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相龙：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概率在加大

在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之际，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今天的国际研讨会，我觉得很有意义。我有幸在朱镕基总理领导下，参与制定和执行国家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措施。

1997年7月2日，泰国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泰铢当天贬值20%，随后菲律宾、印尼等国也放弃固定汇率，货币不断大幅贬值。1998年新年开始，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导致政治危机，印尼总统被迫下台。这次金融危机的核心区在东南亚，应该叫东南亚金融危机，但是，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台湾、香港、日本和韩国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我们也把这场金融危机一般称之为“亚洲金融危机”。

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危害。由于货币贬值，东南亚国家共损失国民生产总值3万亿美元，股市市值腰斩过半缩水2万亿元，银行发生坏账1万亿美元，东盟陷入31年来最困难的时期。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从东南亚国家内部讲，主要是采取固定汇率制，短期外债比例过高，经济发展速度超出发展潜力。从外部原因分析，主要是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是美元既是美国本币、又是国际主要货币带来的金融风险。1994年美国出现通货膨胀，为应对通货膨胀，美国从2月开始，12个月加息8次，累计加息300个基点。美元加息抑制了通货膨胀，带来美元升值，导致大量的美元从东南亚回流美国，打破了东南亚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偿债成本大幅度增加。

东南亚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有关国家实施救助，但是执行速度很慢，错过很多时机。日本是东南亚国家的主要债主，提出设立由多国出资的“亚洲货币基金”救助东南亚国家，此建议未被亚洲有关国家采纳。

1997年，我国对东盟、日、韩出口占全国近30%，我国吸收的外资，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占80%。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也带来很大冲击。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是增加人民币货币供应，扩大出口，维护国际收支平衡。

二是中国公开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

三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操作预算和双边支持，中国出资40亿美元救助有关国家，成为全球第三大出资国。

四是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1997年11月，中央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全面整顿金融秩序。1998年 ，中共中央先后下发3号文、12号文，扩大财政赤字，增加对基础建设的投资，1998年经济增长保持8%。此后，又进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审慎扩大资本项目可兑换步伐，增加外汇储备。

由于采取这些措施，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冲击较小。

亚洲金融危机已过去25年了，现在全球进入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最大特点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逐步崛起。为维护霸权，美国推进“北约”东扩，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对中国崛起全面进行极端打压。特别是8月初美国议长佩洛西窜访我国台湾地区，中美在台湾海峡正在出现军事对抗趋势，全球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加大。站在新的历史时点上，回顾亚洲金融危机，主要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险正在不断扩大。

一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日益突出。与25年前相比较，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逐步下降。美国政府负债占GDP比例，已从65.9％提升到128.8％以上。美国经济实力很难支撑原来美元的地位。美国重大货币政策出台，都会带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因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都不断增加美元储备，承担了美元外汇储备投资风险和贬值风险。

二是美国政府金融失信风险在蔓延。美国政府无理冻结阿富汗国家外汇。俄乌发生冲突后，美国政府冻结俄罗斯国家外汇，没收俄商资产，把俄罗斯大批银行从“环球银行金融电讯系统”（SWIFT）清除。美国政府现任财政部长也公开承认美国冻结俄国外汇和没收商人资产没有法律根据。美国政府采取的上列极端手段，大大伤害了国际金融界对美国政府机构的信任，破坏了全球国际金融运行规则，增添了新的全球金融风险。

三是美国为实施“亚印战略”，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扩大了亚洲地区金融风险。

为了防范和化解以上风险，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防范和化解美元既是美国本币、又是全球主要国际货币的风险，现在可行的办法是，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发行特别提款权（SDR），允许其中一部分可用于成员间的流动性支出。同时，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加强中欧经贸合作，促进欧元稳定。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推进我国和俄罗斯等有关国家贸易的本币结算。

二是美元虽然是美国的本币，但又是全球最主要的货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权通过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及其财长、央行行长会议，督促美国政府把国家负债率逐步降到70％以内，相当于25年前的水平；减少美国货币政策溢出的负面效应；尊重和维护“环球银行金融电讯系统”（SWIFT）为国际贸易提供结算服务的独立自主管理权。

三是加快中国现代金融建设，增强我国防范和化解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抓紧建立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现代融资制度、现代金融监管制度，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美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长远看经济和金融很难全面脱钩。中美金融关系，应该继续寻求交流、合作、共赢。但是，也要准备好应对美国对我国挑起金融战的有力措施。

四是继续推动“10+3”金融合作，建立区域应对全球金融风险的制度安排。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2000年5月，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的财政部长在泰国签订“清迈协议”。根据这个协议，“10+3”对设立2500亿美元的互助性资金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很多共识。今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访日，提出建立“亚太经济构架”，将增加“10十3”金融合作的难度。2021年，东盟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韩国是我国第四、第五大贸易国，这是由地域、历史和市场决定的，美国很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来拆散“10+3”的经贸合作关系。为此，我认为，为巩固和发展“10+3”经贸合作关系，还应创造条件继续讨论“清迈协议”的落实，提高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区域性协防能力。

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