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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财商学评论》是由上海财经大学主管、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主办的一本刊物。第一辑已于在2021年10月正式出版发行。刊物传承1932年11月上国商创办《商兑》，以刊为媒赋能商学教育，致力于打造“海派商学”第一刊。本文为《上财商学评论》编辑部专访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国群的访谈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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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财商学评论》：董总是1989年参加工作的，那时正好赶上了一件对中国金融、经济发展来说都极具历史意义的大事：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对此，您应该很有感触吧？董国群：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启动了我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转型，同时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提速也对资本市场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我国资本市场应运而生。开业之初，仅有来自上海、浙江的8家上市公司，市值12.34亿元；目前，上市公司已接近2 000家，总市值超过48万亿元，占GDP比例超过40%。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称“上交所”） 总市值已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纽交所和纳斯达克。我是1996年进入上交所工作的，有幸见证了上交所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的历程……上交所是中国两所证券交易所之一，于1990年11月14日被批准设立，12月19日正式营业。到今天，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史。上交所的设立和“振兴浦东”息息相关。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决策。浦东开发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一，就是在上海开设证券交易所。这既表明上海的证券市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从侧面标志着上海正从工业城市转变为多功能的经济中心城市。随着上交所于1997年与其他数个国家级交易所一起东迁，其落户陆家嘴浦东南路，在集群效应下，陆家嘴金融贸易渐成气候，上海金融中心的形象由此树立起来。在“金融先行”的同时，“贸易兴市，基础铺路，工业联动”的浦东开发战略逐渐落地，整个上海也因此受益匪浅。上交所在助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加快上海服务业的发展、实现上海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加快转变上，依旧是快马加鞭。与此同时，上交所正在做的科创板和试点注册制，通过聚焦高新技术和战略新兴产业，着力促进金融资本和创新资源的有机结合，又将有力推动上海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融合联动。上交所的另一重重要意义是“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它不仅是上海的，更承担着对外展示我国形象、服务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历史使命。这就让它积极参与了祖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与成立于1698年的伦敦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792年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878年的东京证券交易所相比，上交所的历史并不长，它更像是一个初生的婴儿，但就是这短短三十多年，它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交易所。可以说，在某些方面，A股市场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过了一些发达市场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道路。这些亮眼得让人大加赞赏的表现，既是上交所自身努力的结果，也是它抓住时代机遇的奖赏，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给它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春江水暖鸭先知。如果把时间往前拨几年，我们一定会感受到上交所的诞生是时代的必然。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率领的美国证券代表团。当时，凡尔霖带来了两件特殊礼物—―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样本和纽交所的徽章。邓小平高兴地接受了他的礼物，并回赠了一张面值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用这种象征方式向世界宣告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飞乐音响作为“新中国第一股”，被永远记载在中国金融、经济发展的史册上。在董国群看来，“新中国第一股”的出现，无疑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经济日益活跃，涌现以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为代表的多种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结果。这些经济发展模式的出现，意味着依靠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方式已无法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应运而生。有股票，就必须要建立相应的股票流通市场。《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一书写到，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纷纷打听股票买卖、转让的情况，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股票如再不建立流通市场，股票市场再不开放，社会主义的股票就要失去生命力，失去信誉。中国企业向股份制迈进的行程也将大受影响，甚至导致股份制改革的夭折”。可以说，上交所的一声锣响，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大幕。它打破了我国单一的间接融资体系，让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双轨并驾齐驱，为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崭新的融资机制保障。《上财商学评论》：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面对这些新兴事物的出现，当时仍为“计划”所困扰，对此仍有所疑虑。某种意义上，上交所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不断地推动着改革开放。您如何看待上交所的创建？董国群：1990—2000年，是我国资本市场“在发展中摸索规范”的十年。这个阶段，资本市场最大的特点在于市场机制还未建设起来、股票证券发行实行审批制，同时资本市场是否应当建立仍存在很大争议。1992年南方谈话提出在深圳、上海试点股票市场，不仅体现了对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肯定，解决了长期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而且直接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迈出关键性的步伐。市场在此期间逐步摸索前行，其间，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市场因此逐步走向规范，特别是监管和立法层面的逐步完善。1999年《证券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跨入了依法治市的新阶段，对证券公司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十年之于上交所，是找准定位谋发展的阶段。1990年11月26日上交所正式成立，12月19日开业，这标志着我国股票集中交易市场的正式建立，股票交易由场外分散交易进入场内集中交易。交易所股票市场的建立，为高效、规范的股票交易奠定了基础，开启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新纪元。1997年，国务院决定将上交所和深交所划归证监会直接管理，上交所从区域性市场转变为全国性市场，发展定位逐步聚焦于主板市场。至此，上交所开始思考主板发展战略和蓝筹股的市场定位问题。《上财商学评论》：如果说，第一个十年是上交所在改革开放中破局的十年，是“找准定位谋发展”的十年，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又是怎样的？董国群：2000年之后，中国资本市场进入了“在规范中促进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在于股票发行核准制的实行。同审批制相比，核准制有了很大的进步，是证券市场的重大制度创新。另外，政府部门加强了对资本市场的管理，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是对资本市场的重视，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这段时期的上交所，市场活力逐渐增强，众多大型蓝筹股先后上市。上交所为壮大股票交易市场，积极引导和推动大型优质企业发行上市，并于2008年明确把“全力推进蓝筹股市场建设，服务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写入阶段战略规划。经过多年持续不懈的建设，上交所的蓝筹股市场地位日益凸显，吸引了一大批来自银行、地产、钢铁、有色、机械、能源等行业的优质企业，包括亚洲乃至全球盈利总额最大的公司——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以及中国银行、中国神华、中国铝业等先后在上海市场亮相。这不仅扩大了上市公司行业覆盖面和直接融资规模，同时也增强了资本市场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关联度。2014年以来，上交所进一步推进蓝筹股市场的发展转型。以优化结构为重点，通过引入活水等具体举措，释放蓝筹股市场的活力和潜能。2017年，上交所开启“新蓝筹”（新经济+蓝筹）行动。该行动通过为沪市主板引入新经济企业、传统产业转型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实现上交所股票市场从传统大盘蓝筹为主的市场转变为多层次、多样化、有包容性的“新蓝筹”市场，推动建设上交所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新兴产业龙头等优质企业的上市首选地，切实服务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及科技创新大局。《上财商学评论》：众所周知，2018年以来，上交所开启了自己的全新使命。对于这全新使命，上交所又有怎样的担当？董国群：2018年起我国资本市场进入“在发展中加强创新”的阶段。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这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与建设指明了方向。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259天后，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正式开市交易，首批25家公司挂牌上市交易，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重大改革任务正式落地。科创板的设立，一方面，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是以科创板“试验田”的增量改革带动资本市场的存量改革；另一方面，也与当前大国竞争和博弈、西方的技术封锁和“卡脖子”大背景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肩负着培育服务“硬科技”企业突破技术封锁和壁垒的使命。开市以来，科创板实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着力支持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做优做强、发展壮大。截至2021年5月31日，科创板已上市企业282家，融资总额达到3 615.38亿元，总市值为4.08万亿元。回望过去的三十多年，上交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到全国、从单一到综合、从封闭到开放，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沧桑巨变背后，我们体会到了一以贯之的“底层逻辑”，那就是资本市场必须毫不动摇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时代使命。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与期待。上交所，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枢纽和平台，作为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不断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能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三十多年的发展，让上交所一跃成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中以主板蓝筹为特色的市场。它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境内和境外（QFII）机构投资者，其沪市主板更是集中了一批专注主业、业绩优良、治理有效、信息披露合规的优质蓝筹公司，基本覆盖了大类行业的重点龙头公司和细分领域竞争力较强的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压舱石，已形成一批高质量的公司群体。以2020年年报数据看，沪市主板公司业绩企稳回升，实现营收超过38万亿元、净利润逾3万亿元；营收在全国GDP的占比近四成，五成公司收入和利润双增长，六成公司收入正增长，九成公司实现盈利。同时实体类公司复苏强劲，超七成公司连续三年主业盈利，民生及设备制造行业保持较快增长；直接融资稳步提升，研发投入也持续增加。此外，沪市主板公司重视投资者沟通与回报，现金分红保持高位。2020年，沪市主板约有1 200家公司推出分红方案，占全部盈利公司数量近85%，现金分红总额接近1.14万亿元，占全市场总分红金额的75%。《上财商学评论》：在沪市主板中，国资、国企是中国力量。而国资、国企改革，无疑是中国经济长期重要的看点。对上交所来说，是如何助推并实现“国企提质增效”的？董国群：目前，沪市主板国有企业（含金融类）约有680家，占比达到沪市主板整体的42%，市值规模29.5万亿元，占比67%；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1万亿元，实现净利润2.7万亿元，占比分别为82%和88%。不论从数量、市值规模，还是经营业绩看，国有企业在沪市主板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的做大、做优、做强，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科学技术创新进步、人民幸福生活水平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资本市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载体，通过资本市场的融资与资源配置功能，国有企业能够进一步推进内部机制创新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现公司治理与经营效率的优化，不断提升综合竞争力。同时，资本市场在国有企业的支持下发展壮大，能够增强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在支持国有企业提质增效、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上交所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包括支持国企充分运用资本市场工具，通过整体上市、并购重组、再融资等做优做强；支持国企用好交易所债券市场、基金市场、通过发行债券、开发REITs产品、基金产品等，丰富融资工具，提高运用资本市场创新产品的能力；持续推动国有企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公司治理，激发创新活力，不断巩固并提升行业地位。最近几年，在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大背景下，上交所积极支持国企央企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实现转型升级、资源整合，推动高质量发展。例如，中远海控收购东方外运，在实现业务协同的同时，使得上市公司跻身全球领先集装箱运输公司，进一步巩固了行业竞争力；招商局集团推动大连港吸收合并营口港，两大港口发挥各自区位及资源优势，优化码头资源配置；宝钢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武钢股份，后续还重组了马钢、太钢、重钢等，跻身市场领先钢铁集团；国网信通通过资产置换实现对国家电网部分资产的整合，并向着新型信息通信业务转型。《上财商学评论》：我们发现，除了国企之外，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也成了上交所的“常客”。您对此如何看待？董国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竞争力逐步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元素，民营经济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增长、民生就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两个不动摇”，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始终不变，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民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通过运用各类资本市场工具，民营企业可以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其不同发展阶段的资金需求，在资本市场的要求下进一步优化经营和治理结构，推动自身进行转型升级、发展壮大。《上财商学评论》：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上，上交所又有哪些得力的方式？董国群：一方面，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2020年以来，沪市民营企业完成再融资76家次，合计融资金额逾1 100亿元。另一方面，通过并购重组助力民营上市公司转型升级、提升质量。经统计，沪市民营上市公司2018—2020年分别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方案79单、44单、42单，涉及交易金额分别约为1490亿元、760亿元、1 310亿元。在资本市场的助力下，沪市一批民营上市公司成长为行业龙头企业。例如，在光伏产业龙头隆基股份的发展历程中，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和保障，2012年公司IPO募集资金15.75亿元，而后通过有效运用各类资本市场工具进行再融资。其后公司实施了六次再融资，累计融资近200亿元，保障了公司一系列扩产项目的顺利实施，使得公司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硅片产能已从上市前的0.71GW提升至2020年年底的85GW，增长了120倍；组件产能从2014年的0.2GW提升至2020年年底的50GW，增长了250倍。隆基股份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光伏单晶产品制造企业。再如，福耀玻璃自1993年上市至今，营业总收入从1.69亿元增长至199.07亿元，归母净利润由0.64亿元增长至26.01亿元，总市值也从15亿元扩大为1 429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千亿龙头企业。福耀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资本市场的作用功不可没。上市以来，福耀玻璃累计募集239.26亿元，其中直接融资146.63亿元，占比61.28%。另外，通过股票市场交易等方式，福耀玻璃与法国玻璃企业圣戈班开展合作，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为后续国际化版图进一步扩张打下基础。《上财商学评论》：作为市场组织者、监管者和服务者，上交所在切实推动公司夯实基础、化解风险上，一直颇有心得。您能否具体总结一下上交所的成功经验？董国群：专注主业、基础扎实、底子深厚，是沪市蓝筹市场的基本标签。但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上市公司群体出现少量分化也是必然的。一些公司出现阶段性困难，或是逐步暴露各类经营、合规、流动性或股东层面风险。虽然占比不高，但是考虑到个案风险突出，加之上市公司一举一动在市场上都有较大的外部性，如不加以及时化解，可能出现风险外溢或传导。因此，持续推进风险化解是上交所的一项重要工作。“化解风险”四个字看似简单，实则是对监管和服务能力的大考。上交所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监管与服务并举，主业为本、综合施策、务求实效”的风险化解路数。例如，对于因行业周期、市场变化出现暂时性困难的公司，抓住关键节点、给予政策空间，推动其利用资本市场加快转型升级；而对于因扩张过快、投资激进、盲目跨界导致风险暴露的公司，我们风险化解的核心思路是以信息披露为抓手，引导公司认清实情、下定决心当断则断，主动把隐患进行化解。此外，抓住关键少数，宽严相济讲分寸，也是风险化解的重要方法。与此同时，面对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资本市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深化改革、风险防范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上交所也积极为沪市公司提供各方面支持。比如，在重大重组审核、信息披露监管、现场业务办理等方面，优化自律监管与服务方式，为上市公司提供政策咨询、远程视频、在线培训等多种服务；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再融资、质押风险化解等，依法依规给予必要支持，帮助受疫情影响显著的行业公司渡过难关。同时，建立债券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基金审核，全力对接和支持相关企业发行“疫情防控债”“抗疫债基”等，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服务工作。《上财商学评论》：通过上交所一系列的风险化解手段和服务支持，主板公司经营业绩在疫情发生后又有怎样的表现？董国群：冲击是一时的，沪市主板公司在疫情后迅速企稳复苏，2020年整体呈现“V”形反弹态势，有力助推国民经济回稳复苏和转型升级；2021年开局的复苏势头更加稳固，上市公司的后续发展可期。沪市主板公司2020年一季度至四季度的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8%、2%、5%和6%；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23%、-21%、15%和19%。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到，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下，沪市公司克服了疫情和严峻复杂国际形势的不利影响，生产经营逐季恢复。全年营业收入合计达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1%，占全国GDP总额的近四成；实现净利润3.07万亿元，同比下降5%，剔除个别涉及重大风险处置的巨亏公司后，降幅收窄至2%。2021年一季度，整体经营开局良好，复苏势头更加稳固。沪市主板公司业绩延续向上走势，且各项数据都优于疫情前的水平。沪市主板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10.26万亿元，同比增长26%，较2019年同期增长17%；净利润9 985亿元，同比增长45%，较2019年同期增长12%。其中，近九成公司盈利，并且在盈利公司中有670余家净利润增幅超过30%、近560家超过50%，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此外，还有部分公司积极应对形势变化，全力优化生产经营，近270家公司扭转了2020年同期的亏损局面、380余家实现减亏。随着疫情防控成果的巩固，以及居民消费需求的释放，部分前期受冲击较大的行业正在逐渐恢复。以交通运输、能源采掘行业为例，2021年一季度分别实现了174亿元和811亿元的净利润，比2020年同期的大幅亏损已显著回暖，业绩转正；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批发零售和文化娱乐行业分别实现了148亿元和29亿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倍和2倍。从一季报看，沪市主板公司2021年全年业绩向好可期。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上交所三十多年来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时代使命的延续，也是上交所的再出发。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重大改革，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是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以科创板“试验田”的增量改革，带动资本市场存量改革。这两个目标都是对资本市场回归初心的探索。一方面，科创板的设立是对资本市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试验”，是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科创企业提供融资途径并促进创新资本形成的重大战略举措。通过改革，让资本市场回归助力实体经济、服务科创企业的本源。科创板率先探索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改革途径，加速了各类科技资源和资本资源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注册制改革试点是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试验”。注册制改革是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工程，核心在于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变过去由证券监管部门把握哪些企业可以发行、何时发行、何价发行的模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市场失灵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以注册制试点带动发行、上市、交易、退市等覆盖企业上市全生命周期的基础制度改革，为市场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某种意义上，科创板的设立，既是补齐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短板，也是资本市场的增量改革，又是现阶段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重要体现，契合当前我国新发展时期、新发展阶段的需求。与此同时，上交所借此重大机遇，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锐意成为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领跑者。《上财商学评论》：在您看来，科创板的主要改革突破和实践效果体现在哪些方面？董国群：在改革突破方面，科创板精简优化了发行上市条件，转化为严格信息披露要求；重构了审核机制和程序，坚持公开透明、可预期审核；推行了市场化的发行承销安排，把定价权交给市场；优化改革了交易制度，无论是涨跌幅限制的放开，还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引入，都有利于市场各方充分进行价格发现。与此同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持续监管制度已经建立，落实保荐机构持续督导责任、强化发行人持续信息披露义务、加强对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关键主体在企业上市后承担的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职责的监督。完善与注册制改革相适应的配套法律、法规受到高度重视，大幅度提高注册制下市场各方违法、违规成本成为共识。市场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以发行上市条件为例，注册制下，科创板设立了多元包容的发行上市条件，针对科创企业的特征设置了以市值为核心的5套基本上市标准，特别是创新设置了以研发投入为维度的上市标准，更加突出科创板鼓励企业研发创新的导向；同时，针对红筹企业、特殊股权结构企业设置了相应的上市标准。整体上看，科创板上市门槛与纽交所、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香港联交所主板市场基本持平。在实施效果方面，在更有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制度下，科创板坚守定位、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示范带动效应不断增强。一是支持科创企业上市的包容效应明显。科创板针对科创企业的特征，取消了强制性盈利等明显不合适的条件，为不同成长阶段、不同投票权架构、不同注册地的科创企业设置了多套灵活的上市标准，显著提升了市场的包容性。例如，全球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国内芯片龙头、首个A+H红筹企业——中芯国际，作为“中国第一大硅晶圆厂”的未盈利企业—―沪硅产业，按原有上市标准均无法上市，现受益于科创板的包容性成功实现发行上市。目前，已有19家未盈利企业、3家红筹企业和2家特殊股权架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二是“硬科技”企业带来的示范效应和集聚效应初步显现。《科创属性评价指引》《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发布以来，市场得到了良好的引导和约束。以中芯国际、沪硅产业、绿的谐波、中控技术等为代表，一批极具“含科量”的硬科技企业陆续登陆科创板，逐渐发挥科创板吸引和集聚国之重器、科技领先类企业的优势。尤其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已经逐步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支持了一批“卡脖子”技术攻关领域的硬科技企业。例如，集成电路行业，在科创板推出前，A股发展了三十多年只有36家相关公司，占同期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1%；科创板开市不足两年，就有了29家集成电路公司，占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超过10%，市值占比接近1/4，涵盖上游芯片设计、中游晶圆代工及下游封装测试全产业链，同时兼备半导体材料和设备制造等支撑环节，是科创板“硬科技”属性的一个代表性行业。董国群：2019年以来，科创板经历了“首年从无到有，第二年从有到优”的成长历程。目前，科创板已上市公司数量达到282家，有两个特征表现突出。一是“硬科技”特征明显，研发投入持续加码。开市以来，科创板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研发进程。在研发投入方面，2020年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合计389.62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平均为12%。在研发人员方面，已经汇聚了一支超过7.5万人的科研队伍，占员工总数的三成；三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具有博士学位，六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专业背景出身并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在重要奖项方面，有78家公司获得过国家级重大科技奖项；六成公司产品实现进口替代，推动重要领域的国产化；超过五成的公司参与“863”“973”，以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重大专项。在研发成果方面，2020年新增知识产权1.6万余项，其中新增发明专利4 500余项。一批公司在上市后取得重要研发成果，如君实生物2020年开发的新冠中和抗体药物已授权美国礼来进行后续研发并得到了FDA的紧急使用授权，天合光能推出了210大尺寸硅片、电池及组件并引领了行业迈入光伏600W新时代。二是成长性较好，在各板块中表现突出。2020年，科创板公司总体经营稳健，业绩持续向好。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 084.38亿元，同比增长15.5%；归母公司净利润500.86亿元，同比增长59%，在A股各板块中位列第一。值得一提的是，体现科创板包容性的未盈利、特别股权架构、红筹等特殊类型企业，上市后发展势头向好。2020年，18家上市时未盈利的企业合计大幅减亏36亿元，3家公司（中芯国际、仕佳光子和九号公司）首次实现盈利并“脱帽摘U”。2021年一季度，科创板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1 054.47亿元，同比增长65.17%；实现归母公司净利润130.24亿元，同比增长208.13%，恢复增长迅速，发展后劲十足。《上财商学评论》：未来，我们将如何进一步建设好科创板？董国群：未来，科创板的建设将始终秉持板块设立时的初心，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带动资本市场存量改革，确保行稳致远。第一，继续用资本赋能科技创新驱动。上交所将坚守科创板定位，坚持服务科技自立自强，支持和鼓励更多硬科技企业上市，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在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方面展现更大的担当与作为。第二，继续种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以注册制改革试点为引领，加速形成从入口端到上市端再到常态化退市端的系统性机制建设，提供良好制度供给，大力推动“有效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及时启动“有为监管”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基于板块定位，加大对支持硬科技企业发展的制度供给力度，持续优化并购重组、再融资和股权激励制度。第三，防范市场乱象在科创板市场重演。近年来，存量市场有一些乱象，损害了市场秩序和投资者利益，受到市场诟病。科创板虽是全新板块，但也处于A股市场的大生态、大环境中，传统乱象会不会重演，需要保持高度警惕，需要抓早抓小、预研预判，对于苗头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处置”，谨防小病变大病、个体风险变成系统性风险。上市公司质量是支持资本市场的支柱和基石，是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的微观基础。没有好的上市公司，就不可能有好的资本市场。为此，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经过三十多年的与时俱进和创新，上交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让人振奋的征程，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新的征程中会有新的“拦路虎”——尽管从整体看，沪市公司群体较为稳健，在面对疫情和复杂国际形势的挑战时，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但也有部分沪市公司存在困难。这些存在困难的沪市公司，大多是受宏观环境、国内外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存在阶段性困难；个别是公司治理出现异化，发生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恶性违法、违规行为。对此，上交所在未来的日子里，要切实发挥好一线监管服务作用，进一步夯实沪市公司专注主业、业绩优良、治理有效、信披合规的质量基础，与市场各方同心合力，努力将沪市公司打造成高质量群体，服务好资本市场改革和实体经济发展。《上财商学评论》：对上交所来说，未来推动提高公司质量的主要思路有哪些？董国群：基于上述目标，上交所立足一线监管的主责主业，明确了交易所推动提高公司质量的主要思路在于基于职责定位，建机制、聚合力。一是要培育上市公司愿意专注主业、提高质量的市场机制，让好的公司有好的待遇，解决提高质量内在驱动力的问题。二是要形成合力、营造生态，注重发挥关键少数、政府和中介机构的作用。三是要抓好监管的主责主业，以分类监管为抓手，既要支持引导公司规范运作、完善治理，也要严肃整治市场乱象，防止劣币驱逐良币。《上财商学评论》：2020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是否是上交所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董国群：14号文发布后，各方对上市公司质量的期待很高，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由此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上交所相应制定了《推动提高沪市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交易所开展工作的具体时间表、路线图。抓住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这个“牛鼻子”工程，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和改革，力争通过三年左右的时间，在沪市形成一大批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上市公司群体。首先，持续推动关键制度改革。《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把制度建设作为推动上市公司提高质量的重要支撑，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入口端，深入推进科创板建设，在国务院金融委和证监会部署下，全面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出口端，严格退市监管，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切实承担起退市实施的主体责任。持续监管端，支持公司用好用足并购重组、再融资、公司债券、可转债、优先股、REITs、ETF等市场工具；在科创板积极探索制度创新，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动力，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其次，加强“规范治理+强化信披”的双轮驱动。如果说信息披露是“表”，那么公司治理就是“里”，要坚持内外兼修，强化监管，才能够夯实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基础。同时，要引导和支持上市公司通过业绩说明会等多种渠道，加强与投资者尤其中小投资者充分沟通，推动建立公司董事会与投资者的良好沟通机制。最后，坚持“严管重罚+高质量服务”的“双管齐下”。在监管事项上，将继续把严厉打击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违法违规行为作为监管重点；同时切实防范化解股票质押、债券等风险。与此同时，扎实做好服务工作，为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垫石铺路。会同各方，推动化解存量公司问题和风险，促进上市公司提质增效与科技自立自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展现更大担当与作为。《上财商学评论》：我们关注到，上交所正在加快推动科技化、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化技术提高监管与服务效能。您能介绍一下上交所在技术建设以及科技监管方面的探索、成果和实践情况吗？董国群：早在1990年，对比当时全球的证券交易所主要采取手势交易的情况，上交所从开业的第一笔交易就跨入了电子交易时代。凭借电子化、无纸化的交易基础设施，上交所有效支撑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和高质量发展。三十年间，上交所逐步打造形成功能完备、品种丰富的交易平台，为市场提供股票、基金、债券、期权、港股通、科创板等全方位交易服务，做到全链条、全版图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业务创新；通过陆家嘴、外高桥、金桥数据中心多站点、多中心的部署策略，以及“7×24”的值守模式，支撑起全市场的安全稳定运行。同时，在加强数字赋能监管、促进科技与业务深度融合等方面也取得了积极成效。尤其在科技监管方面，随着上交所大数据平台、新监察系统、公司画像、科技评价、舆情分析等多项监管科技产品的陆续上线运行，有力提升了一线监管效能，使得一线监管工作更趋精准、智能和高效，迈上了新台阶。例如，公司画像平台的上线，进一步强化了上市公司风险的智能化预警，着力实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目前已向国资委、证监会及派出机构、沪市上市公司等700余个用户提供应用服务。改革未竟，奋楫当前。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交所将继续强化对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持续推动全行业数字化转型和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努力加强资本市场科技赋能能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上财商学评论》：上交所成立当年，恰逢浦东开发。某种意义上，上交所有今天的成就，无疑是和上海的开放形成共振有关。在您看来，上海给予了上交所怎样的营养和支持？有很多人拿上交所和深交所对比，拿上海和深圳对比，那么您又如何看待这两个城市？董国群：上交所的发展无疑是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部分，上海给了上交所很多配套支持和优秀的金融人才。如果拿上海和深圳比，我认为上海和深圳各具特点、各有特色，都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2020年，是浦东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两地都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都制定了更具前瞻及开放性的政策措施，相信两地都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上交所和深交所也会在两地的改革开放氛围中越办越好，在资本市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上财商学评论》：2021年上海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聚焦强化“四大功能”（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和开放枢纽门户），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上交所来说，尤其是科创板的设立，将如何“反哺”这座城市，并为其添砖加瓦？董国群：科创板的设立，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及科技创新策源战略发展。自开板以来，科创板始终坚守“四个面向”定位，聚焦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促进金融资本和创新资源的有机结合。截至目前，上海地区共有42家企业成功登陆科创板，融资金额超过720亿元。我们看到，随着科技、产业与资本循环互通格局的深化，上海已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基本框架，逐步展现出地域集中、产业集群和资本集聚的强大合力。比如，张江作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集聚了一批“中国芯”和“创新药”等硬科技企业，已有21家企业成功登陆科创板。《上财商学评论》：上海也是百年商学的发源之地。在您看来，不论是金融家还是企业家，若想成功需要怎样的商业素养？董国群：在我看来，若想成功必须具备的商业素养，首先是诚信，其次是创新。资本市场是最开放透明的市场，需要讲诚信。守信的公司和公司掌门人都发展得很好，失信和造假公司最终的下场都不是很好。另外，企业家要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重视技术研发和围绕主业的持续投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家创新活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上财商学评论》：对已开创百年商学的上财，您有什么寄语和期盼？董国群：衷心祝愿上财越办越好，紧跟时代步伐，紧贴社会现实，牢记初心使命，为社会输送更多的金融人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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