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发布！全球产业链重塑与中国选择（曲江报告精要版）
☞在拜登政府时代，我们对中美科技竞争的新趋势也做出了三方面展望：第一，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技术竞争和对抗加剧，平行体系出现的可能性上升。第二，未来的中美科技竞争将进入全政府-全社会模式的融合国力竞争时代。第三，中美博弈围绕新技术的国际规则、国际话语权争夺将更为激烈。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供给视角来理解国内大循环，产业链升级优化、产业链安全是两个重点。总体上，产业链升级主要对应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更高要求，而数字技术和绿色经济的发展为产业升级提升了新的技术路线。同时，产业链安全主要对应于中美博弈和疫情冲击。
当然，两方面的逻辑也有一定的交集。例如，中美摩擦不但使得中国更加重视产业链安全，而且也使得推进产业链升级优化更为紧迫了。出于这种外部压力的驱动，我们也强调产业链升级，但是其根本的出发点仍然是产业链安全。
如果没有中美摩擦的背景，疫情冲击、数字化、绿色化这三个因素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将更具有中性意义。例如，在没有中美冲突的背景下，数字化、绿色化这两个技术范式变化带来的影响，将更多体现为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更新迭代。但是有了中美冲突的背景，数字化以及伴随的信息全球化，对中美缺乏互信的状态提出了挑战，甚至进一步激化了中美互信赤字方面的矛盾。同时，有了中美冲突背景之后，绿色化作为中美之间少有的共识领域、合作领域的作用也更加突出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在分析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将中美冲突作为一条主线，疫情冲击、数字化、绿色化作为三条辅线。基于此我们得到了以下七个方面主要结论：
数字时代全球化背景下
现有研究普遍注意到了中美冲突面临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同时也可能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挑战。同时，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军民两用技术界限达到前所未有的模糊状态，这使得中美冲突也比历史上的相似案例更具有其特殊的复杂性。
当前，全球化已经从传统贸易一体化、生产一体化，演进到了数字化时代。相应的，全球化的跨境流动载体也从跨境商品销售、跨境资本流动，演进到了跨境信息流动。在数字化时代，海量信息的跨境流动关系到国家安全，因此军民两用技术界限、国家安全边界日益模糊。中美在数字化领域的遭遇和冲突，这在美苏、美日等冲突当中是未曾有过的。
这种数字技术带来的融合与两国信任度下降之间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冲突、“修昔底德陷阱”等命题纠缠在一起，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脆弱。这甚至决定了传统的贸易规则、投资环境等领域的冲突都退而居于次要矛盾的地位，而信息领域这样直接事关国家间顶层科技力量角逐、直接事关国家安全的冲突变得越来越为突出和难以驾驭，甚至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了传统的贸易、投资领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也要尝试以更大的智慧和耐心来面对这一领域的冲突。
全球产业链重塑将呈现出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各国产业链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全球产业链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开始反思过去单纯以效率为主导的供应链管理思路，更多考虑效率和安全的平衡。甚至美国、日本等主要国家政府也开始反思产业链政策，强调供应链的自主性和可控性，以社会成本作为产业配置的最终标准，对医疗、高科技等关键产业供应链布局进行调整，比如对国内应急供应链备份、引导关键产业的回流以及回归区域化、缩短价值链等。
“疫情终将过去，但世界从此不同”。疫情通过对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的冲击，影响到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趋势。我们的研究认为，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将呈现出三个特征：
首先，跨国公司将通过多元化产业集聚以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多元化的过程，可能会导致中国面临一定程度的产业外移，但这与纯粹的产业外移不同。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如何确保中国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给全球的下游生产商提供信心和保证，将关系到中国未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这对于评估中国对外国（尤其是对美国之外国家）的经贸关系稳定性、权衡经贸制裁措施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其次，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出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在此过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滞后，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面临瓶颈。一般的发达国家在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效率之间的权衡也面临更多障碍。相较而言，在推进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的过程中，中国在研发、尤其是应用环节具有显著优势，但是也面临一定隐忧。尤其是美国机构将中国扣上所谓“数字威权主义”的帽子，并试图在网络世界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标准中孤立中国，从而限制中国在数字化时代的竞争优势，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最后，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低碳化，这将主要影响到依赖能源出口，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因素使得后发国家的赶超过程又增加了一个额外的约束条件。在低碳化、绿色化的背景下，碳关税可能使出口导向模式的复制难度进一步上升。
2021年3月，欧盟议会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议。作为一个参照，美国在2008年也对碳关税的立法进行了尝试，也就是《沃纳-利伯曼法案》。虽然该法案最终没有通过，但第1306条款也列出了免于征税的三类国家清单。这些享受豁免待遇的国家一般体量不大，其对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也较小。但是另一些在最不发达国家之上，且仍处于工业化扩张阶段的国家（例如越南、印度）以及依赖于高碳资源的国家（例如石油出口国），其发展空间将可能面临额外约束。
相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中国受到的影响较小。一方面，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从粗放型扩张进入到创新驱动阶段，出口贸易内涵的碳也已经开始下降。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传统工业会受到冲击，但是中国的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市场发展较快，这使得中国能够缓释低碳化带来的冲击。
总体上，全球产业链的多元化布局，可能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暂时从中受益。但是在资金成本长期保持低位背景下，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逻辑，绿色低碳也将成为后发国家赶超的额外约束条件。
种种迹象表明，印度、越南等后发经济体，甚至是全局意义上劳动力密集型、高碳资源密集型的后发经济体，其赶超的历史窗口期有可能将逐渐关闭。这个关闭的过程取决于数字化、绿色化生产方式的发展速度。对于全球经济格局而言，数字鸿沟、绿色鸿沟可能使得国与国之间的阶层更趋向于固化，后进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之路可能将更加艰难——对于中国而言，这方面的影响也是有利有弊，需要综合评估。
中国产业链的全球影响力
我们的研究显示，在全球高出口中心度的产品当中，中国在其中八成产品的出口上具有优势，供应链呈现出较强韧性。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分类标准，中国是唯一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门类的国家。2017年至2018年，HS6位码下全球贸易共包括3556种中间产品，中国在其中2247种上出口规模位列全球前三；并且出口858种高中心度产品（该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中国在其中的693种中间品的出口规模位列全球前三（其中444种在2017和2018年均排名第1；注：为控制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对已有贸易网络关系产生的影响，这里将2017至2018年出口中心度均位于前25%的产品记作高中心度产品）。
这意味着中国在高出口中心度的中间品贸易中，具有重要的出口优势。这也印证了在2020年2月前后，中国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冲击，引发了全球社会的高度关注。2020年3月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约20%的制造业中间品贸易来自中国，如果中国的中间品出口下降2个百分点，将导致45个主要经济体出口下降约460亿美元，其中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受影响最大。
同时，也要客观理性地认识到中国供应链所面临的脆弱性。中国在两成高出口中心度的产品中并不具有优势，而且中国外贸呈现“大进大出”特点，中国出口的一些高中心度产品本身的生产过程，也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
根据我们设计的产品层面复合脆弱性指标，电机-电气-音像设备、机械设备、光学-医疗等仪器是中国供应链脆弱性最高的三个行业。特别是电机-电气-音像设备行业的复合脆弱性指数是后两个行业的三倍以上，是中国供应链安全性值得高度关注的行业。我们还构建了指标体系，根据产业链的脆弱性将2017年中国进口的所有3285种中间品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62种中间品。其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国的进口集中度双高，这类中间品面临贸易摩擦和疫情等外部冲击时脆弱性最高，进行供应链备份的难度也最大。对于这类中间产品应重点关注和评估，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应考虑制定国家和产业层面的产业链安全规划，保障供应链安全性。
第二类，812种产品。这类中间品，我国的进口集中度较低，从现实来看，这类产品的供应链脆弱性小。但是，这些产品的全球出口中心度较高，因此未来存在恶化的潜在可能。尤其是如果涉及的是关键性产品和技术，虽然目前可能因为进口规模较小而容易分散、从而降低进口集中度，但在中长期如果这类产品进口规模明显上升，则其市场集中度也将不可避免的面临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这类产品可能会转变成为第一类脆弱度最高的中间产品。对于这类产品，需要着眼于长期视角、加强产业链安全规划。
第三，759种产品。我国在这类产品上的进口集中度呈现聚集倾向，但是其对应的全球出口中心度较低。对这类产品，可以考虑进一步分散进口来源。具体地，中国约39.8%的高脆弱性产品进口市场集中度指数较高，但出口中心度指数较低，其中不乏电机-电气-音像、机械设备和光学-医疗等仪器产品。中国在这些产品上存在一定的产业链多元化空间，因此产业链安全性可提升的空间较高。
第四，还有1652种中间产品，其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国进口的集中度双双较低。这类产品的供应链脆弱性较小、而且地位较为稳定。这类产品超过全部中间品进口种类的50%，以及进口金额的48.2%，是中国进口供应链的稳定因素。
当然这部分的研究也存在缺陷：其一，HS6位码的分类还不够细致。其二，美国严格进行出口管制的产品，并不会体现在我国现实的进口贸易当中。其三，从表面上来看卡脖子卡在了具体的产品层面，但实际上卡脖子是卡在了具体产品背后的专利技术、基础理论，甚至国际标准层面。关于专利和技术的维度，我们团队也正在展开研究。
我们的研究从行业层面、国别案例等角度揭示了产业链的二元悖论：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以及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于对外国的进口，两个方面难以同时兼得。
首先，主要经济体的国别案例分析验证了该产业链悖论。即使包括美、日、欧在内的发达经济体、老牌工业强国和全球科技领域顶端的国家，实际上也同样强烈依赖于全球生产网络。
在国别研究中我们发现，各国越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对外国的进口中间品贸易就越是依赖，其脆弱性越强。例如，日本、韩国、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都很强，但其脆弱度排在第一名的产业却都是电子-电气产业。同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机械制造业比较强，但其脆弱度排名第一的行业是机械设备。再如，法国是空客飞机的生产国，但同时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产品的脆弱度也排到第三。
其次，对中国制造业的分行业数据进行分析，我们验证了在中国的密集型行业中存在产业链悖论，但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并不存在这种悖论。
在这个经验研究当中，我们一方面建立了中国制造业分行业的对外依赖程度指标，另一方面使用了对外经贸大学的全球价值链指标体系（UIBE GVC）来刻画该行业在全球所处的地位（竞争力）。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我们发现：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随着中国某个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该行业对外依赖程度也将呈现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悖论只存在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并不存在这种悖论。这可能是由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链较短，比较容易实现在一国范围内的循环。
再次，所有国家当中，美国对产业链悖论的处理值得中国学习。美国在产业链悖论问题上如何实现了较高效率的平衡？我们的研究发现，美国通过政治关系、国家间的同盟实现了产业链安全的保障。如果仅考虑经济因素，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低于美国。但是在考虑政治关系、断供能力后，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显著提升，但美国面临的风险则变化不大。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从美国的案例来看，在一定条件下产业链安全与竞争力可以兼得，从而也可以对前述的“产业链悖论”约束实现突破。
近期我们特别注意到，2021年6月8日美国白宫发布了关键领域供应链百日评估报告。该报告中再次提及美国需要强化政治关系，从而维护供应链安全。这表明美国也意识到了政治关系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关于政治关系恶化对美国供应链可能造成潜在破坏作用的担忧。可见，中国在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的过程中，为了同时兼顾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需要营造与主要国家良好的政治关系，同时加强与断供能力弱的国家的供应链联系。
关税领域：提高中美双边关税排除率
在此背景下，中美双方共同提高关税排除率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首先，拜登政府奉行“小院高墙”精准打击政策，全面关税措施并非首选。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首要目标是保持技术代差和保证供应链安全，对华政策奉行“小院高墙”精准打击。而关税措施打击面广、福利损失大，虽然短期内不会也无法取消，但显然并非首选。拜登本人在竞选时曾明确反对以关税手段解决中美经贸摩擦，但迫于政治压力收回了这一说法。拜登上台以来的各种政策取向均显示，拜登政府的政策着力点并非关税措施。
其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使用关税排除的阻力相对较小。拜登政府已多次强调无意对华搞全面“脱钩”或者“新冷战”，而是在对华竞争中保持特定领域的合作，促使中国按照西方的国际规则行事。但迫于国内政治压力，拜登政府也束手束脚，找不到突破口。而关税排除措施是美国USTR已经实施的措施，进一步提升排除措施的力度难度相对较小。
再次，美国提高对华关税排除率政策空间很大。截至目前，美国仍然保留着对37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其中对清单1（340亿美元）、清单2（160亿美元）和清单3（2000亿美元）保持加征25%关税，对清单4A（1200亿美元）保持加征7.5%关税。与清单1和清单2相比，清单3和清单4A的排除率大幅降低。
根据我们团队2020年在《国际经济评论》发表的论文测算：清单1、2、3、4A的排除申请当中，被批准的申请占比分别为33.8%、37.4%、4.9%和6.5%。其原因在于，清单1、2中的商品，如汽车及零件、仪器等，生产技术相对复杂、供应链条更长，短时间寻找替代品较为不易，在USTR的排除标准中予以优先考虑；而清单3、4A中的商品，如皮革制品、服装、鞋等，生产技术相对简单、供应链条较短，虽然进口金额上的对华依赖度更高，对美消费者的福利损害更大，但短时间寻找替代品相对容易，因此排除率较低。
从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清单来看，最早出台的清单1、2最符合USTR的301调查初衷，与“中国制造2025”密切相关，且对华依赖度较低，对美经济福利伤害较小。因此，从中长期来看，美国扩大清单3、4A的排除范围难度相对较低。
最后，美国近期通胀压力显著上升，美联储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两难。2021年4月和5月，美国CPI通胀率分别达到了4.2%和5%。而目前疫情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美国经济反弹基础尚不牢固，同时在个人救助政策的强力支持下美国劳动参与率显著偏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失业率的表现可能被严重高估了。
此外，过高的政府债务负担也使得宽松政策退出的难度上升。这些因素使得美联储在面临通胀压力时陷入了一定程度的两难境地。如果显著提高关税排除比率能够对压制国内通胀率产生积极影响，这应当是美国方面可以考虑的措施。
事实上，美国与欧盟国家已经决定，在2021年6月15日双边峰会召开时承诺结束贸易战，并承诺年底前取消与钢铝贸易冲突相关的关税。但是其所涉及双边贸易金额仅为180亿美元，远远低于中美贸易冲突的涉案金额，这对于缓解美国通胀压力的作用将极为有限。
科技竞争：准确认识中美科技竞争新趋势
当前中美科技竞争的新趋势、新驱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数字时代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新上台的拜登政府与前任政府的不同理念。在数字空间，不论执政者是谁，美国毫无疑问已经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这场战略性的竞争将会在未来数十年中持续。在这一点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共同之处。但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在科技领域扼制中国的思路与前任又有显著不同。
2021年2月4日，拜登总统在其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称其挑战了美国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但只要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就准备与中国进行合作。
具体而言，拜登政府更加关注科技遏制政策的负面影响。拜登政府在竞选中获得了科技公司的广泛支持，其候选委员会的前十位捐款人中，谷歌、微软、亚马逊、苹果和 Facebook占了5席（而特朗普的前25位捐款者中根本没有大型科技公司），副总统哈里斯与硅谷的关系更是密切。拜登政府必然会对特朗普时期两败俱伤的对华科技政策做出调整，充分考虑科技遏压措施对美的负面影响。
回顾特朗普时期的对华科技遏制政策，其在以下三方面已经显现出了负面影响：其一，美国对华过宽的出口管制损害了美高科技公司商业利益，从而影响其研发投入。其二，同时，美国对华人员交流过于严格限制也损害了美国特定高科技领域的研发人力资本。其三，美国的国际科技合作中心位置相对弱化。
贸易战以来美中科技合作降温，但与此同时中欧、中日科技合作增强，部分弥补了中美科技合作下滑的空缺。“十二五”期间，我国与德、英、法、日的联合专利申请占比之和是23.7%，仅为中美合作占比的一半，而在2018年这一占比已达38.3%，与中美合作专利占比相当。
基于上述背景，拜登政府更加关注对华科技竞争政策的负面影响，因此其政策框架的以下三方面特征预计将更为明显：第一，加大美国自身的科研投入。第二，以“小院高墙”为特征的精准扼制政策。第三，借助盟友圈和多边平台的杠杆，在关键技术领域形成针对中国的“盟友圈”，缩小中国的外交回旋空间。
在拜登政府时代，我们对中美科技竞争的新趋势也做出了三方面展望：
第一，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技术竞争和对抗加剧，平行体系出现的可能性上升。作为大国竞争的一个核心场域，地缘政治对抗使国家安全概念极度泛化，供应链安全与数据安全成为当今大国竞争的焦点。由于竞争性上升，国家间合作意愿大大降低，多边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下降。在美国的大力鼓动下，两个平行体系出现的可能性上升。
但是由于中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互相嵌入程度极深，两个平行体系出现的过程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推迟或面临阻滞。我们的研究就显示：
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在制裁华为的同时，也对华为的美国供应商产生了显著的反向冲击。而且，制裁华为的金融市场反应不仅会影响供应商，同时还会形成行业扩散效应。
在华为供应商所在的九个行业中，至少有三个行业存在显著的行业扩散效应，并且覆盖了24家供应商中的16家。
行业扩散效应可能促使行业协会对政策进行干预，加强供应商受到的反向冲击对出口管制政策的反作用。其间，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也干预了政策实施。最后，受到反向冲击的供应商对政策采取了应对措施，包括在政策实际生效前加快对华为的出口、将相关生产线转移至海外、向政府施压等。
第二，未来的中美科技竞争将进入全政府-全社会模式的融合国力竞争时代。一方面，信息革命正在渗透到经济、社会、政治、安全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都需要在时代大潮中重新调试；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的崛起正在分享原本属于政府的部分权力，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网络安全都需要各方协作来完成。哪个国家能够更有效的融合各领域的国力并将其投射在网络空间，哪个国家就能够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竞争中获胜。
第三，中美博弈围绕新技术的国际规则、国际话语权争夺将更为激烈。过去两年来，欧美国家以及联合国的多个不同机制就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则、法律框架进行磋商。在该领域新的规范不断涌现，大浪淘沙的过程到了一个重要的节点。随着网络空间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由规范兴起向规范普及过渡，大国围绕规范制定话语权的博弈将更加激烈。
中国产业链：外移、内迁
在前有堵截（美国）、后有追兵（越南等国）、中间摇摆（欧洲和日本），以及内有产业升级之困的背景下，中国产业链巩固、优化升级都面临着一定压力。
从空间上来看，中国产业链面临着三个调整方向：外移、内迁、区域重组。但是上述三个调整方向本身是中性的描述，对于其结果不能一概而论。或者说，三者均可能出现有利于中国的结果，当然也可能出现不利的结果。
从不利的情形来看：（1）产业过度外移可能导致中国的产业空心化。（2）政策过度干预导致的产业向内地迁移，可能导致资源的低效配置。（3）美国主导的产业链区域重组，可能使其生产网络向北美地区收缩，同时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为了控制价值链风险，也可能进一步减少对中国依赖（我们的研究表明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
从有利的情形来看：（1）合意的产业外移，是我国产业升级自然发生的过程，而且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为关键节点的国际分工网络，扩大中国产业链的国际影响力。（2）发挥中国的市场、技术优势推动的区域产业链整合，也将有助于更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经济更加深度融入到区域分工网络当中。（3）因势利导地发挥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产业链向内地的迁移。
以越南为例，我们对中国产业链外移进行观察，并对其性质进行了研究。2020年，越南超过韩国成为了中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国。以此现象作为切入点，我们就中国对越南快速增长的出口进行了拆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向越南产业转移的成分和性质。
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对越南的出口有两大特点：第一，中国向越南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是中间品，而不是为了满足越南的最终需求。第二，中国企业对越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是带来对越南中间品出口上升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中国向越南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使得中越在国际分工上的关系更为紧密，部分中国对欧美国家的顺差转变成了中国对越南、以及越南对欧美的顺差，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过于集中的压力得以减轻。
可见，现在的中越经贸关系较类似于此前日中经贸关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重要节点，越南则有成为次级节点的潜力。但在如前文所述，从长远来看，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将对越南的发展空间形成一定的挑战。
对于巩固国内产业链、做好中西部地区产业链承接，我们提出了四点建议：
（1）中国可以执行梯度税收优惠。中西部地区可以试点对标东南亚国家，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以税收政策工具引导和支持产业有序转移，加强省际协调，减少横向税收竞争。
（2）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改善中西部地区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市场化水平和政府效率，改善政企关系。
（3）在市场主体方面，推动内资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使其逐步摆脱服务外资的“代工”地位，塑造稳就业、增利润、育品牌三赢局面。
（4）在中西部边境省份可以积极与越南、缅甸开展劳务合作。越南、缅甸劳动力成本低，年轻劳动力资源充裕，可在中国广西、云南等边境省份布局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尝试我国产业链+越南劳动力的经济一体化模式，通过提供语言培训、学历教育等方式吸引越南年轻劳动力入境学习、工作，这样既可以缓解我国年轻劳动力短缺，又可以通过引入境外劳动力要素把产业链留在国内。
在区域产业链重组方面，疫情冲击下欧洲汽车产业链的暂停对东亚国家造成的冲击，给我们带来了启示：汽车产业可能适合作为东亚区域产业合作的抓手。
高度集成的汽车产业链是全球化生产的典型代表。受疫情冲击，2020年3月至4月欧洲汽车行业生产停顿，一方面导致中国汽车零部件面临进口中间品的断供冲击，另一方面则减少了欧洲从日、韩进口汽车部件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日、韩供给与中国进口需求具备对接的可能性。尤其是从二级、三级等次级供应商来看，日本、韩国的汽车供应链可能与中国的汽车供应链形成有效匹配。
汽车产业作为高度集成的产业，适合作为东亚产业链合作的抓手。尤其是在新技术、新能源革命的背景下，传统汽车产业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紧密相联，而且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在新兴汽车产业中各自都具有一定优势。
中国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领域较为领先，产业配套网络齐全、市场规模巨大，中国有望成为东亚区域汽车产业链合作的枢纽。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合作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制于地区内的政治关系，东亚地区的产业合作在该领域也面临一定挑战。
本文首发于《财经》
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