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十周年｜成为一名记者意味着什么

常识十周年｜成为一名记者意味着什么

编| 刘敏 付子洋 乌图 不觉

2020年1月2日，新年第二天，成都天阴。望江南门外的葭南茶室，人挤人挨着坐，矮桌上的茶水壶续接了四五次。十年过去，从常识“毕业”的许多人，都服役于如今的中国媒体业。这场对谈的参与者构成多元，有杂志的资深特稿记者，主流都市报的深度记者、调查记者，多年来扎根一域的都市报地方站记者，以及互联网公司员工。当然还有我们喜爱的徐沛老师。

这场对谈持续了2个多小时，期间大家表现出旺盛的表达欲。从新记者的成长指南，谈到当下舆论管控环境的变化。在具体的技术层面，我们讨论了记者“深度思维”和“突发思维”的异同——这被我们视为记者“争取做点什么事”的不同路径。在流量至上时代，算法和技术深度嵌入了媒体肌体当中，梁阿姨为我们提供了互联网公司员工的视角，“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又或者“新闻是一场生意”。

当然，话题的最后，免不了谈及身份认同。身处2020年的新闻业，我们究竟如何定位“记者”这一角色？在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之后，这个问题也更为突出地摆在所有人面前。

《总统班底》剧照

张一川（公長）：朱鹏景是《常识》的创始人，2012年毕业，现在是《南方都市报》高级记者。中国的媒体还是地方媒体居多，在座许多是在校生，首先想请朱兄介绍一下，如果要在中国从事新闻业的话，最有可能的一个工作状态是什么？

朱鹏景（埂上插秧）：我进南方报业前，已经在《常识》写了很多稿子，也在《瞭望东方周刊》杂志实习了近半年。正式从业之前，我写的都是所谓的“深度报道”，一篇稿子基本是六千字起步，开头都是“马尔克斯式《百年孤独》”——“多年以后，XXX准会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到了《南方都市报》之后，突然告诉我，一个事件，你800字要写清楚，顿时觉得好难！当时整个人都崩溃了，真的是根本不会。

我现在带实习生，他们也是这样。都市报这种文体，我们经常叫它“八股文”，格式很严谨，导语我们限定200字之内，网络标题30个字以内。有时候实习生经常也会整崩溃了，他不知道怎么样把标题浓缩在30字内，200个字的导语如何把新闻点讲清楚。

现在的基层记者是什么状态呢？我的话，基本也算是有“十八般武艺”了，从报纸到网络、从普通小稿到深度都要写，视频也要自己拍自己剪，还要做新闻直播的主播。

我的操作方式，有电话采访，稍微复杂的就约见面。有的事情太简单了，家里掉个狗谁理你——没人理你，真的是没人理的！我现在基本原则是，至少这个事情要触及公共利益，不搭界的我是绝对不接、绝对不写的。

还有一类选题是跟政府打交道的，这是避免不了的。除了发布政府活动，也会发布一些重要的政策新闻。但是这种活动通讯类的稿子报社卡得很严，基本上不给过，这让记者跟报社之间有一定的矛盾：记者觉得发这种稿子，有利于跟政府部门、跟领导维系关系。老是不发，人家觉得你这工作不到位，但是报社领导觉得它没有任何价值。

张一川：我觉得你可能是中国大多数媒体记者的状态，朱兄你对自己工作的定位是什么呢？记者到底是干什么的？

朱鹏景：我刚毕业前一两年，很有新鲜感，过得很快活。当时我在报社也做过很多监督性的深度报道，每周一的报纸必须要发调查类的大稿。我到珠海前两年，监督类报道还算很多的。南都这种媒体在地方不怎么受欢迎，因为也监督领导干部，很影响对方的乌纱帽。后来整个舆论环境发生了变化，发现以前重磅监督的新闻都做不起来了。应该有三四年，我内心非常矛盾，非常失落。我刚去的时候，记者站有将近20个记者，大概四五年期间就走了一半以上，死的死伤的伤，有主动离开的，有得癌症死的。我感觉这个行业作息不规律，得病的概率很高是真的。说起来都是泪。教训也是非常惨痛的。在我从业这七八年的时间，身边有三个患癌的记者，全都是30岁，惶恐的很，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

刘敏（熊阿姨）：2012年我在现在这家杂志实习时，我们可以写关于王立军的《铁岭往事》，内容涉及打黑，政治斗争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可以争取的报道空间，现在是肯定做不了的。现在编辑部对选题的阉割越来越强，我去年上半年写了黄庄妈妈，讲北京很多中产阶级的母亲，因为每天送小孩学奥数而狂躁焦虑，这篇其实是在写北京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

因为现在全国都不允许公开招考好学生、选拔好学生了，所以北京各大学校也是完全在利用这套氛围招录好学生。教委也默许北京一些中学跟奥赛班合作，招收奥赛班竞赛的一等奖，这导致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母亲每天疲于奔命。这个稿子不是审丑，不是去讲一群妈妈多傻，每天送小孩上3个奥数班多功利，是讲如今的教育条件下，她们不得不这么做的深层原因。但这篇稿最终还是因为不够积极被毙掉了。

潘俊文(沙丘）：现在做国内新闻，要推动一个公共事件很难，推动对一个冤案的关注已经很了不起了。

前几天我在做的一个内蒙古枪击案，一个林业局的干警开枪打死了两个副局长，还伤了三个警员。我们前两天就得到消息了，但给当地官方打了两天电话没有回应——只有采访到官方才能发，不回应就发不了。后来新京报发了出来，我们就讨论这个事情要不要过去采访，正在犹豫的时候，新京报的消息存活了十多分钟就被删了，随后我们就收到了禁令，特别快，我们都还没有发什么内容。

朱鹏景：所以我们现在监督类采访，监督对象都一定要留到发稿前最后一刻采访，不然最后你稿子出不来。没办法，真的是被逼的，我也不想，我也想多磨点信息。

刘敏：现在大环境越来越紧。去年9月末，我申请参加了汉堡的全球深度报道大会，一同去还有《人物》和澎湃的记者等等。我在汉堡还见到了很多台湾和香港的记者，他们每天都在讨论每天报道前线游行的状态、社会思潮的变化，很明显，这些年轻记者在几个月中有了飞速的成长。大家也问我在写什么，我说，我在写李佳琦。说出口的时候觉得非常尴尬：内地媒体正对很多大事视而不见，硬选题越来越稀有了。我现在能做的也只是说在我拿到这种软的题目时，多往下挖一挖。比如写李佳琦，最后的落点是算法对人的控制，是一种消费主义的塑造。（GQ报道 | 幸存者李佳琦：一个人变成算法，又想回到人)我觉得这样可能会使这个题更有价值一点，而不是再过三年一看稿子，只是个短暂的网红个人史。

2019年9月末，汉堡举行的全球深度报道大

会，图为伊藤诗织等女记者在座谈。 刘敏摄

付子洋（Gemini)：我们刚才谈了很多舆论环境的变化。现在一个突发事件发生后，记者在来禁令之前，能够最快速地提供核心事实是最重要的，迟了就发不了稿子了。但媒体做深度报道，还有一种操作方式是找第二落点，甚至是第三、四落点。这个可能涉及到记者的“突发思维”和“深度思维”的问题，这两种方式都算是现在的舆论环境下，媒体争取提供更多事实信息的方式，那我们来谈谈这两种操作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潘俊文：我进《成都商报》时，红星新闻刚成立，我就去了红星新闻，红星新闻是属于成都商报以前的“国内国际新闻中心”做起来的。红星新闻出来后，主要是做深度调查，但其实很多算不上深度调查，我们很多时候要求是迅速突破，迅速成稿，以前基本上都是做比较深的，三四千字的那种稿子。一个事件出来后，我们常是全国第一拨去的记者，最先过去占一个口子。像他们杂志的可能要过了一天两天，第二波才去。

深度思维和突发思维差异很大，我举个抢突发的例子。

2019年有三个人穿越羌塘无人区，一男一女走了出来，女生的男友叫冯浩，他走失了，30多天没有音信。我们发了一篇全国首发的稿子，因为当时我们还没确定这个人到底是死是活，没去现场，就花了两三天采访冯浩的朋友、他以前住的客栈、出发前的准备等等。标题其实很八卦：《徒步爱好者羌塘无人区失联30多天，女友坐地上哭他也没回头》。

一周后我突然看到消息，冯浩自己从无人区走出来了，我觉得这消息挺爆炸的，当天就从成都去了拉萨。新京报、搜狐、澎湃，包括冯浩老家杭州的两家媒体也去了，我是其中最先到的。无人区的出口在多伦县，离拉萨还很远。第一天我住在冯浩朋友的拉萨客栈里，晚上跟老板各种喝酒。住客栈可以包车，也可以提前通过客栈老板跟冯浩建立一个联系。

第二天出发时我看到当事人发微博，说他们不愿因为穿越被罚款。我们突发思维就是有什么就写什么，这个也是个节点性的事情。我就立刻采了林业局工作人员，发了一篇《穿越羌塘无人区失联的小伙被罚5千 其女友称一分钱都不会交》。

多伦县很远，我和两个杭州的记者一起包车，第一天晚上还在半路住了一天。期间新京报、搜狐的深度报道记者也到了拉萨——深度和突发思维的区别就来了——我们跑突发就想着最早过去，做深度的就想留在拉萨采采周边，等冯浩他们出来了再坐下来好好聊。我们到多伦县后，一个一个宾馆去找这三个人，正好碰到他们要去ATM机取交罚款的钱，三个人看到记者非常惊讶，冯浩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引发了这么大关注。

什么叫突发？就是前面的事儿会影响到后面，我拉他们一起吃午饭做采访，聊到一半，冯浩手机上一个弹窗就出来，正是我那篇写他们不交罚款的稿子。我当时真不敢说我就是作者，冯浩得知是我写的，特别生气，拍桌子就走了。我又通过包车司机斡旋，才重新跟他说上话。

冯浩要求做个置换：现在全国都在骂他们不交罚款，让我报道他们交罚款的消息。我们一起去了林业局，我拍了视频和照片，马上发了个消息。我们关系因此和解了，后面搞得特别好。

对冯浩来说，他的事情已经都解决了。第二天新京报和搜狐的记者包车去多伦县，我们和冯浩他们往拉萨走，双方在中途遇到了。此时冯浩已经不接受采访，那几位深度记者最终什么都没采访到。

深度记者总是想跟当事人约好时间地点，双方都有很好的心情和状态，才坐下来聊。我们不是一种思维。如果我们突发记者和当事人关系搞崩溃了，后面的深度记者可能就吃不了饭了。什么是突发思维？一般在突发事件中，在最快的时间内或者是他不反悔的前提下，能和他多说一句话就多说一句话，你能搞到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了。

张一川：我自己正好也有一个类似经历。北方农村长久以来都是烧散煤取暖，但这个据说造成的污染比较大。2019年秋冬，河北省很多地方就统一给农村更换球形的清洁煤，不准再烧散煤。结果老百姓烧了这个清洁煤后，从各个媒体刊发的报道和我们自己采访的粗略统计，冬天头一回烧煤之后，全省至少有300多人一氧化碳中毒，至少10人死亡。

这个事情首先是《北京青年报》报道了承德的一个个案，央广之声跟着报道了这个个案。我之前已经从一位同样是记者的同学那里得知唐山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猜测会不会是一个涉及全省的现象。央广之声紧接着把唐山的情况又报道了出来了，又是几个个案，澎湃转载时取了个标题，直接称河北如何如何，事情就被放大了。

这样，等我们报社再去做，除了发了几条视频之外，解释到底为什么会产生煤气中毒，跟清洁煤到底有没有关系，相关的深度报道一篇都没发出来。最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报道，就是这儿有人中毒了，人死了，老百姓怀疑跟煤球有关系，煤球生产厂家是怎么回应，政府又是怎么说，各方说法叽叽喳喳。但是，到底有没有关系，最后没有什么结果。我目前看的报道是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效果。我在事件变成热点之前得知了线索，还在操作中，结果事件突然变成热点了，报社受到一些压力，深度报道发不出来。

所以我也经常在想这个问题，一些热点事件，媒体竞争抢着发报道，事件越热就越可能招来禁令，而真正能够把事件说清楚、很深度的东西到最后可能就没有机会发出来。我也曾经在讲座上问过财新的王和岩老师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可能媒体发出一篇报道后就会被盯上，或者说可能留给你的操作时间就只有一篇报道的样子，那要怎么进行取舍，是只是把事情报道出来，还是觉得采访到什么程度，可以把事情讲清楚了再报道？结果王和岩老师说，财新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无人区”的冯浩 潘俊文摄

刘敏：现在很多人都说自己在做深度，什么样的稿子叫深度？我毕业后去了三联，第一次参与选题会的时候特别惊讶，为什么周刊杂志的选题跟都市报的选题一样？后来发现，大家会在不起眼的地方找背后落点。

其实突发新闻做到后来会觉得很厌倦，一些突发的恶性事件写来写去逻辑都很相似。记得2016年7月邢台发大水，因为河道堵塞，洪水蔓延到村子里，死了很多人。有个现场采访记者的朋友圈写自己回去洗脚上的泥洗了半个小时。确实这种采访非常辛苦，时间赶，现场也很不好走，但文章点开，全都在讲现场的惨状：村民A的小孩被冲走——你看到一半就知道，这篇报道信息量可能就停在这了。这篇真的让我开始自我怀疑，要不要再继续写突发。后来《南方周末》看了航拍，讲了河道拥堵（《这些年，泄洪预警不及时导致的事故》http://www.infzm.com/content/118549）；财新计算了当天的降雨量，以及河道宽度对径流量的影响（《邢台暴雨泄洪 河道被堵致下游大贤村损失惨重》http://china.caixin.com/2016-07-23/100969755.html?cxw=IOS&Sfrom=Wechat&originReferrer=iOSshare）。这完全是一种技术性的方式，讲了一个硬新闻，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分量。

另外一件事是天津爆炸。《南方周末》得到了信息，说明了当时的爆炸现场储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证明了天津爆炸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篇出来，所有的同行都因为这个信息往前迈了一大步。再过一个月，端传媒就做了这个选题：《不堪一击中产梦 爆炸把业主变成访民》(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07-mainland-tianjin-explosion/)。后来我问端的记者吴婧，怎么想到做这个选题的，她解释，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从香港或者从哪儿派人去写现场，也进不去现场。但是他们会找出这个事情的第二、三落点，讲这些中产阶级的房产价值暴跌和他们对政府的态度，这些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现在会写更长的特稿，就会发现落点又不一样。比如我曾写一篇儿童性侵的案子。这个案子不是一个单纯的性侵案件。国内现在做儿童性侵后续心理医治的机构只有北京一家——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他们把一个被性侵后生了一个小孩的女孩带到北京，有社工对她做一对一帮扶。但中国社工体系非常薄弱，社工们没有任何经验，这女孩甚至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又怀孕了。

我们想做“遭受性侵会对受害者的一生产生怎样影响”的稿件。但我们跟这位女孩交流很困难，她跟人交往总是特别别扭，后来我们才意识到这是因为她从小没有收到完善的教育。她一直在家庭、NGO间颠沛流离，没有形成一个正常的与人相处的模式。所以她会认为网络上那些说“爱你，喜欢你，娶你做老婆”的男人是对她真正好的，这导致她现在生了第三个孩子。今年有个美剧叫《难以置信》，讲得也是如此，强奸本身是一个短的一个非常短的瞬间，但可能对这个人产生长期深入的影响。

这个稿子需要我花几个月的时间跟女孩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长，这使我的状态从三联的中篇稿转变成长篇稿，这期间对我的折磨非常大。每天起床一想到我要写这么一个人，我的心理压力就很大。最终，这个稿子因太负面，下印厂前被毙了。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它具有特别强的公共意义，它很有价值，全国没有任何一个记者在做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可以写成书的富矿。

付子洋：说到深度思维的问题，我就把我今年写的稿子全部拉出来看了一遍。我在北京一家主流都市报的深度部就职，我们组一开始是做调查的，但现在调查比较难做，很大一部分选题是解释性报道。实际上我今年正儿八经跑的突发只有三次，其他大多都是静态题，是要从一个非常静态的事情里找到深度落点。

比方说建国70周年任务稿，要怎么从一个任务稿里面去找到报道的价值呢？当时刚好是8月份，许多大中城市一到雨季就会发生内涝，郑州市火车站那段时间积水特别严重。我就想做这个稿子，本来是想去郑州做，但后来我们实习生找到一个素材，说国家有一个叫“海绵城市”的系统性雨洪管理工程，针对各大中型城市一到下雨天就发生内涝的问题。本身城市管理的成本非常高，要在不改变整个地下排水系统的基础上，通过改造地面、房屋外墙包括屋顶，去做渗透，让雨水在进入排水管道之前已经被大幅拦截。其实它是一个任务稿，是一个正面的稿件，但你通过这样一个事情可以去把政府的城市管理的问题做出来。（《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海绵城市”建设的通州样本》https://m.bjnews.com.cn/detail/156699879814309.html)

我今年做的最边缘的选题是一个第四落点，比如木里火灾，这是很典型丧事喜办的一件事。大家都以为消防员是死于天灾，但是实际和现场的指挥、政府的高压防火政策都是有联系的。四川是每年都至少会发生几十场山火的地方，木里当地村民有自治的灭火自卫队，并且很明确地说，灭火是不会在起风的下午去的。

但是当时消防员是下午起风的时候到的火场，原始森林里漫山遍野都是大火，它和城市火灾不一样，不管你的装备多么齐全，设备多么精良，起风的下午去打火风险都很大。2018年应急管理部改制——原本属于武警部队的森林消防成建制划归应急管理部，变成了由地方行政长官来直接管理，这就可能存在一个外行指导内行的问题。而且由于四川省的防火形势非常严峻，省级部门发文件下来，要求控制林火数量，一旦发生火灾之后就必须去灭火，这也涉及到地方长官的政绩。 木里火灾消防员牺牲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可以讨论追责问题的。

我觉得在这次事件中我感悟最深的，就是地震以后，四川省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时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应急处理机制。我们才去的时候，当地政府对所有记者都非常友好，因为全国风向都在歌颂英雄。“头七”之前，记者还可以去消防队直接采访从事故现场生还的消防员。可采访一旦涉及关于指挥的问题，他们就不会回答。有一次当地政府把记者全部拉去群访，说：“各位记者，我们今天安排的是群访，过几天你们如果要专访，我们都会一一安排。”群访的第二天是“头七”，当地在火把广场举办了追悼会，把所有牺牲的消防员都追封烈士，从那以后，消防队就直接关门了。

当时我们的编辑就说，他们还挺聪明的，知道感人的部分写完了，媒体下一步可能要追责。当时最硬核的两篇来自三联和南方周末。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坚定，要去看事件背后整个管理体制的问题，所以他们先直接去了木里。在“头七”之后，我再想去做追责选题的时候，发现所有的部门都已经不对记者开放了。

后来我们编辑在知乎上面看到一个热帖，叫《木里人民千百年来都与山火抗衡》，她就说可以去做一下当地生态相关的选题，于是我就去了当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第四落点——从当地村民灭火队伍得到旁证，起风的下午是不能上山打火的。后来网上在传当地某个村子的情况通报：火灾发生时，有几个村民因为在外打工没有参与灭火而遭到全村通报批评，其中几人还是党员，然后今年的草原补贴就全部没了。我们当时去采访这些东西，其实是想表达行政指令有关于防火的高压。

这种重大事件发生之后，很多媒体会在信息上面去做补足。探讨这种事情，很多时候可能都要涉及到它背后的体制问题，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深度操作的思维方式。但除了政府的监管职责外，还有哪些东西可以成为一种可观察的角度？

刘敏：所以我昨天听何伟的讲述还是很震惊。何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不会突然写埃及政府很差劲，而是讲述革命状态下，普通人之间的角力、人是如何利用权力关系控制另一个人。他的这种思维能力我觉得国内大多数的媒体、编辑或者很有名的记者，都是做不到的——既要贴故事很近，也还要往外跳一步，往后站一站，看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把思考方式定义成一种思维之后，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最好是把它变成一种经验——之前有人这样去做，发现了背后可能有什么，那你在碰到类似的情况之后，就去模仿之前的经验。但也不是那么好模仿，不过你可以会去想这种情况涉及到哪些方面的问题。

徐沛老师：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何伟的那些文章，除了概念化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觉得是复杂性。你在他的文章当中可以看到，或者说你很难仅仅简单地把它归纳为哪一个跟报道对应的概念。比如说在埃及的报道里，你可以讲埃及的现代化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然后讲埃及的男女关系、性别问题、性别权利，人和人之间的权利。也可以讲作为一个伊斯兰的宗教的文明，怎么样和西方文明产生关系。你还可以讲它自己的历史，埃及对自己远古的历史实际上是不认同的，历史是被割裂的，然后就完全被伊斯兰的文明所控制、切断了。所以它对于自己早年的历史还不如中国人对历史这么关注，等等。所以你看他一篇文章里有大量的可能性和延展性，或者说是模糊性，就很难做到非常清晰地把它概括为某一个概念。

刚才子洋有提到深度思维的套路化，那这种情况可能是套路化的对立面。我猜想他自己在做文章的时候，其实是把它跟生活元素、文化元素的状态对应起来。当然一方面因为何伟有强烈的社会学色彩和背景，何伟父亲就是学社会学的，所以他从小就受社会学的训练，我觉得这是他解决套路，还原生活的复杂性的很重要的方面。我们可能在开始做我们的报道，或者我们要说一个话，要尽量的清晰，但是清晰实际上就损失了多元、多种可能性或者它本来的状态。事物它有一种模糊的边界，不一定能够被清晰地概括出来。 

刘敏：我个人的经验是，我们都要多换角度来看待事物。我当初是中文系的学生，去选修了政治学院的课程，课程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你明白不能只用自己熟悉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多读社科类的书也是这个道理。我很多朋友在读博士，人类学博士、社会学博士... ...他们的思维体系已经很成熟了，跟他们聊天，他们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讲同一件事情。我从记者角度讲的他们也觉得很新鲜，大家要经常交换想法。一顿饭的功夫，可能比你过去半年思考的程度还要深。最可怕的是你干了很多年，觉得自己的东西都没问题，出去给别人讲还沾沾自喜，这种挺可怕的。

“新冠”疫情期间，潘俊文在武汉现场。

朱鹏景：我觉得现在不管做什么报道，都会被流量绑架——互联网企业和媒体是合谋的。并非单独的某个媒体让大家成为流量，因为除了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还有很多新的平台也在加速流量绑架的进程。而且有一些媒体的选题虽然很窄，但也在迎合大众的情绪。

梁阿姨（互联网公司员工）：我觉得今日头条做的事情是：不把内容看做有价值的东西，而看做一个生意，然后助推这个生意越做越大，成为流量。

但是大家有一个误区，认为大家只会关注今日头条里社会新闻里的鸡零狗碎，或者狗血的刑事案件，其实不是这样的，在视频还不是主流的时候，今日头条每个月最受欢迎的图文内容中有很多都是深度报道。2016年有一篇报道，写国家老干部在恭王府的相关情况，虽然涉及到政府，但笔调挺平和的，是今日头条月流量前十（抢救恭王府：6套房子才请走老干部)。说实话，媒体在鼎盛的时候，订阅数很高，但现在很多订阅都转到互联网了，可受众到底在关注什么，我觉得大家的认识是有误区的。大家可能觉得是流量在推着媒体前进，但某些真正深入的报道也有人看，也有人在关注。

除此之外，其实媒体也在助推情绪化内容，像GQ报道、人物还有新京报这些公众号，三天两头就写北漂的焦虑、三十岁的焦虑、身为女性的焦虑等等。其实我能理解大家生活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社会，但每一次都是看记者先采访一个百度的员工，再采访一个阿里的员工，然后采访一个从北京逃到杭州的人。我们知道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媒体反复介绍这种焦虑情绪，确实很能引起读者共鸣，而且很容易产生十万+。现在对媒体流量的考核就是要做十万+，要做百万+，这种现象不止是今日头条和抖音或者快手这样的媒体在助推，其实资深媒体们也在助推。我们跟媒体合作的时候发现，媒体在纸媒的广告时代已经赚够了钱，所以媒体的主管眼里也只有钱——他们是很认钱的。如果和互联网公司合作的年包没有卖到一个很高的价钱，那就不合作；如果有一场很有价值的直播，但不能赚钱，那就不做。比如查干湖冬捕是一个又能直播，还能卖广告的选题，那么媒体就大做这个选题。媒体在大家都要赚钱的时代里，在流量的时代里，与互联网公司合谋，加速助推流量。

潘俊文：我会有一个感受，老感觉我们是给今日头条和腾讯打工。我们与他们签合同卖稿子。很多深度报道做出来就先给他们，他们如果买了，我们会算完成了考核任务。现在广告收入不如从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他们合作，一篇一篇地卖稿。

而且他们平台方的服务做得特别好，有个八卦线索群，每天早上都会把今日热点列出来，并在媒体间互通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还会提供很多具体操作方向，这就是一种交易。

梁阿姨：我会觉得传统跟主编报选题，主编扮演的就是今日头条的角色，他会靠他的经验和媒体行业积累的东西给你反馈。你报十个题，他说只有一个有价值。今日头条是把数据反馈给所有人，它有一套非常完善的数据分析体系，它不仅包括文章的点击率、视频的完播率，还包括文章看到了1/10还是1/2，用户停留时长是多少秒？文章是男生看得多还是女生看得多？是40多岁在看还是20多岁在看？具体哪里人看得多？算法都会给媒体人一个精准的反馈。

刚才有提到没有人看解释性报道让你们感到焦虑，但在以前的纸媒时代，一张报纸有多少人看过，哪篇稿子被看过都是不知道的，只有当有一篇在当地很有影响力的报道时，才会觉得这份报纸很不错。但现在，你可能写了一篇没觉得有多火的文章，但却被很多人关注到，这种即时反馈不同于以前，有利有弊。一方面你会觉得作为记者，你收获的反馈更多更及时，另一方面可能会让你变成追十万＋的数据思维。技术本身是中性的。

我看到劳荣枝案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肚皮舞（https://weibo.com/6124642021/IiXjCFem5?from=page_1002066124642021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你要先吸引住受众。我们会跟很多抖音博主说，虽然抖音时长限制最长是一分钟，但你不要超过15秒，因为这样会影响视频的完播率，就又会影响你下一个视频的点击和推荐。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以前我们学新闻都学过黄色新闻，就是要跟性、暴力擦边。就像之前王宝强离婚的时候，有记者朋友翻到了马蓉的人人网账号，里面有很多她以前各种各样滤镜下的自拍，很多人会觉得这没有任何价值，但他们迅速写了一篇500字的稿子，立马成了网页爆款。网络媒体的本质就是一门生意。

关注有深度的东西，也是自我合理化的工作。我认为我要先把东西推到用户的眼前，让作者觉得这个事情值得做，后续才可能有更多的东西呈现出来。劳荣枝的案子如果没有肚皮舞的点，只是说女犯人，大家都不看，如果今日头条给各家媒体的反馈是案子后续不要再跟了，那么后续的东西就没有人再看到了。

在座的不只有学新闻的还有学传播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一个热点事件，即使红星或者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在今日头条上首发，形成500万的播放量，但爆点仍然是在微博上?因为今日头条虽然有很大的流量，却不是一个很好的舆论场。记者是我以前很向往的职业，但在互联网工作之后，就会观察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之前做过新闻，我能理解面对突发时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但互联网公司会不一样，今日头条不生产内容，只做信息分发，把新闻看做生意，不会刻意弘扬某种价值观。每个人一天会收到多少个故事？如何对人进行划分？推荐什么样的故事？怎么样才能提高打开率？这是今日头条运行的逻辑。我很喜欢那篇李佳琦的报道，因为会让我们互联网公司的人反思算法到底是怎么把人异化的，以及在异化的过程中，本人并不觉得自己被异化，李佳琦自己并不没有觉得自己在迎合算法，迎合流量，是觉得自己做得好。但实际上，做得好就是在迎合算法，算法推你才叫你做得好。

我会觉得大家都会被情绪裹挟，内容只要有情绪上的刺激点就可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很奇怪，有些内容为什么会在抖音，快手上有上亿的播放量。为什么三农会在今日头条有非常肥沃的土壤，因为农村人是不会看报纸的，但会看快手，今日头条，他会在上面看到和他一样的人，而因此愿意展现自己。你会说快手，今日头条打开的一些东西没有公共性吗？我觉得是有的，以前做媒体除非遇到农民有关的新闻事件，不然你真的关心过他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吗？我以前也看不上快手，但跟那些三农领域的人聊天之后，观念就有所变化。当我们不用猎奇的眼光看待他们，就会发现这个群体很值得关注，他们到底在看什么？他们喜欢什么？可能和我们想象的差别非常大。

张一川：我个人感觉——可能逻辑链条比较长，如果我们有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参与公共决策的基础是充分的信息流动，对于个人来说，你做任何决策都是在一个信息的基础上，在你得知的所有东西的基础上，你会做出目前的条件下对你最有利的一个公共决策。记者我觉得在于把更多的信息摆到公共台面上，然后让所有能够参与到公共决策中的角色，根据这些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形成一个共同决策。 

那么身处其中，我们自己对作为记者的角色定位是什么呢？

朱鹏景：我们算是地方性媒体，我们的主要任务说好听点，叫守护这个城市，说难听点我们是扎根在这个城市，有什么事我们就跟什么事。做记者之后，有几年很痛苦，觉得自己怎么写这么low的报道，但是后来心态就慢慢地平衡了。因为我越来越发现，我们做地方记者的这些人，在一些特别需要舆论挺身而出的时候，对于这个城市而言，就非常重要。

潘俊文：谈到不同媒体之间的关系。我们有些关系好的记者，会约着在一个时段，两三个小时之内，统一发出去。但遇到关系不好的，又是我先拿到线索，那肯定不一起。但有时候也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分类的，就像上一次冯浩的事情。当时只有我和杭州的记者专访到他，然后杭州的记者当时就说我们两个约着第二天上午一起发。我就给主任打电话说了这件事，主任骂我一顿，说你咋回事，这一直都是你的独家线索，今天晚上必须把稿子写了，明天早上你就必须发，而且必须要在他前面发。

最惨的是，我当天早上把稿子发了后，我俩还要一起坐一整天的车回拉萨，路上特别尴尬，基本上不怎么说话，然后最后到拉萨，大家把钱一起付了，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我现在都还觉得对不起他们。

徐沛老师：地方媒体和红星新闻提到有一个情况，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种竞合关系——竞争合作的关系。比如说，全国性的媒体来采访同一个突发事件，那么我们可能有竞争，但我们其实还有一种合作的关系，因为以后我们可能还会见面。而很多新闻事件的推动，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媒体的共同体在作用。如果没有共同体，或者是这个共同体因为竞争多于合作而被破坏了，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内容提供者而言，对于报道而言，对于新闻而言，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你们互相之间除了竞争之外还在克制彼此。我甚至觉得这已经不是一种假设，实际上也就是如此。

由技术带来的变化，把它变成一种商业，是低层次的。大家竞争就成为谁先来谁就受益最大。如果以这种逻辑来展开的话，媒介的这种竞争我觉得是恶性多于良性。

张一川：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参与其中的人，虽然我们会思考这些东西，我们想这个行业的出路是什么？媒体的出路是什么？但实际上说悲观一点，我们在其中做的只是一个记者，我们觉得可能找到自己做这份工作、这份职业的意义，但你选择不同的媒体，其实你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

2020年元旦，何伟参加常识十周年沙龙

付子洋：昨天何伟最后说的那句话，他说他知道这个环境是很challenging的，但是希望我们continue to do good work。

刘敏：是个鸡汤诶。

徐沛老师：何伟送的鸡汤，高级一点，西洋参鸡汤。（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