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可倚，公正可期
他本该得到“用善回应善，用爱反馈爱”的回馈。而至今未被平反，则与善待有良知与品格者的诉求相悖。善因与恶报在他身上的倒挂，只会堵在民众心头。
文丨佘宗明
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逝世了。从2月6日深夜起，相关消息就开始刷屏。
网络舆论还在激荡时，2月7日13时许，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国家监委介入，口径是“全面调查”。这两点正回应了李文亮逝世后的社会舆论—— “为李文亮正名”，因而广受关注。
李文亮就疫情提醒他人的善举与他被训诫之间的反差，再加以“训诫”相关的疫情持续蔓延，带来的损失巨大，引发了不平情绪；而李文亮病逝，至死未能获得“平反”，社会情绪的积累达到了峰值。
在此节点上，国家监委派员调查，自然跟民众积累的情绪“撞”了个正着，可谓“民有所呼，政有所应”。
时至如今，围绕李文亮和“训诫“公众期冀的结果，也该得到呼应了。这份期冀，就是公众的疑惑得到解答，李文亮得到善待。
迄今为止，有些疑点显然还需要廓清，比如：对李文亮“违法”的认定是如何出炉；依据是什么；对于李文亮发布的疫情信息为何没有给以重视，等等。其中，公众最大的疑惑就是：李文亮还能算造谣吗？
当初，刚了解初期疫情的李文亮在医学专业的班级群里发了个“温馨提醒”，虽然开始说是SARS，但后来又做了纠正——“是冠状病毒感染”“正在进行病毒分型”。事实证明，他说的疫情确切存在，他所发布的信息中只是没说准病毒名称而已。
防疫要“防谣”，但不能把未完全确认的信息简单当成“谣言”，尤其是来自专业人士的信息，既误伤正常的社会表达，也可能对常人无法判断的公共安全事件造成延误。
随着疫情持续蔓延，很多人重提李文亮当初遭遇的“训诫”，将此与当地在疫情防控上的慢反应、信息不公开打包审视。李文亮的遭遇以及后来疫情的发展，都印证出疫情初期，地方的应急管理体系以及信息公开还存在较大短板和不足，SARS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应急管理体系并没有发挥出预期的作用。而如果李文亮的“谣言“得到恰当的重视，我们也不至于今日为超出3万的确诊病例、600多人的性命而扼腕叹息。
1月28日，最高法官方公号也对此事发声，核心观点是：1，打击谣言有必要，但不是什么虚假消息都是谣言。对发布者、传播者主观上没恶意，行为客观上未造成严重危害的“虚假信息”，也该保持宽容态度。2，谣言止于公开。虚假信息起源于信息公开的不及时、不透明。
次日，武汉警方再次通报此事，称未对8人进行拘留、警告和罚款，只是进行批评和教育。“软化”的语气中呈现了些许转圜之意，但这跟法律纠错有区别。
再到后来，无论官方还是坊间，对李文亮等人“吹哨”的评判都趋于一致，基调都是正面评价。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称，李文亮是可敬的，是“事前诸葛亮”。李文亮去世后，国家卫健委、湖北省卫健委、武汉市政府、武汉市卫健委和中国医师协会等，都发了公告致以哀悼。哀悼话语中，都有对他及时预警和参与防疫的认可。
而回顾涉事警方当初的定性，与这些积极评价明显不对表。
在此情况下，警方当时的处理决定出炉过程，显然需要被复盘：医生在与医学相关的群里“散播”涉疾病信息，怎么就会被认定为谣言？警示训诫等处理的合理性，也该放到法治的显微镜下去审视。
如果国家监察委的全面调查，其结果能够给李文亮及其他“造谣者”以正名，以此为契机，重新梳理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以及疫情通报制度，重新厘定谣言定性方式以及更大程度地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重新强调对于专业、科学的尊重，避免出现更多的“李文亮”，同时避免下一次的疫情发生。
李文亮是个平凡的人，他向班级群预警的信息也更像是“平凡的善”，他事后受访时说的“让大家知道真相比（我）自己××更重要”，卧病时说的“疫情还在扩散，不想当逃兵。恢复以后还是要上一线”，或许都发轫于这种善。
借用《人民日报》在国家监察委全面调查李文亮事件中的评论：“让正义抵达人心”，这种正义不仅仅只是“为国为民”那样的“侠之大者”，而同时也是李文亮这样平凡人所拥有的的平凡的善。只有用心呵护这样平凡的小善小爱，才可能汇聚成为“逆行无悔”那般的大善大爱。
普通人无意间成为“英雄“，这不是历史的选择，也不是时代的期许，只是在那个时间，李文亮作出了自己作为医生、作为朋友的选择。他不是造谣者，也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吹哨人，撕掉他“造谣”的标签，则可以证明：普通人对周围人的爱，不是谣言；专业人士出于爱的担心，不是谣言。
他本该得到“用善回应善，用爱反馈爱”的回馈。而至今未被平反，则与善待有良知与品格者的诉求相悖。善因与恶报在他身上的倒挂，只会堵在民众心头。
国家监委的介入，对接了公众的期许。期待“全面调查”深入细致，以中立评判李文亮事件的是与非，以权威的声音回应舆论，用公正处理为此事画上法治句号，给李文亮医生的在天之灵送上一份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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