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论持久战》是古今第一“阳谋”

屠龙术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大年初一也要讲。俗话说得好：“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小猪佩奇”，所以我们趁着大好假期赶紧一起来继续学习屠龙术，今天来讲一讲《论持久战》。

为什么说《论持久战》是千古第一“阳谋”？历史上很多著名的计策与谋略都属于“阴谋”的范畴，就是利用了双方不平等的信息差；而所谓阳谋，就是我明牌了，双方并没有任何一点信息差，所有都是公开何以获取的东西，但你照样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大家最耳熟能详的“阳谋”当属汉武帝的推恩令，各诸侯王知道你要削藩，但是毫无办法。

不过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汉武帝能够推行“推恩令”，前提也是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朝廷对于藩国是处在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所以朝廷可以制定法令，去规定诸侯王的继承规则，根源还是一个强权上位者对于地方附庸的绝对优势。而《论持久战》则不同，一边是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一边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当时恐怕没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鬼子，就连蒋介石的想法也是在江浙和中原，打几场大战役表表姿态，然后寄希望于“英美调停”。

但是这时候毛泽东站出来了，告诉大家：按照我的方法来，我们就是能打赢日本法西斯，而且这个办法压根就不是秘密，我就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你国民党随便看，你日本鬼子也随便看，我不怕你们看，而且照样赢你们。

“一生阳谋”就是毛主席的行事风格。我在《毛泽东选集》笔记（二）——《实践论》《矛盾论》这篇文章里分析过：我就把道理一二三四摆在这里，你很难不认同。为什么？不认同事情就办不成、打仗就打不赢，革命就不能成功。他不需要拉帮结派立山头，你只要认同真理、认同公义、认同这个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论，那我们就是“同志”。

我们来看一看《论持久战》最核心的出发点，就在于两种矛盾：第一组矛盾是日本，它是一个凶残的帝国主义国家，有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和残暴的士兵，但是它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小国；第二组矛盾是中国，我们是一个积贫积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武器装备普遍还在上一个世代的水平，常年军阀混战，但是中国地大物博，人民群众有觉醒的潜力。

这就是“阳谋”的第一层体现：我把客观事实摆在这里，我的一切逻辑出发点、战略与战术，都是基于这个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之上，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反正这个客观事实不以你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基于此，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宏观上的战略方向：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举过铁道游击队的例子。我们来截取两个时间段，来看一看铁道队的英雄们的战果，一个是1940年前后：

洪振海和王志胜率领30人小队，夜袭洋行杀死日军13人，翻译1人，缴获手炮1门，机枪1挺，长短枪23支，药物和货币等战利品；

奇袭并炸毁混合列车，杀死日军8人，俘虏伪军20余人，缴获长短枪6支；拆除峄县至临城铁轨1.5公里，砍断电线杆百余根，使日军的通讯和交通同时瘫痪；

截获日军运布车。共截获棉布1200匹，军装500余套，皮箱200只，缎子被100余床，呢子、毛毯各一宗，显微镜4架，电炉2个，鲁南军区派骑兵连运到抱犊崮山内的曹流井村军区被服厂，解决了军区武装越冬缺少棉衣的困境。

另一个是1944年前后：1944年夏，夜袭程子庙，击毙敌军113人，伤敌106人，俘虏敌军218人，缴获步枪441支，机枪4挺，炮弹42枚，手榴弹553枚以及兵工厂机器数台；

1944年9月，高庄战役中，击毙敌军100余名，俘虏敌军300余人，缴获步枪300余支；

1944年10月，攻克赵坡，击毙敌军88人，缴获步枪146支，轻机枪2挺，手炮1门，破击炮弹12发，炸弹200枚，法币10万余元，铁道队采用“飞行爆破”和“地雷爆破”等方法，扒掉铁轨200余米，中断日军通讯和交通数日……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鲜明的规律：40年前后我们只能偷袭作战，铲奸、炸毁列车铁路、夺取物资等，等到了44年就可以正面进攻敌人，打运动战、歼灭战，可以成建制地消灭敌人与大规模地缴获武器装备了。

这样明显的数据对比，就是《论持久战》的伟大胜利：“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最初我们确实是打不过日本鬼子，但是伟大的中国人民会坚持抵抗下去，一点一点拖垮鬼子。所以二战时期东亚战场上有自己的特点，欧洲战场上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太平洋战场上的中途岛战役，北非战场上的阿拉曼战役，都是转折点性质的战役，因为较量双方都是势均力敌的工业国，只要一场战役扭转了局势，整个战争都会发生“转折点”式的改变。

但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并没有发生“转折点”性质的战役，甚至国府还在1944年来了场豫湘桂大溃败，被日本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在盟国面前丢光了脸面。但是在广大沦陷区的敌后战场上，从40年到44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五年前还是最困难的时刻，鬼子下乡扫荡、三光政策、碉堡铁路网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五年后一个又一个炮楼被拔掉，一块又一块解放区连成一片。那时候小股的鬼子已经完全不敢走出县城据点了，甚至鬼子士兵开始成群结队地认中国人做干爹、干娘，说明他们那时候已经黔驴技穷了，在为日后战败做打算了。

这就是“阳谋”的第二层次的体现。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直接施展“大预言术”，把抗日战争规划为了三个阶段：第一是战略防御（退却）阶段，这个阶段中日军会占领东部重要大城市和交通节点；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的战略物资和后备兵员，无法全面占领中国，只能固守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点，这时候抗日武装就有大量机会开辟敌后抗日战场、农村抗日根据地，与日军对峙相持；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日军不断被消耗，觉醒的中国人民越来越多，中国战争潜力被逐渐开发出来，实现了积小胜为大胜、量变产生质变，就可以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了，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我们现在知道抗日战争的历史是怎样发展的了，但是《论持久战》一书是毛泽东从37年开始构思，38年正式成文，如果不开上帝视角，这个“战争迷雾”哪那么容易看清楚？大方向也就算了，连一些细节都能预测清楚：比如国民党会在抗日战争中摇摆，相持阶段日军会重点收买投降派，相持阶段共产党的军队会成为日军重点进攻的对象，日本人的战略方向不仅仅是中国，还有东南亚和南太平洋……

如果《论持久战》是1945年写的，我们都会说它是一部绝佳的、分析中日双方成败原因的精辟论述，不是一般人还不能总结得这么好；但离谱就在于这是1938年写出来的……可能唯二没有预测到是这些：其一，没有预料到原子弹，所以战略反攻刚全面开始，那边鬼子就投了；其二，没有预料到蒋委员长会这么拉胯，我们这边都进入战略反攻，开始批量拔掉炮楼、占领县城了，他那边来了个豫湘桂大溃败，被强弩之末的鬼子打通了大陆交通线。

但我们能讲到这种细枝末节的问题，就已经足以说明这个“天眼”开得有多牛逼了。日本人就跟提线木偶一样，一步步按照毛主席写下来的剧本走。公开发表又怎样，你参谋本部一群学者、高参、中国通研究来研究去又怎样，一样不能改变历史的走向。所以说这是“千古第一阳谋”，我已经明牌了，而且把你小日本未来的命运一二三四规划好了，你就算知道又如何？

那都这样“明牌”了，日本人真的毫无办法吗？其实不是，这就涉及到了“阳谋”的第三层次的体现了：这个论断的关键，是共产党人作为先锋队，能够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整合人民力量。你日本人能不能做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能不能给老大娘跳水扫地呢，能不能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屋呢，能不能让农民分到土地呢，能不能带领工人打倒资本家呢……

如果你都做到了，那你有可能摆脱“大预言术”所命中注定的结局，但是你都做到了，那你是日本法西斯还是白求恩呢？这就是最无敌的“阳谋”：你做到了，“你”就变成了“我”。我们就不是敌人了，我们成了同志。

来讲几个“被阳谋”的日本人的故事。远藤三郎，中将，先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航空总局长官、海军航空兵司令官，绝对是日军高级军官了。战后作为主要战犯被监禁，后因美国要平衡亚太局势，释放了很多战犯，远藤三郎也是其中之一，他坚信日本侵华的战略战术没有任何错误，只是输给了美国和苏联，被释放时他还叫嚣：“即使放下武器，赤裸裸的日本也不用惧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直到这位死硬的军国主义者看到了《论持久战》。

远藤三郎在阅读《论持久战》后，整个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在其回忆录《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中终于坦诚，自己明白了日本为什么会失败了：“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才知道日本的短板究竟是什么，中日两国、两军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特别是——我这个日本将军，方才第一次真正明白了‘日本的战略’实际上是什么。”

在回忆录中，远藤三郎深刻反思：“那场战争客观的来讲，是确凿无疑的侵略战争，其结果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惨痛败北。因此，我在当时（战时）的一切的所作所为当然也就徒劳无益了。”同时，在本篇回忆录中，他以关东军副参谋长、航空兵高级将领的亲历者身份，揭露了很多731部队、细菌战、重庆大轰炸不为人知的内幕，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有力证据。

随后远藤三郎就开始为中日友好和自身赎罪而奔波：1956年远藤三郎访问中国，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把家传的日本武士刀交给了毛主席。这可是很了不得的表示，当年鬼子投降后，有很多武士刀被我们缴获；日本人非常非常看重这些家传的宝物，在他们刑满释放后纷纷请求中国政府归还武士刀，被拒绝后还有很多人切腹，以示自己辜负了祖宗。远藤三郎把家传的武士刀交出来，可以说是真的心服口服——“不战而屈人之兵”。

毛主席面对远藤三郎这样的厚礼，回赠了一份齐白石老人的画作，也算是礼尚往来。面对远藤三郎一再道歉，毛主席说出了那一段广为流传的名言：“我们还要感谢你们，你们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了起来。”

后来田中角荣访华的时候，因为侵华战争对我们道歉的措辞比较弱，被远藤三郎一顿输出：“对于日本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对中国犯下的罪行，田中角荣首相的认识是粗浅的”，表示田中角荣当时所说的“日本给贵国添了麻烦，我们对此表示深刻反省”这句话没有充分表达出“罪孽的深重和道歉的诚意”。当时周恩来总理对远藤三郎有一个半开玩笑的评价：远藤先生比我们还要"左"啊！

还有一位更重量级的人物。昭和裕仁天皇有一个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曾经以参谋的身份参与了侵华战争。他的职责就是广泛收集材料，研究中国社会与政治经济，以便未来更好地占领中国。而这些搜集的材料中，自然就包括了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结果看完这本书之后，崇仁亲王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专门以此写了一篇内参《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在日本军内传阅，这篇文章现在网上可以查得到原文，崇仁亲王下的结论就是：“在我看来，这样的日本军队，是无法与中共对阵的。”说明他《论持久战》学习的很到位。

后来这位亲王还在日本军内成立秘密组织“和平派”，策划暗杀东条英机，并计划在暗杀成功之后主持日本与中国和谈，并退出战争。后来暗杀计划失败，日本也很快战败了，这份《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的报告被认为是“危险文书”一直封存，直到1994年被日本学者从陈旧档案里挖了出来，经亲王确认之后重新发表。后来中国领导人访日的时候，崇仁亲王当面表示：“我的良知现在仍然令我很伤痛，我想向中国人民道歉。”当时在日本也掀起了轩然大波。

再来说两位普通的日本士兵。大家很有可能都曾在电视新闻中见过他们：

他是小林宽澄，1919年生人，1940年参加日本侵华战争，1941年在山东被八路军俘虏。被俘后的小林宽澄依然受到军国主义思想所毒害，数次逃跑失败，又先后两次自杀，但都被八路军同志救了下来。后再来我们优待战俘、思想教育的感召下，幡然悔悟，随后自愿参加了八路军，积极进行反战宣传工作，成了反战同盟滨海支部的支部长，1946年小林宽澄光荣入党，成为了一名外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4年妻子生下儿子，适逢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小林同志便就以“宪明”为儿子名字，以“友好”为小名。1955年，小林同志回到日本，一直被日本政府监视，直到85岁才得以解除监视，获得自由。然而在如此高压的氛围下，小林同志依然为中日友好交流、揭露日本战争罪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邀请了小林老人前来出席；2015年9月2日，因为小林老人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国家为他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章。

2016年3月26日，小林老人完成了他要去毛主席故乡的愿望，在韶山毛主席铜像前热泪盈眶，敬上一个军礼。

2019年1月16日，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小林宽澄同志在日本去世，享年99岁。

一个日本人，终生投入在了反对法西斯、宣传和平的伟大使命中；一个中国人，在靖国神社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毛主席说过：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资本主义把人变成鬼，社会主义把鬼变成人。

还有一位日本军医山崎宏，日本战败后本着“赎罪”的想法留在中国义诊，没想到这一留就是七十余年。他给人看病不要钱，只要粮食和生活用品——就算不给也不会不给你看病，成为了济南城内有口皆碑的“儿科神医”。

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他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世界上哪有再比这更美的事？”

2010年，山崎宏老人病逝，享年103岁。根据老人生前的遗愿，他的遗体捐献给了中国红十字会。

两位日本同志发自内心地说出“为人民服务”，说明他们完全认可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不但“六亿神州尽舜尧”，全世界人民也是“舜尧”。主席诗词《念奴娇·昆仑》中这一句“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最初的原文本来是“一截留中国”，“还东国”是1963年出版《毛主席诗词》时修改的。为这个修改，毛主席亲自批注：改这一句，是因为不能忘记了日本人民。这就是“一生阳谋”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