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囚笼》：“看不见的底层”和被污名化的穷人

雨果奖获奖作品《北京折叠》中设定了三个互相折叠的世界，分别对应的是顶层、中产和底层三个阶层，其中顶层社会享用二十四小时，中层和底层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时。这里比较经典的一个设定就是，三个空间彼此互相隔离，进入其他空间需要冒着巨大风险。即隐喻了阶级固化，也说明了当今社会生产生活空间中的隔离——就像欧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区、中产区、贫民区分化一样，如果想，你可以一辈子看不见不属于本阶层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北京折叠》的灵感来源：她曾经租住在北京北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小饭馆和大市场：“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来的，藏在看不见的空间。我会觉得北京是几个不同空间叠加在一起，就进行了更夸张的衍伸。”

我们总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锄头”类似的段子来说明下层人民对上流社会无知的想象，但同样的，绝大多数人也很难想象“看不见的底层”过着一个怎样的生活。台湾电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现了三个“看不见的底层”形象，他们分别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汉。流浪汉只有一个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间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夜班保安的收发室。我们可能难以想象，他们夜间唯一的消遣是什么呢，就是看老板淘汰下来的行车记录仪中的影像。电影中所有展示底层人民生活的镜头，都是黑白色调；而行车记录仪中的上流社会，则是鲜明的彩色。

虽然记录仪中的影像，仅仅是不断重复出现的各种街景，以及老板和车上的年轻女性发出的声音，但即便是这样，在他们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斓的、引人入胜的景观。

最后拾荒者因为车祸不幸去世，为他送行的只有寥寥三人。而他的遗照，则是从被警察逮捕时电视新闻中截下的图。这就是很讽刺的事情，电影中台湾警察仅仅是因为天然的偏见和歧视，就暴力逮捕了他；但恰恰就因为这次暴力执法，才让他有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张影像存留，并成为了他的遗照。

还有一部优秀的国产电影《暴裂无声》，影片中同样展现了剧烈冲突的三个阶级：吃人的资本家、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产律师，以及为生活挣扎的农民工。影片的象征意义同样非常明显，《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层是“没有色彩”的，《暴裂无声》中的底层是“失去声音”的——主角张保民是一个哑巴，只能通过咿咿呀呀的比划去找寻自己失踪的儿子。声色犬马/无色无声，这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看不见的底层”。

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在封建中世纪，穷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赎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穷人"逐渐从道德话语中摆脱出来，在社会和经济的双重脉络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穷人意味着贫困，即商品和金钱的匮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穷人代表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资本增殖的可能性。在资本积累和增殖的过程中，有多少穷人进入工厂，意味着能够创造多少的剩余价值可供剥削，同时也就意味着资本积累的规模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于是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把穷人们赶入工厂，统治阶级和精英社会炮制出了一套“工作伦理”，大致包括不劳动者不得食、工作最光荣、人不去工作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穷人法》和边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决了贫困带来的社会动荡问题，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边际收益压榨到最大化。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就指出：“穷人存在的原因不仅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这就是穷人最大的价值。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生产力的不断提升，我们进入了生产过剩的年代，过剩到都要频繁地发生经济危机了。于是资本主义不需要那么多生产力了，转而要制造符号，制造稀缺，把低成本的少量东西卖到高价格，并尽一切可能刺激人们的购买欲，这就是消费主义时代。因此，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中，穷人的“剩余价值”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有用处了，于是他们在生产社会中作为劳动就业大军和储备力量存在的意义已经丧失，这就是我们之前文章中说过的，当今时代真正有意义的存在是“消费者”，生产太过剩了以至于需要有人拼命买买买才行；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的年代，没有消费能力就不是一个健全的“人类”了。于是曾经的“工作伦理”已经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消费美学”：“人生的意义”“自我价值的实现”已经不可能在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找到了，人们只能在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中和琳琅满目的购物中心里找到自己灵魂的皈依。

于是，在这个生产过剩和消费主义界定一切的年代，穷人——购买力匮乏的群体，成为了彻彻底底、完全意义上没有用的群体，因为这个群体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了。社会对没有消费穷人没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费，我们又不需要你生产，我们也很难办呐。社会生产体系把他们从头到尾地审视一遍，依然没有发现一点价值，因此他们注定要被这个社会无情地“驱离”，成为“看不见的底层”。

就如鲍曼所说：“因为后现代社会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反而大量削减劳动力以减少成本，过去的那套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在今天，为了符合社会规范，社会成员需要学会积极快速购买和消费商品，可是穷人没有这种条件，因此，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绝对地、完全地成为让人担忧和讨厌、没有用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