲取，才是对逝去生命的最大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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