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新 | 追求说一句“好奇怪”的权利

最初和常识的工作发生联系，产生认同感，来源于一年前的一起“教授打人”事件。彼时一商学院教授路过车站，见一对情侣缠绵，便加以老拳。一时间议论纷纷，群情激奋。颇为奇怪的是，稿件刊出后，却有另一种声音找上门来：“家丑不可外扬”，“教授打人是不对，但是也不应该报道”，“教授的名誉重要，贵刊立场偏颇”。如是种种。言语间，态度颇为凿凿。尽管与其辩驳、争论，应对如“公共事件”、“客观新闻报道不侵权”等等，但依旧未能改变其立场态度。我所秉持的常识，被他者拒之门外。

“本刊所述，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这是本刊一贯践行的宗旨。但是，我也愈发认识到，所谓的常识，并不是天然的、自明的东西。即便是最大多数群体中的公约数，也并不能被不假思索地接受。相反的是，另一些截然相反的观点同样能在一定的群体中被接受，并同样地被冠以“常识”之名。所以，什么样的常识可以成为可能？

常识——或曰“共通感”——并不是一种精英主义立场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不需要由上至下的“启蒙式”的灌输。反之，这需要重新评估僵硬的日常，去质疑、发问、转换立场，从遍地的碎片中重新拣选出真正的发光的星砾。无关于智识，无关于年岁，无关于贫富，乃谓之“常识”——common sense。不该对别人加以暴力，也应当卫护自己，这是不读书亦可知道的，为何有一些人，却对妻儿拳脚相向呢？要同情受到伤害的人，这是三岁孩童亦知道的，为何长大后的人，有了“荡妇羞辱”呢？同样的商品，即使对不同的顾客，也应该是同样的价钱，这是不需要家财万贯、为贾经商亦可知道的，为何到了学校，人们却无动于衷了呢？

这不值得我们问一句“好奇怪”吗？

今年是常识的第十年。在去年的周年推文中，我们曾经自省：“究竟是禁忌，还是音乐定义了读者诸君心中《常识》的存在呢？”这一年来，我们不断地在发声，也不断地在经受质疑。我们因为“家丑不可外扬”而被质疑，因为“小题大做”而被质疑，也因为“立场偏颇”而被质疑。但私以为，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不断地在发问，而发问，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基于好奇心的天然的权利。“为什么家丑不可外扬？”，“为什么讨论公共议题会是小题大做？”，“新闻的价值中立到什么界限为止？”

我们向校内外发问：“为什么学校行道树会遭到更换？”，“为什么同样的洗衣软件，不同的学校定价却不相同？”，“性侵事件中的偏见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真的没有职业化消防吗？” 我们相信，发问是议题得以被探讨的基础，而公共空间的讨论，是形塑常识的一股坚实力量。

我们也向书本和知识发问：“如何理解汉娜·阿伦特？”，“文革在今天究竟还意味着什么？”，“当权利遭到侵犯，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诉诸法律，乃至于正义？”开卷有益，读书自然是一日有一日之精进，一寸有一寸之欢喜，我们相信如此。

这不一定是最好的时代，这也不一定是最坏的时代。这是高墙耸立的时代，这是墙内外窃窃私语的时代。在这个好奇心渐没的时代，我们仍然希望保有说一句“好奇怪”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