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通胀、楼市泡沫，谁是经济弱之祸？

文丨古尧

2022年似乎开局不顺，经历“多事之春”已成事实：俄乌争端演变成热战，欧美通胀高上加高，中国疫情意外回升等。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市场预期均出现了向下修正，悲观情绪上升。人们将寻求与病毒共存模式下的适应性生产和生活模式，经济也将在新模式下恢复动力。中国当前的疫情反扑，不会恶化经济形势，只是延长了当前经济运行偏紧的境况长度。

1. 与疫情共存，对经济影响几何？

2021年末预期2022年发展环境时，市场普遍憧憬今年将是后疫情时代成真年代。伴随疫苗的普及和药物研制进展，以及西方对疫情管控越来越放松的事实，彼时社会对2022年将步入后疫情时代充满了希望；市场对后疫情时代经济运行前景的预期虽然有分歧，但对疫情影响淡化的环境预期比较一致。疫情对经济的现有影响，市场比较一致公认的有：由于中外防控形势差异，带来了中国外贸发展延续2年多的“高光时刻”；由于疫情对物流和生产的影响，导致了各国普遍的高通胀、某些产业关键环节的阻梗（如汽车缺“芯”），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等。如果后疫情时代真的到来，那么生活正常化将带来普遍的经济回升。由此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格局必将发生改变，国际金融态势也将随之变化，至少中国的外贸高需求态势要受到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将回落。

然而2022年2月后香港、中国大陆、韩国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疫情回升的猛烈程度，大大超出了原先社会各界的预期。不论是何种具体因素导致疫情反扑，都说明了疫情防控不得放松这一事实。后疫情时代变成了与疫情共存。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病毒比人类更早来到这个星球上，人作为最高等的生物，或许并不比作为最低等生物的病毒更聪明，至少在生存斗争方面，优势在何方很难说。既然要与疫情长期共存，也消灭不了病毒，那么就只有改变人类自身，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必须做出变革，疫情发生以来以暂时“节制”等待战胜病毒，然后恢复原先生活的想法，将让位于新行为模式。当人们认识到这种转变时，现有生产和生活中的等待模式就会结束，人们将会在现有模式上寻求更积极的适应模式，社会管理也就将不仅是与病毒赛跑，还要与病毒共舞——人们将寻求与病毒共存模式下的适应性生产和生活模式。新生活方式和新经济机构将会逐渐演变成形，经济也将在新模式下恢复动力。

经历了2年多疫情抑制的经济，在应对疫情冲击方面实际上已越来越具有弹性。疫情初起之时，工业企业普遍遵循零库存的即时生产模式，谁能将这种模式演绎到极致，谁的效率就最高，这在和平时期是如此，信息进步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这种模式在疫情初期受到了循环阻断的重大创伤，但在企业意识到“储备”的重要性后，2021年后疫情再发生时对经济的冲击就已大幅弱化。当人们的认识发生转变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就更不再增加了。笔者预期，中国当前的疫情反扑，不会恶化经济形势，只是延长了当前经济运行偏紧的境况长度。

2. 通胀，期望而来何不待见？

通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其实也是不断变化、不一而是的。显然一个较低的、适量通胀，是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西方国家货币政策虽然号称维护物价稳定，实践中实际上是不遗余力地要打起通胀，如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2008年危机后的美国等。然而当2021年通胀真的来临时，各国态度又都发生了改变。

美欧等西方国家这一轮的通胀(具体数字这里不赘述)，早在2021年下半年就开始出现。与市场对通胀持续的担忧不同，西方政府普遍认为当时的高通胀不可持续，即认为仅是一个因临时性因素冲击而导致的统计现象，如德国认为2020年有3%企业所得税临时免除政策干扰，美国则认为物价上升主要是疫情期间物流不畅的结果。在经济低迷时期，通胀通常是不可持续的，尽管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高涨，但作为商品之“王”石油的价格彼时仍处正常水平，布伦特原油期货在2021年末还在80美元下方。2022年的俄乌冲突对商品市场的冲击是巨大的，市场基本上打消了价格会迅速回落的预期，能源价格上台阶的主流预期已然形成，分歧仅在于台阶高度。由于此轮价格上涨主要发生在上游领域，且原因基本上为供给冲击，而非需求主导，因此市场“滞胀”忧虑也自然产生。

在债务可持续成为宏观政策制掣的环境下，通胀必然是政策体系偏好，但此轮通胀不是需求引起的，这必然会引起经济的进一步下滑。社会反通胀的呼声日高，市场反通胀的预期也日趋强烈，例如对美联储加息的最新市场预期甚至上升到了7次，认为联邦基金隔夜利率会提高到3.0上方的也不在少数。通胀引发政策收缩，进而不利经济增长。

然而，对美欧经济来说，通胀非由货币引起，货币收缩对通胀的反制作用实际上有限。欧美是消费型经济体，其资本市场各类资产价格波动，对各自国内的消费有很大影响，尤其是美国股市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明显，不少学术性的宏观数理统计实证研究表明，美国股市的财富效应显著。显然加息会对美国股市产生抑制作用，进而对美国经济产生直接抑制作用，从而使美国现已绷紧的社会关系，因贫富差距扩大而进一步紧张，增加社会动荡发生风险。

鉴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境况，笔者预言，即使面临通胀压力，加息等货币收紧政策出台也会比较谨慎，2022年美国的加息或低于市场预期较多，因而市场或许高估了通胀对经济的冲击。

3. 楼市泡沫继续拖拽中国经济增长

从长期视角观察，全球经济实际上至今仍未走出2008年危机的影响。2008年危机标志着债务经济增长模式的破灭，但各国采用的对策是维持这个模式，而不是市场经济自然调整该有的“出清”。危机后西方为延长债务经济模式，反而对有利经济增长的全球化进程做出了阻碍；疫情后全球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客观上进一步抬头，更是对全球化、一体化产生了阻碍。

但就短期来看，当前疫情上升对2022年中国经济的影响，显然不会恶化。全球范围内疫情的回升，反而更加推进了全球制造向中国集中的倾向。中国通胀形势和西方不同，近期地缘政治冲击的主要是能源价格，而中国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超7成，且价格自2021年发改委加强了指导后下行趋势已成，因此中国PPI下降进程虽会受俄乌冲突影响，但方向和趋势不变，因而货币政策和西方逆向而行的趋势，也不会改变。

虽然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达八成（2021年Q4当季），但无论经济需求结构如何，投资都是第一增长动力；投资增、经济升，古今中外莫不如是。从全年经济需求比重角度，2021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5.4%，消除了基数效应的消费增长率（二年几何平均数）为4%，约为疫情前（2019年）增速的一半，在当前疫情再起的情况下，消费要维持目前增速殊为不易。

然而中国消费的低迷局面，却并不因疫情而起，疫情只是改变了消费结构，消费下降却是趋势性的。2011年始，中国消费增速就进入了下降通道；结合中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变化，笔者认为，正是楼市泡沫造成了中国消费增速的下滑，并在随后的3年即2014年后，很快将中国经济带入了“底部徘徊”状态。从经济逻辑上分析，高房价后程楼市的投资带动作用已抵消不了消费的抑制作用，且产生因高房价而来的高杠杆风险。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的企业家精神因此受损，社会从事实业氛围受到严重伤害。正是社会从事实业氛围受到伤害，才导致了中国经济投资的持续低迷状态。高杠杆带来的债务风险和融资约束，在疫情前就已开始反噬投资增长，但实业投资的持续低迷，才是对经济基础性内在活力不足的主因。

楼泡不破，经济不兴；海内外经济发展经验和中国经济增长实景，均指向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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