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了几天“打工人”的梗，你却还不肯称我一声“无产阶级同志”

原创赵皓阳大浪淘沙

（一）首先是认同

“打工人”这个梗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待。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是好现象，是无产阶级在后革命时代、在去阶级斗争教育下，开始逐步“从头再来”，建立起初级的阶级认同。有三个特征相比于往常来比是一个进步：

第一，以“打工人”为身份切入点，这就带有了鲜明的阶级属性。在曾经，除了普遍的地域外，这一种广泛的群体认同、身份标识往往是建立在消费品之上：比如说苹果手机的用户——果粉；比如说各种潮牌、各种炒到天价的球鞋；再比如你带一个奢侈品包包，晒几张下午茶照片，你就进阶到“名媛”群体了。

曾经的无产阶级虽然过得很惨，但是精神很“饱满”——都有一个小布尔乔亚的梦，觉得自己学历不错、大城市白领、写字楼工作，生活、身份认同、审美趋向都在向“精致”二字无限靠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精神上的布尔乔亚们梦破碎了，他们发现大城市不是梦想实践的场所，而是年轻鲜美的劳动力剩余价值绞肉机，榨干他们青春后就一脚踢开；写字楼不是高大上的办公场所，而是变种的流水线，狭窄格子间里容不下灵魂也容不下肉体，甚至仅有的隐私场所——茅坑，也都开始计时出恭了。

梦想破灭的声音让他们开始厌恶，厌恶资本家飞龙骑脸为所欲为得寸进尺，厌恶钉钉的提醒声、打卡时的笑脸以及洗手间中的计时器，厌恶社交网络、商家广告、商品符号对他们的种种规训，让他们意识到了这些虚无缥缈浮华的背后其苟活的本质，他们终于明白了——繁华和热闹是罗马人的，社畜只有早晚高峰。于是“打工人”这个梗火了。

第二，开始对群体身份的“纯洁性”有了一定的要求。这个梗一火，各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线的明星都来蹭，说自己是“打工人”。这瞬间引起了舆论反扑，“明星不算打工人”挂在微博热搜大半天。

上一次见到类似的舆论情形，还是一群明星发声“明星是高危职业”，结果被网友们喷到妈妈都不认识了。说明无产阶级还是有一些发自内心的、朴素的阶级认同，至少知道一个片酬代言就是普通人一辈子挣不到的钱，所以对了这群得了便宜还无病呻吟摆不正自己位置的人们，大家毫不客气。

至于明星是不是资本家，我在《医生、教师、科研人员——“荣誉性职业”的光荣、矛盾与解药》这篇文章用布尔迪尔的理论分析过范冰冰逃税案，结论是“演员的本质——演技，属于社会劳动，高级演员可以类似顶尖外科医生，其演技具有不可替代性，收入自然远超社会平均劳动水平；但明星的本质——广播、炒作、认知度、声望，就是一种变相的资本，也是吸血的寄生虫，明星可以等同资本家”，文章中有详细的理论讲解，这里不再赘述。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种理论，但是朴素的阶级情感告诉他们，至少那群明星不算“打工人”。

第三，开始接触碰到阶级斗争理论的边缘话题了。说实话，虽然我们高中学过马克思主义、大学又学过马克思主义，但是恕我直言，90%的人都没有学进去。甚至遭到了社会的毒打，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可以从两百年前的马克思那里获得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的。

这次与“打工人”几个相关的段子——“你努力打工，你老板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打工赚不了几个钱，但是多打几份工可以让你没时间花钱”“打工可能少活十年，不打工可能一天也活不下去”……等等这些相关的梗已经开始触碰阶级理论的边缘了——剥削与剩余价值。

当然，绝大多数参与调侃的“打工人”绝大多数都不能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诸如“打工都是人上人”“”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反讽与调侃，其中透露着挥之不去的迷茫、无奈与疑惑，命中注定地带有着后革命时代为无产阶级染上的悲观主义色彩。比如诸多有关打工人的表情包和段子，搞笑中包含着难以掩饰的悲伤色彩：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是一个被异化、被扭曲的阶级认同。

（二）次概念

如果说“身份认同”，没有必要重新发明一个“打工人”的概念，“无产阶级”这四个字就足够了——整个唯物史观，整个剩余价值理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内涵都可以体现在其中。为什么还要换一张“打工人”的皮推陈出新呢？

厦门大学邹振东教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次主流舆论”，这是相对于主流舆论次一级的展示。就比如说，关于共产党人的正面形象是“主流舆论”，《亮剑》中李云龙的形象就是“次主流舆论”——区别于各种高大全的主角，有着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但是在爱国、仗义、能打胜仗等方面，李云龙还是不差的，所以他不是主流而是次主流。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这种“次主流”恰恰最好传播——不像主流那么严肃、认真、庄重，更加符合老百姓们轻松娱乐的胃口。

打工人这个梗确实很有意思，正好又符合了大家内心深处的阶级认同，所以能够火起来也是情理之中。相比较而言，“无产阶级”的概念多出自于教科书，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主动的学习者——当他们看见教科书上的这个名词后，就已经够头疼了，更不愿意费力思考什么是剩余价值、什么是资本积累，更更不愿意把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天然的逆反心理与惰性让他们不愿意相信一切“主流舆论”，于是“打工人”就趁虚而入，横扫舆论场。

虽然正如我第一部分所说，打工人隐含着三重进步涵义，但是终究是隐含的、终究是“次主流舆论”，大家潜意识中感受到了剥削、压迫、剩余价值，但是没有形成明晰的表达与理论建设，因此“无产阶级”与革命性终究还是缺位的，高尚被消解、伟大被解构、阶级被回避、革命被淡化，无产阶级的阶级认同也只能通过诙谐、娱乐、“李云龙式”的次主流舆论来传播。

正因为次舆论中革命性与战斗性的缺位，“打工人”这个梗才会被众多娱乐明星、消费主义品牌、互联网巨头、二流媒体所滥用，否则单单“无产阶级”四个字，早就把他们吓的闻风丧胆了。

因此，很明显，相较于“次主流舆论”更好传播的原因，打工人取代无产阶级成为流行梗，更有着革命叙事消解、阶级叙事弱化的深刻社会背景。

（三）阶级叙事的淡化

既然我们说到了舆论，就再用主流舆论场来举例子。我在《为什么我们的影视作品中，“人民群众”的形象越来越不堪？》这篇文章中指出，我们影视作品中人民群众的形象从“人民，只有人民才能赢得这样的战争”，变成了是“不值得拯救”但又被“英雄主角”拯救的形象。这是标准的好莱坞套路：老百姓是“群氓”式的形象，没有弧光的，他们永远是愚昧、盲从、性本恶的，不会变好也不会拥有智慧的乌合之众，而英雄人物永远是被这群老百姓冤枉和拖后腿的。甚至他们的行为都不想要符合逻辑，只需要满足主创人员的恶趣味与偏见就好了。

这就是标准的唯物史观的远去。同理，在我们的主旋律作品中，“同志”“政委”“毛主席”等形象不在了，“兄弟”等原本属于国党军队和黑道的称呼成为了文艺工作者们的最爱，这也体现了革命叙事的消解，日后我会写一篇文章详细分析。

当今掌握话语权的是资产阶级，他们通过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影视作品、游戏娱乐等一切意识形态可能的载体，不遗余力地对革命、对共产主义、对无产阶级领袖进行长时间、大规模的污名化运动。最典型的是公知抹黑伟人和革命烈士，正所谓“欲亡其国,先灭其史”包括邱少云、黄继光、雷锋、方志敏以及开国领袖在内的几乎所有革命先辈，都被网络公知泼过脏水。

这属于公开的攻击和抹黑，还有很多暗流涌动的污名化运动，是我们不曾留意的。比如最近非常火爆的美剧《切尔诺贝利》，其制作优良、剧情紧凑、表演真实，是近年来难得的佳作。但是，这样一部作品中，也掺杂着不少“私货”。正所谓“毛子已死，有事烧纸”，没有话语权的下场，就是任人宰割：英雄变成了莽夫，勇敢变成了无知，牺牲变成了送死，奉献功绩与荣耀也都被一抹而光。同样是核泄漏事故，福岛事故后日本人用隐瞒、欺骗的手法，让非法移民去清理核废物，曾经引起舆论轩然大波。但也架不住日本人公关做的周到，这就是舆论场的功效。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杀人诛心。资产阶级因为其优厚的经济基础，往往能在文化、娱乐、影视、舆论领域占据核心位置，同样大资本控制的文化影视游戏娱乐公司，也是“精神食粮”的最主要产出方——换句话说，这就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因此，他们针对于革命、针对于共产主义、针对于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体，开展了长久的污名化“诛心运动”。

用“企业家”代替“资本家”，甚至冠以“人民”“爱国”二字，也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

戴锦华教授就说过，她发现北大学生中就普遍存在着一种权力的内在的尊重，以及对革命非理性的恐惧，她把这称之为“告别革命的共识”。这就是多年以来对革命的文艺污名化运动潜移默化洗脑的结果，就仿佛《茶馆》中松二爷那句如条件反射一般的：“你这是大逆不道啊”。

“告别革命的共识”与“剥削压迫现实”相交织，造就了“打工人”这种既诙谐幽默广泛传播、又非常怪异拧巴的“属于时代特色的梗”。

（四）万物皆是“正能量”

最后再吐槽两句，三天前央视新闻官号发表文章《早安，“打工人”》，惯例的装傻鸡汤风格。

经过层层筛选的精选评论是这样的，令人忍俊不禁：

下面这个例子我举过很多次了，因为过于经典，我这次还要举一举：2017年年初，光明日报总结的2016年度网路用语——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充满正能量。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十大网络用语总体上充满阳光向上的气息，不用说“洪荒之力”“定个小目标”的激励作用，就是“葛优躺”“辣眼睛”“老司机”“蓝瘦香菇”“吃瓜群众”“全是套路”“友谊的小船”“厉害了我的哥”，也都饱含着对生活诙谐的调侃与热爱，充满正能量。（《光明日报：洪荒之力、吃瓜群众等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充满正能量》）

而最不能理解的是《光明日报》为何要把“老司机”划作年度正能量网络词语——这话出自于云南当地带有情色味道的调情山歌：“老司机，带带我，我是初中生”。而网络上使用“老司机”这一词的时候，最多的后面都要跟一句“求种子”。类似的还有“友谊的小船”，紧跟着下一句就是“说翻就翻”……虽然说有许多调侃的性质在其中，但是要强行“正能量”也说不过去吧。

《光明日报》的文章中强行将这些网络用语赋予“正能量”的属性，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作者确实不了解这些词的来源与使用环境，对网络用语的称赞只是叶公好龙；另一种可能是作者明知道这些词语的真正用途，但还要强行说成正能量，这就是掩耳盗铃了——最大的用处就是糊弄一下几个不熟悉互联网生态、没用过社交媒体但喜欢听漂亮话的领导。

主流媒体不管是真傻还是装傻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就像人民日报的微博，有事没事就发一条“环卫工人太辛苦了，向环卫工人致敬，快快转发，快快点赞”——然后小编开心的完成了当日转评赞KPI，但真遇到了与环卫工人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时，装得比谁都死。

毫无疑问，这些主流媒体的新媒体小编也是标准的“打工人”。而且据我所知，新媒体部门在传统官媒中并不受重视，大多数都是刚毕业的传媒专业学生，不可能有“编制”，待遇比其他部门都要低（这两年稍微好了一丢丢），关键工作强度非常大——7*24h保持在线更新（有的两班倒，有的三班倒），不停地要根据新闻写内容；高强度压力下还容易出错，但是一出错一周的工资可能就扣没了。所以这些新媒体小编“打工人”们在这样可悲的工作中还能保持如此正能量的一颗心，实属不易嘛！

更何况，在贫富差距非常显著的当下，有些人嘴里说出“打工人”三个字就仿佛在嘲讽人。

这也提醒我们，正因为“打工人”定义域的模糊性与去革命化的特征，不但能被明星和互联网巨头这些资本家利用，同时更会有大量“工贼”属性的群体借此偷天换日，把本具有反讽自嘲与悲剧色彩的词汇，强行包裹上一层“正能量”。央视小编们也很委屈嘛：如果不强行“正能量”，那我工作就没了。因此，为了避免这些工贼的破坏现象，我还是号召大家使用“无产阶级”这个身份认同词。这让我很好奇，万一“无产阶级”重新流行了起来，这些人要找个什么样的“正能量”蹭上去。

下午好，无产阶级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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