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 | 猝然消失的“玫瑰少年”鹿道森： 大都市还需要文艺青年吗

“压垮我的不是一根稻草，而是无数的沙粒，我每走一步都是像背着大山走……”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在看到鹿道森遗书时，都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共鸣。事实上，在他的消息传开之后，有无数人在网上表达相同的心境。调查显示，25-34岁是青年人自杀的高危年龄段。因鹿道森之死，我们必须思考：社会应该做出怎样的改变，才能避免出现更多这样的悲剧？

鹿道森曾这样讲述自己的童年：出生于农村贫困家庭，一度成为留守儿童，后来跟父母团聚，但生活没有变得更好，因为家里人总是吵架，父亲对他的要求也非常严苛，连中考失利也未能得到父母的包容.....这些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长久以来，他都感觉自己并不是被爱的，只是父母想要控制的一个工具人。为此，他感到非常痛苦。

少年时期的校园霸凌，是他痛苦的另一根源。在学校，他因个人形象不够阳刚，很安静很有礼貌，不像其他男孩子那样出口成脏、打架斗殴，而被人视为异类，各种排挤、欺负，如强迫下跪，被威胁，拦路不让走，还被起过各种侮辱性的绰号，如“假妹”、“假姑娘”、“鸡婆”等。这些事件让他难以释怀，多年后还在网上大声疾呼：请停止校园霸凌吧！

从他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童年是孤独而痛苦的。然而，他的亲戚在面对媒体采访时，却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他们看来，鹿道森其实生长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虽然家里比较穷，父母也没有文化，但家庭关系还是和睦的。父亲也只是嘴巴上不饶人，是刀子嘴豆腐心。而鹿道森作为家中独子（还有一个妹妹），甚至可以说备受宠爱。他一直都是家里人的希望，大学毕业后想要创业，父亲就给他贷款出钱，提供了经济支持。

痛苦的人往往会压抑和掩饰消极情绪，避免被人看出，但旁观者和当事人叙述之间的差异怎会如此之大呢？当然，这也许只是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所致。相对于那些食不果腹、动不动你死我活、有严重暴力的家庭而言，基本满足温饱、只是吵吵架而不是“往死里打”的家庭，在某些人看来就是幸福的了。而作为一家人的希望，获得更多的家庭资源，这到底是一种宠爱，还是不堪承受的压力，恐怕也很难说清楚。

不少研究指出，童年时遭受忽视、虐待的人，在青年时期会更多出现危险行为或情感问题。鹿道森也不例外，贫困家庭、留守儿童、亲子关系不良、校园欺凌等，都是成年后引发自杀的风险因素。其中，亲子关系的问题可能更突出，因为它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为直接和强烈。童年的心理创伤使得许多人在成年后饱受精神折磨，心理辅导和治疗对此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经济状况不好的人很难获得这类服务，这笔不菲的费用往往是他们难以承担的。

鹿道森是一名摄影师，他的摄影风格独树一帜，被称为“幻象风”，在圈内颇受好评。他的作品很多是关于女神的，海洋女神和云彩女神即其中代表作，丰富饱满的色彩、充满张力的线条，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想要脱出尘世羁绊的欲望。他热爱摄影事业，希望借此找到生存的意义，曾满含深情地写出过这样的文字：“摄影究竟有什么意义？春天有油菜花开，秋天则是桔梗盛放，即使只是漫山遍野中一株小草，生根发芽，终究也会有属于自己的小小地方吧？”

然而，他的事业发展一直不顺利，在贵州开过一个工作室倒闭了，来到杭州也不见起色，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是资源匮乏，他这样分析过：“最近看到一句话：要出一个艺术家，必须是几辈人的结晶，爷爷辈要有钱，父亲辈要有文化，儿子辈才能有条件成为艺术家。这句话在我这种普通人看起来，真是遥不可及呀”；另一方面，也由于纯艺术往往难以商业化，他一度想放弃理想，走市场化路线，但又难以接受这种功利性的做法：“我不愿意做一个打开就是一具空壳的躯体，创作除去美学，表达应该为上。”

创业之路越来越艰辛，他对自己的选择逐渐失去了信心：“没有退路，只能奔跑......对于未来的迷茫，对于梦想的执著，即使已经疲惫不堪，多想休息一下，但还是不敢停下来，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去做......不断熬夜又熬夜，思考下个月怎么活......头发没完没了的掉，肉眼可见的憔悴，独自一人吃饭，看着梦想越来越远，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模样渐渐消失在风里。”这种生存的困境，可以说是当代许多艺术青年的真实写照。

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中，文艺青年是难得的宝藏，是城市保持活力的基本资源之一。在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就曾提出一套创意指数来评估地区的创意经济发展状况，其中波希米亚指数指的是该地区内作家、设计师、音乐家、演员、导演、画家、雕刻家及舞蹈家等从业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显然，他认为这些艺术从业者对创意经济有积极贡献，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人才。

杭州是较早提出要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来促进城市转型与发展的城市，2007年就制定了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战略目标，2012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项目。在这里，聚集了众多有志于文创产业的人士，不少艺术青年也在其中。他们到此寻求发展机会，但其中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够成功，那些失败者，那些不那么成功的人，虽然也为城市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往往没能获得足够的资源扶持，难以坚持下去，最后不得不黯然离开。

鹿道森的故事，对我而言并不陌生。我也来自贵州，从小生活在比较贫困的山区。在这里，物质上的贫困令人窘迫，但更大的痛苦是精神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粗糙，各种暴力、纠纷很常见。要学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些情感细腻的人会受到更多伤害，通常被视为异类，不被人理解。我们发展出了各自的应对方式，比如我是通过自闭来坚持住的，而这往往留下长期的、精神上的后遗症。

对于大都市中艺术青年的艰辛，我也曾感同身受。刚毕业时曾因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在浦东偏远地区租到了一间“画家村”的房子，价格很便宜，但非常简陋，没有装修，只对必要的生活设施进行了处理。我的邻居是一些外地来沪的画家，他们兴致来了会在楼道、房门上进行创作，给简陋的建筑罩上一层玫瑰色的梦幻色彩。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认识几个艺术家，可是每天长时间的通勤让人精疲力尽，没有心力再展开社交。仅过了半年，画家村的房子就出了问题。浦东开发越来越快，房子也越来越贵，这里稍微装修下就可以出租给有钱的白领，而不是用来救济穷画家。我们被迫搬离，那些画家去了哪里就不可知了。这段经历后来被我写进小说《第七感LIFE》，书中写了一个画家离开上海后失踪的故事，他就那样消失不见了........

那些在大都市中消失的艺术青年，鹿道森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据说他很喜欢一首叫《玫瑰少年》的歌，这首歌是纪念叶永志的，一个因行为举止不够男性化而长期遭受欺凌、为此付出了生命的少年。蔡依林把这个故事改编成歌，呼吁社会善待那些非主流、不符合传统规范的人，歌中这样唱道：你离开后，世界可改变？多少无知罪愆，事过不境迁。永志不忘记念，往事不如烟。

鹿道森在遗书中说：愿玫瑰年年为他开放。如今，为逝者悼念的同时，我们更需要追问，这个世界有无改变的可能，应该做出哪些改变？包括消除社区贫困，改善留守儿童的生存环境，减少家庭暴力和校园霸凌，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提供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资源，帮助他们建立更多的社会链接，改善亲子关系........只有做到了这些，或许，才能让“玫瑰少年”的悲剧不再重演。

陈亚亚，女权主义者，猫妈妈，现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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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陈亚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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