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被罚80亿、河南赋红码事件——警惕“数据霸权主义”的阴霾

最近几个月的热点过于频繁了，先是毒教材事件，紧接着就是唐山打人，而后河南赋红码、易烊千玺编制问题、安倍遇刺几乎同时发生，继而滴滴被罚80亿、南京供奉日本刽子手的牌位、“二舅”刷遍社交网络……所以这个热点实在是跟不上啊，刚刚分析完前一个，群众的注意力很快又被新的热点所冲散了。

不过有很多事情属于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范畴，今天我们就把滴滴被罚80亿和河南赋红码事件一起分析，因为这二者背后有着非常相关的共性。

（一）数据即权力

数据就是信息，信息就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就是权力。

“经济利益”这个东西很好理解，电商平台根据我们的兴趣喜好，不断推送我们内心“痒痒肉”上的消费主义玩物，刺激消费者超前购物、重复购物、超自身承担购物。有时候你会觉得：好棒哎，竟然有这么多好东西可以买/有这么多好吃的等我去吃/这个款式就是我最喜欢的……

但其实早就是大数据早就替我们选中了我们心仪的商品。甚至这种喜欢连你自己的主观意识都没有察觉到，只是内心深处的喜好会通过下意识中的浏览时长、点击记录、回帖内容来体现，有时候数据甚至比你更懂你自己。

经济利益这种好理解，因为目前大数据的应用绝大多数都用在了赚钱的领域——竭尽全力把每一个消费者的羊毛薅干净。但如何理解“数据即权力”呢？就拿抖音来说，它推送的视频特别让你上瘾；而抖音软件的成功，就是靠它非常强大的算法系统，不断用“精神垃圾食品”让用户欲罢不能，占用了用户大量的时间。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金钱可能有非常恐怖的贫富差距，但是每个人一分一秒的流逝都是平等的。一个软件能用粗暴、低俗、肤浅、成瘾性的内容，让你欲罢不能，把大量宝贵的时间耗费在特定的APP上，这不是权力是什么？我之所以拒绝一切短视频平台，就是害怕自己上瘾，害怕自己还没有那些数据了解自己，从而变成了算法的奴隶。

可能有人会说，绝大多数人的时间都是用来浪费的，就算他们不刷短视频，也不会拿来去学习、提升自己。确实如此，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抖音这种能供通过数据、算法、信息，让全世界十几亿人都沉迷其中的“武器”，在人类历史中还完全没有出现过，它的诱惑力太强了，它的影响范围太广了。

从前的帝国、宗教、意识形态想要有如此广泛的影响范围，需要几十、上百年的耕耘，是真正需要活生生的人去操作的，而现在只需要设置特定的算法，让数据生成信息，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触角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数据宗教”的威力让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曾经最给力的“传播机构”都相形见绌。

一个最直观的“数据产生权力”的例子就是河南赋红码事件，你可以说是权力的任性、权力的滥用。但是在以前，你再怎么滥用、再怎么任性，也是要一点一点活生生的人去操作的。现在好了，有广泛的大数据汇总到我这里，我只需要动一动鼠标，就可以限制成百上千人的行动自由。从古至今，即便是再作威作福一言九鼎的帝王，也都没有这样的权力。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在数据时代成为了更为迫切的议题。甚至于，数据时代的权力已经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谁能获取数据”“谁能决定数据怎样使用”这样的命题。

也正因为此，各大平台都疯狂地攫取用户隐私数据。有很多内容在我们目前看来压根就是没有用的个人信息，你说你一打车公司，违规读取用户的相册干什么？但是数据时代的奥义就在这里——数据即权力，越来越多的数据就意味着越来越大的权力。就算我现在还没想好窃取这些数据有什么用，但谁知道日新月异的技术会带来怎样的变革呢？我先跑马圈地，到时候我就成为地主了。

（二）数据霸权主义

数据的意义与恐怖力量，似乎并没有被广大人民认识清楚，只是局限于“个人隐私”这种传统伦理中。但是垄断资本和地方官僚早就走在了前面，他们是很好的“老师”，给我们展示了“数据霸权主义”的威力。但是很遗憾，无论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都没能充分意识到滴滴与河南这两次事件的严重性。

所以滴滴资本家与河南官僚很“好”啊，他们给人民提了个醒，就像“子彬公大家族”和“丰县渠氏”像我们展示了宗族势力回潮一样，连续这两个时间让我们看到了“数据霸权主义”的阴霾。根据国家的通报，我们来看看滴滴都干了些什么：

1、一是违法收集用户手机相册中的截图信息1196.39万条；二是过度收集用户剪切板信息、应用列表信息83.23亿条；三是过度收集乘客人脸识别信息1.07亿条、年龄段信息5350.92万条、职业信息1633.56万条、亲情关系信息138.29万条、“家”和“公司”打车地址信息1.53亿条

2、从违法行为的危害看，滴滴公司通过违法手段收集用户剪切板信息、相册中的截图信息、亲情关系信息等个人信息，严重侵犯用户隐私，严重侵害用户个人信息权益；从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数量看，滴滴公司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达647.09亿条，数量巨大，其中包括人脸识别信息、精准位置信息、身份证号等多类敏感个人信息

你一打车公司，搜集了这么多全国人民的隐私数据，远超商业通途了。这些数据攥在手里，不是想卖国就是要造反，选一个吧。不追究柳青等人的刑事责任，我都觉得过于网开一面了。

资本的嗅觉永远是最灵敏的，他们早就在群众不得不忙忙碌碌于自己生活的时候，开始着眼布局未来了。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总结了“数据最大化”的两条律令。第一条律令：数据主义者要连接越来越多的媒介，产生和使用越来越多的信息，让数据流最大化。第二条律令：要把一切连接到系统，就连那些不想接入的异端也不能例外。这两条“律令”看起来是惊悚的、非道德的，但其实正是垄断资本和各国政府都正在做的。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看似非道德的背后，却又是我们都离不开的：现代社会就是无数庞杂的数据构成的，对数据的整理、提炼、使用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生活。除了最直观的互联网平台之外，金融、物流、工业生产、农业耕种，无一不是相关数据“多多益善”。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你不主动提供数据是否成为一种“恶”，恐怕会成为伦理学争议的一个焦点。

对于一些走在前沿的科学家们来说，我们是很难体会到他们的思考模式的，因为他们所处的维度跟我们普通人就不一样。就比如相关前沿的科学家们认为，人类大脑早晚是要数据化的，未来我们大脑意识就会储存在赛博空间。你不肯主动交出你的数据，你甚至都不能称之为“人”，更遑论“道德”呢。赫拉利分析指出：

数据主义相信，数据化是大势所趋，数据化是万能的，因此数据成了最高价值，算法成了万能钥匙。简言之，数据主义主张数据至上，一切都应成为数据，一切都要交由算法来处理。所有妨碍万事万物数据化和数据自由流通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数据主义的核心主张是数据流最大化和信息自由是至善，其实质是从以人为本走向以数据为本。在18 世纪，人本主义从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走向以人为中心，把神推到了一旁。而在21 世纪，数据主义则可能从以人为中心走向以数据为中心，把人推到一边。

（三）技术伦理

我们对数据主义疑惑、焦虑甚至恐慌，究其原因是对数据使用的道德规范、伦理学规范乃至于哲学规范没有跟上。或者用句通俗一点的话讲：理科层面的东西已经发展到这份上了，文科层面的还没到。

这是我几年前的一条微博，最粗浅地形容了“技术伦理”的困境：多少年了，我们连群发短信、微信语音相关的共识还没整明白，更遑论涉及到全人类命运的数据、信息这些大问题？

举个例子，现在基因技术日新月异，我们可以从自己的DNA中看到自己有哪些疾病的风险——现在市面上也确实在提供这种服务。但是这背后隐含的风险就是：你要交出你自己的DNA数据。

当然，我是一个nobody，我也不相信大资本会从成千上万份样本中单单拎出我的数据来搞什么名堂，所以我愿意提供我的个人DNA数据来换取了解我的健康状况（甚至付费）。但是，当这个数据足够大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呢？而且众所周知的，这些基因检测公司都有着很深的外资背景，那这些足够庞大的数据被买办集团和帝国主义掌握会怎么样呢？

甚至这都不是一个数据安全的问题。假如说，社会上已经很普遍的通过DNA检测来得知自身患病风险，有很多人在癌症早期就发现、及时治疗，不但挽救了千万家庭，还节省了大量医保资金，给社会带来巨大正收益。这看似是一个个人、企业、社会、国家多赢的局面。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人，不愿意把自己的DNA数据提供给垄断资本，他们认为这是“生而为人”的自由，并且愿意承担不知晓自己身体健康所带来的可能的病痛风险。那么这样来看这些人是自主选择“求锤得锤”，毕竟自己的身体自己负责，自杀相关的伦理争议还没掰扯清楚呢，那么不愿意进行DNA检测这种事情，自己可以给自己做这个主吧？

事情没有想的那么简单，那个时候保险公司表示了，你不愿意进行基因健康风险检测，我们就会提高你的保费。因为社会很多人都进行了检测，保险可以针对性担保，大大提升了保险公司的利润，所以你不检测就得多交钱。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可以骂保险公司王八蛋，但是假如社保让你多交钱呢？因为毕竟你很可能发现癌症就晚期，社保要在你身上耗费很多的钱呢。那些进行基因检测的群众，会不会对没有进行的群众加以道德绑架、舆论谴责呢？毕竟社保这个盘子是大家攒起来的，你多花的花一分钱就有大家的份。

这就开始进入伦理上的“两难困境”了。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呢，保险公司会不会跟基因检测公司沆瀣一气，进行暗箱保费操作，对于身体弱、疾病风险高的人提高保费？社会是否会形成身体健康的人，对潜在疾病风险高的人进行歧视？

这不是杞人忧天，看看现在疫情之下，有多少不幸感染病毒的人，他们的生活轨迹被所有网民拿着放大镜观看，稍微去一些酒吧夜店类似的场所就会被各路“键盘侠”进行道德谴责。但是不公布这些信息也不对啊，这是疫情防控的必须啊。

我们换一个话题再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有一天，政府通知会调取所有人的浏览记录、聊天记录、电脑手机储存，理由是打击恋童癖。同时保证这个数据全部由机器算法执行，政府工作人员不会闲着没事去看你的个人数据——毕竟十几亿人的数据，人工压根就看不出来。

有些人一听就很支持，他妈的恋童癖人神共愤，人人得而诛之，就是要把他们从正常人中揪出来，而且越早越可以避免很多儿童受害。但是有些人就表达担忧——政府说搜集所有数据是找出恋童癖，但之后他们会不会找到反社会人格呢？找到反政府人格呢？甚至偷偷找出异见人士呢？或许他们真的是为了找出恋童癖，但是万一他们从中尝到甜头了又开始找异见人士呢？或者他们开始就是打着幌子，专门为了进行更先进的御民之术呢？

其实这也并不是没有先例，911之后美国政府就以“反恐”之名，大范围窃听本国公民和国际人士，甚至各界精英、各国领导人都在其中，早已远远超出了“反恐”的目的。后来这件事情被并不认同这一价值观的CIA雇员斯诺登曝光，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但是斯诺登事件演变为了政治争端，主要是谴责美帝国主义双标且流氓，并没有引发进一步的伦理讨论。在斯诺登离开中情局的十年后，我们每个人的聊天记录、个人偏好、政治立场、兴趣爱好，都被互联网垄断公司所普遍掌握，这种信息范围之广、可挖掘程度之深，远远超过美国政府窃听和监控邮件所得到的信息。在特朗普的总统选举中，就与Facebook密切合作，对特定的用户投放精准的广告，这恐怕仅仅是一个开始。

但是，这件事情之所以算作“伦理”范畴的讨论，就在于它具有两面性。虽然举了一个负面的例子，但并不能证明权力机构获取数据就一定是要“作恶”；相反，大数据的规模化与深度开发，非常有效地提升了社会治理，所有人都会从中受益。

大数据促进经济这个例子太简单了，大家都想得明白，我就不再浪费笔墨了。看一看现在遍地铺满的监控系统，让违法犯罪分子无处遁形。大家可以看看八九十年代有多少大案要案没有破，至今成为了悬案；而现在天罗地网的监控系统，让那一段历史彻底过去了。

这种遍地的摄像头是不是数据主义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当然是。他是不是有效地提升了社会治理？毫无疑问当然是。远了不说，就看唐山打人那几个渣滓，趁着茫茫夜色逃跑，要是没摄像头的话，上哪找他们去？

几年前西方媒体炒作什么中国摄像头太多，什么“侵犯隐私权”，结果一看数据，全世界摄像头最密集的城市是纽约，第二是伦敦，然后是新加坡这些地方，我们国家在城市治理现代化上毕竟跟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的。退一万步讲，就算你在大街上走的信息算什么“隐私”，我又不是违法犯罪分子，我怕什么呢？我甚至还会感觉安全，有高清摄像头，我就敢光明正大扶跌倒的老人。

（四）数据公有制

伦理问题的争端，就在于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然而现在面临的严峻问题是：技术发展飞快，日新月异，靠传统的伦理形成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进步的潮流了。封建时代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以及娶很多的妾。那个时候是可以给你足够的时间去一点一点沉淀社会共识的，但是现在不行了，科技伦理的发展也必须跟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面对数据霸权主义的阴霾，西方国家已经做出了些许的尝试：比如2018 年6 月，英国政府中央数字和数据办公室GDS发布《数据伦理框架》（Data Ethics Framework），2019 年6 月， 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 发布“2019—2020 联邦数据战略行动计划” 草案。2020 年9 月，美国联邦总务署GSA发布《数据伦理框架草案》（draft of the Data Ethics Framework）……

但是我们仔细看西方政府规定的这些条条框框，并没有脱离自由主义的范畴，无非是个人权益、隐私、主观意愿的范畴。但是前面赫拉利已经说了，数据主义是取代自由主义的理念，并不是对自由主义的修修补补，数据主义之下压根就没有“个人隐私”的概念。或者说自由主义的那一套伦理是属于智人的，并不能够解决生活在数据时代的“赛博人”的问题。

这个宏大的哲学命题不是本文几千字能够讲解明白的，所以我们尽量把问题简化，首先来看一看迫切而现实的问题：数据由谁收集、交谁使用、为谁服务？

为谁服务这个最好解答，就是为全体人民服务，为了最大的公益，而不是少数既得利益。由谁收集这个也很好解答，主体肯定是有技术支持的大组织、大机构，小范围的数据收集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效用。

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数据使用的问题，有一些组织，就算他信誓旦旦说我收集这些数据是“为人民服务”，恐怕人民也不会相信，也会十分抵触交出个人数据。就比如像滴滴这种公司，过街老鼠了。交给资本不行，交给官僚呢？河南赋红码的事件又教育了我们了，同样不靠谱。所以说赋红码这件事影响非常恶劣，老百姓们主动交出自己的数据，主动服从健康码管理，是为了防疫大局。就这样靠权力的任性随意处理，破坏了信任就很难建立起来了。

那么交给专业技术人员呢？交给科学家呢？这个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一直强调过，科学家们是专业素养最突出的一群人，但并不代表他们的道德素养一样突出。那些把研究生当包衣奴才、通房丫鬟的学阀们，哪一个不是有着教授、博导、专家、院士这些光辉闪闪的头衔？我在《资本家好斗，学阀难斗》这篇文章里说过，学阀所涉及的领域专业性过强了，基本很难靠普通人监督。

现阶段我们不妨汲取一下毛主席的智慧，搞一个当代版的“三三制”——成立一个“数据委员会”，三分之一技术人员，三分之一政府和企业领导，三分之一群众代表，共同来监督数据的收集与使用。

我们现在想搞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有点积重难返了，那不如就从“数据公有制”开始搞吧，趁着新时代新产业新规则方兴未艾，让公有制的优越性在数据规模中体现出来。毕竟现在是布局的早期，如果等到未来各大垄断巨头跑马圈地、各省市形成数据壁垒之后，恐怕又会像对资本的限制一样积重难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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